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奴处”，作者力图以此为视点，从翔实的史料出发，在整个中国历史君臣关系的嬗变中挖掘和梳理三帝处臣之道，折射国运乃至一个时代由盛而衰的深层原因。君臣无论成败，人性和命运错综复杂，既囿于制度，又侵蚀着制度，这正是本书的意理所在。作者激扬的文字背后彰显的是冷静的史观、沉着的理性和锐利的镜鉴，关照着古老文化中的人生哲学的现实考量。

在守信方面，君主应当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马基雅维理《君主论》

康熙帝是所谓的“理学皇帝”，对于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是赞同的。在君臣关系上讲究“君臣谊均一体”，有“帝者与师处”的胸襟气度，博得了“宽仁”的美名。

《帝王与师处·康熙帝的宽仁》

雍正帝能做到“霸者与臣处”已属不易。他对于权术的运用十分在行，说到底，就是把臣子当工具。雍正帝为入苛刻，性喜猜忌，却也有任贤使能的胸襟。

《霸者与臣处·雍正帝的苛察》

乾隆帝明确反对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把臣子视为奴役。只求好用，不论忠奸；过则归臣，善则归君。

《亡国与奴处·乾隆帝的专横》

朝堂之上，君贵臣轻——历史长河上空的君臣关系宛如一条抛物线，在康乾盛世达到制高点。君与臣的博弈不曾缓和，反而随着极权的膨胀而更加剧烈，君臣之道便在双方较量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康熙崇尚理学，能与臣以师友相处；雍正澄清吏治，重用能臣酷吏；乾隆纵容贪官和绅，引发官场的生死角逐。而无论是痛恨臣子结党，“兔死狗烹”，还是大兴文字狱，实质上都是基于对极权的向往，归根结底都是权力之争。即使是清官，违背了当时的朝堂法则，也只能成为殉葬品。当然，也有自由游走于朝堂者，像文中的李光地，康熙到了晚年只与其一人商讨立嫡之事；张廷玉受雍正帝重用，因其谨慎得以明哲身……

本书内容包括：帝王与师友处——康熙帝的宽仁、霸者与臣处——雍正帝的苛察、亡国与奴处——乾隆帝的专横三大部分。

上篇：帝王与师友处——康熙帝的宽仁

 放弃满洲家法，确立君权一揽

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

鳌拜辅政成为乱政

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每帝师熊赐履

南书房师友

 以汉治汉，乃异种称王之道

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

非郑氏叛将不能收复台湾

 君臣以义合

于成龙以道事君

康熙帝对汤斌态度的转变

保护清官张伯行

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

康熙帝的法家治术

整肃帝师

索额图由每功臣变为第一罪人

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

中篇：霸者与臣处——雍正帝的苛察

 即位之谋

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以儿才华，博取父皇的欢心

 夺位成功

确立秘密建储制度

恶犬不可不烹

年羹尧之自裁

隆科多之圈禁

 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模范疆吏田文镜

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

追查志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诺敏、高成龄首倡养廉银制度

岳钟琪弹劾贪官污吏

宠臣李卫

以密斩制度威慑地方大员

给事中并入御史台

鄂尔泰于难以措手之地显才干

张廷玉制定机处章程

神道设教以整治贪官

不臣之民与文字狱

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献

查嗣庭之狱

陆生柟之狱

谢济世之狱

曾静、吕留良之狱

下篇：亡国与奴处——乾隆帝的专横

 初政尚宽

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

物极必反，殊途同归

鄂尔泰、张廷玉的命运

 好大喜功，遥控军机

傅恒、岳钟琪初定大小金川

阿桂再次平定大小金川

 既重贤臣，也宠奸相佞

刘统勋、刘墉父子皆贤

于敏中的忠心与“小聪明”

和坤是乾隆帝的知己

 文化与文字狱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胡中藻之文字狱

 乾隆帝的霸道

结语

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苏克萨哈一死，朝中无人敢与鳌拜争锋，鳌拜施威震众，益加专横，每奏事则挥臂向前，强说不已，根本不把亲政后的小皇帝放在眼里。康熙帝要使国家政治走上正轨，首先必须摆脱汉献帝似的可悲处境。

鳌拜的妄行，引起朝廷上下普遍不满。有一次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时政，暗示鳌拜擅权谋私，要求皇上“朝纲独断”。鳌拜请求治他的“妄言之罪”，并且请求禁止言官上书陈奏，康熙帝不许。康熙帝深感鳌拜“欺君妄为”之恶，决意铲除之。

康熙帝从小由孝庄太皇太后抚养长大，他对这位祖母既崇敬又信赖，每日照例去祖母处请安，听取教诲，每遇重大事件都向祖母请示。太后则充分运用自己的经验才智和威望影响，悉心指导，辅助康熙帝处理军国大事。康熙帝几次向太皇太后提出要剪除鳌拜，太皇太后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告诫他要“戒急用忍”。康熙帝按照太皇太后的吩咐，先加封鳌拜一等公爵太师太傅，施欲擒故纵之计。

康熙帝读书的南书房前面有片开阔场地，孝庄太皇太后为了让康熙帝练习弓箭，特令人在此设立一个箭亭。康熙帝从小就天天在此射兽皮箭靶。太皇太后又定下计策，招集一批身强力壮的满族少年作为侍卫，直接听命于皇帝，由索尼的次子、比康熙帝大两岁的索额图为领队，天天在空地上练武，做布库(摔跤)游戏。鳌拜入宫奏事，常见康熙帝和这些少年跌爬滚打在一起，以为是小孩子玩耍，不以为意。

现在，鳌拜简直不像辅政大臣，倒像一个太上皇，每天与其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儿子纳穆福以及一批党羽在家中议事。国家大事先要经过他们的家庭会议，议定之后，方可施行。他们在朝廷内外，遍布亲信，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些善于拍马的官员，竟把他捧为圣人，比作古代辅佐成王的周公。

周公摄政有“君逸臣劳”的意思，绝非篡权。战国思想家慎到说：“大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主垂拱无为，仰成其事，因此国事无有不治，是治国之正道也。”非常可惜，这种事情，自中国进入成熟的封建帝制以后就很少发生了。像诸葛亮那样的不思篡权的宰相真是绝无仅有。自古以来人们只是消极地强调诸葛亮之“忠”，而忽视了他的以相权治国的巨大进步意义。鳌拜虽然也是以相权治国，但是没有道德可言。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制度不是问题的关键，处在权位上的人才是关键。儒家之所以提倡修身，就是把重点放在人，这是治国的大根大本。

鳌拜见康熙帝现在对自己更加言听计从了，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其实，康熙帝正在加紧组织力量，准备行动。他知道，如今鳌拜势力强大，党羽众多，连宫中都有他的耳目，而鳌拜本人亦勇猛过人，许多人都畏他三分。要除掉他，只能智取，不能力敌，还要行动干净利落，不能拖泥带水，以免造成政局不稳。

康熙帝担心训练小侍卫的意图为鳌拜在宫中的耳目察觉，就叫索额图带领小侍卫们练习武艺的同时又斗蛐蛐，又逮麻雀，以此为掩护。索额图见小侍卫们训练得技艺高超，擒拿鳌拜已不成问题，向康熙帝提出可以动手了。康熙帝借向太后请安的机会，向太后请求逮捕鳌拜。为了万无一失，太后让康熙帝在实施行动之前先将鳌拜的一些亲信死党以各种名义逐步派调出京，再擒拿鳌拜本人。

康熙帝遵照太皇太后的主意，与索额图商议之后，分别将鳌拜的胞弟巴哈、亲侄苏尔玛、姻党理藩院侍郎绰克托、工部尚书都统济世等人，先后派往察哈尔、科尔沁、苏尼特及福建等地。为了不使鳌拜生疑，将他的胞弟清西将军穆里玛、儿子纳穆福等仍留着不动。

鳌拜也颇狡猾，有一回假装生病，要康熙帝亲自前往问候，以试探皇上对他的态度。康熙帝亲临其府邸，至寝榻前。鳌拜骤然变色，御前侍卫乃急趋榻前，揭开卧席，见藏有利刃，问他意欲何为。康熙帝神色不变，笑着说：“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也不奇怪。”其实，他心里有数，鳌拜是心怀不轨，康熙帝马上就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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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大概已经不太知道，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关系。孔子说：“君对臣以礼相待，臣为君做事尽忠。”孔子时代的“忠”是诚信的意思。孔子说：“为朋友谋划能不尽忠吗?”臣对君的忠心，与为朋友的尽忠没有什么不同。鲁穆公问子思(孔子的孙子)：“什么样的人是忠臣?”子思回答：“经常指出国君缺点的人，可以称为忠臣。”这里臣对君的忠表现为谏诤。所以唐朝的魏征说，希望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因为忠臣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君主也会因此而落个骂名。后来，“忠”的涵义逐渐变化，变成了在下者对在上者的诚信态度，忠言就不再逆耳，而是悦耳了。清朝人钱大昕说：“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者为忠，而忠的含义就狭隘了。”现在我们理解的忠，意义就很狭隘，这种狭隘的君臣意识渗透在中国人的上下级人际关系中。许多人都把它归罪于孔子，从而痛恨中国文化。其实这是孔子的思想已被后人歪曲，现代的批评者又不去做探本溯源的工作，而只是站在门外批评的缘故。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以及之后的战国时期，君臣关系是一种松散形式的结合。在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的逼迫下，各国君主莫不求贤若渴，连比较弱小的燕国君主燕昭王也筑黄金台求贤臣。郭隗先生以四类君臣关系供他选择：“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在前两种情况下，君臣是合作的关系，是儒家所提倡的。在中国历史上，这四种君臣关系始终是并存的，并没有一种单纯的形式。康雍乾时期也是如此，本书将从这四个角度分析这个时期的君臣关系：

第一，“帝者与师处”，辅政王与君主的关系。这种臣与君的关系比朋友关系更进一步，甚至是臣重君轻的关系，是原始儒家所提倡的古代社会最理想的政治体制。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就是最典型的虚君摄政。顺治朝前期为摄政体制，多尔衮的摄政，形式上类似于周公摄政，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小皇帝拱手而坐。鳌拜飞扬跋扈，四人辅政因而变成了一人摄政。“满洲家法”——摄政、辅政王大臣，乃至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分配形式只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康熙帝夺回权力以后，摈弃“满洲家法”，实行“清承明制”，大权一揽。在君臣关系上使“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成为最基本的形式。人臣只是皇帝的工具，满臣口称“奴才”，汉臣欲享此“殊荣”而不可得。

“清承明制”并非就是承袭原始儒家的政治理想。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就是虚君摄(辅)政，“屈君以申臣”，这与“满洲家法”倒是如出一辙。孔子极端推崇周公，周公摄政的方式是孔子梦寐以求的，他在实现理想的无望之际说：“我不再于梦中见到周公了”。也就是说不再梦想把周公辅政的模式付诸现实了。既然在孔子生前他的理想已经落空，怎么可能在他死后又大行其道，延续两千年之久呢?所以把孔子以后的君主专制都归罪于孔子是不合逻辑的。原始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宰相辅政，君主拱手而治，这是儒家的“无为而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是把这种原则用在官民关系上，并且更加广泛深入了。

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君民关系)。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是要君臣各尽其责，并没有臣以君为纲的意思，而是被后人(尤其是被现代人)加入了这个意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所谓“三纲”，虽然是董仲舒明确提出，但却是引进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发明专利，将法家思想融入儒家的结果。古代学术界把宋明理学称之为新儒家，其实，董仲舒已经不是旧儒家了。旧儒家是不赞成人臣以奴才的身份受“役”于君的，他们与帝王是师、友、臣的关系，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是如此。尤其是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关系，而不是绝对服从关系。虽然实际上行不通，但是他的思想直至今天也不能被否定。看今日总统与部长的关系就是如此。

大凡创业的君主，身边都有一两位出谋划策的“军师”。守成的皇帝，则从小就从帝师学习文化道德，一直到成年以后，都在接受帝师的教育。康熙帝的身边聚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帝师。有些人起初并没有在内阁任职，后来却成为朝廷重臣。康熙帝为人宽厚，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

第二，“王者与友处”，君臣是朋友关系。康雍乾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君臣关系中都有朋友的内涵，只是并不纯粹，也不能长久，不能贯彻始终罢了。比如，康熙帝与索额图的关系，在康熙帝尚未真正亲政，即没有把实权从鳌拜手中夺过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中就有朋友关系的成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微妙的关系，后来索额图才敢为非作歹，而康熙帝所以对他容忍再三，也是因为在康熙帝的思想中还保留了一丝朋友之间的温情。雍正帝则不然，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在夺得皇位之初，他与年羹尧的关系中也有朋友温情的成分，甚至表现得太过分了。也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后来年羹尧就犯下了“胸怀不轨，几欲叛逆”之罪。清朝的臣子一般是捞不上这种罪名的，即使是权臣也无非是“结党营私”或“贪赃枉法”之类的罪名。只有把皇帝看得稍微平常，君臣有点平等，敢于与皇上讲私交情面的人，才够得上“叛逆”。而雍正帝一旦处在最高位置上，就不再允许君臣关系中有一丝一毫的朋友关系的遗痕，他与康熙帝在君臣关系观念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雍正帝杀年羹尧，人们一般都称之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固然很对，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这时君臣之间不可以有类似于朋友的私情，否则就是目无君上了，所以索额图、年羹尧等功臣都必然要被处死。因为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君臣之间已经没有太长久的朋友情分了。

第三，“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君臣完全以利害相结合，关系就很冷漠了，失去了人情味，一般的君臣关系都是如此。这是法家提倡的君臣关系。仅就工作关系说，现代政体也是如此。实际上，中国历史的君臣关系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或者只在较低的程度上有这种关系，主要都是“亡国与役处”之主奴君臣关系。当然，国并不都亡。但如果是按照顾炎武的意思，虽不亡国，也是亡天下。那么，“亡国与役处”就讲得通了。

雍正帝曾经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把它悬挂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这句话出自于唐太宗的《大宝箴》。宋太祖赵匡胤也很赞同这句话。明末思想家朱舜水则修改为“以一人劳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原始儒家也是这个意思。《吕氏春秋》说：“天下并非是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正如“君君臣臣”并不等于君为臣纲一样，这副对联也可以做正面的解释。问题不出在“一人”的称谓上，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本质上总有主奴的内涵，并非改了称谓就能解决问题。“君君臣臣”可以改称为“总统部长”，主奴关系依然如故，或者更甚。人类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进步都不可能否认国家要有“一人”做元首，即使是今日之总统与部长的关系也不能没有“一人”为首，只是古今形式不同，现代政体中的总统这个“一人”要受制于其他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时，诸事也要与群臣商议。区别在于总统不能独断乾纲，而皇帝可以一言九鼎。

康乾盛世“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是比较充分的，既没有宦官、外戚的欺君篡政，也没有君权旁落于宰相之手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君主专制形态，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盛世。那么其他时期为什么不出盛世呢?大概是没有充分的“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而是过多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的缘故吧。

第四，“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君主役使臣子如奴才，君臣之间是主奴关系。“役”只是以奴才的身份受驱使，与“臣”是有区别的。不过，“臣”与“奴”的定义往往是混淆的。在清朝，满臣都自称“奴才”，尤其可笑的是，这竟是满臣的特权，汉人只能自称“臣”。如此一来，“臣”与“奴才”画了等号就是殊荣，是自家人。不能称“奴才”的汉臣，成了外人，低于奴才一等。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康熙帝时期的君臣关系“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重于“亡国与役处”；雍正帝时期的君臣关系是“亡国与役处”等于“霸者与臣处”；乾隆帝时期“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重于其他形式的君臣关系。康熙帝对待人臣比较有人情味，甚至官员犯了法，康熙帝对他们的惩治都比较轻，这样就使得一些贪官无所顾忌。雍正帝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则采取严厉手段整治贪官，朝野官员都感觉透不过气来。乾隆帝又来纠偏，最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意压抑清官，而纵容贪官，盛世就走向下坡路了。

两千多年来，君臣关系越来越坏，从下面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君臣关系发生了负面的变化。在周公孔子时代，君臣可以相对而坐，“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之际，甚至可以坐得很近，促膝谈心也是常事。在秦汉时期，君臣也是如此。一直到唐朝，朝堂上都是，君坐，臣也坐。从宋朝开始就改革了，赵匡胤改革为君坐，臣站。元朝又改革，改为君坐，臣跪，一直延续到明清。“亡国与役处”成为理所当然。乾隆朝以后奴化程度就更深了，连官僚之间下级遇到上级的作揖之礼，都被改革为半跪之礼。年羹尧在忘乎所以的时候，竟敢在雍正帝面前“箕坐无人臣礼”，日后，这就成了他的罪状之一。

中国儒家君臣之道最完善的时期是在汉初。相权崇高，所谓“屈君以申。臣”，如丞相进殿，皇帝要站起来迎接，皇帝路遇丞相，要下车，等丞相走过以后再上车。遇国家大事，皇帝一定要去朝廷与丞相商量，然后才能决定。丞相对皇帝的命令可以拒绝。唐代，三省分权与政事堂制度对皇权的约束作用也很大。这些都是儒家君臣之道的表现。如果把明清体现法家思想的君臣关系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显然就是一笔糊涂账。戏说历史绝不仅仅限于文艺作品，许多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或中国人“国民性”的时髦书也都是一笔糊涂账。读这些书就好像是乘坐时空穿梭机，上下几千年，忽来忽去，混淆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没有逻辑性可言。

古人有“君不君，则臣不臣”的说法。“不臣”又如何呢?以“汤武革命”的形式替天行道是儒家提倡的，叫做“宪章文武”。但是“君不君，则臣不臣”更普遍的表现形式却是法家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贪官与昏君的关系尤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与役处”是常态，然而也并不都会亡国，如果没有严重的外部威胁或人民没有力量推翻朝廷，亡国就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隐患而已。如果按照顾炎武的“亡天下”概念的定义来衡量中国社会的“亡”，则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即使没有“亡国”，也是处在“亡天下”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是“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使然。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单纯的“亡国与役处”的关系。在“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这几种君臣关系中，主奴君臣关系造成的亡国趋势，在康乾盛世被其他三种君臣关系形成的力量抵消了，并不能直接导致亡国。一直延续到道光帝后期，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亡国问题才突显出来。盛世期的“亡国与役处”只能说是一种潜在的趋势。

一般来说，在君臣关系中，前三种君臣关系的成分都很不足，而第四种君臣关系的成分则太充分。原始儒家没有找出什么好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以德抗爵(权)，或以戚贵之卿易昏君之位，但实行起来有很大困难。儒家的臣道即使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也会因帝王的压制，而被人们所忽视。古人的臣道观念至今也没有多少人了解，而戏说的东西却泛滥成灾。

儒家的观念，为臣者有“责难于君”的责任。孟子说：“责难于君主的行为，称之为恭，向君主陈述善言防避邪念称之为敬。以为君主不能为善的人臣，就称之为贼臣。”虽然在臣道方面加强对君主的道义责难实属不易，但只要不是奸臣，做臣子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尽了此一职责。关键在于帝王能否接受或容忍。清官与皇帝的主奴关系，只是形式上的，本质上则不是。本质上是“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好一点的有“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的关系。在康熙朝，清官与康熙帝很有些“君臣有义”、“君臣以义合”的意思。

在君臣之间的关系中，君无疑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君贵臣贱如父尊子卑，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有其君亦必有其臣。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宰相和大臣。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君臣的明暗程度并不是对等的，要有一段磨合期。或是奸臣最终受到整肃，如明珠；或是奸臣渐渐得势，如和坤。

为臣之道，古人有所谓“难进而易退”的说法。因为如果完全按照儒家为臣的原则去行事，真正的清官就很难做到一、二品大僚，更不要说得到宰相的高位。而纵观康乾盛世一百多年，或一、二品大僚，或首辅为清官者，是不少见的。由此可见，康雍乾三帝及其朝政，相对于历史上其他时代，是较为清明的。

清人陶贞一在《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中说：“世上确实存在大有作为的君主，侧席(虚左以待之意，《后汉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求贤，岂不愿意得到能人而用之?可是终于不能得到，为什么?历史的积习使然。汉朝的汲黯奉使往河内，不至而返，又擅自开仓赈济流民；唐朝的魏征，进谏不纳，而唐太宗再与他讲话，他就不回应；裴谓奏事，皇上问他榷酤(国家垄断卖酒)之利，(因为皇帝问的是发财的问题)，他很久也不回答。他违抗君主的命令和朝廷制度，十分专断。像魏征和裴谓这样的行为，就是大不敬，若是在唐朝以后的时代，岂能一日容于朝廷之上呢?因为明主有特别通达的见识，不在细节上苛责大臣，以激扬他们的意气，如此一来，磊落奇伟的人才就可以出现，骨鲠之臣就能得到进用。这种人只要得到几位，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那么，康乾盛世的出现，是否就是皇帝容忍大臣的结果呢?至少在康熙帝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但是形式却大不相同了。因为君臣关系已经完全等同于主仆关系，所以，像魏征和裴谓这样“从道不从君”的政治恐龙早就在朝廷上绝迹了。在雍正帝时代，就更不大能容忍臣子有违抗旨意的行为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尊重大臣的意见。到了乾隆帝时代，尤其是乾隆后期，由于主仆关系的恶化，差不多到了孟子所说的“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地步了。但是容纳直言的行为仍然有，因为有制度作保障。

一般来说，才干与道德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谨慎敬业的大臣，往往就有政绩，虽然也可能因此得到皇帝的赏识，但是也可能因此而受到皇帝的猜忌，稍有错误，就可能受到整肃。自古以来，君臣之道，缺乏的不是才干，而是道德。康熙帝虽然没有唐太宗的雅量，至少也是宽宏大量的。在注重道德这一点上，康熙帝甚至胜过唐太宗，雍正帝也是如此，所以清朝前期就很强盛。乾隆帝的道德就明显地不行，虽然清官也能被重视，但是，和坤却得到他终身的保护。这固然与和坤的机智有关，然而乾隆帝的有意纵容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官员之间怎样斗争?无非是利用制度。制度无论好坏，都可以被不同的人所利用。对于古代的监察制度，本书略加以介绍，因为这是读历史不可不具备的常识。还有一些常识更是不可不知道的，那就是古人有关为君之道的观念，为臣之道的观念以及君臣关系的观念。人们似乎很缺乏这方面的常识，某些写历史文学的人往往以想当然的态度信笔胡诌，读历史文学的人也只能看得懂戏说的东西。俗话说，读史是“为古人担忧”，今则不然，专门学习古人的阴谋诡计，然而却学不到手，反被聪明误。某些古人把读史称为“玩物丧志”(如程颢之批评谢上蔡)。朱熹虽然并不反对读史，但也不主张没有观点和常识的读史。他说：“史亦不可不看”，“凡观史书，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常人“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朱子语类》卷十一)陈亮(字同甫)是否因读史学坏了姑且不论，至少今人确有不少人因读史而学坏了。常识不知，真相不明，道理更不懂，就坏得一塌糊涂。因此，要从读史中得到益处，首先要懂得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再去理解君臣关系的史实就不是看热闹了。

个人——无论皇帝或大臣——虽然是制度和命运的工具，但同时也是制度和命运的制造者。个人既被他人制约和塑造，也塑造和制约他人。清朝皇帝和官僚们赖以产生影响力的君臣关系与人事关系有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比个人意志强大得多。任何人，不论多么位高权重，机智聪明，只要处在这个实体当中，就要服从于这个他进退沉浮都不离其中的人际关系法则。因此，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就脱离不开某种先行规定的进程。但是，个人的活动空间总是存在的，无论为君或为臣的成败，都是既受制于制度，也取决于个体。这是本书的兴趣中心。在描述历史时，个人的行为是否能解释历史进程，也是一个问题。个人的得失自己也很难完全把握，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都是如此。

结  语

追求自由是人之天性，“忠君”是对自由的否定。对此，庄子假借孔子之口说：“天下有两大戒，一是命；二是义。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命，不可解体于心；臣民之服从君主是义。无一地无君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对于父母不论在何处都要使之安，就是最大的孝。对于君主，不论在何处都要使之安，就是最大的忠(《庄子·人间世》)。古汉语的“义”即是“宜”，是“应当”或“相安、相善”之意。这是无可奈何的“忠君”。庄子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宜”与“逃”二字就把臣民与君主的关系点明了。即使是积极的出仕，也是在逃不脱这种关系的前提下的“宜”的行为。朱熹认为，庄子所说的君臣关系是“特出于事势之不得已”。这是臣民的悲哀。如何逃脱做臣的命运?秦政残酷，有人逃入深山，称做“逃秦”。或是隐居，称做“逃世”，古代社会还有一个逃法，就是出家。这是庄子生活的时代所没有的。明清之际，有些人就以遁人空门的方式，逃避做异族臣民的命运。然而即使出家，也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悲哀。康熙帝御驾亲征西北，有一天游寺院，寺院的住持喇嘛见皇帝不下拜，惹恼了在康熙帝身边的大将费扬古，他上前一刀，就将这个喇嘛的头砍掉了。

庄子所说的“逃”，是消极抵抗。儒家的君臣观是积极用世的。孟子明确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显然他认为臣民与君主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形式上比庄子积极得多了。但是在本质上，庄子与孟子是一致的。朱熹又说，孟子的话，“说得来怪差”。朱熹的思想是不自由的，不是原始儒家的。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臣父子都要尽责。孔子的思想既有庄子式的消极对抗的一面，也有孟子式的积极对抗的一面，是典型的中庸之道。在孔子、孟子、庄子生活的时代，思想自由并有抱负的士人，在本国受不到重用，随便就游事他国，并不太在乎忠不忠君爱不爱国的问题。孔子在鲁国做官，行使宰相的权力，因为看不惯君主的行为，连基本的谏议之责都不尽，更不要说死谏，怅然挂冠而去，离开自己国家，到其他国家谋发展去了。孔子在鲁国不能算是忠臣。孔子的行为是“君臣以义合”的最好注解。

君臣关系的实质就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隐居、出家固然是“逃”，“以德抗爵(权)”也是“逃”，而最终都是一个“无所逃”。但是，在精神上则不然，能“逃”出者甚多。庄子本身就是，孔子、孟子也是。高屋建瓴地看透了君臣关系的本质，才可以明了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规则。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儒家精神在国家政治中没有被实行。儒家的精神在汉唐盛世时期却部分有所实现，标志性事物就是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汉唐时期，丞相“有大臣之风”。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之权，提高太尉为大司马并冠以将军称号，成为比丞相更显赫的大臣。这不是君权一揽，乾纲独断，依然保留了相权的崇高，不过是把丞相的权力转移了。在汉朝，皇帝的权柄下移于大司马大将军之手，具有积极的意义。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是任大司马大将军时间最长久的一位权臣。霍光在废掉皇帝另立新君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汉书·霍光传》)。此话成为千古名言，充分体现了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精神，与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念是一致的，这样的君臣关系才是儒家之本怀。千百年来，霍光受到中国史学家和政治家的普遍赞颂。这些赞颂都是曲折地“以德抗权”的表现。经过文化断层后的中国人大多看不懂其中的奥妙。

参照体现儒家精神的“霍光故事”来认识清朝康雍乾盛世的君臣关系，就可以看出，“乾纲独断”在汉唐盛世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与康雍乾盛世最大的区别。中国历史上的“霍光故事”是“太阿下移”的典型，这样的君臣关系在清朝是不可想像的。乾隆帝自称“太阿从不下移”。至于权臣和坤的欺君擅权，却不可视为“太阿下移”，因为这是皇帝纵容的结果。历来有作为的皇帝都容不得权臣，康雍二帝尤其如此，乾隆帝对和坤却是例外。

梁启超曾将“二千年来君主之权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全权、亲裁万机，毫不被掣肘于他人者”。康雍乾三帝都是。最后一个盛世的最大特色是权力的一元化，这也是最后的盛世留给中国人最大的政治遗产。清人陶贞一说：“君臣之义，本来是相互尊敬而成立的，如果是君主独自承当困难，而臣下拱手享受其成，还是有臣下当面听从不敢违逆的弊端。而所谓困难，是用这样的方式治国，就只是有君而无臣。故君道以用人为最难。而臣下称职之难，也与之俱现。”(《为臣难，为君不易论》)所谓“有君而无臣”，就是权力都归于君主一人，“乾纲独断”是不利于治国的。

康熙帝是所谓的“理学皇帝”，对于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是赞同的。在君臣关系上讲究“君臣谊均一体”，有“帝者与师处”的胸襟气度。博得了“宽仁”的美名。

雍正帝能做到“霸者与臣处”已属不易。他对于权术的运用十分在行，曾说：“总莫令人看透末后一着，则皆为己用而不令人愚弄矣。然则有意防范更下乘也，总在无声无臭处着脚，则从何处窥探吾之底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五册，339页)这话是对鄂尔泰说的。何谓“末后一着”?“无声无臭处”是何处?说到底，就是把臣子当工具。比如他明知李绂是清官，却有意摧折。这固然是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却大大打击了儒臣的积极性。

乾隆帝明确反对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把臣子视为奴役。只求好用，不论忠奸；过则归臣，善则归君。乾隆帝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乾隆实录》卷三二三)其实，“乾纲独断”只是压抑了正常的君臣关系。康雍乾三朝，权臣就有六位：鳌拜、索额图、明珠、隆科多、年羹尧、和坤。他们都“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的权力。康雍时期的权臣都遭到整肃，惟独和坤，终乾隆一朝而宠信不衰。

乾隆帝固然也常常打击贪官污吏，但是也包庇贪官污吏，如包庇和坤。包庇了一个和绅等于包庇绝大多数贪官污吏。究其根本原因，他不如康熙帝那样尊重民意，尊重儒家思想。乾隆帝前期是尊重儒术的，后期则偏重于法家权术。

乾隆朝晚期，爆发了五省白莲教起义，明显是乾隆帝施政失败的反映。对此，乾纲独断又虚荣浮夸的乾隆帝并无良策。镇压白莲教起义使国家军费支出激增，这就为和坤大肆聚敛钱财，制造了良好的机遇。和砷借机弄权舞弊，贪赃枉法，朝廷内外，贿赂公行。乾隆帝竭力强化“惟知有君”不知有师门的君臣关系，结局却是贪官污吏“惟知有和坤一人”，不知有皇上。从而加重了官场贪风与吏治腐败，是为清朝中衰之开端。这是君臣主奴关系的逻辑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