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古典诗歌的读书札记，也是作者多年研读古典诗歌的心得的集成。它分四十个专题，分门别类地选录了近二百首古典诗歌代表作(包括词、散曲)，解读其文本、分析其艺术特色，揭示其魅力之所在。文中时常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并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叙述作者特殊的读诗背景，以及在读诗过程中受到的独特的感动。作者衷心希望古典诗歌的名篇走进更广大的当代读者的视野。

这是一本关于古典诗歌的读书札记，也是作者多年研读古典诗歌的心得的集成。它分四十个专题，分门别类地选录了近二百首古典诗歌代表作(包括词、散曲)，解读其文本、分析其艺术特色，揭示其魅力之所在。文中时常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并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叙述作者特殊的读诗背景，以及在读诗过程中受到的独特的感动。本书有两方面的写作意图，一是与喜爱古典诗歌的读者朋友交流读诗心得，二是向读者推荐作者最喜爱的某些古代诗人及其作品。作者衷心希望古典诗歌的名篇走进更广大的当代读者的视野，愿以本书为此献出绵薄之力。

序 

时间

四季

春

秋

佳节

中秋 

除夕 

黄昏 

月 

雨 

雪 

花 

父母 

儿女 

女儿 

邻居 

相思 

爱情 

友谊 

幸福 

悠闲 

寂寞 

烦恼 

委屈 

读书 

书信 

饮酒 

登高 

送别 

叮咛 

梦 

回忆 

白发 

死亡 

天意 

故乡 

旧游 

古迹 

风景 

窗口 

跋

二千三再年前，宋玉就奠定了悲秋主题的基调：“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为什么秋天会引起如此的悲伤呢?时隔千载之后，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对此做了解答：“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情。……”欧公的话有点故作高深，其实人们悲秋的主要原因无非两点：一是秋天草木摇落，不免使人触景伤情。二是秋乃一年四季中的第三季，又是草木由盛转衰的时节，容易使人联想到人生的中年阶段，而中年正是最使人伤感的年纪。正如蒋捷在《贺新郎·秋晓》中所说：“被西风翻催鬓鬓，与秋俱老。旧院隔霜帘不卷，金粉屏边醉倒。计无此中年怀抱。”最后一句显然是用谢安之语：“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据说人的一生中自杀频率最高的年龄段是中年，节令则是秋天，可见两者有内在的一致性。秋瑾烈士在就义之前的绝命词只有一句话：“秋风秋雨愁煞人!”堪称对悲秋主题最精练的概括。

秋季并非只有使人悲伤的一面，对于生性豪迈的诗人尤其如此。李白就宣称：“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人称“诗豪”的刘禹锡说得更为明确：“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他还选取了一幅特别爽朗明净的秋景：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只仙鹤振翅高举，直上云霄。背景是如此的空旷辽阔，翱翔其中的仙鹤是如此的矫健凌厉，这当然会使人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诗人的诗情也被仙鹤引导到九霄之上。此诗寥寥四句，便把秋天在外形与精神两方面胜于春季的特征说得淋漓尽致，可称言简意赅的秋之颂歌。

P30

我最早读到的古诗是写在一把芭蕉扇上的。那时空调机好像还没有发明，电扇也尚未走进寻常百姓家，每逢挥汗如雨的季节，芭蕉扇便是人们惟一的消暑用品。我家虽穷，也配备了好几把芭蕉扇，夏夜乘凉时人手一把，既用它扇风，也用它打蚊子。为了让扇子更耐用一些，母亲用碎布把扇子沿上一道边，以防它开裂。于是我家的芭蕉扇镶着各种颜色的布边，物各有主，很容易辨认。父亲的那把扇子更是与众不同，它的边上镶着蓝布，中间还熏着几行字。那些字是父亲的手迹，他先用毛笔蘸了浓墨在扇面上写字，然后把扇面凑近煤油灯的火苗把它熏黑，最后用抹布蘸了水一擦，一块黑底白字的镶嵌物便出现在扇面上，样子很像我们临摹用的小楷碑帖。扇面上的那几行字是：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当时我不大明白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更不知它们就是一首“唐诗”。我和弟妹们渐渐长大了，便羡慕起父亲手里的扇子来，纷纷央求父亲在我们的扇面上也熏上字。再往后，我便与父亲合作，他题字，我配画。后来我家的芭蕉扇上总题着几句诗，背景则是一座亭子或一株垂柳，再加上一钩月亮。于是我又读到了“但得暑光如寇退，不辞老景似潮来”、“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等诗句，但我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欣赏它们。

  我与古诗相识虽早，却多年未能发展为深交。一来我家根本没有多少藏书，而且只有《红楼梦》里有几首诗词，其馀的书都与古诗无关；二来我在中学里一直迷恋数学和物理，对诗歌则敬而远之。然而，在我高中毕业的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心中珍藏了多年的关于清华园的梦想破灭了。两年以后，我来到长江岸边的赵浜村插队务农。又过了一年，我把所有与数理化有关的书本一古脑儿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从此一心只读文科书了。插队十年，生活相当艰苦，最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那年头图书馆根本不对我们开放，书店里也买不到我想读的书，我千方百计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处借点书来读，但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解我的饥渴。就在此时，我渐渐地迷上了古典诗歌。

我爱上读诗的表面原因是诗很耐读，好诗更是百读不厌。一册薄薄的《唐诗三百首》，就伴随我度过了无数个霜晨月夕。还有，诗易于背诵，我虽然并不想做诗人，也不相信“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但翻来复去的把手头所有的几本诗选、词选读了又读，也就把它们全都背诵出来了。苏东坡说：“暂将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他那是在玉堂值夜，明灯高照，持卷而读。我没有足够的煤油来点灯，有时甚至摸黑吃晚饭，这时背诗的好处便凸显出来了。记不清有多少个风雨凄凄的夜晚，我躺在床上默默地背诗，再细细地回味，几十首背下来，寂寞的长夜便熬过大半了。

我爱上读诗的深层原因是诗歌使我感动，给我安慰。我通过读诗先后结识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他们可都是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杰出人物。他们屈尊走进我的茅屋，与我朝夕相伴，还敞开心扉向我细诉衷肠。相处久了，我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伟人都是与我同样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中有同样的坎坷挫折，他们的心中也有同样的喜怒哀乐。甚至那位亡国之君李后主也不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异类，我曾在雨声淅沥的春夜默诵他的词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尽管我知道他那天潢贵胄的身份与我这个插队知青有着天壤之别，我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了。文革前的学者们曾为李后主词有无“人民性”争得不可开交，在我看来，只要能感动普通的读者，那就是人民性。正如金圣叹所说：“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凡是好诗，一定是人人心头都有的某种情思的自然流露，诗人的本领在于把它说得细致入微、回肠荡气。当我读诗时，往往觉得诗人就是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就是为我而写的，那样的诗当然会感人肺腑。

也许是我在茅檐底下与诗人们结下的因缘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我，十多年后，当我以安徽大学外语系二年级学生的身份报考研究生时，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指导的“唐宋诗歌”方向竟成了我的首选志愿。考进南大后，读诗成了我的专业，后来又成了我的本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决心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古典诗歌研究，来报答诗人们对我的恩情。

专业的读诗者其实是很辛苦的，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只读自己喜爱的作品，也不能任意停留在欣赏、玩味的阅读阶段，他必须服从现行体制的规定，从古诗中读出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来。于是我耐着性子逐字逐句地读完了《全唐诗》，其中有不少“恶诗”我再也不想读第二遍，怪不得孟郊曾抱怨唐人“恶诗皆得官”。于是我从《唐诗三百首》中读出了一首混进去的宋诗，我考证出嫁名张旭的《桃花溪》其实是北宋蔡襄写的《度南涧》，这项“研究成果”实在有点杀风景。当我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心里一直有点遗憾，又有几分歉疚。遗憾的是我在论文中无法充分表达我读诗时所受到的感动，因为那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歉疚的是我写的文字尽管浅薄，却都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它们与大学围墙外面的人们毫无关系。我很想与所有喜爱古典诗词的朋友（不限于学术圈子）谈谈我最爱读哪些诗，说说我读诗的感想。当上海古籍出版社来约我编选一本中型的《宋诗选》时，我不假思索便把它看作实现上述想法的一个机会，当即与出版社签了合同。没想到杂事猬集，一年过去，我才读到第五册《全宋诗》，而尚未读过的《全宋诗》还有六十多册！这样下去，再过十年也完成不了《宋诗选》，我怕耽误出版社的规划，便提议撤销了那份合同。

诗选一时难以完成，我便产生了写一本诗话的念头。诗话的性质是什么？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宋人许顗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清人沈懋德说：“诗话有两种，一是论作诗之法，引经据典，求是去非，开后学之法门，如《一瓢诗话》是也。一是述作诗之人，彼短此长，花红玉白，为近来之谈薮，如《莲坡诗话》是也。”他们对诗话的定义过于严格，而且陈义过高，我要是那样写诗话，结果恐怕与论文差不了多少。其实最早的诗话原是欧阳修“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的随笔，不过内容与诗有关而已。清人章学诚对诗话大加挞伐：“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这倒从反面说出了我所认可的诗话的某些性质，即浅易、随意、轻松。我想写的诗话便是这种关于诗的随笔，是我读诗的零星感想。这些文字里没有考据、论证，也没有注释、参考书目，一句话，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符合“学术规范”，它们发表以后绝对不能算作我的“学术成果”。我写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某首诗、某位诗人或某个诗学问题有了新颖的观点，恰恰相反，我想说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即使有些读后感是我独有的，我也相信在相同的阅读背景下多半会人同此心。虽说“诗无达诂”，但一首好诗所蕴含的情感倾向却是清晰可感的，我想谈的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作诗是高度个性化的行为，黄巢落第后咏菊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那种激越的豪情是专属于革命领袖的。优秀的诗人都是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与千千万万的读者相通的，这正是他们的作品家喻户晓的原因。读诗也是高度个性化的行为，郭沫若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读出了“赤裸裸地表示着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那种如炬的目光是专属于红色学者的。多数的读者都是普通人，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平实、正常，他们对诗歌中的喜怒哀乐的感受不会有太大的出入。金圣叹说：“作诗须说出其心中之所诚然者，须说出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在优秀的诗人与广大的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心中之所同然者”，他们的心是相通的。鉴于以上的看法，我相信我读诗的感受是与其他读者大同小异的，我完全可以敞开心扉与大家交流读诗感想，不必担心别人嘲笑我的浅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本是古代诗人的心声，作为古诗的读者的我也有同样的希望。

《列子·杨朱》中讲过两个笨人的故事，一个是“献曝”，另一个是“献芹”，后者的结果是：“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我从阅读古诗中获益非浅，很想向大家“献曝”、“献芹”，为了避免“众哂而怨之”的结果，让我先把读诗的好处稍作介绍。

首先，诗歌能感动读者、安慰读者。汉人何休认为，诗歌缘起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南朝的钟嵘更具体地指出：“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既然诗歌的核心内蕴是“感荡心灵”的感情，它就必然具有感荡读者心灵的强大功能。宋人严羽读《离骚》，“歌之抑扬，涕泪满襟。”清人卢世潅读杜诗，“肝肠如火，涕泪横流。”古人如此，今人何必不然？更令人欣慰的是，正如韩愈所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真正的好诗都是抒发胸中牢骚的不平之鸣，自古以来，由“欢愉之辞”组成的好诗寥若晨星。既然读诗的最高境界是读者与诗人之间达成心灵上的共鸣，那么好诗最能感动的读者理应是心多“愁思”的普通人。韩愈嘲笑富儿说：“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如今的富豪日夜沉溺在灯红酒绿的豪华场所，也没有什么心情来读诗。只有我辈平头百姓才是最合格的读诗人，我们才会在月白风清的良夜，对着一盏青灯摊开诗卷。读诗是我们的专利，不能轻易放弃。

其次，读诗是最易于操作的行为。古诗的篇幅都很短，诗选大多是薄薄的小册子，很少有豪华包装的大部头。这有两个好处，一是价格低廉，无需太大的财力即能购置。二是携带方便，无论出差还是旅游，在行囊中放进一册诗集不会增加多少重量。诗选中的作品都是互相独立的，它们颠倒次序也没有关系，每次读多少首，从哪里开始，都可以随心所欲。我有时用诗选下酒，随意翻到哪一页，便从那儿开始读。一不小心把书合上了，也不必费心寻找刚才读到的地方，只管任意翻开一页就行了。读完一首，不妨眯起眼睛回味一番，就像嘴里呡了一口好酒一样，那真是别有滋味。一旦你熟读成诵，能背个几百首，那就等于在腹中贮存了一册诗选，即使在灯光昏暗、人声嘈杂的火车上，你都可以继续读诗。这种唾手可得的精神享受，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读诗有这么多好处，我便要放心地向大家“献曝”、“献芹”了。收入本书的四十篇诗话，是我多年来读诗的感想，它们没有什么高深的意思，也没有什么新颖的观点，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希望它们能在同样爱好读诗的朋友那儿得到共鸣，也希望它们能在暂时还没有这种爱好的读者那儿起到推荐古诗的作用。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古典诗歌是所有说汉语、写汉字的人们的共同财富，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对这份珍贵遗产的继承权。

2005年8月11日于南京大学南秀村寓所

几年前就想写这本书了，但一直抽不出空来。去年5月，我被学校拉壮丁似地任命为中文系主任。缺乏行政才干、又不愿敷衍塞责的我顿时陷入繁冗事务的重围之中，心烦虑乱，连早就选定题目的一篇论文也久久未能动手。烦恼了两个月后，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无法静下心来撰写符合“学术规范”的论著，何不随意写些轻松、散漫的文字?于是我动笔写起“诗话”来。我的“诗话”本是随意所至的杂感，既不需锤炼观点，也不需搜集论据，只管信手写去就行。更大的好处是，这种“诗话”没有精深的内容，更没有严密的结构，根本不必一气呵成。我得空便写上一段，没空便停下笔来，即使时隔多日中断了先前的思路，也可以随意接续下去，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中心思想。至于全书，更是毫无计划的一堆碎片，压根没有通盘的考虑，也没有安排章节的需要。我从去年8月下旬开始动笔，到今年8月中旬写完第四十篇，算算篇幅已够一本书了，便戛然而止。为了不让全书显得太零乱，我把它们按照内容重新排了次序，但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逻辑性。我把每一篇的完稿日期记录在篇末，读者可以了解我原来的写作顺序。

既然编成了一本书，就要起个书名。古人的诗话，大多以作者的斋名或别号来命名。我的书房兼做起居室与储藏间，杂乱不堪，从未取过斋名。我又不是什么风雅之士，根本没有字号。我以往发表的任何文字都署父亲为我起的名字，今后也决心“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所以我径用我的姓名来命名本书，称之为《莫砺锋诗话》。好在古人也有这样的先例(比如《王直方诗话》)，读者也许不会责备我懒惰或缺乏情趣吧。

我已向学校里递交了辞去系主任职务的申请，大约到9月便可卸任，本书的写作竟与我担任系主任的时间基本重合。一年来我一篇论文也没有完成，却写了这本“诗话”，这是得还是失?恐怕只有本书的读者才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我盼望着读者朋友赐给我一个答案。

2005年8月15日于南京大学南秀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