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书系之宗旨是“以图言志”。对万国法律，尤其是万国地理、万国历史的精深研究是本书系的骨髓所在。本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论，这些年轻的作者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

本书是《海国图志丛书》之《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本书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一本书的写作提纲。

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一本书的写作提纲，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的理论尚未充分展开、许多概念的定义还不够精确；由于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发表，所以书中许多资料和观点的征引比较粗略，考证和分析也有待加强；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影响；本书对战国时期各国强大战争能力的经济基础的考证十分薄弱；本书对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尚很少运用；本书对汉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是一笔带过，各个朝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均在这三言两语中打发了。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第三章 相关研究回顾

第四章 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第五章 西周体制及其衰落

第六章 东周历史的分期

第七章 霸主时期（前770年-546年）

第八章 转型期（前546年-413年）

第九章 全民战争期（前419年-211年）

第十章 儒法国家的形成

第十一章 中国历史模式

附录一：本书对东周时期战争信息的计量方法

附录二：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

主要原始文献

参考文献

前述帝制中国的诸项特征皆发端于春秋一战国时期。在该时期之初，中国依然处于上百个名义上归服周王的封建诸侯国的统治之下；到该时期末，中国则已发展成为一个大一统帝国，本书所关注的帝制中国的诸项特征也趋于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哲学、经济、军事等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

首先，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春秋到战国，小规模的局部性战争发展为有庞大军队参加的、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的、长距离作战的总体性战争，职业化军人和军事谋略家(诸子百家中的“兵家”)群体逐渐兴起，军事后勤及其他军事技术获得了长足改进。

其次，哲学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包括后世所说的儒家、法家、道家和墨家等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开出济世药方，小至家庭伦理，大至国家、社会制度，可谓包罗万象，中国文化的哲学和宗教基础亦由此奠定。

最后，经济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动。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推广应用，土地私有化现象逐步扩展，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一批大都会相继出现，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众多学者(如Creel，1970；Hsu，1965；Weber，1951)都注意到中国春秋一战国时期和欧洲中世纪在社会演变上的许多相似性，但是在欧洲，相似的社会演变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产生，而中国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至整个西汉时期，却逐步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所谓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意指政府与儒士之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朝廷将儒家学说奉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且朝廷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体制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儒士群体不但给予帝制政权以鼎力支持，而且还经由种种择优录用的手段源源不断地为帝国科层体制输送管理人才。所谓儒法国家，这里指的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imperial Con—fLmianism)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帝制中国的前述诸项特征，均与迈克尔·曼(Mann，1986，1993)提出的社会权力的四大来源——意识形态、军事、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独特组合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总之，可以说春秋一战国时代的社会发展为日后中国政治史的演变规定了方向。  P6-7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场“批林批孔”的闹剧。在此期间，极“左”势力控制下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把中国历史演绎成一部阶级斗争史，把所谓的儒、法斗争描述为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以此影射现实政治和扩大文革的打击面（即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文革”期间，在“上山下乡”的大环境下我离开上海去宁夏。“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我在银川一家工厂当工人。该工厂主管宣传的干事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据说他是著名散文家秦牧的高足，“文革”中因受牵连而被下放到宁夏。“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极“左”势力动员普通百姓在工厂甚至农村写各种批判文章，为运动造势。在此环境下，我所在厂的宣传干事牵头组织了一个由五个青年工人组成的学习和写作小组，我有幸忝列其中。

我们这代人成长于一个极其畸形的环境，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前我从未有机会接触过任何教科书以外的中国历史和哲学思想，而加入这一小组使我第一次有机会阅读荀子、韩非子、孟子和孔子等人的哲学著作和《盐铁论》和《封建论》等历史名篇，以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当代著述。虽然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极低，所看过的一些当代著述的观点也十分偏颇，但即便如此，在读了一些原著和历史书籍后，直觉仍然告诉我，中国历代思想家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儒家或法家、中国的历史也不是什么儒、法斗争史，这就让我产生了困惑。在当时的环境下，任何思想上的困惑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远的不说，在我们的厂里就有一位青年工人因为在小组会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仅仅说了一句“刘少奇说的都是一些大实话”而受到批判并被处以记过。在这种环境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结果，在参加学习小组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没有贡献过一行字。我的这种表现使我成了小组中的落后份子，特别是与我的一个好友相比——他在小组中脱颖而出，连续在当时国内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笔锋犀利，所向披靡。在那位宣传干事眼里，我显然是一个不求上进的青年。我能看出他对我的失望，有时也为之惭愧不已。但是，这次学习小组的经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它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在当时本来是很难接触到的古籍，我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兴趣大大加深，并从此经常思索中国历史的种种特点及其解释。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之路。此间出现了“伤痕文学”、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及随后兴起的“文化热”（即把文革的悲剧归因于中国文化的专制性，从而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鞭挞）。在这一波又一波的开放浪潮中有一本书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金观涛和刘青峰所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该书提出了帝制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各个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免不了出现官僚体系膨胀、专制腐败、土地兼并、恶霸横行等“无组织力量”的发展并最终导致王朝的垮台。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儒生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所持的儒家学说为建立新的国家结构起着理论指导作用，而儒生本身又是王朝重建的核心力量，所以帝制中国的新兴王朝总是旧日王朝的翻版。帝制中国“系统”这种强大的“修复性机制”使得它在朝代更替中永远停滞不前，即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因此，中国的专制体制得以延续，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顶多处于边缘状态，它们只是王朝崩溃之前出现的“假资本主义”。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它发表时正值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文革”悲剧进行反思之际。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把“文革”的起源归因于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制文化。而金、刘两氏的著作则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久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们的著作在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尚很盛行的当时让人读起来有耳目一新之感。该书一经发表马上就引起了它应有的轰动，并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金观涛和刘青峰工作的刺激下，当时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我却保留了对社会科学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大历史的兴趣。就这样，在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这些特殊性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总是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悬在我的脑海中。

1990年我弃理从文转攻社会学。在此后的时间里，虽然研究的都是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但我对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兴趣始终浓厚。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特别是围绕为什么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率先在欧洲兴起这个问题所产生的种种分析和解释），阅读了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春秋-战国历史所做的分析。这些著作的质量有高有低，但是阅读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兴趣。我对中国历史发展形态的解释也在这些阅读和思考中逐渐成型。

三年多前，在完成了一系列社会学领域的工作之后，为了给自己多年对历史的种种兴趣和思考有一个交代，我开始了一个以春秋-战国史为核心的中国历史研究计划。在此工作展开一年后，我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表达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当时写作此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给我的整个工作计划制定一个提纲——它既能整理我的思路，又能达到在朋友间传阅以征求意见的目的。在此文的传阅过程中，我的两位年青朋友——林国基和林国荣——认为国外做学问周期太长，而本文具有一本小册子的篇幅且有很大的独立性，探讨的又是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所以应该在国内先行发表，以飨读者。他俩为本书寻找了出版社和翻译，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多次敦促协调。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友谊，本书不可能问世，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夏江旗完成。江旗手头上有不少课题，翻译工作因而时断时续。但是为了翻译此书，江旗曾反复阅读《左传》和《史记》等古籍，对那段历史用心揣摩，在文字上也下了很大工夫，我在此对他谨表谢意。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中William Parish、Edward Laumann、Andrew Abbott、冯仕政等人都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一本书的写作提纲，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的理论尚未充分展开、许多概念的定义还不够精确；由于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发表，所以书中许多资料和观点的征引比较粗略，考证和分析也有待加强；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影响；本书对战国时期各国强大战争能力的经济基础的考证十分薄弱；本书对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尚很少运用；本书对汉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是一笔带过，各个朝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均在这三言两语中打发了。我最近几年的工作都旨在对本书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弱点加以弥补。不过，随着我最近工作的日益深入，早期的许多非根本性的观点也在不断得到纠正，但我目前的工作尚未对本书中的主要观点形成挑战。因此，我想借本书在国内的发表以抛砖引玉，希冀得到国内同仁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