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曾任陈云同志秘书的刘家栋同志撰写的一部记实著作。作者真实地描述了陈云同志在延安时学习、工作、生活的情景，表现了他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伟人风范及其丰功伟绩，同时也再现了其他领导人的风范和真实历史画面，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历史教材。

本书由曾任陈云同志秘书的刘家栋同志撰写。作者用饱含感情的笔触，回忆了自己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耳闻目睹陈云同志学习、工作、生活的真实情景。书中集中反映了陈云同志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党的建设、延安学习风气的兴起、干部队伍建设和对青年人的培养等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他奉行身体力行、不搞特殊的人格魅力和在管理财经方面的才略。本书叙述质朴无华，真实再现历史画面和伟人风范。

第一章 来到延安/1

第二章 出掌中央组织部/17

第三章 3万到121万的飞跃/31

第四章 大兴学习之风/55

第五章 建设干部队伍/83

第六章 讲述党的建设/117

第七章 维护党的纪律/143

第八章 我眼中的部长/159

第九章 几次难忘的教诲/187

飞来的“天兵天将"

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是在1937年11月下旬。

那时，我到延安也只有两个多星期，正在抗日军政大学三期政治队学习。我们住在延安城里的小天主教堂，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主要是在延安城墙上挖单体防空洞和修飞机场。在那个星期里，我们除了紧张地学习，就是来到飞机场，几十个人一起拉着一个有一人多高的大石磙子，反复碾轧着飞机跑道。一天下午，忽然传来了防空紧急警报声，说是有敌人飞机来袭击。这在战争年代，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我们赶紧钻进了城墙根的防空洞。可是，等了好一会儿，虽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却没听见敌机的轰炸声，觉得很奇怪。在平静了一会儿以后，又传来了命令：“不是敌机，马上集合，去飞机场。”当我们集合完毕，整队来到平时我们劳动的地方——东关飞机场，只见摆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板凳，远远看去，有一群人簇拥在一起。这时，人们陆陆续续来到了这里，大概有1000多人。我们这才明白，原来要在这里开会。那时，开大会很简单，一张桌子就是主席台，也没有什么扩音设备。毛主席、张闻天、林伯渠、肖劲光等人参加了大会，等人到得差不多了，就听到毛主席宣布开会了。他用那湖南口音宣布：欢迎大会现在开始。然后，他首先致欢迎词，说：“今天，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介绍了刚刚乘

P1飞机回来的王明、康生、陈云，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时由于隔得比较远，看得不是很清楚，只记得他们三个从苏联、新疆刚刚回来的人一律穿着黑色的短式皮大衣，和延安的同志们在衣着上是很不一样的，倒也挺神气，就跟现在青年人穿的皮夹克似的。这个欢迎会，主要是同大家见见面，介绍到谁，谁就在一个小板凳上站起来，露个脸，让大家认识一下。在会上，毛主席、朱老总、王明、博古、康生、陈云都先后讲了话。毛主席、王明讲得最多。陈云同志讲得很少，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说实在的，当时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我会到陈云同志身边去工作。只是觉得，我们有了“天兵天将”，我们的力量加强了，感到十分喜悦。

当我知道要调我到陈云同志身边去工作，那已是1938年5月的事情了。

1938年3月，我在抗日军政大学三期的学习结束了。结束时，抗大颁发了朴素的毕业证书，上面印着毛主席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毕业证书是1938年3月30日发的，证书上的号码是574号。

紧接着我又被选人抗大四期军事队学习。在抗大四期学习期间，我先是在一大队，地点是瓦窑堡。我在一个连队支部任组织委员，并兼一个班的班长。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左右，就把我调了出来。当时，从我们一大队共抽调了五个老红军和五个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抗大四期四大队去任职。五个老红军任政治指导员，我们五个青年知识分子当副指导员，我被任命为四大队九队的副指导员。我们从瓦窑堡出发，前往在延安的四大队。来到抗大校部政治部干部科转办手续时，把我给留下了。让我在政治部干部科任干事，主要负责了解考察即将毕业的抗大四

P2期学员的政治思想状况，了解他们对毕业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思想问题，为即将开始的毕业分配安排做准备。当时，我们干部科的科长是李志民同志，是个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解放以后，参加抗美援朝，是志愿军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我刚到干部科，算是帮助工作，但没几天，又发生了变化。这天，李志民同志找我谈话，说：陈云同志想找个人去，我们推荐了你。这样，我就被调往中央组织部，成为陈云同志的秘书，开始了我在陈云同志身边的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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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对延安人民养育之情的感激，或许是出于对陈云同志的敬仰，或许是作为陈云同志秘书的职责，我一直在渴望着完成那个美丽的梦——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感受，写出自己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耳闻目睹陈云同志的学习、工作、生活诸方面的情况，以反映出陈云同志光彩照人的光辉形象，反映出陈云同志关于党的建设思想和他培育的党的建设方面的优良传统，把这些属于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的一切告诉世人，特别是后人，让他们了解那段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以从中汲取一些营养和教诲。多少年来，这份感情债总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还上，这给我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加重，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今天，这萦思心底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愿以此作为献给陈云同志90寿辰的一份贺礼。

我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的这份贺礼还在中央文献出版社赶制之中时，陈云同志却于今天下午远离我们而去。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党的事业和我们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无疑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损失。人民将永远怀念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的陈云同志。被这一噩耗惊呆了的我，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期盼着书稿能尽快印出来，以寄托我缅怀敬爱的陈云同志的哀思。

1937年11月，我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安排下，登上了奔赴延安的卡车，经过三天的跋涉，终于来到了革命的圣地、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结束了我两个多月的流亡学生的生活。那时的我只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青年，和全国绝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对圣地延安充满着敬仰和向往。因此，当我踏上这片革命热土的时候，心情是十分激动的，一切都觉得是那么的新鲜，甚至于觉得陕北高原11月的寒风吹在脸上就像春风拂面一样。我们在兴奋中穿上了部队新发给我们的棉衣棉裤，望着臂膀上佩带的“八路”字样，觉得那么神气，仿佛自己是凯旋的抗日战斗英雄。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一声声“同志”的亲切呼唤，让人感到，在延安这块圣地上，大家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人际关系非常融洽。这一声声“同志”，能使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得以解决，叫得人心里热乎乎的，能使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唤出了力量和信心，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

那时候，“同志”这样一个称呼，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特别是在国统区，对于我们这些不能公开身份、不能公开活动、默默地从事党内秘密工作的地下党人来说，更是渴望得到理解、得到“同志”这样的称呼，那将是最幸福的事情。我在燕京大学时，燕京大学党支部分配我做党内秘密工作，党的关系是单线联系，主要工作是刻蜡板、刻党内刊物，担任党内交通传送文件，不能参加公开活动。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同其他热血青年一起，积极地参与着抗日救亡的各种公开活动。1933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时，和同班同学刘植岩在校图书馆墙上办了救亡墙报，以文艺形式宣传抗日。1935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和“社联”。就在这一年，我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1月，我参加了平津同学会发动、组织的南下宣传团，积极参加宣传活动。1936年2月1日，我作为附中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女师大召开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大会，后又积极筹备在附中成立分队，使附中成为北京中学中党团员和“民先”队员最多的学校。在参加了这么多的公开活动之后，突然又去搞秘密工作，一下子确实难以适应。多少次看着那些熟悉的身影投身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我充满了羡慕，只能在心里呼唤着“同志”，祝他们成功。1937年春天，我开始编入党的小组，我仍做党内秘密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某种意义上的松动，这就是说，我可以在小范围里公开活动了，可以在党小组会上呼唤“同志”了。这种机会，我是十分珍惜的，看得很重。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只能在开会时叫声“同志”，十分难得。当我踏上延安以后，到处能够听到“同志”的呼唤，心中那种高兴劲儿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此而激动。

从1937年底上延安，到1945年底离开这个地方，我在延安工作了八年整。这八年，在我的一生中，是很关键的，为我的一生打下了扎实的政治方向、理论知识和革命素养基础。人一生经历的事情，有些会像过眼云烟，一驰而去，有的却会铭心刻骨，永世难忘。延安这革命大熔炉的锤炼，中央组织部这所大学校，老部长的光辉形象，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离开延安的情景，真是又想走还舍不得，毕竟在那里度过了我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出延安向东行，走到拐弯的地方，叫四十里铺。这四十里，我们是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延安的情。就要拐弯了，我再次转过身来，望着远远的宝塔，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心中默默地向宝塔山诉说着：现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要上前线去了。日本虽然投降了，我们还要继续战斗，直到解放 全中国。放心吧，延安，将来我们还会回来的。中央组织部和老部长，再见！

然而，这一去竟然过了42年。1987年，我作为中央关于党的十三大人选的考察组成员，再次来到了延安。这是50年后我再上延安，也是离开42年来还我走时许下的愿。这时，延安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初，我们从西安到延安，吊坐在大卡车车厢后板上走了三天，车过之处黄土飞扬，再看车上的我们，像个泥猴，浑身只有眼睛有点白颜色。现在，柏油马路上长驱，半天的时间就到了延安。此时的延安还比较落后，街上虽有不少做小买卖的，乡镇企业的真正发展却很不够。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延安还是大有希望的，可以发展下去。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一个卷烟厂，可收入1个亿；一个小炼油厂收入几千万元，另一个小炼油厂马上就将建成，这样也可达到1个亿；再加上煤炭、水果等，估计三年以后其收入将超过中央每年支援的2．8亿，在经济上可以翻一番。这个估计，让人看到了希望的前景。我回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时，宋任穷同志听后很感兴趣，连声说，三年不行，五年也可以。我们愿意看到延安上去，经济翻番。这次上延安，和50年前那次相比，在情感上是不一样的，是抱着感恩怀旧的情感去的。我十分感激我们党当初对我这个小青年的教育培养，去看毛主席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故居，去看延安的纪念馆，回顾当年领导同志怎样领导我们去战斗，去夺取胜利。回顾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那个黄金时代，陈云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怎样帮助我成长。同时，也是去怀念那些为了今天牺牲了的烈士英灵。我走了很多地方， 老是去找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想在那熟悉的地方和那些熟悉的英灵们梦中重逢。十分遗憾的是，当时我所在的中央组织部的几处旧址已经是面貌全非了，大部分窑洞都已坍塌，只剩下一个个土堆或破烂的空壳子，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记忆……

为了将这些剪不断的记忆理清，为了不使这些宝贵的记忆再随我们将来的离去而飘逝，我这几年再次握起了笔，为让字里行间跳跃出这些记忆的继续，我尽了自己的能力，把我50多年来的感受写出来，也得到了同志们的大力帮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的方小文同志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根据我多年陆陆续续写成的素材，与我进行过长时间交谈，查阅了不少党史材料，终于帮我整理出这个书稿。在此书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一些领导、同事和朋友们的帮助。当年曾一起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过的王鹤寿、王德、王林、袁宝华、刘淇生、陈耕夫等同志和当年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的朱劭天、中央党务研究室周太和同志，都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老领导李琦同志为此书的修改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52条订正意见；中央办公厅的陈群同志提供了珍贵的照片。对此，我向他们深致谢意，感谢他们帮助我圆了这个梦。

当然，尽管我竭尽了全力，挖掘出自己头脑中的所有记忆，还查找了大量材料，但是，由于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有限，此书之中难免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漏和差错，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刘家栋

1995年4月10日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