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个人，可以看看他身边所交的朋友。要想了解鲁迅，我们可以看看鲁迅的交游。

鲁迅一生交游甚广，很多有关鲁迅的著作中都有鲁迅交游的介绍，但真正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来做且最后成书的，大概只有这一本《鲁迅的人脉》。从本书当中，“人们看他(鲁迅)交往的是些怎样的人，看他为友为仇的是些怎样的人，岂不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形象，他的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了么？”

本书作者朱正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出版过包括《鲁迅传》、《鲁迅回忆录正误》在内的多部研究鲁迅的专著，本书的出版，填补了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空白。

现在这一本《鲁迅的人脉》，细写了他交游的人物了。人们看他交往的是些怎样的人，看他为友为仇的是些怎样的人，岂不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形象、他的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了么？

书中的各篇，多不是按照预定计划写出的文章，常常是在杂乱无章的阅读中，遇到了相关的材料就写一篇。比方说吧，作者看到《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就写了夏震武，看到了胡适的书信就写了张凤举，看到了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就写了史沫特莱和伊罗生。这些材料使作者产生了写这些文章的冲动，想来也许也将是读者感兴趣的地方吧。

出版者的话

夏震武其人其事

鲁迅与陈独秀

傅斯年与鲁迅兄弟

《阿Q正传》的两个俄译者

小人张凤举

鲁迅与左联五烈士

鲁迅与邵洵美

曹聚仁与鲁迅兄弟

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

鲁迅与他的三个美国朋友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

鲁迅交往中的军界人士

后记

鲁迅和史沫特莱都出席了1933年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上决定开除胡适。会上的情况，事后鲁迅说给他三弟周建人听了。据周建人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3月29日)透露：“当初蔡公、林语堂等力为(胡适)辩护，但有些执行委员坚持，终于开除民权会了。盖执行委员中有几位美人比较的略激烈也。”(《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执行委员中的美国人，也就只史沫特莱和艾萨克斯两位。这位艾萨克斯，更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责成他分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一点下一节里有详说)。他们两人当然坚决贯彻共产国际的决策。蔡元培、林语堂这些陪客为胡适所作的辩护当然毫无作用了。

鲁迅在出席这次执委会会议之后，连续发表了两篇攻击胡适的文章：《王道诗话》(瞿秋白作，用鲁迅常用笔名干发表)和《“光明所到……”》(都收在《伪自由书》里)，表明他是赞同开除胡适的决议的，也表明他采取了和史沫特莱相同的立场。

1933年6月，史沫特莱要到苏联去，动身之前，她请鲁迅帮她保管一箱文件。这件事，许广平说：“忽然史沫特莱女士要离开上海。她是属于革命工作的一类人物的。她向鲁迅请求寄存一个文件箱子，像普通衣箱那样大小，鲁迅不便推却，但对自己住处也有顾虑，商之内山(完造)先生，居然满口应承，就把它放在(内山书)店里茶座的桌子底下几个月。鲁迅看到高兴地对我说：‘这办法真好，似漫不经意的随便一放，别人也不会起疑心。’”(《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鲁迅设宴为史沫特莱饯行。5月10日鲁迅日记：“史沫特列女士将往欧洲，晚间广平治馔为之饯行，并邀永言及保宗。”永言即蔡咏裳，是她去托史沫特莱张罗庆祝鲁迅五十寿辰的餐会的，保宗即茅盾。几天之后，5月15日鲁迅日记：“林语堂为史沫特列女士饯行，亦见邀，晚间同广平携海婴至其寓……夜饭同席十一人，十时归。”

这一去，史沫特莱在苏联停留了10个月。她在苏联期间，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埃韦特曾经想让她重来中国，取代艾萨克斯担任《中国论坛》的编者(这事在下一节里再细说)。埃韦特1934年1月27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说：

我们需要新的编辑。只能是合法的美国人(来自美国)。任何别的人都会被驱逐出境。如果您那里没有什么其他人。那就马上把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派来。她在政治方面不够强，但可以帮助她，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报纸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四卷，第34页)

可见在共产国际看来，她是个“可靠的人”，缺点只是“政治方面不够强”，“但可以帮助她”。埃韦特的这个意见被采纳了。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作出决定：

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责成米夫和王明同志起草关于杂志的拨款和性质的建议，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同上书，第102页)根据这个决定，米夫、王明和康生于4月9日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论坛)性质的建议》：

《中国论坛》报(如果不能继续用以前的名称出版，或者用别的名称出版)应该是与中共中央局(原注：指中共上海中央局)有联系并由该局领导的，但它不应具有公开的共产主义性质，而按其方针应该是反帝反法西斯的刊物，它奉公守法，同情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反帝运动，包括(在国民党地区的)游击运动和苏维埃运动。

它每月出版应不少于两次，一有机会可更多次出版，至少每周一次。它应同时用两种文字出版，英文版面应面向中国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中文版面应使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使中国工人能看得懂。  在《中国论坛》报周围要组织读者小组和广泛的工人通信员、农民通信员和学生通信员网，并对他们加以利用，作为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方式。P165-167

要了解一个人，可以看看他身边所交的朋友。要想了解鲁迅，我们可以看看鲁迅的交游。

鲁迅一生交游甚广，很多有关鲁迅的著作中都有鲁迅交游的介绍，但真正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来做且最后成书的，大概只有这一本《鲁迅的人脉》。从本书当中，“人们看他(鲁迅)交往的是些怎样的人，看他为友为仇的是些怎样的人，岂不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形象，他的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了么？”(朱正语)

本书作者朱正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出版过包括《鲁迅传》、《鲁迅回忆录正误》在内的多部研究鲁迅的专著，本书的出版，填补了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空白。

我写过鲁迅的传记。写的当然是他的生平和事业，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也得写到他的交游，不过这些就不能用太多的笔墨，不能喧宾夺主。

现在这一本《鲁迅的人脉》，却是细写了他交游的人物了。人们看他交往的是些怎样的人，看他为友为仇的是些怎样的人，岂不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形象、他的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了么？

书中的各篇，多不是按照预定计划写出的文章，常常是在杂乱无章的阅读中，遇到了相关的材料就写一篇。比方说吧，我看到《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就写了夏震武，看到了胡适的书信就写了张凤举，看到了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就写了史沫特莱和伊罗生。这些材料使我产生了写这些文章的冲动，想来也许也将是读者感兴趣的地方吧。

我原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文字集印成一本书。去年在上海看望老友祝新刚先生的时候，他问起我有没有可出的书稿，就极力促成我把这些辑为一书。余佐赞先生也很看好这个选题，自告奋勇来做责任编辑，他统计了已有的各篇的字数，以为不够凑成一册，又敦促我补写了几篇。真要感谢他们二位的成全。

现在成书之际，我还要感谢几位老朋友和新朋友，他们是：《鲁迅研究月刊》的周楠本先生、《新文学史料》的郭娟女士、《悦读》的褚钰泉先生、《随笔》的麦婵女士、《炎黄春秋》的徐庆全先生、《南方都市报》的刘炜茗先生、《时代周刊》的曾园先生和《同舟共进》的郭芙秀女士。是他们最先在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的，只是其中有一些文章在编入本书的时候我又做了一点修订和增补。

书中的插图，一部分是余佐赞先生费心搜集的，其余许多都是周楠先生提供的，在此一并致谢。

我在书中，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别人的著作，我这本书，也在期待读者不留情面的批评。

二○一○年四月十日朱正于长沙

先生在教育部时，同事中有高阳齐君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职后，齐君就声明辞职，与先生同退。齐君为人豪爽，与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习法政，并不喜欢文学，但崇拜先生如此，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蔡元培

他(注：鲁迅先生)宁可少写些文章，而替青年们看稿子；他宁可少享受一些，而替青年们掏钱印书，他提拔青年，因为他不肯只为自己的不朽，而把青年们活埋了。这也许是很傻的事吧？可是最智慧的人似乎都有点傻气。

——老舍

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他对朋友——只要他主伙是朋友——的鼓励与帮助，是我们所最不能忘记掉的。

——郑振铎

先生的生前，虽然发言行事，不无看错的时候，但即使是错误，也从一种十分纯正的立场出发，绝没有卑劣的动机。他观察人物，判别友敌，纵然不一定正确，但他那爱护战友，憎恨敌人的坚强的伟大精神，是一贯的。

——徐懋庸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