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选取士风与文风这一汉语学术界的热点,在鲁迅、谢国桢、王瑶等文学理论界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分游士的失落与经师的文学、名士的风流与文心的自觉、尊文的时代与文士的自信 、安史之乱中的士风与诗风、诗人的学人化与文士的儒士化五个部分对这一选题进行了研究性论述，从中也反映了汉唐时期的一些社会问题。

本书主要研究了从汉到唐士风与文风的关系，从士风演变的历史背景中揭示各阶段文学风尚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原因。全书五个部分，序论通过分析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场争论，反思文学史研究中古今融合及古代文学史研究现代化的问题；第一章分析了汉武朝士风转变对文人心态的影响，并着重从简帛文本特点说明了其时士人学 风与文风的关系；第二章以江左士风为背景分析以玄学为核心的名士文化与偏重儒家意识的寒士文化关系及在当时文论中的表现；第三章以魏晋名士文化传统在初盛唐的沿续与变化为背景，说明盛唐 文学特点，解释构成盛唐之音的文化因素；第四章以儒家文化群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活动为中心，说明儒士精神对文学发展的作用；第五章以中唐儒学复兴为背景分析中晚唐文风，其中又侧重于从学风的变化论述唐诗走向宋诗的历史必然性。附论则考证了唐代文学转承中几个文献方面的问题。

序 /1

引论：关于文学史研究现代化的思考/ 1

第一章 游士的失落与经师的文学/23

汉武时代士人精神的嬗变 / 25

司马迁心态矛盾的构成与作用/ 35

汉儒章句之学与经学化文学批评/46

由出土文献看秦汉俗文学 / 65

《楚辞章句》与文学释读模式 / 84

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风/17

第二章 名士的风流与文心的自觉 / 148

刘勰对风骨论儒家化的改造/150

文才崇拜心理与宗经意识的整合/180

齐梁寒士心态与刘勰的人生追求/204

南朝思维定势与《诗品》批评模式/229

《文选》诗赋立目与宫体诗审美机制/244

第三章 尊文的时代与文士的自信 /259

家风、时风与陈子昂风骨精神 / 261

玄宗时代经学的窘境 /282

天宝河洛儒士群与复古之风 / 300

李白北上幽州考/317

盛唐名士文化沉落与李白悲剧/334

李白晚年诗风的变化/354

第四章 安史之乱中的士风与诗风/377

由墓志年号看安史之乱中士人心态/379

忧患之诗与儒家政治伦理的重建/385

儒家民本意识的上升与循吏之诗/399

安史之乱中儒士复古诗风的新变 / 414

杜诗与新儒学的萌生/ 433

第五章 诗人的学人化与文士的儒士化/464

元、王集团与大历京城诗风/466

江南诗人与大历贞元诗风之变 / 483

中唐解经别派与儒学的新变 / 508

韩愈《论语笔解》真伪考 / 528

晚唐类书与李商隐《金钥》考述 /539

附论

新补《全唐诗》一百首--高丽《十抄诗》中所存唐人佚诗/550

《二十四诗品》的另一传本 / 595

"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610

后记/630

四、"世为豪族"与"义多于游侠"最后，还应说明的是，我们说陈子昂的风骨论体现了他的儒家文化精神，只是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的，如果真正要把"风格就是人格"这 一命题完全落实到陈子昂身上，还必须对陈子昂整个人格面貌与思想的独特性作一分析。本文对此不能展开全面论述，以下笔者着重探讨 一下陈子昂家庭及蜀地文化环境对其个性气质、审美好尚的影响，以期求得风骨论在其审美意识中出现的必然性。

关于陈子昂家庭文化环境有三点应引起注意。第一，其家三代都 是土著庄园地主，素有豪杰家风。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本居颍 川，四世祖方庆得墨翟秘书，隐于武东山，子孙家焉，世为豪族。父元敬 瑰伟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于 是远近归之若龟鱼之赴渊也。"③陈子昂对此也屡屡称道。子昂青少年 时代正是他的家庭中兴之时，其《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记P278

杜诗与新儒学的萌生

杜诗中的儒家精神在后世影响极大，其意义已超出了诗歌史的范畴。所谓"诗圣"之说也含有儒家"道德圣人(即the moralsage)"的成 分在其中。作为后世诗人的一尊精神偶像，其儒家思想观念在思想史 的影响不亚于他的诗歌艺术在诗史上的地位。但是，我们由杜诗的接受史看，对杜诗儒家思想的特加揄扬是宋人之后的事。杜诗在当代乃至在中晚唐的影响并不在此。如韩愈、元稹等人都曾将李、杜并称，但 多是肯定其过人的笔力才气。白居易甚至还从儒家诗教的立场上指责 杜诗，《与元九书日》日：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李诗，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尔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宋人则不同，如苏轼就从儒家德

道观念上将之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定国诗集叙》日：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尔，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P433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士风与文风的问题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与其他众多学术话题的回归一样，这也是对已中断多年的学术话题的回归。早在20年代时，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开始运用现代学术理念研究士风与文风的关系。如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谢国桢《明末清初士人活动》、王瑶《中古文学论集》，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近年来，随着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论著的译介以及国际汉学界相关成果的不断引进，当代学人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其学术方式与学术视角也有了较新的变化，研究的空间也不断扩大。由社会风气到士人心态，由地域文化到生活方式，研究内容也越来越细化。中断的学术命题不仅得到了延接，而且还滋生出新的学术活力。相对于先前强调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士风与文学创作关系更为密切，从这一角度认识文学史可深入地揭示各时期文学风尚的历史底蕴。查屏球先生近十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由汉及唐，锐意探求，精进不辍，所得粲然可观，本书就是这些收获的一个总结。

本书论及的范围较广，与传统的论汉唐文化有所不同，作者不只是专注于汉唐盛世气象，而是从思想史角度将汉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与发展过程。作者认为从汉武帝"独尊儒学"到东汉经学一统天下，再由六朝隋唐玄学与佛学的兴盛及儒学对玄、佛的汲取到新儒学 的萌生，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士人文化传统经历了确立、衰弱、蜕变与新生几个阶段，各时期文学精神与风尚的变化都与这一儒家传统的起 伏承转息息相关。作者以此为中心具体分析了由汉到唐这一阶段士风与文风的关系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关于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目前 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是，以中唐至北宋作为古近代分期却是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看法。仅从儒家文化传统演变看，由汉到唐，以儒教思想为核 心的士人文化经历了与玄学、佛学、道教并存兼融之后，从中晚唐开始，传统的文化要素在新儒学的组合下，形成了新的道统，自宋之后，士人的人格形象就基本定型了。如严复所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 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 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三册，页688，中华书局，1986年)后世治学术者多以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 对应，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历史是一个动态积累的过程，相对于后期成 熟与定型的社会思想而言，由汉到唐是古典时代的发展期。现代有人 称之为中国文化的青春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想这里并不含 有价值判断的意思，我们不能像前人那样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 观念，无端将之上升到"复古"标本的高度，而应将其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考察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与原因。本书不停留于一般的"气象"与"境界"这些概念中，而由具体史实探寻作品背后的历史意蕴，考察各时期文风脉络的承转线索，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提出了一个个比较有见地的观点。如：作者认为由汉至唐，随着士人的主体形象经历了经师、名士、文士、儒士几个阶段，士人精神指向经历了圣人崇拜、名士崇拜、才子崇拜及儒士崇拜几个时期。文风的内在思想也经过了经学化、玄学化(包括佛 学化)、儒学化几个过程。当战国游士沦为专制王权的一家侍臣后，士人的命运就与王朝政治完全捆绑在一起，士人的价值唯有在王朝政治 体系里才能兑现，而这一切又以牺牲思想的自由与人格的自尊为代价。 魏晋名士以玄风张扬个性，以缘情绮靡的文章代替章句之学，但在放弃 汉儒经师章句同时，又淡化了士人的政治责任感与参与精神，这使得此后的文风在走向唯美的途中，又因缺乏社会关怀而显得贫血无力，只有 寻求外在刺激以获得审美满足，南朝士风正是这一走向的一个结果。 唐代昂盛的国势为名士风流注入了政治上的进取精神，中古以来形成 的追求人格独立的名士传统在盛唐文化中得以充分弘扬。至中唐后由 科举制培育出的新一代士人开始建立起新型儒家化的人生哲学，形成了才学与儒理合一的人格观念与文学理念，名士化、才子型的激情融入 到理性化与知识化的成熟之中，文风也随着整个社会文化一起向宋型 文化方向转变与发展。不难看出，作者与所有关注这一课题的学者一 样，也是带着特定的现实思考来从事这项研究的。如其中所论述的经师、名士、才子、儒士等几种人格观念涉及集体人格与个体思维、传统传承与开拓创新、社会规范与自由意志等问题，显然是由一种人文危机意识所激发出的学术思考。德国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 代史。"(《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页69，商务印书馆，1982年)法国年鉴 学派史学家布洛赫曾言："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 保持不断的接触"。"为了阐明历史，史学家往往得将研究课题与现实 挂钩……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永远静止不变的景象强加给每个阶段，史学家所要掌 握的正是它在每个阶段中的变化。但是，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必须从 已知的景象入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历史学家的技艺》，页38，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近年来，这种充满现实关怀与当代意识的学术理念已渐有淡薄之势，其实，对于一个信守"实事求是，学术规范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种更具挑战性的学术探索。

本书采用了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从各个阶段中选取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作个案分析，并以这些个案研究来反映这一段历史中士风与文风演变的过程，以及士风对文风的具体影响，从士风演变的历史背景中揭示各阶段文学风尚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原因。本书各章先以"序论"阐明基本观点，再分节作专题研究。全书五章，序论通过分析现代学术史上一场关于一联唐诗的争论反思了文学史研究中古今融合的问题，为本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确立一个理论思路。第一章先以司马迁一例说 明随着汉武文治的加强，封建王朝也完成了思想文化的集权专制体系， 战国以来的游士之风在思想与行为上都失去了自由的空间，士人处于 向往战国游士传统与信守儒家君臣观念的矛盾中；再通过分析汉儒对 《诗经》、《楚辞》的释读方式说明汉人特殊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又利 用近年竹帛与纸本的考古成果，通过研究当时文本载体形态的变化来 考察东汉后期的文风变化。从士人生存方式、文学观念、文本形态几方面说明了两汉士风与文风的关系。第二章以江左士风为背景，通过对 刘勰、钟嵘、萧统文学观的分析，说明中古士人在玄学思潮中所表现的 文化性格，指出一方面以玄学为核心的名士文化继续发展着纵情尚美 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下层寒士也开始以儒家意识对之进行了纠偏与改造。第三章通过分析陈子昂、河洛儒士、李白的心态与学术背景，说 明魏晋名士文化传统在初盛唐的沿续与变化，解释构成盛唐之音的文 化因素，分析盛唐文风与士风的内在关系。第四章将元结与杜甫等作为一个群体，着重分析安史之乱期间儒士文化的精神崛起，说明儒士复 古精神与复古诗风新变的关系。第五章以中晚唐儒学复兴思潮为背景，选择几例个案说明从大历到大中士风与文风特色。先以大历京城 诗人与贞元江南诗人两个群体为例说明安史之乱后士风与诗风的具体走向。再由春秋学派、韩愈、李商隐等人著述特点为例，分析中晚唐文风，其中又侧重于从学风的变化上论述唐诗走向宋诗的历史必然性。 最后的附论考证了唐诗传承中的几个相关问题。全书结构看似松散， 但在这种开放式的组合中，也保持了相当的整体性。这不仅在于全书 有一个清晰的历史线索，还在于所论述的问题本身就有特定的连续性， 都是各时期士风与文风的焦点，作者选择不同的切入点考察历史，将这 些切入点组合起来，就能比较全面地展示出各时期士风与文风的特色。

本书在形式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各章节都配有相关的文物图片 资料，这些图片多数是文物图版，有些是作者现场拍摄的，既有较高的 学术性，又具有一定的可读性，读者借助这些图景可以建立起更加具象 化的历史空间。作者一向关注文物考古，注重收集相关材料。他认为自己从中曾获得了对研究对象更真切的感受，也希望能将这种体验再转 达给读者，改变一下学术著作的外观形象。近来出版界惊呼现在的读者已进入了"读图时代"，我想作者这种努力也是一种值得一试的尝试。

本书在学术方法上也具有多样性的优长，有宏观的理论阐述，也有 微观的考据实证；有思想史研究，也有社会学推论；有群体阶层的归纳， 也有个体的心理分析，可谓汉宋兼擅，中西皆取，这也体现出成长于20 世纪80年代中这一代学人的特点。回顾这二十年的学术史，80年代 后期可以说是"方法论"时代；90年代是对已经失落的学术传统回归的 时代，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是进入到规范化操作的时代了。有人说90年 代前有思想无学术，90年代后有学术少思想。其实，这一变化并不是 在汉宋学之间作机械的钟摆。二十多年来，学术模式的不断变化，既体 现了这一代学人在学术话语形式上的傍徨与不安，也反映了他们力争 独立话语权的强烈意识。他们一方面感到传承本土学术传统的重负，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日益发展的国际汉学界的挑战。面对厚重的传 统与全球化的学术思潮，他们常有失语的痛苦，却又不能不发出自己的 声音。不拘一法，转益多师，在博取众善中走出自己的路，成了他们的自然选择，也构成了这一代学人的特色。这也是我对作者的期望。

 王水照  

  2004年10月21日

近十多年来，我一直比较关注古代士风与文风关系的问题。几年前一些师友曾告诫我：这不是正宗的传统学术命题，听来总让人有蹈空之嫌，时贤高论或多或少也落"飘浮"评。与其心劳力竭地做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还不如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实证工作。然而，我在研究过程中却益发觉得这个题目的厚重。士风与文风，看似无直接的实在之物可资考察，但实际上它又是与各时期典章制度、文学特点、人物活动、政治事件等联系在一起的，若要深入研究，仍须运用最原始的研究方法从事诸如"行年考"、"家世考"、"交游考"、"本事考"等一系列传统性的学 术研究，唯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对这往来无形之"风"作出比较准确的说明与分析。我本无意端起架子作"史纲""宏论"，我更感兴趣的是涉 及这一话题中的一些具体的人与事。我觉得人文之事与数理定律还是 有区别的，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表现这一规律的现象却是无 序的。企求研究一"真理"，律定千古之事，是很困难的。而"事理"却是时时存在的，深刻的道理往往就存在于事情本身之中，事情的原委弄清 楚了，道理也就出来了。我们在得到对某一事情的原委"原来如此"的 恍然大悟时，也会得到对一些事理的洞彻与顿悟。真相大白之时，也就 是真理显现之日。基于这一认识，我将这一课题化解到平常的读书、备 课或一些课题项目的研究中，即使在从事其他工作时，也总是保留着这种学术思维，遇到与此相关的问题就钻下去，努力弄清楚一个个具体的真相。这两年我同时做着三件事，一是"文学评点与古代文学读本形态 的研究"，一是"书籍与中国文学"，还有一个是"唐诗语言艺术流变研究"。相对这些事来说，本书所为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但是，我在为那 些研究做准备时，其心理则颇类古人所说"疑邻有窃斧者"，所见之物， 莫不与此有关系。我即从这三个问题入手，视角也集中到传播、批评、 语言这三个方面，着重考察士风与文风的互动关系，既分析士风在文风 中的反映，也研究文风对士风变化的影响与作用。在具体方法上，或考述一个要点，探寻事情的原委，或由点带面，考察一种现象与倾向，希望 通过对具体事情的考索与复原，来说明从汉到唐这一时期士风与文风的内在关系与主要倾向，探索汉唐盛世文风所体现的士人心态以及这种盛世心态失落与转变的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全书保持一个明确的历史线索，但也不追求面面俱到，唯求弄清事由以求事理。这就是形成本 书内容的一个原因，也是我构架本书的一个理由。因为它似乎不合流 行章法与套路，故需向读者作如此的说明与解释。

在本书近于完成的时候，我在书店买到一套《贺昌群文集》。十多年前在重庆时，贺昌群与李长之先生的文章，我是比较喜读的。我觉得他们的学术论文富有文学性的感染力，尤其注重揭示一个时代的世道人心与文化走向。记得当时曾在一篇文章的注释中发现了贺昌群先生的《汉唐精神》一文，可是遍寻不得，但这个题目却留在脑子里了。这部文集收了这篇文章，看了以后，有所启发，但与十年前看他的文章感觉 有所不同了。贺先生在本文中较少正面阐述汉唐人的精神气质与生活方式，而是着重从制度史角度说明汉唐盛世的形成原因，他是将汉唐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盛世范式来论述的，着重由制度建设与士人精神 说明汉唐兴盛之原因。我想，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与健康心理的形成 与国势强盛固有关系，但并不是绝对的。秦始皇及隋炀帝时代"，国势不可谓不强，但是士人地位极低；东晋南朝，士人是潇洒的，但是，国运却 很艰难。国势振兴与士风顺畅是对应的，但并不是绝对的。两者要达到统一，还包括很多其他因素。我所关注的不只是汉唐盛世两个断面， 而是由汉到唐这一过程，当然，更关注汉唐士风与文风之间的联系。我一直喜欢看汉像砖，我觉得那些造型和线条的气势与动感在后代很难感受到，这其中的艺术魅力，可谓"真气弥满"，这种"气"唯有在唐诗与唐代书法中尚可以感受到一些。这虽然是一种非学术化的主观感受，可所读的唐代诗文时常会印证我这一感受。因此，我更想由文风的角 度说明这一阶段士人精神的构成与演变。汉唐精神作为一个思想史与 文化史的概念，不仅仅是其盛世之象与社会制度方面的相似性，还在于 他们内在的思想精神的相通性。自汉之后，绍复汉世，一如汉制，已成为唐前后代帝王例行的口号。在学术文化领域，唐承汉制最突出的表 现是孔颖达作《五经正义》。这部官颁经典，以汉儒注疏为主体，在学术 体系上，是对汉儒经学的一个总结。经学史上的汉唐经学主要是对此 而言的。"复汉"、"尊汉"的口号一直到中唐后才日见稀少，因为中唐以后，人们更乐意提贞元、开元之事。显然，后世所讲的汉唐盛世气象主 要集中在汉武帝与唐太宗两朝，而更成熟更活跃的士风却在东汉后期与中唐以后才表现出来，这一时期汉唐王朝已入衰世了。可见，政治上的盛世与士风及文风的活跃并不是同步发展的。汉唐士风有相承的一 面，这种相承不只是对已断层的四百年汉儒传统的再续，还是在复古的口号下进行的创造与发展。因此，抽象的汉唐精神应是两朝士人所表现出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随着知识型士人阶层地位的上升而不断高涨，在汉代是儒臣经师，魏晋南北朝是世族名士，唐代是进士，文化阶层地位不断提高，士人阶层不断扩大，可以说，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将这一 运势推至极点，士人风气也随之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辞赋为业的读书人自信心的上升是其内在之气。

贺昌群先生《汉唐精神》写作于抗战时期，他希望以汉唐精神为疲 弱的国民充入一些自信的力量，因此，所论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他认为："汉唐两代，民族生命力极强，凡生命力强健之民族，乃能明礼法，重服从，守纪律，勇敢活泼，尚礼制而富感情，耻为狡诈虚伪之事，此所谓 "野蛮的文明"，今日中国正需此种"野蛮的文明，。汉之文化犹质胜于文，唐代则文质彬彬。""大抵诗的生活，多少富于浪漫性，人生必具有适当之浪漫，心有憧憬，始不至过于枯燥严肃，乏生人之趣，墨学苦行，使 人忧，使人悲，终成绝学。吾国今日之抗战，盖知其不可而为之，其间亦 多少有浪漫性存在。"他所说的这种"浪漫气"、"野蛮的文明"，就是相对 两宋之后的成熟的士人文化而言，汉唐士人更多的是带有一种童心化的非理性成分。不可否认，空前的盛世激发了士人奋发蹈厉的精神。对于后来说，整个时代的人具有精神偶像的意义，这也是后世士风活跃 的一个精神资源。但是，士风与文风的活跃与盛世的政治经济制度并 不存在直接关系。相反，所谓的政治盛世王朝的政治控制力相对比较 强大，士人自觉与不自觉地被吸附在王权周围，自身的个性空间相对比较小。而所谓的"衰世"与"没世"，政纲相对较松，士人的个性更易得到 释放。朱子就对这一现象有过反思，其《答陈同甫书》云："老兄视汉高 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出于正 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而，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 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 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 成功耳。"(《朱子文集》卷一)贺先生以为："平情而论，宋代学术思想在中 国文化史上，固有其绝大贡献，然亦不能不承认其绝大流弊。自近古以 来，中国人之文弱性，与中国民族之生活方式、社会思想，无论优劣得失，大抵皆渊源于宋。汉唐精神，殆久已亡失净尽矣。""宋代政治重文 轻武，学术思想重王抑霸之结果，遂使文武分途，武者既不学无术，文者则好为党争而不负责任，不切实际，专以文章斗其议论。"显而易见，这是针对当时中国积弱之状所作的愤激之辞，事实上，朱熹是以成熟化的 士人心理分析汉高祖与唐太宗，其对君权自私性的批判是很深刻的。贺先生以为宋代文士乏尚武精神，并归罪于重文轻武之政策，则是比较偏激的。宋代以文官化的政权代替军事强大的武力政权，是唐代以来科举士人社会地位上升的结果，国家机器的文官化本身是文明进化的 表现，它与国力的衰弱本身并无绝然的关系。本人关心的就是在这段历史演变过程中，士风有何变化以及对文风的影响如何。士人的精神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相对于宋儒之后趋向于成熟而理性化的士风而言，由汉至唐的士风可视为古代士人文化的成长期与青春期。后世以汉文唐诗为绝响，不在于它们艺术技术之高妙，而在于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及士人的精神气质尚存童年青春气息。对于成人来说，这些寐是不可重复的。我们就是从这一角度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士风与文风，研究其中一些活跃与变化的因素。我之所以要作如此说明，也缘于 我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这样的思考。我也曾以为"汉唐"是中国人最扬眉 吐气的时代，最初研究汉唐士风动机就是想了解强盛时代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与文学精神。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才知道历史离今天是多么 遥远。每一个成人都喜欢童年的天真，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以童年方式思考与处理成年的问题。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海宣传部"马列主义与邓小平思想研究"出版 基金的资助，对于操办此一事业及相关评审先生本人深表谢意。主管部门有此善举，可让吾等免遭窘迫，安心著书。据说目前出版社出学术 著作采取的方法是国际惯例，我等可能也需要转换思维逐渐接受这一方法。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天地里划出一块净土，明白地。告诉著书人：学术著作不属于商品，不必为稻粱谋而著述。无论对于学术，还是对于学者，此举都应是莫大之善事。

书中很多章节；、曾在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相关 学术会议发表过，也曾多次得到中心主任章培恒先生的指教与鼓励，回忆起那些愉快的情景，感激之意油然而生。我还要感谢曾对本书提供 过帮助的王水照、骆玉明先生以及那些我不知道姓名的评委先生们。如果得不到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本书的出版可能还是一件遥远的事。王先生还于百忙之中，赐序一篇，对后学多有褒勉，尤使我感动。本书中有些文稿是笔者在重庆师大、南京师大求学期间完成的，曾得到过郁 贤皓、周勋初、何明新、黄中模等教授的指教。虽然那些文章已发表过，虽然事过十多年了，但现在修改时又如面对诸师教诲。在这里，我再一次表达谢师之情。

自上学以来，老师的鼓励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即便现在，身为人师已十多年了，我仍不断地得到各位老师的帮助与鼓励，时时感受到那种期望的分量，这也是我无法偷懒的理由。只是，自感目前的成果与水平或许已使他们有所失望了，就本书而言，可能也无法回报他们对我的期望。完成本书，如同学生交上作业一样，心中总存一些不安。本意是想以个案研究来带动全局的把握，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却未必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书中一些篇章只是初步的探索，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献芹于此，既有就教方家之心，亦存鹿鸣求友之意。本人欢迎读者不吝赐教，以便使我今后作更加深入与全面的研究，写出更好的文章。立此存照，也为下一部书定下一个高一点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