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资深经济学家沈立人继《中国弱势群体》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本书以丰富的调查数据和文献资料，对中国农民工的历史沿革、生存状态、社会保障、情感生活，“留守老人”、民工子女教育、维权等民工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综述、思考和个案分析。该书思想深刻，作者在写本书时，“心里不断起伏着惊涛骇浪，想骨鲠在喉……”。

面对着亿万农民工兄弟，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的道路究竟应当如何抉择；欧洲“原始资本积累”是否具有普遍的规律性；中国农民能否避免他们的欧洲先人的悲惨命运和遭遇；“计划经济”把农民“整得很苦”，既如此，市场化为什么却让有些农民付出了更大更沉重的代价；农村过剩人口转移的路该怎么走，是把亿万农民工这支产业大军引上“共同富裕”之路，还是让他们流落在城市贫民区？每位关注农民工兄弟命运的读者，都可以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序言 为亿万农民工兄弟呐喊 于祖尧/1

开场白 大家都来关怀农民工/1

第1章 农民工的几个故事/1

．超生游击队/1

．孙志刚事件/3

．总理为农民工追讨工钱/6

．鸡窝里飞出了凤凰/10

．诗言志，歌咏怀/15

．春节前后的返乡潮/20

第2章 产生农民工的国情特色和时代背景/25

．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26

．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28

．城市(镇)化的呼唤/31

．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35

．农民工背井离乡为哪般/39

第3章 农民工的定义、诠释和正名/43

．农民+工：离土跨越的务工农民/43

．农+民工：来自农村的离乡工人/46

．过渡期的两栖状态及其边缘化/52

．为农民工进一步正名/57

第4章 农民工的形成和演进/61

．从“盲流”和“民工潮”说起/62

．数量的剧增/65

．结构的渐进/69

．“民工荒”引起一场争论/74

第5章 农民工的来龙去脉/81

．驱动来自城乡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81

．供给和流出方：主要是又不限于中西部/83

．需求和流入方：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87

．供需的变动和农民工的流动/92

．走出国门，更多风险，更大前景/95

第6章 农民工的功劳、苦劳和疲劳/99

．工业化的生力军和主力军/100

．城市化的骨干力量和“排头兵”/103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108

．农民工精神/111

．对若干“负面效应”的解惑/115

第7章 农民工的就业、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119

．就业的歧视和非正规/120

．社会保障的缺失和等待/124

．收入分配的忧和喜/128

．“索薪潮”的轨迹和佘波/132

．农民工还有其他的苦和惨/136

第8章 农民工的生存和生活样态/139

．生活为了生存与生存着的生活/140

．生存方式和存在问题/144

．物质生活和消费水平/146

．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149

．恋爱、婚姻和生儿育女/151

．林林总总的农民工生态/154

第9章 农民工的后方好尴尬/16l

．留守老人勉为其难地挑起重担/162

．留守家庭是一本难念的经/165

．留守孩子的灰色童年/169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171

．年年的“回家看看”/176

第10章 农民工的“自救式犯罪”和自愿性隔离/179

．非法維权的“自救式犯罪”/180

．偷亦有理和盗亦有道/182

．更可哀的是女人/184

．信访洪峰和群体事件/187

．自愿性隔离和非自愿性隔离/193

第11章 农民工的流动和转化为市民/197

．农民工是多了还是少了/198

．回流的动因和积极效应/201

．浮动是一种常态和上升通道/206

．农民工还不是市民/210

．怎样让农民工变为市民/213

第12章 善待农民工的对策建议/219

．正确认识和尊重农民工/220

．把户籍制度的改革推进到位/224

．城市化的工作重点在农民工/226

．大力帮助农民工就业和创业/230

．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36

．给农民工以教育公平/240

．积极推进对农民工的社会救助/245

．政府还要做些什么/250

第13章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若干理性思考/253

．打工经济的作用和贡献/254

．廉价劳动力的现实和前景/256

．全面小康的农民情结/259

．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整合/262

．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265

．让法律与外出务工同行/268

．弘扬“穷人的经济学”/270

附录 给农民工的几封信/275

．致广大的打工者/276

．致有志于创业者/280

．致维权者/284

尾声/289

  孙志刚事件

如果说，“超生游击队”只是一场在舞台、屏幕上的戏，出于虚拟；那么，10多年后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则是实实在在的。涉及农民工的民事、刑事案件层出不穷，已经不以为奇。2003年上半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却轰动了全国，传播到海外。这是由于孙志刚不仅是农民工，并且有大学学历；不仅被收容，并且被殴打致死。于是引起了公愤，直至转移到法院。

检察机关的公诉书是这样记述的：3月18日晚，达奇服装公司职员孙志刚因为没有带进城的暂住证，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收容。可能是不服，发生了顶嘴，收容站的护工乔燕琴就授意李海婴等对他拳打、肘击、脚踩、脚跟砸等。孙跪地求饶，继续遭打，下一天又用塑胶警棍对孙腹部连捅数下，至20日上午，发现孙不行了，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事暴露后，舆论大哗。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在6月9日作出一审判决：乔燕琴以故意伤害罪处死刑，李海婴处死缓，其余处无期徒刑和3年—10年有期徒刑，有关责任者20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孙案的起因，来自已经公布施行达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办法》针对流浪乞讨人员，而实际上，主要是专收“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甚至齐全的农民工，若想恢复自由，要缴赎身费用。后来，“三证”扩大到“三无”(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在议论中，据民政部统计，近两年来，全国700多个收容遣送站，每年都处理100多万人，其中真正属于流浪乞讨的不到15％。司法界人士认为，本来是福利救济性的，却转为服务于公共秩序和利益的惩罚制裁办法，完全变味了。

孙案不是个别的。在此前后，各地报纸续有刊载类似新闻，并揭发其底细。《三湘都市报》6月10日署名文章《滴血的收容》，调查湖南涟源市的收容遣送站，10个工作人员每年拨款12万元，不够开支，自订“最低收费标准”，对羁押人员每天收30元，对其他人员按省内外和不同职业，每10天收700元—1400元不等。同时规定，派出所民警送来1人，可得回扣50元。1999年以来，共收入320万元。站内工作人员，6个是站长的妻子、弟妹和同学。该报还有一则新闻：4月4日晚，6个派出所民警到洞庭氮肥厂建筑工地对农民工检查证件，抓去4个，推进铁门，一顿毒打，第二天，农民工队长向收容站交1200元，才放出来。

其他报道，如有的提到1999年，广西农民张森到广州从事装修，没有带证被留置，半个月后，这位健壮青年离奇死亡。2000年，北京警方在石景山一个酒家解救被迫卖淫的10多名“小姐”，原来是酒店老板向江苏徐州收容遣送站“采购”来的。2001年，湖北农村少女刘荷到深圳市保安区沙井镇找工作，没有证件，被保安人员送到收容遣送站，两天内遭到多人多次猥亵。2003年4月，西安市长乐中路派出所门前排长队，32个农民工以违规被扣，20多小时后每人被罚200元才放走。

不久以后，北京某区文化馆组织谱写了一首《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用红军歌曲旧谱，首句就是：“民工兄弟咱们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进城证件准备好，万家灯火挣钱有出息；……”。似乎关心民工，倒道出了强行限制民工的制度。有人要问：如果证件没有准备好而被遣返，该怎么办？有人写文指出，孙志刚有服装公司的“聘请草约”，仍不管用，农民进城，有证也只是一张通往地狱的车票。

孙志刚案件引起了民愤沸腾。当年5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收到3位法学博士以普通公民身份的上书，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认为该办法违反人身自由的原则，要唤醒公众的宪法意识。此前，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也有相同建议，在香港《大公报》和泰国《亚洲时报》上披露，并引用了不少事实。6月20日，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代替和废止了《收容遣送办法》。  收容遣送站换了招牌，即有跟踪报道。2003年6月22日，沈阳的救助站为最后的3位被收容者送去了午餐——大米饭和猪肉炖粉条；24日，大连站来了一位69岁的老人，受到搀扶，洗澡换衣，并为他查病医疗；26日，深圳站开始修建阅览室和健身室，地铺改高低床，安装电视和电扇。但是，到6月30日，广州站反映，该月救助者增至346人，比上月增加100多人，感到难以承受。有人指出，招牌易换，长期以来养成的强制收容意识难改，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旧观念更难消除。西安发现，有人白天打工，夜晚住车站。想到原来《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明明写了“不得将遣送对象范围扩大到农民工，更不得对农民工强制遣送和随意拘留审查”，而实际情况怎样呢？人们从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才接受教训，并从此开始有一个根本转变，逐步体现着“以人为本”。什么是“以人为本”，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起码要“把人作为人来看待”。以孙志刚事件为转机和起点，对农民工的蔑视和歧视渐渐地被消除了。

从收容遣送站变为救助管理站，农民工在必要时得到了一定的救助。天津市本着“来去自愿”原则，每年救助几千人，其中部分是暂时找不到工作的进城农民。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意味着，农民进城找工作，不等于就是农民工，找到了工作才取得新的身份，此前还不免是流浪者。

直至2005年元旦，《南京日报》记者探访了市救助管理站。由于气温下降，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冒着严寒，把价值24500元的御寒物资送到了救助站，其中包括150床棉被、160套棉衣裤和200双棉鞋棉袜。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这些崭新的衣物，流浪者们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不少人当场脱下脚上的单鞋，换上刚刚分到的棉鞋。一位河南来的打工仔一边穿鞋一边说，前些日子，因为身上的钱被人骗光，流落南京街头，天气越来越冷，冻得脚上皮肤都裂了。“我本来以为这下要吃大苦头了，谁知到了救助站后，不但有吃有住，还有暖和的棉衣和棉鞋穿，而且过几天就能拿到回家的车票了。”看来，这为农民工设置了一条底线，其作用不亚于一种社会保障，符合农民工处于流动的现实需要，并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工的转变和关怀。

         P3-P6

  为亿万农民工兄弟呐喊

资深经济学家沈立人继《中国弱势群体》之后，又一部力作《中国农民工》问世。年初，收到他赠送的《中国弱势群体》一书。我为这本书的书名和主题所吸引，情不自禁一口气逐章逐节从头读到尾。读完全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者以流畅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把深邃的哲理通俗化、形象化，表现出这位资深学者深厚的业务功底和娴熟的写作技巧。更令我感动的是，全书通篇表现出一位有良心、良知的诚实学者那种与工农大众心连着心的深厚情感。他不是用笔蘸着墨水，而是用自己的泪水和血汗再现“弱者”的境遇，大声地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呐喊，呼唤社会各界关注“弱者”。他用行动忠实地履行了一个共产党人学者的天职。当今，经济学界“铜臭”四溢，立人同志这种无私无畏的品德实属难能可贵。《中国弱势群体》出版刚半年，他的又一部力作《中国农民工》完稿，这种奋斗不息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足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现存的阶级和阶层比较，“农民工”具有以下若干特点：第一，社会身份双重性。他们长期进城务工，但不具有城镇职工的身份；他们依然和农村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基本上已不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活动。亦工亦农，非工非农，是这个社会群体的特点。第二，他们是受雇于城镇企业的雇佣劳动者，属于现阶段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在农村拥有土地——人类基本生存资料——的长期经营权。一亩三分地，那是“农民工”赖以生存的最后根基，又是他们与农村割不断的一条脐带。第三，经济地位低下。他们绝大多数在城市从事苦活、脏活、累活、劳动条件差，报酬收入低，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为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化、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仅不能分享到由此带来的成果，相反的承担了由此带来的代价。第四，社会权益没有保障，“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居住，但不享有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权，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共设施享用权，如子女入学享受义务教育权；廉租房租用权和经济适用房购置权等。最后，人数多、规模大，已发展成为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和主力。可见，“农民工”是现阶段由农民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市场经济边缘化了的产业大军。

“农民工”的产生和发展是大势所趋，任何行政手段都不能阻挡和遏制这股潮流。现在官方统计已将其列入城镇人口，作为“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项重要指标。然而，面对着亿万“农民工”兄弟，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的道路究竟应当如何抉择；欧洲“原始资本积累”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中国农民能否避免他们的欧洲先人的悲惨命运和遭遇；“计划经济”把农民“整得很苦”，既如此，市场化为什么却让有些农民付出了更大、更沉重的代价；农村过剩人口转移是当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迄今为止，除了反面的教训，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中国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是把亿万“农民工”这支产业大军引上“共同富裕”之路，还是让他们流落在城市贫民区？每位关注“农民工”兄弟命运的读者，都可以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市场化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是，决不能把亿万农民的命运交给市场，听任市场的摆布。嫌贫爱富、凌弱倚强，是市场的天性；贫富分化是市场自发的趋势。我们的政府是社会的公仆，决不会充当人格化资本的代言人，决不会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行为的宗旨，决不会在市场大潮中沦为冷血的经济动物。对“农民工”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需要的不仅是公仆们的怜悯、同情，而是更要从制度、体制、政策上消除产生弱势群体的根源，真正让公仆们的衣食父母分享到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2002年1月，政府有关部门就春节期间铁路客运提价方案召开了一个听证会。每年春节是铁路客运高峰期。“农民工”的流动大大加剧了铁路运力供求矛盾。相关部门为缓解铁路客运紧张状态采取了多种办法，但收效甚微。“农民工”大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于是，有关部门求助于市场，企图借助于提价寻找出路。当时，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财经委委员应邀参加了听证会。我认为，铁道部门此举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也缓解不了运力紧张的矛盾。春节是延续千年之久的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乘客的绝大部分是返乡过节的农民工。他们无权享受带薪休假的待遇，铁路部门不该乘机勒索。这个不利于农民工之举已延续至今，不知何时才能取消。

前不久，经济学大师刘国光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的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这是发人深省的惊世之言，这是发自肺腑的逆耳忠言。

立人同志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本书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学风。资料翔实丰富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他在多年的酝酿构思过程申，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分析“农民工”现状、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探求走出困境的出路，观点鲜明，论据充足，令人佩服。

立人同志虽年近八旬，但笔耕不辍，孜孜以求。这种“为真理而斗争”的献身精神堪称学人的榜样。

         于祖尧

        2005年7月10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从2005年3月3日动笔写“开场白”，到今天写“尾声”停笔止，前后约100天，算是又还了一次文债。这个文债，不是指与出版社订的约稿合同，而是出自心理的内疚。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给我以“书生报国无他愿，笔砚耕耘到白头”的机遇，多少有点思想解放的催逼。于是，写书、写文章、参加研讨、从事咨询，忙忙碌碌了下半辈子，不同于上半辈子的虚度。只是客观评价却不悦耳，被纳入“官方经济学”一派，属于党和政府的喉舌，或所谓上面的“传声筒”。虽然，有时也看到下面的情况，听到来自底层的呐喊、呻吟甚至恸哭，偶然反映一下，往往是“薄言往诉，逢彼之怒”。作为当代学者，有喜有悲，有苦有乐，怎样选择和取舍，到了暮年，下决心已太迟，但是还来得及作为下面的“传声筒”，即使日子不够了，更该争朝夕。

于是，在上年写了《中国弱势群体》之后，马不停蹄，今年又写《中国农民工》，以补前书之不足，对其中更加辛苦的一类民众给予论述，力争时效和当下感。主观意图无非是继续换换角色，试做人民的喉舌。

与上一本书相似，不是纯学术性著作，不是报告文学或纪实小说。这类书和电影、电视剧，不绝如缕。如电影，在《生存之民工》和《民工》外，从《天下无贼》到《小山回家》，都有点“题材撞车”。连摄影界也把镜头转来，出现了张嘲民的《包围城市》，正如大明星周星驰所偏爱的“以小人物力争上游”。这都符合“三贴近”的原則，是值得庆幸和开心的。

但是真正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群众特别是其中占相当多的弱者包括农民工，却不容易让人高兴。《包围城市》从1988年海南建省和经济特区开篇。此前一年，我在海南，目睹数十万人军如潮涌至，内有大量农民工。曾与他们交流，衷心祝他们靠勤劳拼搏会改变命运。1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极少数进入了中等收入或以上阶层，而多数还在从事最累、最脏、最危险的体力活，换取最低并且不能与时俱增的有限收入，维持着简单再生产的生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他们的分享有限，甚至被排斥在共享之外。社会主义是什么？简单的、起码的、易懂的诠释是公(正)平(等)，与他们还未贴近。

写此书，打算与《中国弱势群体》一书仿佛，从“摆事实”入手。然而与真实比，几经筛除，反映的信息仍是无比丰富、无比生动。几年来剪积一大堆，捡用极少，仅以2005年前几个月为主，已是取之不尽。这些案例，个别地看，使人动心，略予排列，使人惊心。虽然都是二三手资料，有的不及一手亲切。但是够了，“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欲罢不能，一写就超过10章。这也好，与同类题材的其他书比，或许稍为系统一点、条理一点。本来，此书旨在博得人们对农民工价值的确认，认识其历史作用和社会地位以及了解其生态局促、境遇窘迫。何况，人对人有一种探究的本能动力，有一种从他人反映自己的比照心理，有一种“与人为善”和“助人为乐”的人性和人情。如果大体上达到了，我也无憾。剩下的“讲道理”和“想办法”，限于篇幅，只能各压缩为一章。其实，这些道理，大家都已有所触及，我仍是“述而不作”，加以梳理，有所发挥；这些办法，不少已经成文，我只是择其重点，强调难度，盼能落实和深入。

这本书写给谁看？我想能否有3方面：

首先，想给农民工看。你们辛苦了，所得非所值，有不解，有不服，都是应当的。可能你们还没有时间和心情作自我思忖，那么，我愿助一臂之力，帮助你们来照照镜子。你们要充分估计自己的时代使命，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申是一支缺少不了、代替不了的有生力量，可以用光荣、伟大来称呼。我们的民族，积贫积弱有千百年之久，到了今天，才取了复兴的机遇，终将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完成这项任务，要靠党的正确领导，要靠各级政府的推动和组织，更要靠广大人民的主持和参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包括你我他，而你们是大多数。随着你们从农村到城市、由农民变市民，我们的国家才能由穷到富、从弱变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兴旺，都靠大家的脑体劳动，而你们最辛苦而回报少，贡献是很大的。你们不要自卑而要自强，随着时代一起前进，必然会有辉煌的未来。也不要自艾，虽然现状对你们不够公平，但是已经开始得到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与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怀。你们要有信心，相信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你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会有相应的改善。此书的末章是写给你们的几封信，表示一点心意，供你们参考。

其次，想给当政者和社会各界看。与其他弱势群体一样，农民工仅靠自己努力不能完全改善自己的处境，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救助。现在，大家已经发现和重视农民工问题，从怜悯、同情到行动，某些问题如户籍、就业、分配到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已经有所对策、有所立法并付诸实施、见到成效。但是也要看到，有些政策还未完备，有些落实还不平衡。因此，还要进一步关怀这个弱势群体，把已有对策认真兑现，并继续调查研究，力争所有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合理和公平的处理和解决。社会各界也已开始注意农民工，不少人士伸出了救助之手，希望能够形成一种风气，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最后，想给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等理论工作者看。农民工问题涉及不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并有中国特色，是一份新的学术资源，值得深入研讨，也是理论工作者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广阔天地。刘国光教授在最近一次得奖会上致答辞中讲到社会公平，并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的主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成为显学，内含不断充实，应当和可以有所分工，但是都不能离开“以人为本”，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要为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合法权益呼喊，要为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献计献策。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无愧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学者，无愧于自己的天职。

《中国弱势群体》问世后，得到一些反映，除勉励外，也有人提出，这是一种“盛世危言”，对社会稳定可能有负面影响。当前是否已是“盛世”，还有歧见，姑置勿论。但是不问盛世与否，危言始终是良药，虽然苦口而有利于治病。因为在前进中总有矛盾，何况尚处于发展中的转型期。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听任矛盾存在或加以掩盖，无助于矛盾的解决甚至会进一步发展，那才是危险的。相反，揭露矛盾是为了善待矛盾，归根结底为了转化矛盾，有利稳定。危言绝不是为了耸听，而是居安思危的一种提示，是长治久安的一种呼吁，是有备无患的一种警防。

还有人提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虽然可怜，也有可恶，干了不少坏事，不该全盘肯定。这要有准确评价。出了一批贪官，不能认为“无官不贪”；出了一批奸商，不能认为“无商不奸”。对农民工，应当肯定其本质，肯定其艰苦奋斗的精神，肯定其坚忍不拔的性格，同样不该以偏概全。

苏东坡有诗：“平生文字为我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又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事业转荒唐，声名不厌低，以此自诩，知我责我，非所计也！

        2005年6月13日于太湖干部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