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享雍是一位在丰沃的田野上，终年辛勤耕作不息的作家。这部新著，以细腻的笔致，借千百年来土地神这一化身，通过农村基层干部的人物形象，描写了农村复杂的矛盾纠葛，反映了现阶段的农村实际。小说中主人公牛二是无癞也是英雄，他的全部复杂性和暧昧性其实也就是乡村现代性经验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扩大些说，也是历史实践中的一种中国经验，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无从表达。所以牛二的生存困境其实也是我们的生存困境。该给牛二什么样的评价？牛二该往哪里走？这一切，作者有所思考，但他把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了读者。

这部小说，以细腻的笔致，借千百年来土地神这一化身，通过农村基层干部的人物形象，描写了农村复杂的矛盾纠葛，反映了现阶段的农村实际。作者穿透性的刻画，逼近人性深处，笔触老辣。小说尽显主人公牛二的“热心为公”又细数其“歹毒禀性”。先是村民组长后是村长的牛二以封官许愿而养情妇。捞油水，但是，当村小学教室垮塌，牛二却能不顾一切冲进瓦砾堆中救出被砸得头破血流的，小学生。他还采取近乎无赖的办法，逼蓉县长兑现了原本不打算兑现的空头承诺，为村，小学要来了十五万元的排危建房款。他不惜冒着得罪乡党委书记的风险，从土地买卖中多争取了十万元钱。保护了村民的利益。对于牛二这个多面性格的人物，应该给他以怎样的评价，牛二会往哪里走？这一切，作者有所思考，但他把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了读者。

《土地神》：乡村的政治经济学与隐蔽的权力经验

上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下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又烫又辣的冷叙事，机趣百幽的龙门阵

牛二被牛家湾村民小组选为了村民代表。将代表全组八十多户家庭、四百多口人，参加由五位村民代表组成的财务清理小组，清查村里的财务。

牛二感到很自豪。

牛二一自豪，就觉得十分亢奋，心里痒痒的像有毛毛虫在爬，总想发泄点什么。

牛二回到家里，看见老婆田桂花正在阶沿上剁猪草。老婆穿一件从地摊上买来的廉价短袖衫，和身子贴得很紧，一对乳房像加了发酵粉一样，今天翘得特别高，胀得特别大。如两只汤碗扣在胸脯上，随着猪草刀的一起一落而颤动，就要掉下来的样子。牛二看见老婆这对晃动的奶子，觉得婆娘这会儿特别风骚。牛二不懂得城里人说的“陛感”这个词，在城市大街上，凡是看见袒胸露背、蜂腰肥臀加胸脯前挺的女人，他一律把这女人说成“风骚”或“骚货”，并产生一些下意识的想法。牛二现在看见女人也很“风骚”，也就有了下意识的想法，这种想法又很快带动裤裆中那个物件立了起来。

牛二想发泄发泄的念头更强烈了。

牛二就朝斜对面的二叔家看了看。

二叔不是亲二叔，是堂叔，也是牛家湾这个村民组的组长。牛二能够当上村民代表，当然是和二叔分不开的。二叔开完会可能下地去了，门关着，院子里很清静，一只芦花公鸡带着一群母鸡在地下刨食，很趾高气扬的样子。刨着刨着，芦花公鸡扇了扇翅膀，就跳到了一只母鸡背上，母鸡微微趴了下来，一副任公鸡蹂躏的样子。

牛二也就想像那只公鸡样，马上趴到女人身上，于是几步蹿上阶沿，从后面抱住女人，两只手按住女人的奶子，好像真的害怕女人的乳房会掉下来摔烂。

女人两手沾满了水，在牛二的手背上打了一下：你疯了呀，大白天的！

又说：缸里没水了，还不利索点去挑水，动手动脚的，也不怕别人看见笑话。

牛二不但没有松手，反而像是揉面团一样在女人奶子上揉搓起来。又附在女人耳朵旁边说了一句什么。

女人的脸立即红得像地坝边那一缕晚霞，艳丽得有些色情。

但女人还是没动，一边扭动身子一边佯装生气地对牛二说：大白天的，又不是畜牲！

牛二开始把女人往屋里抱：嘿嘿，弄自己的婆娘，难道还……还要选日子？

牛二的儿子去年初中毕业，考上了县中，家里现在就他们两口子，所以牛二要想和女人做那事，就很方便。

女人放下剁猪食的刀，有点想站起来又不想站起来的样子：这点时间都等不得了，忙天忙地的……

牛二一副急火攻心的样子，说：再等，我就要憋出病来了！说着，从奶子上腾出一只手。往女人裤腰里探去。

女人扭了扭腰。在衣服上揩了揩手，终于站了起来。

但就在这时，屋子拐角处传来了“沓沓”的脚步声。牛二女人兀地站住了，并且用力一甩，把牛二的手从她身上甩了下来。

来人是牛二的二叔牛方田和二婶贾秀琴。牛方田扛了一把冬瓜锄，贾秀琴背了一背篓绿豆秸秆。

牛方田一看见牛二，就叫了起来：牛二呀，你怎么散会就跑了呢，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牛二现在对二叔恼恨得不行，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呢？牛二拿眼安慰了一下女人，对二叔说：不就是做村民代表的事吗，我知道了！心里希望二叔快走。

但牛方田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把锄头递给了贾秀琴，说：你回去把门开了，让鸡鸭好进笼，我和牛二谈点事。

说着，也没等牛二表态，牛方田就径直走到阶沿上，一屁股在板凳上坐下来，一副安营扎寨的样子。

牛二心中暗暗叫苦，完了完了，他这一坐下来，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把他打发走。可牛二又不好说什么，毕竟人家才提拔自己做了村民代表。P3-5

《土地神》：乡村的政治经济学与隐蔽的权力经验

向 荣

现代文学关于乡村中国的书写和想像，经历了近百年的艺术探索。文学的乡村与历史的乡村彼此互为镜像，大体上沿着写实主义的美学路线一路辉煌，也一路坎坷地走进了一个值得憧憬的新世纪。从乡土文学史的主流谱系来看，文学的乡村与现实的乡村之间，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认知和阐释上，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裂缝与落差，文学不但因此表达了它对乡村的现代性焦虑，文学还缘此裂缝与落差建构起它对历史乡村和现实乡村在美学上的批判范式。所以，批判主义地书写乡村往往要比抒情主义地书写乡村，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和文化语境中，更容易获得“政治正确性”。这种“政治正确性”尽管更多地派生于“五四”以来文学关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想像，因而会受到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解构与质疑，但是，一旦我们返回到乡村中国的现实层面，返回到乡村生活中农民现实的生存境遇，乡土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关于现代性的文化想像，其“政治正确”的合理性仍然就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迄今为止，它还像幽灵一样徘徊在那儿，徘徊在穷乡僻壤的广阔天地中。

贺享雍是四川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传人，二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寂寞的乡村叙事写作。他在乡村的成长经历使他的乡村叙事既饱满又结实，洋溢着四川东部乡村的味道和气息，有一种可以触摸的亲历性和置身其中的现场感；与此同时，他在县城的生活经验与人事历练，又使他获得了另一种文化视域和知识话语，从而使他与乡村渐渐地拉开了认知距离。这种认知距离在他书写乡村故事时，极有可能转化成文学的批判精神，如果还要加上他对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史知识的学习心得与认同，这就足以使他的乡村叙事很自然地被纳入到乡土文学的批判主义叙事传统中去，成为四川主流乡土小说的文学传人。另一方面，贺享雍直面现实的乡村叙事，自然还蕴含着对乡土文学叙事传统的拓展和发现，这种拓展与发现也为源远流长的乡土小说提供了一份值得考量的艺术经验。

读过贺享雍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土地神》后，我对蕴含其中的价值取向与艺术经验确有诸多感悟，因此就想在此书正式出版之际，写出我的感悟和分析。

1、故事：一个村官韵政治成长史

《土地神》讲述了一个村官的政治成长史。故事的主角叫牛二，牛二是牛家湾的一个普通村民。故事开始时，他当上了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故事讲到中间部分，牛二受村长胡龙的赏识当了村民组长，也就是原来的生产队长。当故事发展到小说的下部时，牛二已经是村长了。牛二当了村长后，他对自己作为一村之长的权力，有一种源自乡土经验的认知——村长就是一村之王，在村长所辖区域内，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不论是当组长还是当村长，牛二作为一介不及芝麻大小的乡官，其权力运作的事务无非公私两类，其一是以权谋私，准确些说，是以权泄欲，拿牛二的话来说就是“偷婆娘”：其二是以权谋事，在他以权泄欲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给村民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用近乎野蛮的方式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并因此险些丢掉乌纱帽。

将牛二的政治成长史也就是权力兴衰史作为一个文学个案，从类似知识考古学的层面去做一些分析是一件饶有意味的工作，牛二为官从政的心理动机粗俗得令人咋舌，一句话，就是为了“偷婆娘”。在牛二那里，性欲是权欲的最初动力和最终目的，而权欲不过是实现性欲的有效手段和工具，权力是武器，女人才是真正的理想和目的，要想占有老婆之外的更多女人，当村官是最现实也是最有成效的一种选择和路径。牛二做官后的艳情经历，也从经验层面证实了他对于性欲和权欲关系的政治想像。提高了来说，这种经验也建构了我们关于乡村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理念，揭示了乡村政治的弗洛伊德式的隐蔽脸孔。  很显然，牛二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理想是卑俗和渺小的，但贺享雍的叙事却又生动流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这种卑俗和渺小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牛二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没有任何关系，牛二的权力想像和权力知识是地地道道的乡土经验，是从乡村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并与人的血肉之躯相连的经验主义知识，它不仅有丰富的文化人类学意义，还因此有一种人性的深度和人格的厚度。

村官虽然小如芥末，但在乡村的政治生活中，村官有权统理着方圆数里内上千余人的大小事务。牛二的政治导师，原来的村长胡龙深谙作为村官的权力真经，他从其圆熟的从政经历中提取出一套相当经典的乡村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版本，总结了村官在政治、经济、社会身份乃至“偷婆娘”等各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将这种非文本的乡土政治经济学手把手地传给了他的接班人牛二。牛二得了真传，在他后来争夺权力和经营权力的政治实践之中，不但活学活用而且立竿见影。这其中，牛二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就是执政手段，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大有深意蕴藏其中。为了方便，我把牛二的执政方法和手段概括成“蛮力游戏”，以利进一步分析。

所谓权力运作的“蛮力游戏”，说到底很简单，就是使用暴力或准暴力或软暴力或类暴力的种种形式，诸如：吵架、斗殴、持械、围困、拦截乃至自戕等方法，来达到其目的。其成亦蛮力，反过来，其败亦在蛮力。牛二玩“蛮力游戏”的权术，还可分成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两种形式。个人行为方式——比如牛二为了当上队长所表演的两口子打架的政治秀，为了得到乡村小学十五万元的排危资金牛二在县长办公室跳楼自杀迫使县长立即签字的方式；‘集体行为方式——有牛二率领众村民组长以械斗相逼催收欠税的事件，也有牛二为捍卫村民在征地上的正当经济利益，率领乡民倒地拦截推土机的事例，等等。所有这些被牛二自称为“日妈理论”的“蛮力游戏”，以粗暴的方式显示了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特殊力量，虽然横蛮粗野却又实用有效，这就说明了一个既浅显也深刻的道理，在乡村的政治生活中，权力往往同蛮力绑在一起，可以说是雌雄同体的一种事物，并因此成为乡村政治一种引人关注的特点。《土地神》不仅只是陈述了权力的蛮力形式，作家还企图去探寻蛮力有效和实用的心理机制与社会基础，这里面多多少少地暗示了“以暴制暴”的前现代阴影，还有袭用老谱的可能性。

如此老而且新的话题，自然又扯谈上了挥之不去的现代性问题。

2、意义：乡村的现代牲与反现代性

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相生相随的关系，一直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主题。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性同反现代性的矛盾冲突时常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类似的经验和主题，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穷乡僻壤的牛家湾也可以寻觅到不少蛛丝马迹。当然，这些迹象的存在也就同时表明，即便是偏远的穷乡僻壤，现代性还是挡不住从前门闯进来了。

牛家湾的现代性落到实处，大体上就衍生成两个新事物，一个是村民自治的民主进程，是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另一个是电视的影响力，是文化的现代性。抽象些说，牛家湾的现代性也可以浓缩成几个关键词，即：民主理财、民选村长、养情人(牛二的情妇纠正牛二说，“偷婆娘”应当改成“养情人”，因为电视里面的城市人都是这样说)、签合同等等。

现在我们姑且拈小说的一二情节作为个案来分析牛家湾的现代性是如何被“消解”的。先说“民主理财”——牛二当上村民理财代表时，豪气干云，也想有番作为。待到清账开始，村长胡龙略施小计，用增加补助另加一块腊肉等手段“温暖”了牛二，结果就在所谓“清理”和“监督”之中蒙混过关，民主理财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了民选村长时，胡龙一心想要亲信牛二来接班，为此，他对牛二面授机宜，设计在村民大会上搞臭原村长“李好人”的形象，使牛二从中获得了村民的公信力，与此同时，他又叫牛二在村民中选亲信做耳目，以便在他的话语暗示下选举牛二当村长。如此这般周密的安排和设计，“民选村长”的现代性事实上被当权者胡龙利用和操控，变成一场被掏空了内核的选举秀，使所谓“民主选举”和平地演变成“胡龙选牛二”。胡龙在总结这场选举经验时很得意地说，“海选”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他还用时髦的政治话语说这就叫“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由此可见，利用“换汤不换药”的方式颠覆和消解“现代性”，是乡村反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乡村中的前现代势力和既得利益者都可能利用现代性的游戏规则，合法地谋取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当现代性只空留一个外壳时，乡村现代性的脆弱自然也就从中凸现出来。

小说作者在书写乡村的反现代性时，做了一种叙事努力，他试图在叙事中探寻当下乡村反现代性的文化传统与心理结构，尝试用乡村传统政治的“历史记忆”来做出一种诠释。不过，由于这种诠释在叙事中戏剧化成分过多，同时也还存在着观念大干形象的症候，因而看上去便显得有些符号化了。

倒是牛二这个人物形象，相当“诡异”地传达了乡村现代性与反现代性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前所述，牛二作为村官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前现代或者说非现代的，尤其是他那种“蛮力”化的权力方式，其反现代性色彩更是显而易见。但悖谬之处就在于：牛二正是通过使用一些非现代性的手段和方式，做成了一些符合现代性正义原则和公理原则的事情。比如他以跳楼自杀要挟从县长郝里拿到了乡村小学的排危资金，使学生重新回到教室上课；更令人震动的是，他面对地方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社会势力在征地上对他施加的压力拒不妥协，而当象征资本势力的推土机在地方权力的支撑下碾进牛家湾的土地时，牛二挺身而出率领众村民以血肉之躯拦截巨大的推土机，最终以近乎暴力的方式有效地表达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勇敢地捍卫了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从而确保了大家的经济利益。

牛二是无赖也是英雄，牛二的全部复杂性和暧昧性其实也就是乡村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复杂性和暖昧性。扩大些说，类似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也是历史实践中的一种中国经验，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或者说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无从表达，使得前现代的传统以及反现代性的力量都可能乘虚而入，获得其生存与表现的空间。

所以，牛二的生存困境其实也是我们的生存困境。

3、艺木：极简主义的乡村叙事

我从主题和语义两个层面对《土地神》所做的上述分析，当然不是想用知识的考古来遮蔽甚至取代贺享雍在小说上的艺术追求。同他过去发表的几部长篇乡土小说相比，《土地神》在叙事艺术上显然加大了探索的力度，出示了一些极具艺术价值的叙事经验，自然，也还有可供商榷的地方。

《土地神》在叙事艺术上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那种相当简约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落实在小说结构和叙事节奏两个主要的方面。《土地神》的叙事结构既朴实又单纯，完全是经典的清晰流畅的线性结构，有时候，你甚至会认为它采取的线性结构简单得有些过分了，就像一条没有任何支流的语言大河，清清楚楚一往无前，明明白白了无障碍，这样的结构同现代小说在结构上追求对位和复调的美学原则，无论如何是相悖的。但用在《土地神》的叙事中，这种单纯的线性结构不仅能够卓有成效地服务于小说在人物设计上的单数原则(即一个主角)，而且能够流畅自如地推动情节，使情节的展开进入到一种舒缓利落的叙事节奏中去，从而就给读者提供了一种舒服的阅读快感，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大可一气呵成地看下去，轻轻松松无羁无绊。为了保证这种流畅无碍的叙事结构在阅读上出彩，作者在叙事节奏的掌控上也用功很深，小说情节和场景的转换与推进类似电影叙事里的镜头切换手法，而语气助词“就”字的运用，则有如电影中的“淡变”技巧，使场景的转换过渡得既贴切又自然，于不经意处获得一种奇妙的叙事推动力，如此一来，小说的叙事艺术和形式美感也自然地凸显出来了。  如果再做进一步推敲，就可以发现这种“类童话结构”的极简主义叙事策略，还有一种神奇的修辞功能——它使小说的故事和经验在艺术的筒约形式中得到了提升，使原来的地方性经验，或多或少地超越了地域的背景和空间，成为一种非地方性的乡村公共经验，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乡村经验。我不能确定贺享雍在写作时是否预设了这样的美学目标，但他的小说叙事实实在在地包含了这种美学功用。指认并且辨析这种叙事意图和叙事智能，我认为相当必要，因为对地方乡土经验的提升和超越，对传统的四川乡土文学来说，无疑是重大的艺术突围，其意义不可低估。传统的四川乡土文学一直以来都推崇“方志意识”，强化乡土文学的地方性，以至于在许多时候，“地方性经验”已然成为乡村叙事的美学法则，如此美学法则在文学史上无疑会有一席之地，其意义也必然经典。但久而袭之，四川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美学原则事实上也造成了乡土文学的局限性，使四川乡土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类型化的乡土小说，由此一来，乡土文学的文学意义必然会小于它的文化学或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作家，贺享雍对乡土语言的热爱是不言而喻的，他过去的作品中，大多使用了十分地道的川东农村的方言土语，在方言的叙事和运用上走得比四川乡土小说的前辈大师们还要远。一方面，如此极致的方言运用确实激活了地域中的乡村经验，使那些土里巴叽的方言在小说的规定情境中发出了一种奇妙的声音，如果读者是川籍人士，他就会感同身受地领悟其中三昧；而另一方面，对众多非川籍读者来说，如此地道的方言无疑抬高了阅读门槛，甚至可能无法有趣地进入阅读——方言在此成了不折不扣的文字障碍。与此同时，也在无形中削弱了小说在叙事上提升地方性经验的艺术倾向，此时，方言变成盾牌，悄然地挡住了小说那支想要超越地域意识的飞矢，而我们的美学遗憾也就油然而生了。(经与作者商量，出版社在语言的运用上进行了加工，使更能普及化，自然也就少了一些味。)

一些年前，米兰·昆德拉在他的著作《小说的艺术》中，对现代小说的新艺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着力倡导一种“彻底简洁的新艺术”，这种“新艺术”既要包容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又不能失去结构上的清晰性，其要求是“始终直入事物的心脏”(《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84页)。贺享雍的新作《土地神》，当然不是照搬米氏理论的结果，但在叙事内涵与叙事风格上，《土地神》应该说比较接近米氏“新艺术”的叙事要义，确有一种融复杂于简约中的美学力量，时不时地，小说的叙事之矛就戳开故事的经验外壳，直接而反讽地切入了乡村事物的心脏，就我们当下乡村的存在境遇，说出了只有小说才能说出来的东西。

《土地神》也因此成为一部可以震动我们内心的好小说。

又烫又辣的冷叙事，机趣百幽的龙门阵

吴 野

贺享雍是一位在丰沃的田野上，终年辛勤耕作不息的作家。正如随着春去秋来，时节推移。田野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动人景象那样，一年复一年，贺享雍在艺术创作上不懈探索，也在不断地以新的成就带给我们以新的惊喜。

二00五年刚刚开头，他就以新的叙述姿态，推出了一部别具情趣，有滋有味的《土地神》。在他的众多作品里，这部作品展现的是一种新的叙事风格，显示的是他日益挥洒自如的叙事智慧。好看的敌事不只是让人发笑的

反腐惩贪已经成为当下所有中国人——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从新闻媒体到文学艺术创作都在密切关注的焦点。几乎每一天，人们都在议论着那些被曝光的贪官污吏，都在谈论着弥漫在官场上和社会中的腐朽气息。可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好像局限于高楼大厦中的官场，霓虹闪耀的城市，至于广阔而又偏远的农村，在那里发生的人和事，似乎就已经越出了文学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的视野，好像可以略而不计了。人们知道有个“三农”问题，也明白它的重要性质，但是，那儿的情况究竟如何，人们就并不怎么清楚，也不想去把它搞清楚。遥望山村。云遮雾绕，总是一片迷茫。

贺享雍就不同了。就像大树是从山上长出来的一样，他是从农村中从农民中生长起来的作家，他过去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现在仍然同农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农村，对于农民，他是太熟悉了。不但那种在干部面前，在正儿八经的会议上，唯唯诺诺、顺口打哇哇的农民，他知道；就是在背后掉眼泪、骂怪话、发牢骚、搞小动作、讲荤段子的农民，他也熟悉透了。所以，说到农村的人和事，他信手拈来，就能出彩，嬉笑怒骂，人木三分。

《土地神》开篇不久后出现的一个细节，就活灵活现地烘染出当下农村地区的生活氛围。刚被村民选出来当了村上查账代表的青年农民牛二，开会出来，花三块钱买了一个西瓜(还赖掉了卖瓜老头四毛钱)，准备拿回家去跟老婆共享。可是，一路走来，竞没有人相信那瓜是他自个儿掏钱买的：不是才当了代表么，不是刚开完会出来么，这瓜不是公家发的才怪。不管他怎么解释，就是没有人相信，到后来居然连他的老婆都不敢相信了。下一次开会。牛二干脆要求村长拿公款买点西瓜办个招待。这个要求，对作为被查对象的村长，简直就是正中下怀。不但西瓜连吃带送，一人抱回去一个大大的西瓜，而且，还备下了丰盛的“工作餐”，还外带现金补贴。这样查账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村长满意，查账代表满意，就连来检查验收的上级领导也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表彰。“醒眼”的牛二于是被村长看中，大为重用，还引为心腹，向他传授了许多官场的“不传之秘”——当然，也不是他自个的发明创造，他还远没有那个水平，也是从他的上级和上级的上级的言传身教中归纳出来的。比如：

“暗示”法：当干部的。最要紧的是要学会领会领导的意图。领导有了明确指示的，当然要毫不含糊贯彻执行，就是领导不好明说的，也要善于察言观色，看清领导的脸色，听懂领导的暗示，不声不响地把事情办好。

“搁平”论：当干部总是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矛盾。不能把矛盾上交，给领导增添麻烦，也不能久拖不决，酿成大问题。怎么办，就是要赶快设法搁平。“领导就是搁平，搁平就是领导”——老村长这句话，简直可以让想当官的人终生受用。

“平衡”机制：人事问题最不好办。遇事切不可自作主张。要紧跟领导指示，了解某人与某领导的关系，听懂某领导打的招呼，哪一方都不能得罪，总之以求得平衡为最佳结果。

“日妈”学说：对待群众么，那就要狠一点，他狠你就要比他更狠，他凶你就要比他更凶。用村长的话说：“你不日他的妈。他就不知道你是他爹，你日了他妈，他才知道你是他爹。”  牛二孺子可教，一点就醒，边学边用，当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在老村长晋升为支书后，牛二竞被提拔为村长。

我相信，随着一页页的翻动，这部情趣别致的作品一定会在读者中引来一阵阵的笑声。不过，我也相信，不同的笑声，会有不同的音色与节奏。

也许有的人会嘲笑农民的愚昧、落后，沉醉于城里人的优越感之中——他没有想一想，他自己和他周围的某些人，某些城里人与公务员，不是都在照着这些理论、原则行事吗，当然他们谁也不会承认这一点。

也许有的人会喟然长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连淳朴的农村与农民竟然都成了这个样子——可要知道，滚滚红尘之中，哪有什么绝对的净土，要得干净，就得有人拿起扫帚来。

也许有的人会满腔愤慨，拍桌大骂：你怎么竟敢把这些可做而不可明言的“潜规则”，这么明明白白地摆了出来，叫我们今后还怎么办事嘛——难道除了这些歪经邪理，真的没办法办事了么？

贺享雍笑盈盈地把这些东西都摆在了我们面前，笑也罢，骂也罢，他都不管。作为读者。我们只好自己去咀嚼，去品尝其中的滋味，去经历心灵的震撼。

又辣又烫的冷叙述

贺享雍从事文学创作已经有许多年头了。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了不少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后来结集出版。一九九七年以后，他相继推出了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苍凉后土》和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怪圈》，引起了文坛的高度重视。这些作品笔致凝重，思想深沉。人物在浓墨重彩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凸现出丰满的身影，行动在复杂的社会纠葛中徐徐展开，场面宏大，刻画细腻。作者置身其中，声嘶力竭为农民当下的生存状况呐喊，泪随文涌，笔重千钧，千行热泪串成一行行文字，迫近感与沉重感构成了超过页码的沉重。在当时风靡文坛的戏说风、脂粉气里另树一帜，旗帜鲜明，使整个文学界为之而动容，为之而愀然色变。

在素材的亲历性、笔法的凝重感的坚实基础上，作家在深思，在熟虑，在追求笔意的多样与变化。稍后，他的又一部篇幅稍短的长篇小说《遭遇尴尬》，透露出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的新思路。到这部《土地神》问世，对贺享雍在艺术表达上的追求、尝试，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他的“根”原本就深深地扎在足下的黑土地里，他的心跳，他的血流，都永远跟农民一致。但是，现在在进入创作状态时，他有意地稍微退开了一点，疏而不离，不再时时要求自己成为农民的代言人，不再刻意追求场面的戏剧性，也不再那么在乎情节的典型意义，他进行艺术创作的作家意识更加明确，表现生活更加老练成熟。他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观察者、思考者，让人物自己去施展，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更加信任读者的理解力与想像力，不再对人物的思想状况与行为动机做社会历史背景的累赘解释，也不再急于对人物的言行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在写作过程中，他屏蔽自己的情感起伏，悬置道德判断。他变换自己的叙述姿态，把热切的呐喊换成冷静甚至冷酷的冷叙述，只是他的天性使他不可能走到完全的冷漠，他的冷叙述仍然是又烫又辣的冷叙述。他的笔更加放得开了，语调也更加轻松自如了。他不忌生冷，荤素不避，让热气蒸腾的现实带着它特有的刺鼻气味迎面扑来，让当下农民生存状况中的存在主义式的荒诞性在字里行间自由飘荡。《遭遇尴尬》特别是这部《土地神》的韵味，让我们看到作家在运用这种新的叙述姿态上，显得越来越自如了。

“土地神”是一个颇带象征意味的符号，在四川农村普遍被叫做土地爷，多了些世俗味，少了点神性的威严。人们知道他位低权小，办不成什么事，又有点昏庸糊涂，贪嘴好吃。记得小时候，在农村曾看到一副贴在土地庙前的对联：“红酒白酒都不论，公鸡母鸡只要肥”。农民对他实在有些藐视，敢于调侃他，嘲弄他。不过，人们也明白，土地爷既然跻身于神权系统之中，哪怕是处于最低层的位置，也不但有现实的油水可捞，让人眼红，而且也同样有步步高升的可能，让人想起来就有点害怕，所以，还是小觑不得的。因为他依仗的是庞大而又强有力的整个体系，是运用有效的神权机制。这种宁可恭维不敢得罪的心态，倒给土地爷之流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必要氛围。那么，牛二这么一个小小的不入流的村官，会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呢？当然，一种可能是像老村长和他的上级那样，一步步地往上攀登，越来越多地养情妇、捞油水，但是，另一条路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着的。当牛二冲进垮塌的教室，在瓦砾堆中救出被砸得头破血流的小学生时，他的心还是在战抖，愤怒还能在他的血脉里熊熊燃烧。这让他采取近乎无赖的办法，逼着县长兑现了原本不打算兑现的空头承诺，为村小学要来了十五万元排危建房款。牛二性善还是性恶？应该给他以怎样的评价？牛二会往哪里走？这一切，作者有所思考，但他把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了读者。可能他也并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只能走着瞧了。这关联着整个的局势，关联着社会的人文生态。在作家留下的大片空白里，写着他的期待，也是读者的期待。

应当说，这种冷叙述姿态，是很不好把握的，稍不留心，事情就会失去控制，滑向另一侧面。但是，从《遭遇尴尬》到《土地神》，我们看到，贺享雍对这种叙述方式，运用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越来越驾驭自如。这部小说在带给读者以社会、人性的思考的同时，也会给文学创作中的叙事、文本等问题，带来许多值得重视的新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