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作品。它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哲学背景、历史观、政治观、方法论的观点，很具有启发性。这部著作有助于提高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将为丰富哲学研究提供思想资源，同时，对其他学科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摘要 /1

Abstract /1

第一章 经济学的哲学背景 /1

 第一节 经济学的经验论思想资源 /1

一 功利主义 /2

二 主观相对主义 /13

三 方法论个人主义 /27

 第二节 经济学的理智论思想资源 /36

一 理智决定论 /37

二 普遍主义 /49

三 数理方法 /58

第二章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73

 第一节 理性经济人 /73

一 “理性经济人”的思想来源 /74

二 “理性经济人”的提出及其含义 /86

三 “理性经济人”所受到的批判 /100

 第二节 看不见的手 /112

一 “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来源 /113

二 “看不见的手”的含义及其发展 /133

三 “看不见的手”受到的批判 /147

第三章 经济学的方法论 /160

 第一节 经济学方法论概念界说和简要历史回顾 /161

一 “经济学方法论”概念简说 /161

二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穆勒传统 /165

三 方法论变革和解决穆勒问题的一些新尝试 /169

 第二节 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进展 /184

一 后现代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挑战 /184

二 穆勒派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发展 /196

三 经济学中的实在论主题 /213

第四章 经济学的政治理念 /227

 第一节 经济学发展及其对政府态度的变迁 /227

一 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 /228

二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 /234

三 新自由主义的怀疑主义 /243

 第二节 市场经济的政府 /259

一 有限政府 /260

二 有责政府 /276

三 有效政府 /288

第五章 经济学的伦理精神 /299

 第一节 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历史回顾 /299

一 经济学一伦理学的传统 /300

二 经济学一伦理学的分立 /310

三 经济学一伦理学的回归 /323

第二节 市场伦理的特性及其重建 /341

一 市场伦理的需求属性 /342

二 市场伦理的供给失灵 /347

三 政府的作用 /351

后记 /360

市场伦理的供给失灵

我们把伦理道德看作是一种公共物品，然后运用公共品理论、囚徒困境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考察在“自发的秩序”或P347“演进的理性”下，伦理道德的供给特性。

如果把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非道德行为看成一种物品供给，显而易见，道德行为这种物品是有利于他人的利益，同样存在着不用他人发生支付的收益，表现为正向溢出效应或日正外部性；而非道德行为或日败德行为则有利于自己，但由他人为此付出成本，从而表现为负外部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人们的道德行为看成是公共益品，非道德行为看成是公共害品。既然道德行为这种公共益品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我们就可以用公共物品理论分析伦理供给。

道德行为这种物品同样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两个基本特征：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一方面，一个良好的道德风尚一旦生产出来，对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开放的，无论个人对这种良好的道德风尚是否支付了价格，他都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一个人从良好的道德风尚受益并不减少其他人从中的受益。正是道德这种公共物品特征决定了无法仅仅依赖市场机制来调节供求。当增加一个人消费道德风尚的边际社会成本或机会成本为零，要排除他人对它的消费是不可能的，并且这种排除成本很高。即使社会能排除他人的消费，而且也忽视这种排除成本的话，也会造成道德风尚的闲置和浪费。同时，理性的个人所提供道德行为供给量的决策取决于他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由于无论边际成本多大，其边际收益为零，这样两者均衡点发生在产量接近零处。这样，就造成了私人供给严重不足。

与此相反，在一个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盛行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要被迫接受这种非道德行为带给他们的害处，而非道德行为者则从中获得收益。正是非道德行为外部不经济存在，使得社会的边际成本曲线位于私人边际成本曲线之上，私人边际收益曲线位于社会边际收益之上。对于理性的人而言，只要非道德供给的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边际私人收益大P348于社会边际收益，他就会增加非道德供给。由于无论非道德供给者的边际收益增加多少，他的边际成本为零。这样两者均衡点发生在供给量的无穷大处。这样，在纯粹的自发的秩序上，非道德行为供给会出现供给过度。

除了成本一收益理论论证了仅仅靠个人是无力供给公共益品外，经济学中机会主义理论和博弈论进一步说明了个人提供公共益品动机不足。

所谓机会主义是指理性的人，由于能不用支付就能从公共物品中获益这一事实，激励着不付费用，只望他人的贡献。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理性个人的捐助作为一种道德行为的一种典型假设形式(它同时相容兼有利己和利他的考虑，满足互利性伦理规范的要求)，然后看他如何进行推理。假设需要为某项公益事业进行捐款(道德行为)，理性的人就会合乎逻辑地这样推论：“如果有足够的人为此项公共益品捐款，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对于他来说是一项成本的捐款就成了一种浪费；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为此捐款，那么，对他来说是一项成本的捐款也是一种浪费理性的他，就会决定，无论他人是否捐款，他都不应捐款。如果所有的或大多数人都这样推理，那么社会就无法提供这项公益物品。”

以上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的决策，我们放松假定，假定他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搭便车者”，那么他是否供给道德行为呢?这就取决于确信，如果他能确信他人会捐款(供给道德行为)，而不是一个沾别人光的搭便车者，他就愿意捐款。然而，自发市场并没有使他确信他人提供道德行为的建制，同时，“集体行动逻辑意味着大集团成员在匿名的隐身衣后面有搭便车P349的强烈倾向。”正因为如此，即使他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也会决策不提供道德行为。

博弈论的模型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说明道德供给不足的机理。我们还是继续把捐款作为道德行为的抽象形式，并假定社会由A和B两个人构成。由于需要为某项公共项目如修条路进行捐款。

如果他们俩人都能捐款(支付一定的成本)，于是此项公共事业能为他们分别带来的福利为3，但是这项公共项目的成本为4，两家分担成本后，他们的纯收收益为l；如果A不捐款，只等B捐款来修，自己搭便车，那么，由于A没有支付成本，那么A所获得的福利为3；而B因为为此承担了全部成本，它实际所获得的福利为一1。同样，如果B不捐款，只等A捐款来修，同样，A由于承担了全部成本4，因而他得到的纯收益为一1，而B由于坐享其成，并没有为此支付成本，他的纯收益为3。如果他们都不捐款，那么他们所获的福利均为0。显然，此时没有第三者进行协调，对于都是理性的A和B来说，捐款总是劣势策略，但不捐款则是严格的占优策略，即无论对方是否捐款，不捐款总是最好的选择，这是一典型的纳什均衡，其博弈唯一确定的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捐款。因而，理性的人在“看不见的P350手”指引下，在道德这种公共品的供给方面表现供给严重缺乏。

前面所述的伦理道德供给不足的原因属于公共益品供给一般性原因。然而，除了这种一般性原因外，我国还存在特殊原因，即不完全竞争。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把市场伦理定位太高，当人们谈到伦理道德主要是指那种超越理性的那种高尚的德行。从而使伦理道德产品要诉诸于那些本来就十分稀缺的资源，诸如少数圣人才有的品质或人间最珍贵的情感，从而大大提高了伦理道德的供给成本。无疑，这种人为地提高道德产品的进入壁垒，必然会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道德供给之外，从而只能依赖少数具有特殊材料的或品质的人向社会提供道德物品。这样，在伦理道德供给市场上，少数人垄断着道德供给，从而更加剧了伦理道德供给不足。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道德行为和非道德行为存在很强的替代性。就是说，当人们提供道德行为这种公共益品不足时，相应地，人们趋向增加供给非道德行为这种负外部性的公共害品。这样，由于人们都想从他人道德行为中受益，造成道德这种公共益品的需求拥挤，同时，人们又不愿提供道德行为，造成道德供给的缺乏。与此相联系的是，人们更愿意提供非道德行为，造成非道德这种公共害品的供给拥挤，而太多的非道德行为又加剧了它对道德行为的替代，从而又进一步对道德行为产生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就是一种格雷欣“劣币驱逐良币”法则，非道德行为的替代效应最终会使社会退化到罗尔斯所说的“恶序社会”之中。P351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迅猛异常，文化学术交流也更加频繁。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哲学既面临着巨大挑战，也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为了发掘传统的哲学遗产，推动理论创新，培育优秀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丛书。

本丛书是从大的范围来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的。按照中国的传统，“哲”乃意味着“明智”。《书·皋陶谟》有所谓“知人则哲”；《诗·大雅·下武》称：“下武维周，世有哲王。”凡此二例，均从“明智”的意义上来使用“哲”这个词语。由此衍生，而有“哲人”、“哲匠”、“哲思”等相关词汇的流行。此等词汇或指有智慧的文化人，或指具有理论建树的巨匠，或指精深的思虑。至于“学”则有学问、学说等意义。如《庄子．天下》篇谓：“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其中的“学”便是指学说。此外，《韩非子·显学》篇以儒墨为显学，也是从学说的意义上讲的。如此看来，“哲”与“学”连称，即意味着明智的学问或学说。什么是“智”呢?在古人看来，这主要是指知识。《苟子.正名》篇谓：“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根据前人的解释，荀子所讲的“合”指的是“知”合于“物”，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主观的认识符合客观事物的存在状况，这实际上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当然，古人并非仅仅关注人之“知”如何与“物”合的问题，而是由“物”之“知”进而探索万物背后的“本根”，这在道家学派那里尤其受到重视。在老子确立了以“道”为核心的本根论之后，《庄子·知北游》则通过寓言故事来暗示“知道” (Knowing Dao)与“体道” (EmbOdyingDao)的重要性。直到今天，人们探讨问题时还常常发问：“知道不知道?”这说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并非仅仅埋头于具体事项的认识，其实也相当重视深层次问题的探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哲人是从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联系上来把握“道”的，无论是先秦的老庄学派，还是魏晋的玄学家、宋明理学家都是如此。这样，有关人生修养的生命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社会政治哲学都在“天人合一”的通贯下而具有整体的“明智”精神。

从西方文化的源流看，哲学概念本出于希腊，意即“爱智”。在英文中，Philosophy的含义已经扩展了，除了对知识的热爱可以用Philosophy来形容之外，学者还用这个词来指陈哲理、人生观等，探讨的范围涵盖诸多领域。尽管西方学者对于哲学各有自己的界定，但从总体上看，凡属探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以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都谓之哲学。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甚至将研究某一门具体学科的基本原理也归入哲学范围之中，于是有了“历史哲学” (The Phil090phy of Histor)，)、道德哲学(The PhilOsophy ofEthics)、宗教哲学(The PhiloSophy 0f Religion)等等。

在中国当代学位教育的学科划分中，哲学包括了八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学科分类中，宗教学则独立于哲学之外，列为一级学科。两个系统的划分，各有各的道理，其间的差别当然是有原因的。不过，从研究的角度看，哲学与宗教并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本丛书拟从广义的立场来审视学科关系，将宗教学的相关课题也纳入哲学的视界之中，为吸纳高质量书稿拓展空间。

本丛书所谓“新视界”的核心精神就在一个“新”字，即倡导新思维，鼓励新开拓，形成新见解。在组稿过程中，编委会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侧重边缘学科的开拓或交叉性研究。这是因为学科的划分本来就不是僵化固定的。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传统学科有所谓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等。后来，学科发生渗透或者相互交错，于是有了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海洋化学，等等。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学科渗透显示了更为强劲的趋势。有资料表明，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和基本理论的创新成果几乎都不是在单一学科的范围内取得的，而是带有跨学科研究的特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如此，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也不例外。例如，经济哲学、神话哲学、音乐哲学等等，即表现了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交叉。当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交错的发展趋势，例如生物考古学、智能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都证明了跨领域交叉研究已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所以，哲学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八个二级学科的范围内，而应该有新的开拓。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丛书在选题上有意识地采纳跨领域研究的成果，如《道教科学思想发凡》、《道教生态学》乃是从科学思想史、生态学的角度对道教文化进行新的考察。再如《经济学的理解与解释》则力图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对经济学进行理论透析。本丛书将此类著作收入其中，正是由于它们在这方面作了探索，值得肯定。

其次，鼓励采用新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解读。事实证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取得有分量的高水平成果，除了发掘新资料、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考察之外，方法的选择也是相当重要的。固然，从历史上看，哲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富有自身学科特色的方法论，但这并非意味着理论建构方法的惟一性和永恒性。事实上，学科研究方法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就体系建构而论，甚至可以说有多少哲学流派就有多少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有所谓“十日并出”的神话，这种神话在最初可能是先民们对自然现象疑惑的表现，但后来却成为道家进行理论建构的一种象征。在道家看来，思想表达与理论建构应该具有“十日并出”的局面，而不是以“天无二日”的框框来束缚人们的创新。此等思路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在学科渗透与交错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今社会，我们再也不能固守僵化的教条，而应该有所借鉴，有所创新。所谓借鉴，即意味着借鉴西方同行的某些有效可行的研究方法，例如语言哲学研究方法、符号学研究方法等等，也意味着吸纳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学科发展正日益走向相互渗透与交叉，所以引入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势在必行。当然，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从根本上看，任何具有创新的理论体系往往也需要方法的创新。所以，本丛书在选稿方面也注意到研究方法的特色。例如《理解与科学解释》冲破了以往科学哲学研究的逻辑主义与科学主义阈限，批判性地引入了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从而使理论架构焕发出新的气息。再如《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运用思辨历史哲学的方法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脉络进行梳理，陈述了历史解释的逻辑，并且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与叙述、历史评价等问题做深层次的哲理探索。本丛书编委会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佳作加盟。

众所周知，理论创新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敢于探索的勇气。如果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前提，那么勇于探索的勇气则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勇于探索首先应该敢于怀疑，所谓“怀疑”就是要对现成的理论体系进行一番审视，从而有所继承有所超越。我们相信，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与“勇于探索”勇气的结合必将迎来更多的创新性收获!

詹石窗

谨识于厦门大学童蒙斋

2004年6月6日

本书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系主任詹石窗教授对本书的支持和推荐。其次，感谢我的博士后导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罗郁聪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苏振富教授，他们在我的博士后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再次，我要感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庄宗明教授，因为我所申报的经济哲学这一博士后项目，得益于他的鼓励和支持。我要感谢本书两位评阅人，我的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系余源培教授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张纲教授以及为本书作序的《哲学研究》前常务副主编刘奔先生。他们不仅对本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他们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已经构成本书一部分。我还要感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杨继国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朱晓勤博士和厦门大学马列部曾炜琴博士，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章绍武同志，他们为本书的文字校订做了许多工作，并为全书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张爱武女士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厦门大学 余章宝

2005年3月12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