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中，儒家的教育文化、法文化、生态文化、伦理文化、孝悌文化、政治文化、礼乐文化、商文化，都在作者的如椽大笔下娓娓道来。

《与权力对话(儒家政治文化)》(作者林存光、侯长安)为该系列中的一本，包括了仁爱、礼义与政治——儒家之道的政治含义；道与势之间——儒教中国的基本问题；历史变革与政治斗争——儒家形态的政治改革与党争运动等内容。

“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是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通俗性、普及性的介绍之作，富有经典性、文学性、教育性。

《与权力对话(儒家政治文化)》((作者林存光、侯长安))为该系列中的一本。

《与权力对话(儒家政治文化)》包括了仁爱、礼义与政治——儒家之道的政治含义；道与势之间——儒教中国的基本问题；历史变革与政治斗争——儒家形态的政治改革与党争运动等内容。

总序

导言

仁爱、礼义与政治——儒家之道的政治含义

一、修己与治人 

二、仁心与仁政 

三、君道与礼治 

四、何去何从：王道与霸道之争

五、民惟邦本：政治的人民性维度

六、内圣与外王 

道与势之间——儒教中国的基本问题

一、治乱的循环：王朝政治的历史 

二、理想与现实之间：儒家化的政治角色期望 

三、儒教中国的文化政治理念 

历史变革与政治斗争——儒家形态的政治改革与党争运动

一、王莽改制 

二、东汉末清议与党锢之祸 

三、王安石变法 

四、东林党社运动 

五、晚清维新变法运动 

政制与科举——制度化的儒家政治文化

一、皇权与儒家教育 

二、历代选官制度 

三、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结语

后记

宁死于虎口，也不愿生活在苛政之下！这不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对那个时代的暴虐的统治者及其苛政的最悲愤的控诉！

社情民意如此，那么，谁才能拯生民于水火，解万民于倒悬？谁又能真正为人民的心声代言，为人民的利益奔走呼告？

在这样一个人民无法主宰和支配自己命运的时代，也只有将希望寄托在那些富有良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身上了。

孔子可以说正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良知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而反对暴君苛政、希望统治者以仁爱之心施行富民利民的治国之策也正构成了他整个政治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 统治者的昏庸无道或者无所作为以及“苛政猛于虎”的政治现实令他痛心疾首，正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这种败坏状况的深切感受，激励着他一生做着复兴古圣先王的良法善治的梦想，怀抱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伟大志向以及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乃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宏愿、理想和抱负，“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执著地为国计民生、为大众百姓的利益和福祉而向统治者建言献策，奔走呼告。为此，他不得不周游列国，而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中，虽然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磨难，他却始终矢志不渝。

2．仁爱与礼治

面对昏庸无能乃至嗜杀好战、残暴无道而不顾民生疾苦的统治者，孔子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那就是批评暴政，反对杀戮，真诚地希望统治者能够以仁爱之心发政施教，以道德感化老百姓的心灵，用礼义规范老百姓的行为，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生活轨道。

在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的问题时，孔子给出了一个最著名的回答，那就是“爱人”。其实，这也可以说是孔子面对西周宗法封建制下世袭贵族的传统权力越来越具有一种不守礼法的、无节制的“暴力”倾向的政治现状，所发出的一种人道主义呼声。

孔子所谓的“爱人”，并不是指一种纯粹情感化的表达方式，不是指以姑息的方式对待、爱护他人，而是指富有仁爱之心的君子应该以道德的方式去对待、爱护他人，这就叫“君子爱人以德”，即用自己的道德人格来感化和教育他人向善、以礼义来规范和引导人民的行为，所以孔子所谓的仁者爱人更主要地体现了一种合乎道德和礼义地对待他人以及如何正确地治理国家和人民的道德理性的精神与原则。

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孔子所崇尚的仁爱精神及其体现的道德理性的原则，也就是所谓的“忠恕之道”。这可以说是孔子的整个思想学说中最富有光彩的地方。

有一次，孔子对学生曾参这样说：“参呀！我的思想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

但是，孔子并没有具体解释说这个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所以，别的学生就问曾参：“老师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曾参就说：“老师是说，他老人家的思想学说中贯穿着的一个基本观念，不过就是忠和恕罢了。”

所谓的“忠恕”，是指对待他人的两种基本原则。“忠”是从积极方面来讲的，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就是，自己具有独立的意志和品格，也要尊重或帮助他人培养自己的独立的意志和品格，同样，自己想要有所发展和成就，也要帮助他人像自己一样有所发展和成就；“恕”是从消极方面来讲的，就是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就是，自己所不希望要的，也不要强加给他人，比如自己不想受到伤害，～那就不要去伤害别人。这两项原则迄今仍然被人看作是处理与他人关系应遵循的黄金法则。

孔子的忠恕之道，在实施的过程中事实上又必然会落实在一种推己及人的原则之上，即将善待自己的方式或对待自己父母兄弟的方式推广施及于他人，去善待他人或他人的父母兄弟。

因此，孔子提倡的仁爱精神又特别强调孝悌(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德行和伦理情谊，并希望以此为根基来培养推己及人的“泛爱众”的仁爱精神，乃至在仁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种合理正当的统治关系。

将仁爱和忠恕之道具体运用到对国家和人民的治理的政治问题上，就是所谓的“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及富而教之。

在孔子看来，对老百姓施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理方式，比单纯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统治方式，会更加合理而有效。单纯地使用行政命令和刑罚惩处的方式来训斥和强制人民服从，人民将会心存侥幸而只求逃避受罚，而不会有羞耻之心；反之，如果统治者能够采取道德教化和礼义规范的治理方式，人民就会受感化和引导而心生羞耻之感，从而自觉地端正自己的行为。P5-8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孔子、儒学、传统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拨乱反正到恢复正常再到日渐升温至热潮的过程，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其中应运而生，起到了组织、引导和推动的作用。到了最近几年，似乎出现了一热一冷的局面：关于孔子、儒学、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日趋繁荣，硕果累累，而大众化的普及工作却没有跟上，不少人对孔子、儒学有隔膜，对儒家文化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有鉴于此，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坚持继续推动学术研究的同时，下决心抓一抓普及工作，除了借助电视、动漫、网络、讲座、《论语》普及工程、经典诵读工程等多种形式宣传孔子、普及儒学以外，还专门组织编写了这套“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目的在于向国内外读者介绍儒家文化的基本知识，加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儒家文化是以儒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学与儒家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儒学主要是指儒家的思想、理论、学说，儒家文化则是儒学走向社会，化成天下、移风易俗而形成的包括制度、礼俗、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文化。儒学是儒家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家文化是儒学的浩瀚长流。儒学通常为知识分子所掌握，儒家文化则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儒家文化比儒学拥有更丰富的内涵，更广阔的覆盖面和更广大的人群。儒家文化在汉代逐步形成，两千多年来，一方面，儒家文化昂扬直上，远播海外，形成了一个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在内的巨大的儒家文化圈；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又以其居于轴心的地位，宽容、平和、理性地对待其他形态的文化和异质的外来文化，博采众长，融会创新，不但引领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博大气象，塑造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崇教重文、守礼义、知廉耻的国民性格，培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不了解儒家文化及其价值，就谈不上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及其价值。由不了解而不珍惜，“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是近百年来一再发生的文化虚无主义偏向。今天，我们倡导儒家文化的研究与普及，固然是为了拓展新的学术与文化领域，更重要的是为了摸清我们的文化“家底”，认识“自家无尽藏”的价值，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广泛吸收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编撰“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播有关儒家文化知识，让读者对儒家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解儒家文化的优点和特点以及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为此，我们着眼于儒家文化几个大的方面拟出选题。“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是关于儒家文化的普及性系列作品，要求作者是专家、大家：专家搞普及，大家写小书。我们通过向社会招标、专家推荐等形式在全国选出了9位作者，完成了9个选题：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教育(郭齐家著)、儒家法文化(俞荣根著)、儒家生态文化(乔清举著)、儒家伦理文化(唐凯麟、陈仁仁著)、儒家孝悌文化(舒大刚著)、儒家政治文化(林存光、侯长安著)、儒家礼乐文化(丁鼎、郭善兵著)、儒商文化(戢斗勇著)、儒家文化与世界(施忠连著)，这些著作都凝聚着作者在探索普及儒家文化方面花费的心思和功夫及其奉献精神。

编委会明确要求，“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是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通俗性、普及性的介绍之作，富有经典性、文学性、教育性。首先，作者对儒家文化有精深的研究，能够深人浅出地予以表达，对某一专业作全面系统、客观忠实的说明和介绍，重点写那些仍有现代价值的、有助于人们认识儒家文化的内容。其次，在素材选择、主题提炼以及运笔形式、行文风格上，都要融入现代意识，力求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再次，要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化用自己的文字予以表述，使用大众语言，舍去一些艰深聱牙的言辞，不使用学术语言，多使用叙述性、描述性的语言，要通俗易懂，活泼流畅，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其实，要写好一本大众普及读物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普及读物不仅要求文字浅显，可读性强，而且要求有学术含量，要体现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彰显了作者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当年朱光潜先生以“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为副标题，出版了美学佳作《谈美》。朱先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和明白晓畅的语言，顺着美从哪里来、美是什么及美的特点这一脉络层层展开，以一种对老朋友的语气娓娓道来，平易亲切，引人人胜，从而净化了读者的心灵，“引读者由艺术走人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朱自清语)。该书先后重印三十多次，成为科学性、普及性的经典之作。大家学者的风范告诉我们，一方面，大众读本不能写成艰深的学术著作，因为曲高和寡自然应者寥寥，普及变成空谈；另一方面，大众读本又不能没有学术含量，因为没有学术含量就失去了普及的意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为国内外热爱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提供一种对儒家文化的生动的、通俗的介绍，而且能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一种对儒家文化的有深度的认识，使读者在获得儒家文化的具体知识的同时，可以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在“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中，儒家的教育文化、法文化、生态文化、伦理文化、孝悌文化、政治文化、礼乐文化、商文化，都在作者的如椽大笔下娓娓道来。我们力求把对孔子及儒家的研究转向当下日常生活，从生活中体认儒家之道，使孔子思想飞人寻常百姓家；把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发掘出来，提炼出来，把它讲清楚，注意发掘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变成每个中国人的自觉，还要把它变成世界性的东西。一本好的文化普及读物，应该在完成这个使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 韩喜凯

2010年9月9日

能够参加这套“儒家文化大众读本”的编著工作，并承担《与权力对话——儒家政治文化》一书的撰写，笔者实在是倍感荣幸，并一直心怀感激。首先要感谢王钧林、杨朝明诸位师友的推荐引介，其次应感谢中国孔子基金会梁国典秘书长和彭彦华女士的信任和关照，再就是要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臧伟先生对本书耐心细致的精审校阅。没有他们的推荐引介、信任关照和细心审校，我们的这本小书恐怕是很难以这样一种形式得以顺利地出版面世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小书是由我和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侯长安一起合作而共同完成的，该生好学深思，是一位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学问的学子，没有他的合作，本书也很难顺利地完成，故在此也应向他表示谢意。本书由我．初步拟订出大纲并最后统稿，我本人具体负责撰写的部分是引言、一、二和结语部分，侯长安具体负责撰写的部分是三、四部分，本来侯长安还撰写了另外一部分内容(古圣先王的故事儒家心目中的理想时代)，后因篇幅要求所限，不得不将这帮分内容忍痛割舍掉了。书中疏漏纰缪之处由我本人负责，恳请读者朋友不吝批评赐教。

另外，借此撰写后记的机会，笔者还想谈一点最近一段时间的个人感想，以便与阅读了本书的读者朋友进一步交流一些有关儒家与帝王、儒教与皇权、儒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在我看来，在历史上儒家与帝王、儒教与皇权、儒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二者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既有帝王对儒教的工具化的御用，亦有儒家对皇权的道德性的抗争。然而，这样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今人的眼中却往往被人们作一种简化的处理，乃至导致了种种历史认识上的思想混乱。在此，我只想就日趋高涨的儒学或儒教复兴论者在历史认识上的错乱意识谈一点个人看法。

宋人有诗云：“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这两句诗的意境用到今天儒学或儒教复兴的文化运动上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在经过了严霜烈日的考验之后，春风的和煦肯定是令人陶醉的，然而，当日趋高涨的热潮热得过度时，人们也是易于迷失掉清醒意识的，据我的观察，这一点已初步显露在儒学或儒教复兴论者的错乱的历史认识的思维逻辑和暧昧意识之上。

有人主张儒教复兴的“上行路线”，主张立儒教为国教，显然对假势以行道寄予了过高的期望，而这一过高的期望恰恰来自于对历史上帝王尊儒的全面肯定。不仅如此，有的儒学复兴论者还对历史上尊儒不尊儒的帝王不仅给予深切的同情，甚至还唱起了赞歌。譬如有人一方面大讲特讲孔孟儒家“对王权的批判、反抗”“对专制的批判”，而另一方面同时又极力强调古代王权(秦汉以后的皇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而“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才是“社会的常态”，这不禁让人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故事，既然古代王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是与“地方自治传统”下的老百姓的自由美好生活不相干的，那么，儒家还要批判、反抗王权干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王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而对儒家的控制是无限的，故而才惹得儒家非要批判和反抗它不成？讲儒家“对王权的批判、反抗”“对专制的批判”的人还讲儒家不存在什么“圣王崇拜”的问题，似乎认为批判专制王权与圣王崇拜是矛盾而不能并存的，殊不知对于历史上的儒家而言，对专制帝王或专断王权的现实批判却并不妨碍他们推崇理想的圣王统治。还有人讲：“现在有很多很无聊的说法，比如说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是很糟糕的制度，应该批判，这是非常无聊的。如果中国没有两千年的皇权制度，中国早就不行了；但这并不表明今天也应该实行皇权制度，。这是‘时移事易’的问题。”这话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暧昧而令人费解的，这话的意思从正面讲似乎是说：“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是很好的制度，不应该批判，谁批判谁无聊。”或者说，“中国两千年来的皇权制度根本就不是什么专制制度”，而“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正是靠了皇权制度才维持延续了两千年。”这涉及到如何来看待和评价历史上的皇权制度的问题，甚至上升到了如何来看待中国之历史命运的大问题。不过，上面的讲法无疑是需要论证才能成立的，它至少需要告诉我们何以皇权制度延续存在了两千年才失去其合理性，以及在皇权制度延续存在了两千年而被废除之后的今天才成了一个不应实行的“时移事易”的问题？历史问题是不能无聊地随口乱讲的，如果说皇权制度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维系中国命脉的根本制度，一直都是绝对合理的，乃至在今天批判历史上的专制皇权都很无聊的话，那么诸如孔孟痛切批判暴君苛政，思孟念兹在兹地以德抗位并强调民贵君轻，汉儒贾谊汲汲于发表“过秦”之论和董仲舒试图以天权限制王权，东汉末思想家深刻反省帝王“以一威权，以专天下”的弊害，乃至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和唐甄斥责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和“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等等，难道他们都是不明白中国之为中国全在皇权制度这种道理的无聊之人吗？悲乎！今天的某些儒学复兴论者或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儒者似乎已不愿像一心一意地要“格君心之非”的孔孟古典儒家和汉唐宋明的儒家那样对专断王权或暴君污吏们再心存批判反省的警觉意识了，他们究竟被什么蒙住了历史认识的理性眼光，乃至怀着一种爱屋及乌的无聊心态，因认同儒家、儒学和儒教，而竟至于容不得有学者对历史上的专制王权进行批判反思呢？基于一种错误的历史认识而在今天倡导复兴儒学儒教，难道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吗？这是一个需要今天的儒学或儒教复兴论者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儒家学者在今天日趋高涨的“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中，最吃紧的是唯有“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唯有养得胸中一种“诗书宽大之气”，唯有养得胸中一种开放包容、独立自由精神，也唯有养得胸中一种“识大体”的历史见识，乃至认清历史上儒家与帝王(或统治者)、儒教与王权(或国家权力)、儒学与政治的错综复杂关系的真相与性质，儒学或儒教的当下复兴才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项严肃而有意义的事业，否则，则徒滋无谓之纷争而已。而关于中国历史上儒家与帝王、儒教与王权、儒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愿我们的这本小书能于此有所贡献，是为志。

林存光

201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