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继《儿时“民国”》之后推出的第二本回忆录，忆及政权更替初期在沪上读高中和后来负笈北大的经历。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作者迎来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时代变迁之种种，为作者的人生旅程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置身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作者在亢奋、悸动、迷茫与挫折中走向成熟……

本书是作者的回忆录，忆及政权更替初期在沪上读高中和后来负笈北大的经历。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作者迎来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人生成长的一份蹉跎履历；风云激荡的一个时代缩影。

前事

上篇 火红的青春

一 青春萌发时的“换新天”

1.“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2.思想进步

3.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先锋队” 

4.“二六轰炸”和困难时期

5.新中国

6.开国那天我入团，接着当了团总支委员

7.上海市开国大游行

8.支持进步，团结中间，教育落后，打击反动

9.解放区电影和苏联电影

10.爸爸当了里弄“冬防大队长”

11.毛主席说：“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12.转学

13.德清新市“寻根”游

二 上海中学

1.初进上海中学

2.当时的青年团组织是学生的核心

3.第一个学期的几位老师

4.强大的政治教育

5.两位高干子弟

6.国际共运大好形势鼓舞人心

7.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

8.亲历解放初期的阶级斗争

三 慷慨激昂的一个月

1.抗美援朝

2.“祖国对我们发出庄严召唤” 

3.战斗队

4.人心沸腾的动员大会和“一二·九”大游行

5.爸爸与我的分歧

6.几句后话

四 工作和学习

1.发展新团员

2.民主和斗争

3.培养“革命的严肃气质” 

4.思想改造运动

5.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热情

6.对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的兴趣

7.英文和数学

五 曙光绚丽

1.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

2.为什么喜爱苏联艺术

3.红色柏拉图式的初恋

六 上中最后一学期

1.斯大林逝世

2.告别上海中学

下篇 风云北大岁月

一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

1.进京

2.初进燕园

3.“陷入”气象专业

4.政治热情依然旺盛

二 北大学习生活

1.教一年级普通物理的叶企孙大师

2.高等数学和两位女老师

3.大气物理和两位男老师

4.“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杂课”趣味

5.北大“科学和民主”遗风兼容“新事物”

6.图书馆生活

7.那时提倡“全面发展”

8.同室人和同窗人

9.小叔叔在北京的家

三 困惑—惊愕—消沉

1.知道的事情多了那么点儿

2.对“宣传”的不解

3.不鼓励思考的政治课

4.北大团代会风波

5.胡风何罪? 

6.暂时忘却烦恼，山东实习趣事

7.“肃反”中抓出对学气象不安心的“反革命小集团”

四 高年级

1.气象学

2.唯一的一次回家过年

五 感受国际共运风波

1.振聋发聩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2.我的焦虑与惶惑

3.一度的“宽松”

4.心的躁动

5.“波兹南事件”引起的反响

六 位卑未敢忘忧国

1.上书党中央

2.致《人民日报》的信登上了《内部参考》 

3.我竟然跌入了“乌龟王八”之列

4.匈牙利事件

七 毕业学年心有旁骛

1.跟陶诗言先生做论文

2.小插曲：想转学自然辩证法而未遂

3.谢绝了去团中央报刊当编辑的邀聘

4.我的两篇文章

八 1957年早春

1.毛主席讲话暖沁心脾

2.欲暧乍寒的一个小波折

3.马校长畅抒“新人口论” 

九 “鸣放”的校园

1.年轻人的激烈表达方式：“是时候了!”

2.谭天荣的“大毒草” 

3.我和谭天荣的异同

4.北大学生“鸣放”了些什么? 

5.“大辩论” 

6.“社团”出现和不祥的对立激化

7.我发表对校内斗争的立场

8.我也卷入了一个“团体” 

9.附记三则

十 经历“反右”

1.《人民日报》突然转向

2.“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3.可怜樊启祥成了班上第一个“右派”

4.马庆华当了樊启祥的“辩护士” 

5.参加胡耀邦召集的座谈会

6.痛苦的自我否定

7.被开除团籍

8.毕业分配“入另册”

9.给我的定性

10.黯然离京

后话

早在昆明读小学一年级下的时候，我就已经住读过半年多，初中时在清心中学又住读过两年，现在又要到离家更远的上海中学去住读。以往每次带行李远出，都是妈妈替我收拾箱子，爸爸替我打铺盖卷，这次也不例外。

做这件事的时候，爸爸总是一丝不苟，我甚至觉得，爸爸可以连他自己的性格特征也不折不扣地打到铺盖卷里去。他先把一床一床的被子、棉絮垫叠得服服帖帖，放在一起对得齐齐整整。然后小心翼翼卷起来，挤压拍打成形。再用一层旧包单包紧，最后用一张厚油布按一定的程序包叠，包得扎扎实实，里面几乎不留空隙，而且方方正正。绳子横两道竖三道，拦腰再扎一道，每一个交叉点上要紧紧绕两匝。到最后，每一道绳箍都摆得不偏不倚，绝对对称。在绑绳子时，手、脚、膝盖上都使出最大的劲，喉咙里不断地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在厚油布(那是厚帆布浸了桐油做的)上勒出深深的凹槽。我想这样的铺盖卷即使从国际饭店二十四层楼掼下去，也纹丝不改其形。他早年间曾在北伐军里呆过，行过军，所以捆铺盖才如此地道。

从我家到上海中学是天南地北，通常是从东大名路(以前的百老汇路)高阳路口乘原英商公司8路电车到外滩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口，或者到十六铺、新开河都可以，再转乘从十六铺开出来的原法商公司的2路电车从法大马路(金陵东路)西行。我之所以要强调“英商、法商”之别，是因为想记载一下那时两种电车的不同式样。

法商电车的两节车厢都是长的，而且两头对称，两头都有驾驶台。到了终点站车子不用掉转三百六十度，只要司机换到另一头的驾驶台，车子就直接倒开了。英商电车的司机的制服是深蓝呢子大衣和大盖帽，像个洋军官，至少比警察神气。法商电车的司机穿的不大一样，但我记不太清楚了。一样的是司机都是站着开车，手里握的不是方向盘而是一个插在镶铜的“立柜”上的摇柄。开路不是按喇叭而是用脚踩下面的一个铃铛。法商电车的两个车厢都有头等和三等，头等在当中，外壳漆蓝色，三等在两头，外壳漆白色。头等和三等的颜色区别和英商电车一样。

2路电车沿法大马路开到八仙桥，车子朝南转一小段再朝西转走上霞飞路。那一带是各式各样的漂亮洋房，以前都是富商、政要或其他上层人物的住宅。解放后已经有一部分被各种党政机关、团体占为办公处所，挂了牌子。后来才知道，还有些成了党政高干的住宅。

2路电车的终点是徐家汇，这个地方在上海很有名气，那里有交通大学，有耸立着两个塔尖的大天主教堂，还有历史悠久的徐家汇天文台(后来成了我常去的上海市气象台)。但是徐家汇当时已在市区的边缘，下了电车往南走几步就是一条漆黑肮脏的小河——肇家浜。

走过一座陈旧的木桥是一片荒场。那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摊贩、挑担子的小贩，还有一圈圈人众围着的是赤膊“卖拳头”一种“猢孙耍把戏”的山东人。要是赶上时间，上海中学的校车就停在木桥南边，校车的式样基本上像那时的公共汽车，车头像卡车一样，只是后面有封闭车厢。车厢后面装着一个立起来的圆筒状罐子，是烧木炭的。解放后许多年里汽油匮乏，以酒精或木炭为代用品，这是抗战时期就有的老办法。后来记不清从哪年起，有人发明了烧白煤，同样作为燃气发生器，这个事情在报纸上还宣传过，好像发明人评上了劳模。

P48-49

我在另一本书里，讲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事。那个时候还是民国时代，所以书名叫做《儿时“民国”》。在这里，我先把前面的事简略交代一下，这样在讲后面的故事时我就可以少一些追根溯源的赘述了。

我1935年夏天出生于南京。

父亲胡汉文早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读到二年级，因为弟妹多，而且操绸缎业的祖父并不富裕，便中途离开大学去张才速记学校学得一种谋生的技能。结业后，投入北伐军二十一师政治部，当过宣传员和军官训练团速记员。后来在一些政府机关工作，主要仍操速记。生我的时候，供职于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总务司，为一般公务员。

母亲熊在岷出身云南官宦世家。她的祖父熊廷权先后任川边道尹(即“道台”)、丽江知府、云南腾越道尹等，晚年退隐治学，著述多见馆藏。我的外公熊印韩年轻时曾参与创建最早的云南共产党组织，后来不了了之，又先后当过云南几个县的县长。母亲中学时就加入了当时认为是中国民主兴国之希望的国民党。中学毕业后去南京，先人金陵女大，后转中央大学教育系。生我的时候，母亲刚从中央大学毕业不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文艺科任干事。按照如今的说法，抗战前在南京我们算是一个“小资家庭”。

1937年爆发全面抗战，父亲随司法行政部迁往重庆。母亲则带着我绕道走滇越铁路去了昆明，在外曾祖父的大宅院(“佚园”)里住了一年多。

然后我们去重庆和父亲会合，先是住在嘉陵江边一家小旅馆里。父亲每天去办公，母亲和我厮守在旅馆小房间里，那时她开始教我识字、唱歌，还要常常蹲在桌子底下躲空袭警报。几个月后我们住的那家旅馆在空袭时中了燃烧弹，我们的行李还没有完全抢救出来，房子已经烧得进不去了，我们被迫搬迁到北碚磴子坎一农户暂住。后来又迁到北碚小磨滩，司法行政部为公务员临时搭建的几家人合住的平房宿合里。几家相处甚洽，我还交了一个给我科学启蒙的“大朋友”——父亲司里的一位建筑工程师周伯伯。大多数周末，父母亲都要带我去南温泉、北温泉、北碚公园、嘉陵江畔，去旅游、爬山，拜访一些迁来四川的亲友。在那里，我五岁多开始上小学。不久母亲生了我妹妹，遵照外曾祖父临终时所嘱，取名胡田田。

1941年父亲被提升为代理科科长，可就在那个时候，因他生性方面不圆，早已厌烦了国民党的官场浊气，加之物价上涨，薪水不敷用度，便辞了职，在正活跃于航业界的二弟胡汉武(我叫他“大叔叔”)帮助下，经商去了昆明。

于是我们又迁往昆明。父母亲带着出生不久的妹妹住在城内平政街我则住在郊区车家璧外祖父倚山临溪修建的大花园别墅“默园”里。与个和我同岁的表弟以及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小舅舅”为伴，成天园内园外涉水嬉戏、登山“寻宝”，过了一段童话般的快乐日子。玩够之后，又跟着母亲的四姑妈的两个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去到也在郊区的一个住读小学又上了一个学期的学。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那时我的祖父母、两位姑妈、婶婶和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在上海，而父亲和他两个弟弟则先后都已来到大后方，他们商定由父亲历经曲折险阻去上海把老、幼、妇一大家人都接到重庆。于是在1943年初，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再次从昆明飞重庆，和胡家大家庭团聚，住在重庆南岸黄桷垭杨家花园附一号。黄桷垭是南岸山上的风景区南山东麓的一个古镇，当时由于“下江人”(本地人对抗战时期撤来大后方的江、浙、上海人的称呼)大量人住，一度成了异常繁荣的“小江南市镇”，我们的附一号则在杨家花园山坡住宅群(有如现今的“花园小区”，但在坡上)里有自己的小花园和假三层洋房。

一家十几口在战乱年头过着“小康”的日子，主要是因为大叔叔在轮船业界已是少壮精英，父亲凭他的关系，也在大达轮船公司投资的一个小矿石厂当个副经理，小叔叔则在一家银行做事。母亲在昆明那几年，还先后两次在亲友办的学校任教以及担任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干事等社会工作，这次到重庆以后，就和婶婶(以及后来小叔叔在那里娶的“新婶婶”)一同当起家庭主妇了。

我先跳班进入南山小学读了一年半，升四年级时，又考进当地著名的广益中学附小。广益中学就在我们住的杨家花园西邻，文峰塔所在的山梁南侧，地处山上，却有一个广阔的运动场，一直是当时的西南足球运动的中心场地。我在学校和家里大人的感染下开始关注中国和世界的战局，了解了一些国内外历史、地理知识。

抗战胜利的狂欢过后，爸爸和大叔叔及时到上海争取先机，以打开事业局面，安顿新家，安排好住处以后，祖父母也先一步去了。我们其他人则在黄桷垭又呆了半年，直到阴历年前，才辗转汉口、南京，最后到了上海。一大家人住在虹口东长治路余庆里八十五号，那幢房子原是闻人叶澄衷的，沦陷期间被日本人占了。是典型的石库门楼房，而结构又有些特异，前后两楼由“过街楼”相连，前楼前面和两楼中间都有天井。

父亲参加了一伙人在离开重庆前夕就开始筹组的“东南建设公司”，并到上海打前站，开张后即担任副总经理，但他自己只持有很少的股份。这个不大的公司除了主要在江浙一带做些特产运销以外，还与其它公司合营一艘五千吨的“福南号”海轮。大叔叔仍活跃在航业界，和多家知名轮船公司有瓜葛。他们都成了“出有车”阶级，大叔叔有小轿车，父亲则买了一辆“自备三轮车”。

我刚好进入少年时期，目睹了“光复接收”后的大上海的光怪陆离、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也看到了一些陋街僻巷(“小弄堂”)里的拥挤、破烂与肮脏；各种穷苦的小三毛和“老三毛”在都市底层的艰辛挣扎。

我先是在塘山路小学读了四年级和五年级，后又跳级进入耶稣教长老会的清心中学。因为我从小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穷究事理的钻研心，被大人戏称“小科学怪人”，小学毕业后父母就很注意对我的启发培养。父亲给我买了一套十本通俗的世界大科学家、发明家小传，更燃起了我对自然科学发明的兴趣。母亲则针对当时学校文言文教学式微，暑假里从《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里挑出一些符合她自己那清高达观秉性的章句给我讲解，督我背诵。

父母亲都多少有些书卷气，扬清抑浊，重理性，讲原则。他们好像要努力为儿女们筑起一圈“防火墙”，以拦截和过滤掉外界复杂社会的各种真实存在的“病毒”，灌输理想主义的做人准则。父亲特意替我买来两本世界名著：小学生日记体裁的《爱的教育》和流浪儿自传体小说《苦儿努力记》(当时译名)，成了主宰我少年时代精神的“圣经”。这种理想主义的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

母亲在中央大学时有一个最亲密的同学吕亦陶，因为在我刚满一岁时母亲回昆明探亲，曾暂时把我寄养在她家里，我一直将她认作“干妈”。抗战后他们也住在上海，“干妈”经营“四川商务公司”，是个女强人。她先生冯友真(我叫他“干爹”)当时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加州留学，“干妈”预先和来华的一位美国神父打了招呼，等我初中毕业请他安排我去美国读书。

我在清心中学住读。这个学校全部是男生，多为富家子弟，品性则良莠不齐。有的如谦谦小绅士，但也不乏洋场恶少。我在那里各方面的表现都是一个传统的“好学生”，多得级任和各课老师们的佳评和器重。只是《圣经》新约、旧约怎么也灌不进我这个好问的脑袋。

抗战紧接内战，国力急剧消耗，而“国民政府”的腐败也愈演愈烈。市民们最感恐慌的是天文数字的物价飞涨，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动荡不安。小学时期我家先后请过五位熟人在寒暑假当过我和堂弟仲威的家庭教师，其中有三位都是小姑姑复旦大学的同学。除了一位基督教徒外，其他两位，一男一女，对国事、对社会别有见解，经常给我们重新解读现代历史事件，讲述国家破败社会不公的根源，以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地主官僚买办的阶级本性、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共产党解放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学生运动的正义性等等。后来得知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听着新鲜，有的还不大相信，例如对抗战胜利靠的是美国的原子弹还是苏联出兵东北，我们就和他们有过争论。后来越来越觉得他们有道理了。家里大人们也对社会、政府牢骚不断。所以在解放前两年，我刚刚开始知道关注时政时，就对旧社会和国民党政府抱有批判态度。

1948年内战局势急转直下，旧上海败象环生，经济财政几近崩溃。钞票变废纸，“大头、小头”(银元)满街叮哨。金圆券出台刮走穷人最后的积蓄。蒋经国来沪“打虎”撞“南墙”而归。年底老蒋“引退”李宗仁主持“和谈”的短暂期间，新闻舆论松动，从报刊上得以看见一些“山那边呀好地方”的客观报道，消释了不少人对共产党的疑惧。父亲和大叔叔都曾有过“走或不走(去香港、台湾)”的犹豫，甚至一度还收拾过行李，但斟酌再三，终于还是选择了坐等解放。我们听了几天隆隆不断的炮声，终于有一天清早，开门看见了睡在马路边人行道上秋毫无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七月份离开学校，先回家小住，等待按时去工作单位报到。

从北大毕业原是件大喜事，竟又闹出这种尴尬!父母有意掩饰着黯伤的情绪，为我营造喜庆气氛。此前他们已经多次跑南京路，为我相中了一款与当时最风行的“英纳格”同价位(一百五十一元)而款式素净高雅的“平雪贝”瑞士手表，作为庆贺我大学毕业的礼物。还选购了几件衣服，其中包括一件咖啡色灯芯绒夹克。让我穿上新衣服，一家五口在“王开”照了第一张“全家福”。他们实在难以相信，我这个一向带领全家进步的人会有如此“下场”，他们以“不要气馁，好好用行动证明自己，争取早日恢复团籍”勉励宽慰我。

我到武汉湖北省气象局报到后，暂时被分配在汉口中心气象台工作并开始了实习。人事处告诉我，先实习一段时间，以后再转到研究室工作。

地方上的运动比北京“落后半拍”，在我去武汉前不久北京已经开始反右了，他们还在那里还稀里糊涂地在起劲“鸣放”。过完国庆，庆祝完长江大桥通车不久，便开始揪出几个“右派分子”来“大辩论”。和北大的情形比起来，我觉得这里的“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严肃斗争”更加滑稽逗人。后来我慢慢搞清楚了，所谓“反右”，在这里主要成了单位领导层里的一场派别斗争。得到“省委农业战线”领导(气象局顶头上司)支持的一派“成者为革命”，但多被调离到别的单位任用。与之对立的一派则“败者为反动”，打出四名“右派”和许多“中右”，只保住(饶过)了一位老红军，原一把手某局长。

紧接着掀起“干部下放劳动”高潮，我荣幸地戴上大红花，和六十几个技术和行政干部一起被“欢送”到国营“五三”机械农场。自己身份暖昧，名义上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在劳动中接受思想改造和教育。那一年分配到汉口中心气象台的大学本科和专科生空前地多，共有六名，唯有我这个“北大高材生”(当时从学校转去的个人材料大概因为我当时尚未划成“右派”倒也笔下留情，反映了我在学校的真实学习成绩)优先荣获这次“锻炼”的机会。后来我知道参加了这个队伍的，有好些都是气象局搞出来的“中右分子”；至于被“揪出”的那几个正式的“右派”，在“结案”以后，也以“监督劳动”的身份去了。

第一次在“五三”农场呆了不到一年，虽然心情复杂，但年轻的我还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幻想着党不过是让我接受更多的磨练和考验而已。针对接受批判中给我指出的“思想根源”，我要在农场好好体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

……

这几代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转变，人际关系，忽而变成人与政治力量的关系。你的面前似乎还是人，可是他们是代表一种力量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面前，个人被挤压甚至踩扁了。人带上符号，符号决定你的价值。

——林达(资深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