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独立门户成为专学整整第一百个年头，王国维正是在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可以看作红学由玩笑之词而正式成“学”的一个标志。而无论从癸未说或甲申说甚至壬午说的立场，2004年也都可以看作曹雪芹仙逝第二百四十周年。由于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电视剧《红楼梦》演员“二十年再聚首”和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的红学讲座以及影视频道电视剧《曹雪芹》的热播，还有作家出版社《红楼夺目红》等红学书籍的热销……

本书是大连红学专家梁归智先生历时三载，为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所作的传记。该书以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为主线，记述传主生活行迹、研究著述、过从交游等重大事件。作者以一个红学专家的视角，勾勒周先生八十余载人生风雨，折射出一代学人的命运，展示近百年来红学研究的风云激荡。本书着力最多处，在于揭示周汝昌先生内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熔铸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以彰显中华文化为终生之志的大家风范。

这是红学专家梁归智先生历时三载，为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所作的传记。

我国著名学者周汝昌，是承接新旧红学的代表人物，名重一时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书法家和诗人。他在燕京大学外文系求学期间发表《红楼梦》学术论文，引起大学者胡适的关注，两人结下了一段难得的红学因缘。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出版，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被中央特调回北京工作。其后历经数次红学思想批判运动，始终坚守学术信念，在“文革”结束后，出版十几部红学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令海内外学界瞩目。

本书以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为主线，记述传主生活行迹、研究著述、过从交游等重大事件。作者以一个红学专家的视角。勾勒周先生八十余载人生风雨，折射出一代学人的命运，展示近百年来红学研究的风云激荡。本书着力最多处，在于揭示周汝昌先生内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熔铸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以彰显中华文化为终生之志的大家风范。

写传缘起

少年被绑票的经历

琴心剑胆话津门

“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

听母亲讲《红楼梦》

初入燕园足风流

沦陷期的挣扎和奋斗

重返燕园

与胡适的“一面缘”

从“西语系”毕业

天府之国教英语

三十而立

锦上添花

福兮祸兮返神京

在“大批判”风雨中

《杨万里选集》与《曹雪芹》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

“文革”沧桑

倡导《红楼梦》新版本

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

“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

新雨旧雨“二三子”

附录一 传主与作者

附录二 周汝昌学术年表(周伦玲编写)

“周会长家的‘老先生’魁娃也被土匪劫作秧子了！”

这条消息在咸水沽正不胫而走，传得纷纷扬扬。此际的时间背景是中华民国廿六年，公历1937年。“劫秧子”就是被绑票，这是天津卫的方言土语。“老先生”则是当地对文化家庭中最幼小儿子的赞美性称呼，“老”与通常理解的字面意义恰相反，是指排行最末、年龄最幼小的意思，“先生”是对男子之尊称。寻味其词义演变来由，或者有生最小的孩子时父母年纪已经较为老大，也就是“老生子”的意义？有意思的是，这里并没有“少爷”、“小爷”一类称谓。

这个“魁娃”就是后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红学大师周汝昌，时年十九岁。

周汝昌在少年时曾有一段被土匪绑票的传奇性经历。欲知这段经历的来龙去脉，当然先得“吊吊胃口”，追溯一下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渊源”了。周汝昌乳名魁，有时候也写作奎，出生于民国七年阴历戊午三月初四辰时，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1918年4月14日上午八时左右。出生地当然是天津老家咸水沽西头周家了—— 一所门楣榜有“春晖里”的院落。

那一辈的周家子弟，本来是单名，都用“三点水”的字，如湘、潇等等，很有诗的意境。后来可能是为了填写科举考试的名讳，改成了双名，第二字排“昌”。子弟起名，如履昌、懋昌、恒昌、泰昌、永昌，都是从《易经》卦名而来。汝昌则还取意《诗经》，祖父给起了一个字叫“寿康”，名与字相关，即《诗经·鲁颂·宫》“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之意，“尔”当然就是“汝”，“臧”是善美之意，祝福小孙子能一生长寿安康，兴旺发达。后来祖父又赠一字曰“禹言”，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禹拜昌言”，周汝昌长大后，嫌与晚清名人丁汝昌字“禹廷”迹近模仿，改作“玉言”，是取《诗经·大雅·民劳》“王欲玉女（‘玉’意为‘玉成’，‘女’意同‘汝’）”句断章取义，表达努力成才的愿望。

这倒也是一种巧合，“玉言”似乎是一种“预言”，标示出周汝昌将以研究《石头记》，体会贾宝玉、林黛玉、妙玉的精神感情为毕生事业。从祖父给周汝昌起名赠字之典故来源，亦可见周汝昌的祖父是文史素养很高的人。

天津卫有七十二沽，就是七十二条水流，相应地，也就成了沽畔居民所在地域的称谓。在天津市与大沽海口正中间，古海河东南岸，有一条咸水沽，就是天津自古相沿的八大镇之一，乃交通要冲。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考证说，此处是南北朝、隋时之豆子。其实，豆子就是现在沽东端之“窦家岗”读音讹变。咸水沽在明朝属于河间府静海县。镇中有一座“老爷庙”（关帝庙），当年供桌上有口铁磬，上面铸有一行楷字：“大明嘉靖五年月河间府静海县咸水沽关圣帝庙”。到了清朝雍正六年或八年，才改属天津。

咸水沽是海河老“湾”畔的一个商业市镇，魁娃是镇上商业会长周景颐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五，在家族大排行里则是第十五，也居末位，本家后辈称为“十五叔”。景颐会长本名梦薪——那一辈起名第一字用“梦”，字幼章，字是和其父的字相连属的，父亲名周铜，字印章。幼章是印章的独生子，但在叔伯兄弟的大排行中名列第五。幼章和八堂侄考取清光绪末科秀才，“景颐”就是专为参加科举考试登录榜名而起的大名。周景颐的生母是周铜原配徐氏，但周汝昌没见过。周汝昌记忆中的奶奶，是徐氏死后周铜的续弦刘氏。这位刘奶奶是富家之女，但长相不佳，周铜不喜欢，夫妻感情冷淡。刘奶奶晚年缠绵病榻，周汝昌偶尔去看望，奶奶很高兴，周汝昌还记得已经说不清话的奶奶摸出一个苹果给自己。

周家是咸水沽的一个大户人家，族人众多，分居易爨，习惯上叫“东院里”、“西院里”、“北院里”……孩子们在院落里穿来穿去，跳跳蹦蹦，洋溢着很旺的人气。  周家是“养大船的”。养大船就是自己家有大木船，一艘，或者两三艘，在渤海作航运，运售东北三省的粮米和木材等物品。拥有海船，当然是财富和地位的一个标志。往上追溯，周家的先人是“担筐荷篓”从外地移民而来。周铜的兄长周锐，早先给镇上东头大户韩家船上做事，后来就挣得自己有了船，发起家来，逐渐成为镇上的“名门”望族。到后来，周家有了当地最大的船，号称“同和周家”。据刘国华《古镇稗史》（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中考述，周家有三艘海船，分别叫“登悠”、“双梯子”和“五百万”；河边也有了自己家的专用码头装卸货物，叫“同和码头”。

咸水沽的中心地带是“三里长街”，街两侧店铺栉比鳞次，商贾繁荣，周家在长街的最西头。周家的来历，从周锐、周铜往前推，已经历史烟云模糊，似乎是从江浙绍兴一带迁来的。周家的子弟，大多“北人南相”，身材容貌，不是北方的粗犷型，而是南方的清秀型，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就长得极像鲁迅的兄弟周建人，以至得了一个“周建人”的绰号。

周家大概天生有些文学艺术的基因，家里的子弟都能书善画，吹拉弹唱，管弦丝竹，在院落里不绝于耳。自从发家创业，周梦薪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到当地的文化事业方面。这里自古是渔盐之地，读书的人不多，当时唯一一所私立小学，就是周梦薪策划经费，担任“校董”。对民间文艺更是热心扶持，逢年过节，高跷、秧歌、龙灯、法鼓，种种活动，都由他主持，出资购买衣装道具，组织表演，热闹非凡。做这些公益事业，既有一种服务乡梓的成就感，也满足了自己的天分爱好，他干得很是起劲。当然，周家的威信也就在乡里渐渐树立了起来。

周梦薪的这些作为，其实是由来有自，有血胤遗传的。周汝昌后来这样忆述自己的祖父周印章（周铜）：他命中有那么一个好哥哥（周锐），创了业，任凭他施为，从其所好，买些心爱的艺术品，虽然够不上古玩的级别，但也是房屋里摆得般般样样，琳琅满目，别有奇趣。他喜欢作兴民间歌舞，给各种耍会的买“行头”，买乐器，自己喜欢乐器，好听唱曲，也就支持“穷哥们”耍乐自娱。凡是乡镇这一等级的民间文艺活动，他总是独力支持的赞助者，如西头的“同乐高跷老会”等。他极爱音乐、工艺、书画、园林这些方面的事情。他可不是“文人墨客”，而是一个民间很不俗气的人。

祖、父遗泽，周家一族，辈辈出音乐能手，几乎人人都能拿得起一件乐器。乡下人讲“风水迷信”，有一个说法是：“老周家坟地，祖辈出吹觱捏眼儿的人。”每逢夏日晚凉，西院里周汝昌的八堂兄周紫登（名懋昌）常常召集弟兄子侄一群人，笙管笛箫，丝弦钟磬，登楼而合奏起来。

《古镇稗史》中说，周景颐五子分别叫震昌（字伯安）、祚昌（字福民）、泽昌（字雨仁）、祜昌（字屡易未定，后来顾随赠以“受百”、“寿白”）、汝昌，都深受祖父周铜爱好文艺的影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二子祚昌是吹箫能手，箫一到他的手里，略一调停，立即妙音如缕，因此得一绰号，就叫“老箫”；三子泽昌，京胡的演奏技艺在沽上远近闻名，1949年后，沽上艺人京剧演员邵汉良回沽省亲，和沽上票友联袂演出京剧《打渔杀家》，主要的一个操琴伴奏者就是周泽昌。

咸水沽当地的水质是甜美滋润的，何以名“咸”？有一种传说是，咸水沽其实原名“涵水沽”，因为在海河东南岸，这块地方的河道形成一个大湾，水势颇盛大，涵水最多，故名。因为涵和咸两个字古代读音相同，时间长了，就讹“涵”为“咸”了。也许，临海就有渔盐之利，盐当然也有“咸”意了。

咸水沽这个明清古镇，距今二三十年前，镇上那个明朝嘉靖年间的关帝庙还在，庙前空地不大，四周是店铺，当中是个小小的集市，售卖食品杂物，人们叫“庙前头”。当年咸水沽遍地都是港汊溪流，芦苇草树，街镇南边是居民区，豆棚瓜架横曳竖立，房舍与菜圃稻畦相间为邻，油菜花一片金黄，稻花香里蛙声不断，古柳垂杨萧飒飘曳，号称“小江南”。这样的风物民情，配上周家楼阁上传出的弦管音乐歌唱，弥漫在悠悠古镇的时空中，当真让人恍然有五柳先生陶渊明“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陶潜《五柳先生传》）的幻觉。

周家子弟演唱的那所“楼阁”又是怎么个来历呢？

原来发了家的门户，当然是要置办房产土地的。周家的地产不少，可都是偏远地方的“草洼子”，并不能种植生产，只能打草作柴火。周汝昌在回忆录里幽默地说：“且说我家这个‘大地主’，从来未见过收租的一粒粮食，也没见过谁是佃户，因此只能叫做‘洼子主’。”（引自《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后面引录不再一一注明。）房子也不少，有住宅有店铺，不过都是土房而没有瓦房。周家居住的土房大院堆满了从草洼子里打来的柴火，本来是谈不上什么美妙“景致”的，周印章的艺术天赋却在改造居住环境方面显示了出来，他把原有的高柳古槐都利用起来，在这儿垒两块石，那儿栽几丛花，就把铺子后面的一处“柴火园子”经营成了绿意葱茏花繁叶茂气象幽雅的大花园，又从老海河南边引来了一湾清清水流——俗语叫“吃水坑”，园内也有一带栏杆倾欹的木板桥，小土山上则耸立着一个六角小亭。在拱把成围的海棠果木树旁边，周印章又自己设计建起来一座两层木结构的小阁楼，还起了名叫“爽秋楼”和“旭升阁”，楼门上悬挂着附近数十村落父老乡亲赠送的横匾，题曰：积善之家。这座楼阁园林，成了京津一带的一处小小的名胜，即使后来已经颓圯，还引起大文人苦水词人顾羡季（顾随）、张伯驹和寇梦碧等的凭吊缅想，题写长短句——就是词——感叹流连。

周幼章三子泽昌之女周凤玲（1943年生）回忆周家旧园，给笔者写来数纸，摘录于下：

已是五十年代初，院子里像花园一样。那株古藤占满北面半个院子，枝叶浓密茂盛。它的主根直对北屋门前，屋前有很高的房台、台阶，走下来可以看到古藤是由几棵枝干拧在一起的，麻花一样地爬上架。四周的架子用木料搭成。地上四周用木栏杆围着，有出入门口。这株古藤，春天吐嫩芽，小叶是浅绿色的，开花时，一串串像葡萄一样往下垂。外面洋槐树也开一串串的白色花，但没藤萝花串密，浓浓的花香飘向院外，也是藕荷色，引来满院蜜蜂。开出的花放上白糖烙饼吃，又香又甜。等花落了，进入夏天，虽然叶子长大了，还是和其他树叶不同，总是浅绿色，叶子亮得闪闪发光。由于叶子都长大，显得更密、更厚。如外面下小雨，孩子们不愿呆在屋里，都在藤萝架下玩耍。秋天，一串串的花瓣都结出长长的像大豆角一样的果实，密密麻麻。到深秋时，“大豆角”自己就会爆开。夜深人静时，只听院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白天，我们用布缝的口袋去拣好多爆出的豆子。这种豆子真有意思，就像一个个大黑扣子，又圆又亮，光滑好玩儿，又像围棋子。

藤萝架前摆放一排花盆，不是泥盆，是瓷套盆，养着韭菜莲、万年青之类的花草，有开花的，也有四季常青的。还有一大盆百年铁树，花盆两人搂不过来，每年长出两层叶，像针一样尖，扎手。树身像鱼鳞一样，一层层特坚硬。听说它的叶子能治病。过去没医院，有谁得肺病吐血，就来讨铁树叶。到了冬天，几个人搬不动它，就在门坎上架一块木板，慢慢移到屋里，转年春天，又用同样办法移出来。父亲认为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非常爱护，按时浇水，一直养到“文革”。

北屋靠西边有一棵国槐，长成两层。上面朝上长，中间又长出一层，朝下长得像个大雨伞。西屋窗下的那棵国槐每年修剪，站在树底下，望不见天，小雨也不会漏雨。东屋那面有棵叫不上名字的树，春天开浅绿色小花，夏天结的果实像端午节包的小粽子，长出几个角来，是红色的，又像花椒。树皮光滑、干净，什么虫子也不生。原来南面的大荷花缸，里面开着粉红色荷花，以后便消了，还种了很多草花，各色都有。

隔开数十年的历史风云回瞻想望，当年周家子弟徜徉园中，登楼而咏而歌而演奏吹弹，那洋溢着浓郁艺术氛围的和美怡然之乐真是滋润文艺天分的好土壤好背景。周汝昌的“文艺细胞”就在这种浸淫中不知不觉得到了滋养发育。为了使读者对周汝昌家族的“文化远因”有更生动的了解和体会，笔者再转录张伯驹和寇梦碧题咏周家之园亭词作如下：

风入松·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

张伯驹①

门前春水长鱼虾，帆影夕阳斜。故家堂构遗基在，尚百年、乔木栖鸦。寂寞诗书事业，沉沦渔钓生涯。

只今地变并人遐，旧梦溯兼葭。名园天下关兴废，算空馀、海浪淘沙。不见当时绿野，也成明日黄花。

渡江云·酬敏庵兄

寇梦碧②

海闾沉断梦，来潮去夕，流尽旧声华。荆榛迷故里，三春芳事，凄剩烛房花。摩挲蠹壁，泪香销、古墨笼纱。怜旧燕，梁倾巢覆，乔木但栖鸦。

争夸。春晖第宅，秋爽池台，看千畦。又争知、百年胜迹，总付悲嗟。西山幻出红楼影，且梦游、休说无家。画图展，浑忘身在天涯。

周家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古训民风的影响浸淫，乐善好施。那时过年，穷人最害怕，叫“年关”。周锐和周铜哥俩，每到大年三十晚，就派一个铺子里管事的（往往沾亲带故），带上好多吊制钱——就是俗叫“孔方兄”的清代铜钱，趁黑夜里不让别人知道，走遍全村，专寻那饥寒交迫的人家，悄悄从门缝隙口里把钱丢进院里，然后悄然离去。这种施恩于人而不让对方有受人恩惠之屈辱尴尬感觉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仁义”这一中华文化传统的高尚与美好。

儒家，道家，佛家，还有“民家”（民间艺人），这些辉煌的中华文化传统，道德情愫，艺术陶冶，就这样通过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像不易察觉的涓涓细流一样，流淌进幼年周汝昌的血液里、心灵中。周汝昌曾回顾说，祖父传给自己的因子，一是酷爱艺术，包括文学、音乐、戏曲、表演、书画、园林、工艺；二是“人缘儿”，喜欢交朋友，谦恭随和，无论谈笑游宴，管弦聚会，民俗热闹，例如年时节令，迎神赛会……都踊跃参与，交游结识，乐在其中；三是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富于同情心，与人交往，抱一腔天真悃诚。

这些早期的传承习染，是后来周汝昌从事学术研究、文章写作，不循常规之形式逻辑“论文型”，而能独具“文采风流”之“感悟型”的个性风貌之本根、源头和基因。

那么，周汝昌又怎么会被“劫秧子”遭遇绑票呢？

还得从父亲周幼章被推举为镇上的商会会长说起。原来进入民国后，有一年村镇实行村政普选，一个劣绅想当商会会长，就在选举时暗中作弊，收买选票，把选举搞成了假投票。不想“德先生”（民主）已逐渐进入民众意识，公众不愤，闹起来，直把状告到官府衙门。官府一看不妙，就发令推翻原来的虚假选举的结果，重新进行普选。说到普选场所，是在当地唯一的小学校旁边，搭了许多临时的席棚，让老百姓按地段分段投票。村民里有不识字不能书写的，由小学校选拔出书法优秀的学生代为书写选票，同时设有监察员在旁监视，杜绝了任何作弊的可能。周汝昌就是一个被学校选拔出来的“小写票员”，一直到了晚年，他还能回想起当年选举时那如海河潮水般激昂高涨的公众情绪，激情场面，栩栩如生，恍在目前。因为这次选举的结果，当选为商会会长的，就是周汝昌的父亲周幼章。

其实周幼章只是一个老书生，既缺乏政治素质，对商业营运也不擅长，但既然中过光绪末科的秀才，家里又是养船大户，且平日热心群众文化的组织活动，当然是被群众视作一个德才兼备的“公众人物”了。周幼章从心里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因为当时已经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政治动荡，乱兵横匪，时常骚扰地方，商家更是被敲诈勒索的对象，当商会会长就要应付各方，责任其实很大。周幼章知道自己被选，不禁连连叹气，写辞职报告，却辞不掉。以后年年写辞呈，写呈子的任务，就落到周汝昌身上。

周汝昌晚年回忆说：“当时托辞是患病日重，年衰不堪重任。这种辞呈，也不知写了多少次、份！父亲辞不下来，原因并非官府‘宠任’，实因公众不放。辞呈的批语，有一次是‘环顾该乡，众望所孚，实无第二人，尚期勉为其难，以维桑梓……’父亲受爱戴，一是公直不阿，二是清廉高尚，三是一心为人，不计利害。最拥护的除商民外，还有一批体力劳动人民（历史由来，此地乃海河码头，搬运行——脚行，颇有一定力量与影响）。父亲支持他们‘打牙税’（把派来的苛税员打跑了，不敢再来），反对劣绅的谋私行为。父亲还写状子控告某任天津县官的劣迹。这些都是商民最为传诵的话题。为全村抗争权益，包括抗摊派，抗勒索，这些‘呈文’，也是我写的多。父亲一生爱国，那时国产品稀少，他见我们的书上有上海三友实业社，是唯一的‘国货’百货大商店，便写信邮购，我小时候穿的布衣服，不少是‘三友’那儿来的。父亲的品德，培育了我。”（《天·地·人·我》；周幼章抗匪、“打牙税”等事迹，《古镇稗史》亦有记述。）

替父亲抄写辞呈，成了周汝昌的“课外作业”—— 这或许也是他后来成为书法大家的一种早期“因缘”吧。呈子是呈送天津县官府衙门的，用的是纸店印制的“白折”，没有行也没有格，但必须用小楷写得美观，体现出恭敬。前两年，呈子的内容主要是两项：一是陈述自己有病不能胜任会长职务请求免职，二是为拒绝交纳上峰加给地方的各种摊派捐税陈述理由。但到了周汝昌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周汝昌代父亲抄写的“呈子”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一是请求派兵，二是“具结”——为完成各种公派任务写保证书。

请兵是为了防卫土匪的抢掠。天津南郊区早就流传着四句口头禅：“沽出匪，沽窝匪，沽养匪——咸水沽抗匪。”原来从天津南郊小站往南一带，有一股专门绑票的土匪活动得十分猖獗，海下的各村镇，都向土匪交钱纳款，以求避免更大的侵害。这股土匪在各村都布有“眼线”，里勾外连，各村“自愿”筹出款项，交给“线人”转与票匪，线人当然也从中分红渔利。只有咸水沽的村民商贾，顽强“死硬”，不与土匪“应酬”，一文钱也不交纳。那个在选举中作弊的李姓劣绅，据说就是票匪的“线人”，却被村民商贾集体抗议告状，没有当成商会会长。咸水沽民风强悍，敢于抗匪，组织了“保卫团”，有步枪，还有二十九军抗日式的大刀，上面拖着红布刀穗，威风又威武。绑匪也“硬碰硬”，夜夜前来围攻，与保卫团对垒格斗，还真成了棋逢敌手的阵势。保卫团的卫士虽然勇敢，但天长日久，形势逐渐严重吃紧。周汝昌这样回顾当年的“战斗场面”：

提起那围攻，可真是惊心动魄！那时我虽值小学快要毕业之年，但久叹学运坎坷，经常“逃难”——逃的是败兵（军阀混战时期，败兵流窜横行，如虎如狼），逃土匪，也不知多少次了。这回到了围攻之日了，可真吓人：那时每天晚上刚刚擦黑，战斗就开始了，总是一枪领头，那一声长啸，划破死寂的夜空，然后，枪声越来越密，就像爆豆儿的锅，万声齐发！匪徒的“叫阵”和“喝彩”（说对方“好枪”！）之声，就近在咫尺——像在房后头！这样“前线”式的激战，总要持续到大半夜，方才盼到渐渐止息：匪攻已退。人们相互苦笑着说：“不容易呀——又活过一夜来！”

一个孤立无援的乡镇，自己组织起来保卫村落与土匪对抗，正气冲霄汉，意志薄云天，但总不能长年累月打“持久战”，大家合计，只有向附近驻军二十九军求援，请求派军驻村守卫。周会长写呈子请求驻军，写的雪片一般，周汝昌也就雪片一般地抄写。呈子终于起了作用，二十九军派来一个排，打了一两夜，发现不行，加派为一个连，一个配备一挺机关枪的连队。谁想一个连都不行！原来咸水沽地形狭长，绵延数里，北临老海河湾，南面有小道路口无数，都得防守，兵力分散，夜夜激战，攻势凶猛。幼年的周汝昌，就经历过无数个这样惊心动魄的夜晚。

后来二十九军有军事任务，驻军撤走了，咸水沽的村民没了辙。幸亏大家心齐，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修筑土围子，把四面八方的小路口都堵死，这样才能解决防守人力火力分散的问题。在驻军撤走和土城建好的这一段时间，周幼章让妻儿躲避到数十里外的亲戚家去，自己在村里主持防务，每夜借宿于不同的熟人家中。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感动了地方，不但咸水沽，周围“七十二村”，都无限崇敬，数十村联名做了一块巨大的樟木牌匾送来，上面刻着“硕果苞桑”；咸水沽众商号则合送了一个大银盾，上面刻“智深勇沉”。

这种家庭的光荣和骄傲，当然会深深地贮隐于周汝昌的眼中心中，成了他后来为人处世的传统资源。对故乡人民的卓越表现，周汝昌也有美好记忆：“修围子可不是一件小动静。那时的一个唯一的可贵条件是万众心齐，心气儿往一起聚，团结异常，一切难题都能找出办法。此地的南面，大都是上好的‘园子’——种蔬菜、细耕作的‘棵把’（乡语，指的是青菜精品）园地。这一方的人，比较富裕，种‘园子’的多，再往开边去，那就是出产小站名稻的大片大片的碧绿水田。所说民户也不像真正的穷苦农村，没有十分贫苦之人。一旦说修围子，挖沟取土，围墙基地，几乎都占用这些园子地，毁了真叫人心疼。可是，那时多年磨炼的全镇商民，顾大局，急公好义，肯于牺牲个人利益，终其事没听到什么怨言或发生什么争执控讼，十分顺利地修起了相当坚强宏伟的一座‘小城’，规模甚是可观。那时，仅仅这一工程的始末原由，种种情事，人的智能才能，父老们常当作‘一部书’来讲给人听，真是比一部书还热闹，还好听。”

后来周汝昌在追求学问的历程中遇到坎坷困难时，也有这种心理积淀无形地鼓舞着他不屈不挠地勇往直前，像老家人们修筑起宏伟的“小城”一样，周汝昌则建起了他辉煌的学术文化之城。

周汝昌被绑票，被“劫秧子”，就发生在此后不久。“小城”修好了，土匪攻不进来，但在当时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天津郊区还有各种各样骚扰危害老百姓的日军、汉奸、“翻译”、高丽（朝鲜）浪人等等，特别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的各种“杂牌军”，身上穿着或黑或黄的破烂制服，浑身邪气，窜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就遭殃。咸水沽村镇在长期磨炼中，也练出了一套应付的办法：不管什么“杂牌”来了，全镇的商号约定，先给他们找住宿之处，供给三餐，各商号烙好白面大饼，一筐一筐地抬到“军营”去“劳军”。这样那些杂牌军也就不好意思乱抢乱来了。周汝昌回忆说：“我至今还仿佛闻得到那大筐的上好洋白面、香油大饼的扑鼻香味，我们也不是常能吃到的。”

可是有一次出了差错。那是从山东窜来一批着黄皮的，据说是“巡盐的”，这支杂牌军在吃了几天大饼招待后，把周幼章等商号头面人物叫来，说要一笔“盘缠”才能“告辞”。这些头面人物推举一个“能办事的”回去筹钱，却久无音信。军队生疑，一个耳光把商会会长打得帽子掉在地上，然后驱赶着他和大商号的头面人物等向小站方向跑。小站南正是绑票匪徒的老巢，听说多年打不下来的咸水沽的抗匪领头人被押解前来，匪徒头目李大成十分高兴，杂牌军被作为上宾款待，周幼章等则由乱军的人质成了土匪的俘虏。

咸水沽的百姓没有袖手旁观，积极筹款援救，经过种种曲折——匪首收了钱却不放人，让去送款领人质的经办人急得几乎跳河——周幼章终于被释放回家了。谁知周汝昌很快又阴差阳错地被劫了秧子。

起因是周汝昌去看望被释放的父亲。因为周幼章被放后不敢回家，在天津市内某处栖身。周汝昌得到消息，与一个姓孙的姨表兄和另一个姓李的“三大爷”（在周家兴盛时当过“书童”）一起结伴去市内看望。当日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有一班小轮渡，当地习惯叫“小火轮儿”，每天早晨从咸水沽东头的关帝庙开航，走海河直接抵达金汤桥侧。周汝昌一行三人坐船前往。周汝昌后来回忆说：“河行确是一件乐事，那时海河水势甚旺，风景实佳，两岸万苇森森，村树如绣。我们观赏着河景，好不开心！”

谁知乐极生悲，船刚行到四里外的沽河湾一带，一声枪响，小火轮被迫停船，上来几个持枪的土匪，把所有男乘客全赶下船劫作秧子，编成双行纵队，小快步慢跑“急行军”，往东南方向驱赶。周汝昌是年轻的中学生，腿脚快捷轻便，跑起来不费力。那些年纪大的商人百姓，可就跑得气喘吁吁了。跑不了多久，听见背后一声枪响，原来是一个姓韩的医生，因为患有支气管炎跑不动，落到队伍后面，土匪以为他想逃脱报警，就把他给毙了。

跑到土匪的“安全地带”，匪徒停下来询问了解秧子的情况，那些没有油水可榨的小商人等就被释放了。周汝昌乘机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周幼章之子，孙、李二人不过是同行，要他们无用，应该释放。土匪听说，以为这下子奇货可居，真把孙、李两人给放了。

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又到一荒凉处，再次休息，已经有某军警追赶剿捕之声，就在屋外经过。但我们被禁在黑室，大声不许出，紧张万分！可惜，追剿者没能发现此屋内大有‘文章’，过去了。匪人这才如释重负——但我心里抱着的希望（被发现救回），却破灭了。……唯我这个特殊的‘重点秧子’，继续南行，因为小队干的这笔‘生意’，总头目闻知大喜，就命令单把我送进大本营——子里去。我至今感谢他们赐我这个难得的‘旅游’机缘福分。与其说是押送，不如说是护送。一直往南，也不知走了多远，纵目皆是不毛之地，偶有小块浅水，满地盐卤白痕，光景奇特。最后，终于来到一片大‘湖’之边岸，这就是子了。坐上小船，被‘推’送到里寨，那儿有带枪的等着。这里有绿树了，有房舍了，我不知忌讳地张目玩赏。他们领我进入一间最深层的秘室——进去一看，吓了一跳：咸水沽的人！他们蜷坐于一炕上，都是上回被‘杂牌’软禁驱赶‘裹’到这儿来的。他们忽见我至，又惊又‘喜’，因为家父刚刚从那儿出来，我就‘鬼使神差’地来‘填空’了？万万想不到！”

这些先被关押的人，周汝昌记忆所及，有振华纸板厂姓李的厂长，一个当铺的山西籍的高级职员，还有两个有钱的财主忘了姓名，其中一个是当时咸水沽地区的公安局长。过了不久，李厂长和那个财主被赎回去了，剩下公安局长和当铺的山西人。

周汝昌在匪窝中，先有一个中级头目前来“看望”，态度和蔼，表现得好像是老朋友一样给予“照应”。周汝昌也天真地睁大眼睛正视，有点“无知所以无畏”的劲头。后来同被羁押的乡人告诫，以后千万不可再对视匪徒，只能低眉顺眼，因为对方忌讳被记住面容。大概因为年龄小，有来头，周汝昌开始被羁押时颇受优待，没有捆绑手，也没有蒙眼睛。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一天晚上，匪徒首领李大成的弟弟“二寨主”吃饱了饭来“查秧子”，知道周汝昌是周幼章的儿子，就勃然大怒，用木棒抽打周汝昌的腿，并责问看守的人为什么不蒙眼。原来匪帮所属的一只船在外面被军警发觉，蒙了损失，受了惊吓，匪徒怀疑是周幼章在外面“使坏”，所以就报复他儿子。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好像当时就有一个二级头目人劝解方罢。我从此像上磨的驴子一样，眼蒙得严严的。这时，方显那位山西同难者的仁心德意，他顷刻不离地照顾我，必须行动时，让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他缓步而行。他从不讲话。”

隔了些时日，才被去掉眼罩单独关押。可能真应了“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古话，这个单独看守周汝昌的人却一脸良民气色，对周汝昌很照顾关照，偶然有匪徒前来戏弄或找茬欺辱，他都出头保护，把来人赶走，夜里陪着周汝昌在一个单间炕上和衣而卧。这个人在周汝昌的记忆里，是身材不高而壮实，穿一身蓝布裤褂，腰间一把“盒子枪”，面貌气质，淳朴实诚，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极少说话，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周汝昌感觉到，这个人对自己的父亲有一种敬佩的感情。

忽然有一夜，周汝昌被从梦中推醒，那位看守人说：“起来，有人接你来了，可以回去了。”态度仍然安详稳重。揉着惺忪迷蒙睡眼的少年，动作机械地跟着看守来到水边，还是那小船，上边已经有人在等候，上了船，有健壮的汉子蹚着齐腰的水，把船推出了子。周汝昌向一直陪伴自己的看守深深致谢，那个人回答说：“你出去了，给我买一个金表就行。”周汝昌问怎么捎给你呢，那个人说：“你提号就行。”

驾船者是和周幼章与土匪都有关系的人。周汝昌上了船，睡意全消，头脑也完全清醒了，抬头看满天灿烂的星斗，低头看自己身在其中顺水漂浮的行舟，自己读过的古代诗句如船下水流一般联翩浮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周汝昌心想，我最爱诗了，总想进入诗境，今夜今时，我才第一次懂得诗的境界……后来周汝昌作诗词研究和《红楼梦》研究比较注重心心相印的“赏会”，而不喜欢西方手术刀式的逻辑分析，诗词创作成了他毕生的“游戏”，可能都与这早年经历的特殊“诗境”有一种冥冥中的关系。

回家与家人重逢聚首的悲欢，家人察看腿上被打的青痕，自己讲述在子里听见枪声，匪徒枪毙了一个熟识的老乡，因为他是被土匪认为可疑的秧子……还有一位在周家开木匠铺的吕福生师傅的哥哥，不知为什么老被匪徒裸背鞭打，自己向匪徒替吕大哥说了许多好话，以知情人的资格告知他的真实身份，并非“可疑分子”，吕大哥幸得活命……这都是后话了。周汝昌后来感慨说：“使我最感动最不能忘怀的，仍然是由于家父的为人，识与不识，都表现出异常的敬重，几乎是处处有‘贵人’暗中相助，有‘福星’解难消灾。这是什么珠宝金财也换不来的群众的真情至感。”

有趣的是，周汝昌到了八十多岁，有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及自己平生治学，虽然历程坎坷，遭到一些误解和攻讦，但自己命中也总有“贵人”出现，总会有并不相识的人出来替自己辩护，打抱不平，说明情况，讲清道理，使被误解曲解的学术公案大白于天下……P1-15

公元2004年，中华古夏历岁在甲申，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头，我当然是从《 红楼梦 》研究的视角而言。这一年，是红学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独立门户成为专学整整第一百个年头，王国维正是在1904年发表了《〈 红楼梦 〉评论 》，可以看作红学由玩笑之词而正式成“学”的一个标志。而无论从癸未说或甲申说甚至壬午说的立场，2004年也都可以看作曹雪芹仙逝第二百四十周年。由于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电视剧《 红楼梦 》演员“二十年再聚首”和科学教育频道《 百家讲坛 》的红学讲座以及影视频道电视剧《 曹雪芹 》的热播，还有作家出版社《 红楼夺目红 》等红学书籍的热销，造成了一种红学热持久不衰的综合效应。周汝昌先生无疑是这一热潮中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甚至于在网络论坛中出现了“周汝昌为什么这样火”的讨论。周汝昌坎坷了一辈子，这一下真“红”了起来，情形大概可以和周先生的开山之作《〈 红楼梦 〉新证 》在1953年刚出版不久时相比拟吧？这前后相隔也正好是半百之数——五十年。

还有凑巧的事。我于6月13日应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 百家讲坛 》节目，连讲两场，题目分别是《〈 红楼梦 〉探佚 》和《 曹雪芹思想的超前性 》。6月12日先去拜访周先生，周先生提醒我，明天是阴历四月二十六日（ 此处不用阿拉伯数字，以显示“阴历”也 ），正好是曹雪芹的生日，也是小说中贾宝玉的生日。第二天我演讲时，开头就说：“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两场演讲就有了“凤头”，至于后面是不是“猪肚”和“豹尾”，那当然要观众来评判了。而就在我赴北京前夕，国家图书馆的青年“红迷”于鹏打长途电话来大连，说漓江出版社刘文莉编辑与出版界友人正策划要出周汝昌先生的传记，他们属意于我。不一会刘女士也来电话，说已经和周先生接触过，征求了周先生的意见，意思要我捉刀，约好6月13日在现代文学馆晤面，演讲后请我吃饭，即作商谈。这当然也有通过听我的演讲以“考核”我是否有写作“实力”的意思。计划大体不爽，只是饭局成了《 百家讲坛 》主持人傅光明先生请我和刘女士及随刘女士同来的同事汪正球编辑吃工作餐。就这中午饭半个小时光景，与刘女士、汪先生初步约定了写周汝昌先生的传记。

我答应在8月份开始动手写传，因为此前必须要把《 红楼赏诗 》的稿子杀青。到了7月下旬，就开始阅读周先生的几种著作。周先生的大著我大体上都有，但以前主要是着眼于学术层面，这一次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全人”观照。虽然我和周先生交往已经有二十余年，但真正面炙馨颏的机会也没有几次。毕竟，我和周先生是隔了“世代”的人，周先生前半生所经历见证的那些历史政治风云、社会人生世相，我缺少生动的“质感”。对周先生家世、家庭等情状的了解，除了极少几次与周夫人及周先生的子女浮表的接触外，大多数也只能从周先生著作中窥探吉光片羽而已。

既然情况如此，我确定写传记的策略，只能以“学术”为主体。周先生以红学家名世，他的学术，首推红学。但究其实，《 红楼梦 》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最杰出代表，周先生其实是通过《 红楼梦 》研究中华文化，除了红学，他在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等多方面也都有精深的赏会和研究，他深通英语，却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光辉。所以，应该称周汝昌为中华文化学家才更准确更本质。同时，在为这一独特的文化学术事业之毕生奋斗中，他历经曲折坎坷，正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锋镝犹加，痴情未已。周汝昌给红学的定位是“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顺理成章，这门学术的掌门人和泰斗自然也就是“中华文化学家”了。而且，“中华文化学家”似乎还没有被任何一位先贤所启用过，也算笔者的一点“创意”。

如何展现周汝昌的学术人生？如果变成对周先生著述的一种“注解”：何年出了第一本书，其意义如何；何年又出了第二本书，其价值安在……那也未免太笨了。以《 红楼梦 》研究的行迹为主线，而写出周先生的“人”，写出一种文化精神，写出一种时代的文化氛围，写出一种“意义”，是这本传记追求的目标。至于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那当然需要读者的检验了。

写周先生的传记，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背景情况的了解。周先生当年的一些老友和同事等，许多已经仙逝，而某些具体的事件和情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和态度，绝对“真实”有时其实是很难的。除了对一些硕果仅存的当事人作采访以求尽量客观之外，我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从周先生的经历这一角度写，而且只从正面写。当然这样作也许会减少某种“深刻”和“趣味”，但限于我自己的能力，也只能如此了。

周先生很讨厌“洋式白话文”，推崇“运用传统汉字语文、诗赋的形态与精神”，而目前新潮的文风则和周先生的雅趣颇有距离，时兴一点俏皮再加一点甜腻的格调。我的笔触达不到周先生的词气渊雅曲折，也学不来时髦的华美俗艳，却还奢望既能得到周先生的首肯，又能不被市场所厌弃，想走走中间路线，不知自己的笔力能行到什么境界，也许竟是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吧。

在网上浏览时，读到《中国艺术报》第403期一篇署名商泽军的诗《致周汝昌》，颇有点意味。在此就先斩后奏，掠美转录于此，作为本书的一个“引子”（ 商先生如果看到了，请和我联系，当签赠两本拙著以表谢意 ）。

这是一竿竹子，摇曳在

文字筑成的

土壤里

这是一竿头白的竹子

那华发

那清瘦的面容

那聋去的耳朵

该是怎样特殊的竹子？

听不见风声的竹子

白头的竹子

那也是

像瘦金体一样

写意的竹子

这竿竹子

从《 红楼梦 》中逸出

在唐诗宋词里长叶

用墨汁浇灌的竹子啊

却浇出了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