本书對語法學界已普遍接受的“敍述句、描寫句、判斷句”三分的質疑，對“兼語式”、“前狀後補”、“施事主語”等破壞語法體系“統一性、全局性”的批評，甚至對“古代漢語”、“現代漢語”的劃分都表現出了一種懷疑精神，并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真知灼见，有助於學者深思明辨。

  2004年是著名語言學家、先師史存直先生百歲冥壽，又是先師謝世十週年，中華書局決定出版先生的遺著《文言語渤以誌紀念；先生哲嗣國寧師兄夫婦為之奔走不遺餘力，數月間初稿已就。國寧兄又殷殷囑我為序，我覆之曰，此弟子份内事，安敢辭!

七年前，為先生整理出版《嘆語音韻學論文集》(1997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時，我曾指出，先生晚年最有功於學林者，在於兩個領域，一為漢語音韻學，一為漢語語法學。前者先生著有《汉語語音史綱要》(1981)和《汉語音韻學綱要》(1985)二書，加上新编之《膜語音韻學論文集》(1997)，可謂已成全璧；後者則先生生前出版有《语法三論》(1980)、《語法新編》(1982)、《汉語語法史綱要》(1986)三部專著和佝本位語法論集》(1986)一本論文集，理論的精華也大部已經匯集。所欠者唯先生關於古漢語語法的論著耳。今《文言語法》得以出版，則先生關於語法之論著亦已基本齊全，學林得窺全豹，固有一快之感；而先生於九泉之下，亦當含笑矣!

《文言語法》是二十年前之舊著，理論體系又大體因襲傭法新緲。當下學科精進，日新月異；今日出版，紀念之外，意義何在?是為作序者所欲深論者。予以為其意義至少有三：

其一，得窺先生治語法之全貌。迄今之世，以一人之力而獨自完成“漢語語音史”、“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匯史”三史者，王力先生之外，其惟先師，而先師之《三论》、《新編》、《句本位》三書，均為關於現代漢語語法理論之論述，人驟見酌古沿今之《语法史》，或覺突兀，不知所謂“史”者，何由而來。今見忟言語渤，當可知先生於歷史語法，亦曾下過苦功；於古今匯通，尤傾過全力。先生以其所力主之“句本位”理論，貫穿始終，復益以中外異同之比，及古今相承之意，其心拳拳。此其所以能於漢語語法史之研究中，王力先生之外，别立一門派，而使今日治語法史者，得有所參照比較之緣由也。

其二，得見先生治學之道路。二十五年前隨侍先生，常在左右，耳提面命，獲益良多，深感前輩學者之治學精神，有為今日青年學子之可奉為終身楷模者。先生之治學道路，與他人或異，而先生一旦選定道路，為之奮鬥終生之執著，則世所罕見。略知先生者’知先生精於語法、音韻二道，然此二道一屬“現代漢語”，一屬“古代漢語”，以常人視之，似為“風馬牛不相及”，頗訝何以會統一於一人之身．請之先生，方知先生青年時有感於國家内憂外患，欲以學術救國；在當時情势下認定改革文字、推動教育、啟迪民智為根本之道。而文字改革，其難不在泛論文字之難易或新文字之設定，而在語言理論之建設，此建設之根本，則在兩途：一在音韻，以為文字設定之理據；一在語法，以為新文字組織系統之建立。故迥異於一般主張文字改革者熱衷於新文字方案之設計，先生卻一頭鑽人音韻與語法二道。且愈鑽愈深，由中而外，由今而古。時移世變，先生之文字改革主張或尚未為人所深知，而語法、音韻之研究則已卓然成大家矣。《文言語法》一書之作，正體現先生於音韻、語法二道愈行愈深之軌迹。大家之成，其有以乎?

其三，重睹先生治學之精神。在語法研究上，先生之主張“句本位”，且為八十年代後此理論在語法界之代表，素為學界所知。對這一理論本身，見仁見智，自可有不同的看法。而我想到的是先生在推行這一主張過程中的學術勇氣和治學精神，今日恐怕還有加以發揚之必要。在1980年前後中國語法學界關於析句方法的論争中，先生作為代表傳統語法的一方，人孤势單，一如五十年代詞類問題討論中之高名凱先生，但先生不怕孤立、不怕被斥為“守舊”，在奮筆疾書、不斷向各種刊物投寄論文之外，還利用一切參加學術會議或講學的場合，唇槍舌劍，侃侃而談，其辯鋒至今思來仍令人悠然神往。而先生治學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從不迷信權威、敢於大膽懷疑的精神。對國外的葉斯柏森、索緒爾是如此，對國内的王力、呂叔湘、趙元任等也是如此。在《文言語法》中我們也可看到，先生對語法學界已普遍接受的“敍述句、描寫句、判斷句”三分的質疑，對“兼語式”、“前狀後補”、“施事主語”等破壞語法體系“統一性、全局性”的批評，甚至對“古代漢語”、“現代漢語”的劃分都表現出了一種懷疑精神。而在本書理論體系基本沿襲《语法新編》的同時也時出新見，有的頗具啟發性，特别是關於“直接賓語”與“間接賓語”、“受事賓語”和“關涉賓語”的區分，對解決文言文中介詞時常省略的現象也不失為一種出路。先生關於“提示語”的假設，更使我相信先生是老一輩學者中，最早提出漢語是“話題”型語言的學者之一。這一切都值得我們好好加以研究和總結。

當然，由於本書主要是一本教材，因此許多問題都未能充分展開，不過書中時時閃現的真知灼見及大量實例，卻良多啟迪，有助於學者之深思明辨。

逝者已矣，哲人長萎。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年，墓木已拱，我們再也不能執書問字，起先生於地下了，惟有將懷念化為力量，更加自覺地投身學術，完成先生所寄希望於我輩的事業，推動中國語言學的發展。這纔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是為序。

潘文國

2004年12月31日

於華東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