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艺术家黄永玉眼中的大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呢？80岁的黄永玉老人在这本散文新作中，给我们讲了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的故事。在这本具有黄氏独特风格的书中，一代“鬼才”黄永玉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这些群星般闪亮的名字辉映了中国20世纪中后叶至21世纪的文化天空。

黄永玉先生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 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通过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在与这些艺术大师的相遇、相识、相知中，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是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为什么老头儿号啕大哭？（增订珍版代序）

北向之痛

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

大雅宝胡同甲二安魂祭

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

离梦踯躅

这些忧郁的碎屑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给这个党员打分

忆雕塑家郑可

米修士，你在哪里呀！

不用眼泪哭

余所亚这次真的死了

白头偕老之歌

云深不知处

天末怀先让

屈辱中的潇洒

我的世纪大姐

暮鼓晨钟八十年

锤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

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锤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喧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即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阴。早上，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IZl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锤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地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八十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槃”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

我工作的地点在玉泉山林彪住过的那幢房子。画在大厅画，原来的摆设一点没动；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张大床上。有人问我晚上怕不怕，年轻时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过四五天，没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槃’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P14-17

我读了徐庆全先生著作《周扬与冯雪峰》，很受感动，一个多星期心情跟文章奔腾澎湃，不安之至。

文章点醒了我，冯雪峰先生1903年生，周扬先生1908年生，入党时间冯、周两位都在1927年4月12日大革命以后。冯二十四岁，周十九岁。

两位年轻人干着那么重要的大事，领导庞大的进步文学队伍，又在重要的时刻打下了不解之恨结。以后的几十年一直紧紧咬住不放，直到文化大革命两人同时都遭毒手，这才“历尽劫波兄弟在”，取得了互相的谅解。

太迟了！几十年时光耽误，大量优秀文艺队伍人员的牺牲，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弄怕、弄俗、也弄傻了人们的头脑，人们生活在比天灾还恐惧的人祸之中。自己同志，怎么弄成这种局面呢？

善心的领导人曾经说：“文艺界是个重灾区。”可惜希望的声音从文艺界头顶飘然远引，没有了下文……

为什么人都要在自己亲身受到磨难后才清醒过来呢？你以前干什么去了？如果不受到磨难还有这种清醒的可能吗？那无数为冤狱死去的文艺前辈如何补偿？

你的“认识过程”、“成熟过程”，文艺界付出了忍受“大刑”的代价。无数的生命成为你交的难以负担的“学费”。……

那么不安，那么轻率，那么小题大做，那么信口开河，那么捕风捉影，连自己也掉进了剑拔弩张的混乱之中。

用得着吗？犯得上吗？清楚明白了也迟了！你就没想到自己会老、会死，会陷入自造的深渊之中？

虽然我在“文革”中受到点麻烦，但我会打发日子(包括老着脸皮装病、说谎，我把一辈子积攒下来的谎话都“消费”在这场混账日子之中)，倒是一句巴尔蒙特诗挂在心上：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老婆见我挨打背上流血，我安慰她：

“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不止是“文革”，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也是满身霞光在这个世界上出没的。

还不懂什么是共产党我就左倾，很以为自己进步得不得了。穷也好，饿也好，褴褛也好，流浪也好，倒是一胸腔左倾傲气。用现在刻薄自己的话说，叫做“自费闹革命”也不为过。

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是鲁迅思想传统的进步艺术团体(我还不懂得党在暗中领导)，领导人是久仰的木刻界前辈李桦、野夫、陈烟桥；还有一大批老大哥们：章西压、麦杆、王琦、阿杨、邵克萍、赵延年、汪刃峰……每年的春秋两届全国木刻展，我跟他们工作得很开心。真有这么一回事，信念是可以填肚子的(当然饿不死也饱不了)。隔几天吃两三块烧饼，喝自来水，能面不改色是常事。

那时候进步的报章杂志都让国民党查封了，剩下一家有苏联关系的《时代日报》国民党没有动，两星期出一期木刻画刊。大概觉得我浑身是劲又耐烦吧，就决定让我跟李桦一起跑这个工作，选稿、送稿、联络稿费这类的事情。社长罗果夫是苏联人，其实编辑部坐的全是中国作家、翻译家。楼适夷、戈宝权、陈冰夷、水夫……很多人挤在二楼的一间小房间里。

这些人是不是党员我不在意，他们对我温和亲切确是事实。于是我根据他们的年龄作了适当称呼，这位应称呼叔叔，那位应叫老哥，那位应叫老弟。这关系维持至解放后北京的《世界文学》杂志和外文局……直到无数次运动之后不见人影为止……

李桦先生曾对我说过，“适夷先生是我在文学界最尊重的作家，诚恳、朴实。”妙的是，有一次适夷先生也对我说：“李桦先生是我在美术界最尊重的画家，诚恳、朴实。”两位都是朴实的人，所以说的话一样。

有一天适夷先生说：“有一个人要见你，我带你去。”

“谁呀？”

“见到就知道了。”

坐公共汽车到霞飞路(？)“作家书屋”，适夷先生说：“是篷子开的。”我说我听说过。

铺子中间一座矮宽台子，高高低低摆了些书，三边墙书架子上也是书。适夷先生要我外头等等，并随便介绍个看摊子的青年：“篷子的儿子，文元，你们谈谈。“他进了后边左手小门。

一个微胖大眼睛的青年。我说：“你这个工作不错，得空可以看看书……”他说：“不行的，我守着，有人会偷书……”我喔了一声。是的，会有人偷书的。我也这么想。

适夷先生向我招手。黑洞洞地方，迎面一座楼梯，斜坡底下铺了张单人床，一个老人提了把水壶从后门进来(我那时认为五十岁已经很老)。

“冯雪峰先生。”适夷先生介绍。

我想我在哪里见过他，春季木展吧？我没出声。

“你这么小呀！多大了？”雪峰先生问我。

“嗯！”我来不及计算：“二十一二吧！”

“听说你很努力呀！……生活艰苦啊！……”他笑了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写了些寓言，想请你作插图，这些稿子你先拿回去看看，有什么事让楼先生转告我好吗？”

倒了杯水给我，记不起喝了没有？地方窄，三个人怎么站怎么坐我也忘了。也不清楚适夷先生带我来见的冯雪峰是谁？

几天后我告诉博识的黄裳兄，他说：

“喝！大人物！”

我刻了几幅木刻插图交给了适夷先生。多少年后在北京才再见到雪峰先生。

四八年跟适夷先生在香港有过颇长一段时间相处。

香港的房租太贵，他拉我到九龙一个名叫荔枝角九华径的小农村成为邻居，慢慢地来了不少文化人，王任叔、张天翼、臧克家、杨晦、唐人、余心清、耿庸、端木蕻良、方成、巴波、林景煌、朱鸣冈、考蒂克、陆志庠、陈敬容、蒋天佐、杨太阳……我会讲广东话，帮忙联系生活细务，调解小小磨擦纠纷，他们戏呼我为保长。记得茅盾先生、夏衍先生、潘汉年先生、乔冠华先生以及不少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都来九华径玩过。香港有什么会，大家就从九华径出发到九龙市区的加连成老道叶以群先生那里集合，再过海到香港某个会场去。我觉得神圣而隆重，像儿童跟长辈上戏园子那么开心。

我最早知道左派文艺界内部也有纠纷的是在香港。

因为胡风先生的《论现实主义的道路》的批判会是在香港开始的。至于是什么意思和意义，我一直模模糊糊。一天快吃晚饭的时候，胡风先生找适夷先生来了。适夷夫人黄福炜在新四军还在什么解放区当过法官，人很善良精明，可是她不会做菜，还向我爱人“借”了两个菜请这位贵客。胡、楼二位先生就这么一直谈到三更半夜，其中楼先生又敲门来“借”点心。可惜我当时不懂事，听不懂他们谈的什么内容，只觉得胡先生中气十足，情绪激忿。楼先生是个厚道人，不断说些安慰调解的话。

我和同辈朋友为画呀、木刻创作也吵过架，一时情绪也未必平定得下来，尽管这样，过几天也就好了，有说有笑的。我以为这些老人家的事情也和我们一样，何况读了那么多书，这么大年纪，又都是革命文艺前辈，一肚子修养，万万没想到，一些文艺上的不同看法，多少年后却要了人的命。  几代人把气力都花在这上头，哪里还写得出好文章？

在香港湾仔国泰影院看《松花江上》，电影散场时，国泰的负责人欧昶兄叫住我：“夏公在‘美利坚’，绀弩也在，他说要我在门口等你，叫你去。”

“美利坚”是间小饭店，烧鸡出名，便宜爽好，很多文化人常去。离《星岛日报》近，向叶灵凤先生要稿费也方便。

我和欧昶进了玻璃门，喝！好多人，吕恩、白杨、第一次见面的张骏祥先生……没想到叶灵凤先生也在。

看起来他们快席终了，我似乎有点过意不去，夏公说：“吃烧鸡，我们等你，那么，两只吧！一只带给你小媳妇……”

“我告诉夏公，说你会写文章……”绀弩先生说。

“你还在帮吴性栽写剧本啦？”夏公说：“我以为你只会刻木刻咧！……你帮我刻幅木刻像好不好，我书上用，最好背景是《上海屋檐下》。”

我说好。这顿饭是个人表演，吃得我满头大汗，另一只鸡带回给老婆。

十二三年后的“文艺八条”开会期间，我向吴雪兄要来《上海屋檐下》的剧照，完成了夏公交下的任务。

说来好笑，我五三年回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工作，忽然通知院领导要开一个审查我历史的会，把我吓得半死，一辈子没碰到这种事。几个人的会，毫无来往的同事板起脸孔轮流臭了我一顿。我想我出身、历史、作风都毫无问题，“从香港回来”算什么事？我在香港干什么难道大家不明白？不行！还要像审犯人追底地问。幸好一个上下午就完了。朋友告诉我，这是例行公事，不是侮辱，要习惯才好。我不甘心，听祖光兄还是苗子兄说夏公从上海到北京办事，正好！他是党的领导，要找他评评理去。到文化部招待所说他在六国饭店，又说在北京饭店，找到了一说，他哈哈大笑：“这下套了你个‘紧箍咒’了罢！干革命自然要接受审查，才一天嘛！你就受不了啦？你看我，你知道要我来北京做什么吗，上头要批评我了！知道吗？批评起来，比你的会一定凶得多……”

我以为夏公在开玩笑，这么了不起又大又老的党员，谁有资格批评他？

夏公后来调到北京来当部长，黑蛮和黑妮国际儿童比赛得了金牌。我家已从大雅宝胡同搬到美院北宿舍了，不知他从哪里得到消息，来宿舍看孩子了，变戏法似的从大衣口袋里一件件掏出外国彩色铅笔、木雕大笨象，手套还是围巾，说自己官僚主义，孩子双双得了国际奖，现在才来祝贺……

版画系那时候经费少，听说某个山村调整耕地有几十万斤的大梨树要斫伐下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版画系正缺这么理想的刻木刻的木料，夏公知道这个消息说：“正好部里还有点剩钱，要学院明早送个报告来我批一下，赶快买下它。木料买来马上不能用，要多搁几年，好木料是不等人的……”

……

解放以来，批《武训传》，《红楼梦》案，胡风案，反右运动，“文革”，都是江青夫人暗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由润之先生宣言出来的。

让全国老人痛哭，也要有点本事啊！

几乎是全国父母无人不哭。“文革”不用说，反右运动中，我多少年来尊敬的楼适夷先生、叶恭绰先生就都号啕大哭过。

是历史的哭泣，是文化的哭泣啊！

“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在人大会堂侧厅召开了几百人的会，文化界残余兵丁列席，零落轮流宣泄了点牢骚。是否张平化原意我不明白。会，开得阴郁。

散会了，几个人涌向坐轮椅的郭老握手，郭老兀兀然；夏公那边却是人头汹涌……

周扬先生一个人向东大门蹒跚走去，停在台阶边上。

一个孑然的小黑影子……

天安门广场暮色苍茫……

黄永玉(2005年5月14日于万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