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本书收录他的随笔散文作品。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如果说加缪一生创作和思考的两大主题就是“荒诞”和“反抗”，如果说哲理随笔《西西弗神话》是加缪对于荒诞哲理最集中的阐释，那么《反抗者》就是全面阐释他反抗思想的理论力作。笛卡儿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想提高到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标志、唯一条件。加缪在《反抗者》中，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将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是的，既然世界本就是荒诞的，对人的理想、人的愿望、人的呼喊只有冷漠的沉默与恶意的敌对，那么，人如果没有反抗，又何以为人？又与蠕虫何异？既然人生而荒诞，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了在荒诞和绝望中寻出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就必然要进行反抗。也唯有通过反抗这一条出路，才能最终体现出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意义。《反抗者》体现出来的精神和勇气，足以与《西西弗神话》前后辉映，足以为加缪“在荒诞中奋起反抗”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引言

反抗者

形而上的反抗

 该隐的儿女们

 绝对的否定

 拒绝得救

 绝对的肯定

 反抗的诗歌

 虚无主义与历史

历史上的反抗

 弑君者

 消灭神明

 个人的恐怖行动

 国家恐怖主义与无理的恐怖

 国家恐怖主义与合理的恐怖

 反抗与革命

反抗与艺术

 小说与反抗

 反抗和风格

 创造与革命

南方思想

 反抗与杀人

 节制和过度

 超越虚无主义

一个文学家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人狱以前在《一个神甫与临终者之间的谈话》中是这样说的，人们也这样认为。他作品中最为残忍的人物之一——圣奉，丝毫没有否定上帝，而仅限于发展诺斯替派关于邪恶的理论，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人们会说圣奉并非萨德。他当然不是。小说中的人物永远不会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然而有些时机，小说家可能同时是他创造的所有的人物。因而，萨德作品中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都提出了上帝并不存在，理由是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最杰出的作品以展示神的愚蠢与仇恨而结束。无辜的茹丝汀在暴风雨中奔跑，而犯罪的诺瓦瑟耶竞发誓说，她若不被天上的雷电击死，他便改信异教。惊雷终于把茹丝汀击死，诺瓦瑟耶获胜了，人的罪恶继续回应着神的罪恶。这样，不信教者的打赌便成为对帕斯卡尔打赌的反驳。

萨德对上帝的看法就是上帝是摧残与否定人的有罪的神。萨德认为，神乃杀人者，这种情况在宗教历史上并不罕见。人为何要讲道德呢？这个囚徒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追求极端的后果。既然上帝杀害与否定人，那么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人去杀害与否定同类。这种愤激的藐视与1782年的《谈话》中表露的那种平静的反抗已毫不相似。他此时大喊：“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没有任何东西来自于我。”他声言：“不，不，不论是美德还是邪恶，一切在棺材中都混而为一。”他心境既不平静，生活也不幸福。他说“他所不能原谅人的”惟一事情就是关于上帝的思想。“原谅”一词在这位大谈折磨的作家的笔下实不寻常。然而他所不能原谅自己的，正是他对世界绝望的看法与囚犯的状况所绝对反驳的那种思想。双重的反抗此后指引着萨德的理智：反抗社会秩序与反抗他自己。由于这两种反抗在一个受迫害者的迷乱的心灵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矛盾的，他的理智始终是含糊不清或者合理的，这要视人们是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以同样的态度研究他而定。

既然上帝否定人及其道德，他也会这样做。但他所否定的上帝直到此时一直作为他的担保人与同谋。以什么名义？以他身上最强烈的本能即性本能的名义。正是对人的憎恨使他在监牢的铁窗后活了下来。这种本能是何物？它一方面则是本性的呼喊；另一方面是要求完全占有一切生命的盲目冲动，甚至以毁灭他们为代价。萨德以本性的名义否定上帝——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机械论的观点，又使本性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对他而言，本性就是性，他的逻辑引导他走向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那里惟一的主人就是欲望的难以限制的力量。那里就是他陶醉的王国，他在那里听到了最美好的呼唤：“让大地上一切生命都面对我惟一的欲望！”萨德的英雄们指出人的本性需要罪恶，它必须毁灭才能创造，人们毁灭了自己就会帮助它创造。这冗长的推论的宗旨仅仅是为囚徒萨德建立绝对的自由。他极不公正地遭到压制，于是渴求毁灭一切的爆炸。在这方面，他与他的时代作对：他要求得到的自由不是原则的自由，而是本能的自由。

萨德无疑曾梦想一个全世界的共和国，让扎美这个有改革精神的智者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共和国的’轮廓。他向我们指出，反抗运动在加速发展，越来越不受到限制，其目标之一就是解放全世界。然而他身上的一切都与这个炽热的梦想背道而驰。他不是人类的朋友，他憎恶博爱者。他有时谈到的平等是个数学概念：人皆为等价物，迫害者拥有可恶的平等。他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因而必须主宰一切。他真正所完成的功业就在仇恨之中。萨德的共和国并非把自由作为原则，而是把不信教作为原则。这位奇特的民主主义者写道：“正义并不真正存在，它是一切情欲的崇拜对象。”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多芒塞在《小客厅中的哲学》中读到的那段著名的诽谤性文字更能说明问题。这部作品有个奇怪的标题：“法国人，你们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彼埃尔·克洛索夫斯基正确地指出，那段诽谤性文字向革命者表明，他们的共和国是建立在对享有神权的国王的屠杀之上，他们在1793年1月21日处死了上帝，便永远禁止自己放逐罪恶与批评有害的本能。君主制度在维护自己的同时，维护了建立法律的上帝思想。共和国完全依靠自己，品行在那里是不受约束的。可疑的是，萨德如克洛索夫斯基所希望的那样，怀有深深的亵渎宗教的感情，而这种几乎是对宗教的恐惧把他引导到他所陈述的后果。情况更可能是，他首先承受其后果，然后找到了适当的论据证明他向当时的政府所要求准许的品行是合理的。情欲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理性，把结论置于前提之上。萨德在这篇文章中用一系列令人称绝的诡辩来证明诽谤、盗窃与谋杀是合理的，并要求在新城邦中容忍这些行为。他极其欣赏这些诡辩，从而心安理得。

然而，正是在此时他的思想是最深刻的。他以当时无与伦比的敏锐拒绝将自由与美德结合在一起。当自由是这个囚徒的梦想时，它尤其不能忍受任何限制。它是罪恶，否则便不再是自由。萨德对此基本论点从未改变过。此公宣扬的理论矛盾百出，只有在涉及死刑时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绝对的一致。他这个巧立名目的执行死刑的爱好者，性犯罪的理论家，从来不能容忍法律所判定的罪行。“国家对我的监禁，在眼皮下执行的断头刑，这些给我带来的痛苦百倍地超过可以想像的一切监狱。”这种恐怖使他丧失了在恐怖时期公开表示出克制的勇气，那时他还勇敢地为岳母求情；虽然她曾使他人狱。几年以后，诺蒂耶清楚地概括了萨德所顽固捍卫的立场而不自知：“由于极度狂热的感情而杀死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一个可尊敬的政府的部门为借口，在经过认真思考后，冷静地让别人去杀人，这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里所流露的一种想法为萨德加以发挥：杀人者应当以其人身偿命。可以看出，萨德比我们同时代的人更讲道德。

他对死刑的憎恨，开始是憎恨那些相当相信自己的品德或他们美好事业的人们，他们因此才敢于惩罚，虽然他们是有罪的。人不能同时为自己选择犯罪而为他人选择惩罚。应当打开牢狱，否则便证明自己的美德，但这是不可能的。人们一旦认可杀人，哪怕仅仅一次，就会普遍地认可杀人。按本性行动的罪犯不能置身于法律一方而不判罪。“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这句话的含义是：“接受犯罪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惟一合理的，并且要永远进行反抗，如同想得到圣宠一样。”完全屈从于恶会走向一种可怕的禁欲状态，这会使充满智慧与善良的共和国感到惊恐。这个共和国第一次的骚乱就焚烧了《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的手稿，可谓意味深长的巧合。它必然会揭露这种异端的自由，重新禁锢受到牵连的拥护者。这样一来，便使他有可怕的机会把反抗的逻辑推得更远。

全球共和国对萨德可能是个梦，而从来不是一种愿望。在政治方面，他真正的立场是犬儒主义，在他的《犯罪的朋友们的社会》一书中，他公然声称自己拥护政府及其法律，然而却打算违犯法律。这样，追随者们便投票支持保守派议员。萨德所思考的方案要求一种温和中立的政权。罪恶的共和国不可能是全球的，至少暂时是如此。它必须装出服从法律的姿态。然而，在一个只有杀人规则的世界，在罪恶的天空下，萨德以犯罪的本性的名义，实际只服从无穷尽的欲望的法律。然而，无限制地渴求他物，意味着被他人无限制地渴求。允许毁灭意味着自己可以被毁灭。因而必须斗争与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律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力量的法律，其动力就是权力意志。

与罪恶为友，仅仅真正地尊重两种权力，一种是在社会中可以见到的基于出生偶然性的权力，另一种是被压迫者往上爬而捞到的权力，他们玩弄卑鄙的手段，终于和达官显贵平起平坐。萨德以这类人物来塑造其出身寒贱的英雄。这一小撮有权势者，这些被接纳入权力阶层的人，知道自己拥有一切权力。有谁若怀疑这令人生畏的特权，即使是须臾间，也会立即被贬斥，重新成为受害者。人们于是在道德上信奉布朗基主义，一小撮男人和女人由于掌握一种离奇的知识而坚定地自居于奴隶阶层之上。对他们说来，惟一的问题就是自己组织起来，完全地行使权力，以满足其惊人的欲望。

P44-49

存在着情欲的罪恶与逻辑的罪恶。刑法典可根据犯罪的预谋容易地将它们加以区分。我们处于预谋与完美的罪恶的时代。我们的罪犯不再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孩童，他们以爱为理由替自己辩解。相反，他们是成年人，其托词是无可辩驳的：哲学可以为一切效劳，甚至可以使杀人犯变成法官。

在《呼啸山庄》中，希思克利夫为了占有卡蒂而屠杀整个大地，但他并未想到说这种屠杀是合理的或者拿制度为其辩护。他完成了这次屠杀，其全部信仰就在此终结。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爱的力量，还有性格。爱的力量是罕见的，这种杀人是异常的，于是带有破坏的色彩。然而，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

我们在此不对它发泄义愤。这部论著的意图是再次接受当前的现实，即逻辑罪恶。确切地研究这种现实的根由：这一努力是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人们也许认为，这个时代在五十年内使六千万人流离失所，受到奴役或遭屠杀，首先应该对它进行评估，然后要弄清罪恶的缘由。在人类的幼稚时代，有些暴君为了其赫赫声威而把城市夷为平地，奴隶被绑在征服者的战车上，在欢庆的城市中游街示众，敌人当着聚集的民众扔给野兽。那时，面对这些单纯的罪行，良心是坚定的，评价是明确的。然而，高张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作为理由进行的屠杀，或者对超人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无法对之作出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本书的雄心就是接受这奇怪的现象，对之进行剖析。

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清白无辜从其发生作用的时刻起，是否也未阻止去杀人。我们只有在属于我们的时刻，在围绕着我们的人们中间起作用。我们只要不晓得我们有无权利去杀死我们面前的另一个人或者同意他被杀死，便一无所知。由于当今的一切行动都指向杀人，直接的或间接的，在晓得我们是否应该以及为什么应该制造死亡之前，我们是不能有所行动的。

重要的不是追溯事物的根源，而是应该晓得在世界上该如何行动，既然世界的现状就是如此。在否定的时代，思忖自杀问题是有用的。在意识形态的时代，必须清理杀人的问题。如果杀人有其道理，则我们的时代与我们自己必将遭受其后果。若杀人无道理可言，我们便处于疯狂之中，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重新找到一种后果或者改变方向。无论如何我们要在本世纪的血雨腥风与喧嚣声中清楚地回答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与此问题息息相关。三十年前，人们在决定杀人之前否定了许多东西，直至以自杀来否定自己。上帝在弄虚作假，大家都与他一道欺骗，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于是正在死去：自杀是那时的问题所在。意识形态在今天只否定其他人，惟有他们是作假的人。每个黎明，乔装打扮的杀人者溜入一个小屋：杀人便成为现在的问题。

这两个论断密切相关，它们与我们也密切相关，以致我们无法再选择我们的问题，它们在相继选择我们，让我们同意被选择吧。本论著即打算对杀人与反抗进行一番思考，围绕着自杀与荒诞的概念开始这番思考。

不过这番思考暂时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概念，即有关荒诞的概念。对于杀人的问题，这个概念带给我们的也只是矛盾。当人们首先打算从荒诞提取出一条行动规则时，荒诞的感情使杀人至少成为无所谓的，因之是可能的。如果人们什么都不相信，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能肯定任何价值，那么一切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既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杀人者既不错，也不对。人们为焚尸炉拨火，犹如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一样。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或任意而为之。

人们于是决定不再行动，这至少无异于同意他人的杀人之举，仅仅为人的不完善而哀伤。人们还会想出以悲惨的音乐爱好代替行动。这样，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笔赌金。人们最后终于打算采取行动，但不是免费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更高的价值指引行动，人们在朝着眼前利益的方向前进。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或虚伪的，是善良的或邪恶的，行动规则就是自己要表现得最有功效，也就是最有力。世界于是不再区分正义与非正义，而是分为老爷与奴隶。这样不论人们转向哪个方面，杀人在否定与虚无主义的理论核心中都占有特殊位置。

因而我们如果要采取荒诞的态度，便应该准备杀人，这样，逻辑便压倒顾虑，而我们认为这种顾虑是虚假的。当然，需要有一些准备，但比人们认为的要少，如果从经验对之进行判断的话。此外，让人去杀人始终是可能的，这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事。如果逻辑能从中得到好处的话，一切皆以逻辑的名义予以解决。

然而，由于有种态度使逻辑发现，杀人时而是可能的，时而是不可能的，它从这种态度不能得到好处。因为荒诞的分析在至少使杀人行为成为无所谓之后，最终会谴责杀人行为，这成为它最重要的后果。荒诞推理最近的结论就是放弃自杀，维持在人类的询问与世界的沉默二者之间这种绝望的对立状态。自杀即意味着这种对立的结束。而荒诞推理认为，只有否定它自己的前提才能同意自杀。它认为，这样一个结论便是借口或摆脱。不过很清楚，这一推论同时承认生命是惟一必不可少的财富，因为它允许这种对立，而没有它，荒诞的赌博便没有了支柱。若想说生命是荒诞的，意识需要是活生生的，若不对舒适的爱好做出重大让步，如何为自己保持这样一种推论所独享的利益呢？这种好处一旦得到人们承认，便成为一切人的好处。人们若拒绝附和自杀，则同样不赞成杀人。一个深信荒诞思想的人无疑承认命定的杀人，他不会接受推理的杀人。杀人与自杀是一回事，对二者必须一起接受或摈弃。

同样，绝对虚无主义同意自杀是合理的，更加容易支持逻辑性杀人。如果我们的时代心安理得地认为杀人自有其道理在，这是由于对生命的冷漠，这正是虚无主义的标志。无疑，以往有一些时代，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如此强烈，从而制造了罪恶的过度行为。但这些过度行为犹如极端享乐造成的伤害。它们不是由贫乏逻辑创立的这种单调的秩序，在这种逻辑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相等的。我们的时代沉浸于自杀的价值中，这种逻辑把自杀的价值推向其极端的后果，即合理的杀人。它同时在集体自杀中达到顶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945年希特勒的下场。自杀对那些疯子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准备在一些洞穴中多人一起死亡。最主要的是不能单独一人自杀，一定要拖上一群人与他一道去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孤单地自杀依然保留了一种价值，因为显而易见，他不承认自己有权支配他人的生命。证据就是他从未为了支配他人而运用可怕的力量以及他的死亡决定所赋予他的自由。一切孤零零一人的自杀若非出于愤恨，在某些方面便是慷慨大度与蔑视世界的。但人们要以某个东西的名义蔑视。如果世界对自杀者冷漠，是因为自杀者对于那些对他说来并不是或者可能不是无足轻重的事物有种看法。人们认为要毁灭一切，把一切与他一道带走，但从这种死亡中却有种价值复活，这种价值也许值得人们为之生活。绝对否定因而并非由于自杀而枯竭，它只能由于绝对的毁灭而枯竭，即既毁灭自己又毁灭他人。人们只有在走向这个令人愉快的极限时才能感受到这绝对否定。自杀与杀人在此处是同一个范畴的两个方面，可谓智慧的苦果，与其在有生之年备受煎熬，不如在天崩地裂中作黑色的升华。

同样，若拒绝承认自杀的理由，也不可能认为杀人有理。人们不能是半虚无主义者。荒诞推理不能同时既保全说话人的性命，又同意让其他人牺牲。当人们认识到绝对否定是不可能的，而且只有在以某种方式活下去时才认识到此，这时不能被否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人的生命。这样，让我们相信杀人是无所谓的那个概念便失去了根据，我们遂又回到曾竭力想脱离的不合理的生存状况。实际上，这种推论让我们同时相信可以杀人与不可以杀人，让我们陷入矛盾，没有任何东西去阻止杀人或使之合理化。我们这些威胁他人的人或受到威胁的人被拖人一个狂热的虚无主义时代，然而又是孤独的，大家手里拿着武器，悲愤填膺。

当人们打算处于荒诞中而忽视其真正性质时，这一基本矛盾必然会与其他许多矛盾同时显示出来。荒诞的真正性质是所经历过的通道，一个出发点，笛卡儿怀疑论的等价物。荒诞本身就是矛盾。

荒诞的骨子里就是矛盾，因为它想维持生命而排除一切价值判断，然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呼吸，这就是判断。说生活是永恒的选择肯定是不确实的。然而人们难以想像有一种没有选择的生命，这倒是真的。从这个简单的观点看来，荒诞的立场在行为中是无法想像的，其表现也是无法想像的。一切无意义的哲学依靠它所表达的事实本身的矛盾而生存。它从而对无条理的思想赋予最微小的一致性。它在没有结果的事物中引入了后果。说话会修正。建立在无意义的基础上的惟一的一致态度便是沉寂，如果沉寂不意味着什么。完美的荒诞竭力沉默不语。倘若它要说话，是因为它感到得意，或者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认为自己是暂时的。这种得意，这种对自己的估计，标志着荒诞立场深深的模棱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荒诞意欲表现孤独的人，使人生活在一面镜子前面。最初的痛苦有可能变得舒服起来。人们怀着如此深切的关怀之情而抚摩的伤口最后使人感到愉快。

我们中间不乏伟大的荒诞冒险家。他们的伟大之处，即在于他们拒绝了荒诞所持的扬扬得意神态，而仅仅保留了其要求。他们是为了最多的人而破坏，而非为了最少的人。尼采说：“那些想要推翻现状而非创造自己的人是我的敌人。”他也在推翻现状，但意在创造。他颂扬正直，抨击大腹便便追求享乐的人。荒诞推理为了躲避得意之神态，于是采取了放弃的态度。它拒绝分散，成为赤贫状态，决意沉默，采取奇特的苦行态度。兰波歌唱“在小巷泥泞中呜叫的美丽的罪恶”，跑到哈勒尔，在那里过没有家庭的生活。他为之抱怨。在他看来，生活不过是“众人演出的一场闹剧”。但在弥留之际，他对妹妹大声说道：“我要进入地下，而你却在阳光下行走。”

被认为是生活规则的荒诞因而是矛盾的。它没有向我们提供可对杀人的合理性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这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呢？而且，不可能把一种态度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感情之上。荒诞的感情是其他感情中的一种。它将其色彩赋予两次战争之间如此多的思想与行动，这仅仅证明了它的力量与合理。但一种感情的强烈程度并不能使之成为普遍的。整整一个时代的错误，就在于根据一种绝望的感情而提出了或自以为提出了普遍的行动规矩，这种感情的运动就是超越自己。巨大的痛苦与巨大的幸福一样，可以成为推理的开始，它们是说情者。但在这种推理的整个过程中不会再找到与保持它们。倘若考虑到荒诞的感觉，对人们在自己或他人身上发现的恶作出诊断，倘若这是合理的，那么，在这种感觉与它所包含的虚无主义中所看到的，仅仅是在存在与系统的怀疑方面的一个出发点，一种感受到的批评，是相等物。此后必须粉碎镜子的固定的游戏，进入荒诞超越自己的不可抗拒的运动之中。

镜子已打碎，再无任何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世纪的问题。荒诞如同有条理的怀疑一样，扫除了一切，使我们陷入困境。然而，如同怀疑一样，它可以指引新的探索。推理于是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样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惟一明显事实，即反抗。我不懂任何科学，急于杀人或同意人们杀人，所能运用的仅仅是这个明显的事实，由于我身陷痛苦而更加相信它。反抗诞生于无理性的场景与不公正的难以理解的生活状况。但它盲目的冲动要求在混乱中间建立秩序，在一切消逝的事物的核心有统一性。反抗在呼喊、要求，希望丑闻中止，至今不间断地写在海上的一切固定下来。它的忧虑在于改变。然而改变即行动，而行动在明天就是杀人，但它并不知道杀人是否合理。恰恰是反抗引起了那些人们要求它使杀人合法的行动。因而反抗必须从自身找到理由，因为它不能从其他任何东西获得它们。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

两个世纪的反抗，不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历史的，大可值得我们思索。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企求详细地揭示这期间相继涌现的学说与行动，他至少可以从中寻求发展的脉络。以后的章节，仅仅提出几个历史标志及一种解读的构想。这并非是惟一可能的构想，而且它远远不能说明一切。但它部分地说明了方向，而且几乎全面地说明了我们时代的过度行为。本书展示的惊人的历史是欧洲的骄傲的历史。

不管怎样，惟有对反抗的态度、意图与取得的战果进行调研，我们才能得知反抗的理由。反抗的事业中，也许含有荒诞未能向我们提供的行动规则，它指出了杀人的权利或义务，创造的希望。人是惟一拒绝像现在这样生活的生物。问题是要弄清，这种拒绝是否只会把他引向毁灭其他人与他自己，一切反抗是否应当以替普遍的杀人进行辩解而结束。或者相反，它虽然不企求不可能的清白无辜，是否能够发现合理罪恶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