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之痒（乡村志卷1）》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第一部全方位、多角度地描写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力作，记录改革开放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农村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之痛和巨大变迁。

贺享雍从乡亲日常的凡俗生活出发，生动地表现农民的每一个细微生活场景，那份深切的关注透露的是他对现世农民生存的焦虑。

贺享雍编著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之痛和巨大变迁，全书约三百万字，涉及农村土地、村庄政治、民主法制、教育卫生、新型乡村关系、婚姻家庭、生育养老、打工创业等诸多领域，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全方位、多角度地描写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力作。

《土地之痒（乡村志卷1）》是《乡村志》系列的第一部，描写的是当代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作品通过贺家湾村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对土地从衣食之源的“命根子”，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再到意欲割掉但又不那么容易割去的“尾巴”的三种不同关系的变化，和他们在土地上的奋斗，以及对历史的追溯，折射出改革开放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农村土地变迁的历史和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变化历程以及其对农民心灵的震荡，做了形象的描绘。《土地之痒（乡村志卷1）》融时代的风云变幻和农民日常生活于一体，既注重时代的宏观变化对农民微观生活的影响，又注重微观生活对宏观世界的折射；在对现实生活做真实反映的同时，对影响人们行为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化也进行了深入挖掘，具有真实、大气、厚重的史诗风格。

正文

天还没有亮，贺世龙就像耗子一样，摸摸索索地起了床。他记得昨天晚上睡觉时，衣服就脱到床里边的，伸手摸了半天却没摸着，倒把女人李春英弄醒了。李春英困得正香，她吃力地觑开眼睛，朝窗外瞄了一眼，然后又翻了一个身，这才嘟嘟哝哝地问：“才擦粉粉儿亮，起来做啥子？”

贺世龙不爱多说话，一边摸自己的衣服，一边回答女人：“反正困不着，在床上压床板啥子？”

李春英问：“惦念着啥子困不着？”说完又补了一句，“又不出去偷哪个的！”

贺世龙被女人问住了，他想老老实实回答，又怕女人笑话，于是就说，“怎么不是欠到啥子！一眯到眼睛就做梦，一会儿梦到这个，一会儿梦到那个，陈古八十年的事都涌到脑壳里来了。”说完怕女人又追问扯了些啥子混老二，于是急忙岔开话题，问：“我的衣服裤子呢？昨晚上我脱到床上的，怎么不见了？”

李春英听见问，把身子翻过来，有些不耐烦地说：“我晓得你放到哪里了，你各人划根洋火看嘛！”贺世龙所在的贺家湾，早在几年前就通了电，却是三天两头停。有时一停就是一两个月，那电灯就像聋子的耳朵——配盘，因此家家户户，都得备了煤油、火柴，以备不时之需。老百姓编了两句话，骂那供电的部门，“供电所，供个球，牵起电灯点洋油！”十分难听。

贺世龙听了李春英的话，侧过身子，果然在床头柜子上摸到了火柴，划燃，点着了煤油灯。煤油灯是用儿子贺兴成读书时用过的一只墨水瓶做的，用火纸搓的灯芯，加上昨晚灯芯结了灯花，此时灯火昏黄，摇曳不定，给人一种蒙咙虚幻的感觉。贺世龙终于找到了他的衣服裤子，原来被他用脚蹬到李春英那头去了。他朝前俯过身子，把皱成一团的衣服裤子拿过来，先把褂子套在身上，然后跳下床，一边往腿上套裤子，一面急急地走到尿桶旁边，掏出裆里的家伙，对着尿桶便冲刷起来。那尿桶就放在柜子前边的角落里，经贺世龙一阵酣畅淋漓的冲刷，一股尿臊味儿马上便如林子里受惊的鸟儿，在屋子里狂飞乱舞。

贺世龙撒完尿，将那玩意儿抖了几下，舒服地打了一个尿噤。顿时，整个人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顿觉一阵轻松。这才将裤子提上来，抄紧裤腰，用一根布带子系紧，也没趿鞋，便赤着一双扑扇般的大脚，往歇屋外面走。走到堂屋里，从屋角摸到那把新打的月儿子冬瓜锄，正准备去开大门，忽然又想到了啥，重新返回来，把头伸进歇屋里对李春英吩咐道：“早点把兴成和兴仁喊起来哟，现在莫得人来催工了哦！”

李春英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故意说：“起来这么早做啥子？往常起来晚了，倒说要扣工分，现在又不扣工分了，三不打时的，还不兴叫他们困点宴瞌睡！”  贺世龙听了女人的话，有些生气了，说：“不扣工分，你以为就没有活路了？叫兴成把前后阳沟的肥泥巴起出来，找个地方堆起，然后把灶屋门前那个凼凼跟老子再挖大些，以后好把牛吃不完的草和牛粪一起倒在里面沤肥！叫兴仁把牛儿牵出去吃点露水草，好长膘……”

李春英听到这里，忍不住在被窝里笑了，却假意做出不高兴的样子，打断贺世龙的话说：“你成贺世忠来了！还有没有啥子？要安排就安排完！”

贺世龙一听这话，有些噎住了。他本来还要对李春英说，让兴仁一边放牛一边捡点野粪，狗屎鸳篼（一种竹具，常用于挑土）他都补好了，就放在牛圈的墙脚下。但一听李春英的话，默倒是自己给娃儿指派了那么多活路，当娘的有些不安逸了——那当娘的，哪个又不惯着娃儿呢！于是，贺世龙只好翻了一会儿眼睛，就再没说啥，打开大门出去了。路过牛圈时，顺手提起了墙下的狗屎鸳篼。

李春英听着男人开大门的声音，又听见那一双扑扇似的赤脚踏在地上的踢踏声，忍不住在那铺盖窝窝里，悄悄地笑了。自己的男人，她还不晓得他的肚子里有几根蛔虫？丈夫睡不着瞌睡，都是那分地给闹的！分地怎么闹的？先不先，自。然是因为弄不明白，这地得不得分、又会怎么分，肚子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那肚子里像有根绳绳绊着，当然困不安稳了！现在却是因为地已经分到了手，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心里犹如哑巴捡到一坨金子——说不出的快活，因此也困不着了！

那李春英想到这里，便在心里感叹了一声，说：“地呀，地呀，你硬是比那痛心肝的幺儿子还让人牵挂呢！”然后也翻身爬了起来。

尽管早在几个月前，国家要把土地重新分给各家各户耕种的消息犹如三月里的春风，呼啦啦地刮进了村民的耳朵里，把那村民的心头弄得酥麻麻的。大队小学的校长、教书先生贺世普对大家解释说：报纸上不叫分地，叫“生产责任制”。村民对这新名词搞不大懂。“啥叫生产责任制？”贺世普就对问他的人解释说：“就是包产到户！”一提包产到户，贺家湾的村民一下子就明白了。贺世普还拿出一张报纸，挑了一段用红笔画了杠杠的话，对他的乡亲们念了起来：“山南公社的干部群众，最感兴趣的是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且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对于包产到户，不仅劳动力强的群众拥护，而且劳动力弱的、甚至‘五保户’也都拥护。他们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贺世普的报纸还没念完，听的人就哗哗地拍响了巴巴掌，好似这政策就是贺世普制定的！

但是，不管社员们心头怎样热乎和痒痒，也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大队小学旁边，那棵象征贺家湾风水、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老黄葛树上的铜钟，每天早上、上午和下午，照例被生产队长贺世忠敲响。伴着那激越、悠扬而深远的钟声，贺世忠会十分忠于职守地喊：“上工了！上工了！男社员挑粪，淋黄泥巴地的苞谷，女社员割三层岩的麦子！麻溜点，迟到了扣工分，莫说我又仗势欺人哟——”喊完，仿佛害怕那社员没听明白，又重新敲一遍钟，再亮开嗓子喊一遍，直到看见大伙从那些破旧的木门里拱出一颗颗脑壳为止。

那段日子，除了黄葛树下的钟声和贺世龙的喊声，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以外，还多出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郑锋训斥人的声音。郑锋五十多岁，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国民党拉壮丁，先和解放军打仗，被俘后参加解放军，调过头来，又去打国民党。不管是打哪一边，他都很勇敢，因为他的小名就叫“郑二球”。先不先在国民党里勇敢地打解放军的事，没人再去计较了，可在解放军里，勇敢地打国民党，解放军却很感激，给他记了功，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就转到县政府保卫科。“二球”到底是“二球”，后来反右倾时，别人都不说真话，他却处处都扛直巴锤。组织上便认为他思想右倾，不宜在政府部门工作，遂被解职回家，做了支部书记。因此，说他是全公社地地道道的老革命一点也没有吹牛。不管春夏秋冬，郑书记都爱在魁梧的身上披一件过时的旧军装，把腰挺得直直的，再加上一张雷公脸，即使遇到他心情好，和社员开玩笑的时候，社员们都有几分怕他。他的嗓门又高，说起话来隔几匹梁子都能听见，何况是训人的时候呢！

这不，也不晓得这个时候是哪个把郑书记的脾气惹发了，那横绷带嗔的声音传了过来：“哪个日笼包说要分田到户？分不分田，未必我还码不实在？喊明叫现说，那是坏人造谣，你们可不要听！哪有分了地主的田地，现在又走回头路的？难道我们的革命就白革了？烈士的鲜血就自流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分田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党中央决不会答应的！哪个龟儿子再造谣，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旁边地里干活的人听见郑书记这番话立即不作声了。是呀，分不分田，干部们最清楚。郑书记说这是谣言，那就一定是谣言了！想想也是，分了田，那不是真的就回到了解放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报纸上的话毕竟没人见过，现实而今眼目下，还是听干部的话没错！

其实，郑书记那番话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思，还代表了他的上级和上级的上级。要不然，他再“二球”也不敢说出那番话来。何况郑支书吃亏上当了几回，也并像先不先那么“二球”了。他喜欢看报、听广播。报纸上那些话他自然清楚，但在内心他确实不理解这场变革，甚至非常抵触。他不晓得究竟该站在哪边？于是便去请教他的直接上级——公社谢书记。谢书记给了他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坚决顶住要求分田单干这股歪风邪气！”并且还说这不光是他的意思，还是区委王书记对他说的话。而王书记又是在参加完了县委扩大会议，回来传达县委丁书记的讲话时说的。郑支书一听领导这话，心里就明白了：原来那县、区、乡领导的想法都和自己一样！看来这包产到户确是走回头路，是搞不得的！领导要求他坚决顶住这股歪风，顶住就顶住，他郑锋执行上级的指示，啥时含糊过的？因此，他回来才能对社员们说出那一番理直气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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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享雍从乡亲日常的凡俗生活出发，生动地表现农民的每一个细微生活场景，那份深切的关注透露的是他对现世农民生存的焦虑。

——《南方文坛》主编、著名评论家 张燕玲

凡是读过贺享雍小说的人，都会记住贺享雍这个名字，都会知道，对于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怀与表达，始终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陈福民

贺享雍的乡土小说由于其特有的真实感，常常会使人忘记是在读小说。他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往往是那些具有复杂性格的农民。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原主任、著名评论家 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