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1950的中国》由汪中求、王筱宇编著，本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17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9％。辉煌犹如过眼云烟，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本书共分六章，按时间顺序（1750年～1950年）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反思。

《1750-1950的中国》由汪中求、王筱宇编著，本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

《1750-1950的中国》就1750年～1950年这200年的历史粗略地梳理一遍，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并且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进行了相应的比较，相信读者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

开篇　1750年的中国

第一章　江山无限（1751～1799）

　1.春到江南

　2.中国式财富

　3.铁甲“西师”

　4.“一把心肠论浊清”

　5.暗流涌动

　6.英咭唎贡使

　7.和坤之死

第二章　遍地烽烟（1800～1860）

　8.白莲教

　9.鸦片贸易

　10.与英国人的战争

　11.火烧圆明园

　12.半梦半醒

　13.天国之梦

　14.风雨飘摇

　15.震荡的欧洲

第三章　扶危求变（1861～1895）

　16.致力中兴的儒家士子

　17.火红的1860年代

　18.舍本逐末的洋务运动

　19.古老的传说：为家族复仇而来的女人

　20.北极熊

　21.晚霞映照马尾

　22.“小日本来了”

第四章　生存与毁灭（1896～1911）

　23.疮痍满目

　24.书生们的维新运动

　25.逆流

　26.留学生

　27.“请你宣誓”

　28.沉疴难起

　29.辛亥年

第五章　城头变幻大王旗（1912～1928）

　30.“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31.“吾皇万岁”

　32.你方唱罢我登场

　33.彷徨与呐喊

　34.新生力量

　35.血雨腥风中的青天白日旗帜

第六章　黎明初现（1929～1950）

　36.用枪杆子说话

　37.1930年代的世界和中国危机

　38.南京，南京

　39.谷底

　40.战火新生

后记

参考书目

“圣明恩德”的另一表现就是蠲（juan）免赋税。这是历代封建帝王维系民心的惯用手法，乾隆皇帝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此时的清帝国国库充盈，钱银颇丰。皇帝财大气粗，所到之处，信口蠲免。南巡途经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各州县的应征额赋，皆蠲免十分之三，受灾歉收地区达到十分之五；同为江苏省省会江宁（南京）、苏州，浙江省省会杭州，是皇帝巡行驻跸之地，三城和附郭诸县在皇帝南巡之年的应征地丁银两全部蠲免。六巡江南，多次下谕，总共蠲免赋税折合白银在1000万两以上。对于乾隆这个满洲肥佬来说，只要民心所系，碎金碎银自是不在话下。

江浙向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才子学者之多，数十倍于其他省份。只清一代，全帝国的状元、探花、榜眼，十之六七出自江浙两省；历任现任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等帝国重要官员，也大多原籍江浙。如此人文渊薮（s6u），不容统治者有丝毫忽视。于是，笼络江浙地区知识分子成为乾隆六巡江南的要务之一。

1757年，是乾隆皇帝二下江南的年份。一下江南之前被委以总揽军务的大学士史贻直，此刻正赋闲在家。两年前，他因为子谋职而触犯圣怒，被削职后原品退休还籍。正在巡视途中的皇帝当然不会忘记这位在江南地区有着广泛人脉的老臣。召见的圣旨传到的时候，70多岁的史贻直正在江苏溧阳老家的后花园里侍弄花草。他丝毫不敢怠慢，急忙摆置香案，整顿朝服，面北行礼如仪。然后吩咐备轿，遵旨赶往沂州迎驾。乾隆皇帝见到这位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仍毕恭毕敬的三朝老臣，此前所有的怨怒顿时烟消云散，不久即复召史贻直入朝拜相，仍授大学士，加太子太傅。1765年，皇帝四下江南，史贻直已于前一年去世，安葬在溧阳老家。皇帝不辞辛劳，特意绕道前往拜祭，以示优恤。

这种用老人、死人来告诫和抚慰后来人的驭人手法，尽管早已被历代帝王们用滥，但在讲究忠孝的中华帝国依然屡用屡效，妙不可言。和史贻直同样幸运的还有江苏长洲（今吴县）的沈德潜、浙江嘉兴的钱陈群两位老大人。此二人皆在朝廷为官多年，作为御用文人，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器重。后因年事渐高，退休归乡，悠游故里。二人又都为诗书大家、文坛泰斗，在江南乃至全国文人士子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皇帝每次到江南巡视，二位大人都受到特别的恩宠，每次都被特召迎驾。每迎驾一次，就能升官一次。不但自身所受恩宠异于他人，而且还宠及子孙。真是皇恩浩荡啊！两位老大人在“谢主龙恩”的时候，激动的老泪禁不住纵横挥洒。不过，沈德潜在去世以后未能享受史贻直那样的殊荣——于他恩宠有加的乾隆皇帝日后突然翻脸，对九泉之下的沈老大人大张挞伐，令本想入土为安的沈老先生不能安息。此为后话。

浙江学者杭世骏，就没有史贻直他们那样的幸运。这位乾隆元年即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官至御史的书呆子，才学过人而又颇有傲骨。当年因主张“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招致乾隆皇帝的忌恨而被罢归隐。乾隆巡视江南，三次“召见”他。第一次，皇帝问：汝性情改过吗？杭回答说：臣老矣，不能改。皇帝当即大怒：“何以老而不死？”第二次，皇帝问：何以为活？杭回答说：臣开旧货摊，买卖破铜烂铁。皇帝大笑，赐书“买卖破铜烂铁”。第三次，皇帝装作没看见，顾左右而言：杭世骏尚未死吗？由此而观之，皇帝需要的是百依百顺的奴才，那些桀骜不驯的人，即使是才高八斗，也不会得到欣赏，而是如破旧扫帚一般，弃置门后。皇帝陛下这么做，从来都觉得理所当然。

“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诗人”乾隆用这样的诗句结束了他的南巡之旅。但作为皇帝的乾隆，“大头症”还没有发泄完毕。他并不满足仅仅用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江南的眷恋之情，他要用实际行动来彻底发泄那顽不可治的“大头症”。于是，江南四大名园、杭州西湖十景以及其他江南名胜被他搬到了北京和承德，搬进了圆明园，搬进了避暑山庄。

朝廷上下，反对南巡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开始，乾隆皇帝还只是充耳不闻，到了后来，则义正词严地加以斥责，再到后来，就只有献媚取宠的声音了。在皇帝看来，这不是巡游耗费银两的小事，而是帝王权威的大事。

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至苏州，看见一棵双手才可合抱的灵岩梅，赞叹不已。立在身旁的大臣博尔奔察，拔出佩刀做砍树状，皇帝大惊，连问何故，博尔奔察回答说：恨它不生在圆明园，致使皇上远途跋涉，历尽江湖之险。受到臣子如此讽喻，皇帝陛下十分不快。第五次南巡，乾隆打算去湖州游玩。为此，他还为自己找了个借口：联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种桑养蚕。大学士程景伊强烈反对，他沉痛地说，皇上这回去了湖州，下回湖州就没有蚕桑了，老百姓元气一伤，几代都恢复不了。经常在皇帝身边的纪昀，也在提示乾隆，东南民众的财力已经枯竭，希望能阻止乾隆的“大头症”继续发作。乾隆皇帝大怒：穷腐书生，也敢议论国家大事！

十几年以后，死期将至的乾隆忽然英明起来，对南巡之举作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深刻的反思：

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

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引自《清史稿·吴熊光传》）

作为一国之主宰，能这样反思自己的行为，实属不易，然而，这迟到的反思已于事无补。

两百多年以后，江浙等地的许多旅游公司念念不忘乾隆皇帝的“恩德”，在各旅游景点纷纷打出乾隆这张“皇牌”，其浓烈的“皇帝情结”和对“神圣皇帝”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乾隆皇帝的南下大军在北京江浙之间穿梭往返，为帝国的河工海塘和农桑事业殚精竭虑的时候，在遥远的大不列颠，英国人却另辟蹊径，走上了机器化生产的康庄大道。

织布机上的飞梭越来越快，远远超过了乾隆皇帝在大江南北的穿行速度。织布效率的提高带来了棉纱严重短缺的问题。当时普遍使用的手摇纺纱机只能纺一根纱，五、六名纺纱工纺出来的纱只能供一名织工之用。英国工商界联合组织“伦敦工艺协会”于1760年设立一项特别奖金，重金奖励纺纱机的发明。P15-17

这不是一本历史普及读本，我们虽然都是学文史出身，但并不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很想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的间隙，谈谈“大国的衰落”、“帝国的倾斜”。

各位还是先看一张我们根据资料整理出的《1750年～1950年中国的GDP走势图》吧（见下页）。虽然说统计口径不同、数据来源不一、专家立场差异，这份表算不上精确和权威，但以之来呈现一个事实是足够的——中国从1750年～1949年经济一直在下滑，一向不愿正视“夷人”的中华帝国落后了。

有人会认为，落后了是因为被人打了并且打输了，但战争失败后复国并且不到50年又重新立于排头兵地位的国家有的是，而我们从1840年以后就一蹶不振，以至于100多年不能抬头。并且从大量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中不难得出结论——战争失败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而是帝国衰落的结果。正应了一句平常语“落后就要挨打”。

那么，对于中国这个历史厚重而数代盛极的文明古国，1750年～1949年经济步步衰退，原因究竟是什么？虽然不能回避人口问题，但经济总量占全球之比大踏步下滑又是何道理？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权威数据分析：中国1820年GDP总量2290亿（以1990年国际元为单位，下同），1900年为2180亿，1950年为2400亿，总量基本持平；但同期世界GDP总量分别为6960亿、19730亿、53260亿，因此中国在这三个时期的比重分别为33％、11％、5％，人均GDP则从600元到545元，再到439元（见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列强在发展，我们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更可怜的是我们对此毫无感觉，至少视而不见。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把近代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与世隔绝”四个字。

与世隔绝的背后更为可怕的是精神的桎梏，更早以前的思想封锁为以后的社会进步埋下可怕的贻害百年的种子。在英国棉纺织完成从“珍妮”纺纱机到“缪尔”纺纱机，再发展到瓦特蒸汽机的“三级跳”以使工业革命由此展开之时，我们虽然也处在康乾盛世，但社会却日益沉闷，“文字狱”一桩接一桩，举国齐喑。当乾隆这位“十全老人”极为铺张地六度南巡之期，英国国会早已通过了《权力法案》，规定国王无权废止法律，重大问题由国会决定：法国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制度限制王权，盂德斯鸠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卢梭的一系列著作则极力主张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法国的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更是明确地宣布了自由、平等的原则；美国的独立战争于1755年打响，次年通过了杰弗逊等起草的《独立宣言》，核心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谋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人们的这些权利才需要建立政府。

“封建”这个我们小学就学过的词语，数百年来，你我又都读懂了么？  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大历史学家吕思勉在“清代的盛衰”一章中作出如下判断：“清朝的衰机，可以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也有类似的判断：“乾隆受到太多的赞誉，却极少省思，在一派繁荣的乾隆中期，已臼益显现了衰退甚至崩溃的征兆（见黄纯艳译《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所有的“衰机”、“征兆”，我们理解为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锁。

我们就1750年～1950年这200年的历史粗略地梳理一遍，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并且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进行了相应的比较，相信读者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也许有些同仁会对我们得出的结论微微颌首。然而，更要紧的是，你我都得知耻而奋起，中兴的机遇并非每一个时代都有。

汪中求

2007年11月29日于北京中天公寓

一

小松左京，日本作家，一部小说分上下册，上册售出204万本，下册售出181万本，后改编成同名电影，观众累计达880万人次，这部小说名为——《日本沉没》。

日本并未沉没，这个人均GDP高达4万美元的国家，始终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国民的防灾训练真的是从娃娃抓起，家家户户都有抗震用的急救包。2006年夏天，有人提议空调设置不低于28C，以节约用电，于是走到哪里都是28C，有的地方干脆用胶纸把降温键固定住不让动。其实日本目前并不缺电，也从不拉闸限电。

中国倒是人口多、资源短缺的国家：以人均资源计算，我国人均煤资源在世界排50位以后，人均淡水资源在世界排55位以后，人均土地及森林资源更在世界排100位以后。我们的人均铜资源占世界人均水平的25.5％、铝为9.7％、石油8.3％、天然气4.1％。而2005年法国里昂证券的报告称，2004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钢铁、铜、煤的最大消费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何传基研究员的研究指出：中国2001年综合年代差与美国差约100年、德国80年、日本50年。著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给我们列出了一张中国与其它强国重要科技成就产生时间比较表：

作为美籍华裔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还有一点更刺激的对比没有说出来：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39年、捷克41年、波兰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平均是3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59年了，到了应该找原因的时候。胡适1961年11月就曾做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仅题目而言，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想起大哲学家罗素的一段话：“文明一旦成熟，就难免被自己的成熟所腐化，走上衰落之途。”日本汉学大师宫崎市定在1940年就提出了让中国国民震撼的观点：中国的文明因为“过熟”而衰败，又不断受影响于“野蛮民族”的入侵，去掉烂熟的传统，找回文明的动力。

于是我们在思考，于是我们把这些思考写成了这本《1750～1950的中国》。

二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读过几年书的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其实，那场战争中1840年6月的第一役，首先开炮的英军并未得到其国会向中国宣战的战书，首批战斗部队也仅16艘军舰、28艘运输船、540门大炮、4000余名士兵，外加4艘新的武装蒸汽轮船。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规模非常有限的，更多呆在印度的远征军，开战伊始就确立了“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的作战方案，迅速绕过广东、福建，“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

英军嚣张之极，但自有其狂傲的原因。接下来的谈判证明了这一点，一位在谈判现场的英国军官说，中国的谈判代表对外交家一向极为重视的条约字句和语法，皆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唯一巴望的是英军赶快离开。

1857年12月28日广州的交火，更是势如摧枯拉朽，联军24小时的炮击，几近将广州夷为平地，每一炮几乎都准确地击中城头的目标。1884年的中法战争，仅持续了40分钟，中国南洋海军9艘主力舰被击沉击毁，逃脱的两舰也负伤累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舰队的旗舰在开战的第一分钟就被鱼雷击沉。此一役中国福州的兵工厂和码头皆遭摧毁，中国军队521人阵亡，51人失踪，而法军仅战死5人。

怪不得当时的英国首相巴麦尊扬言：“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事实又何尝不是如此。1860年10月圆明园被大火烧成一片焦土之日，中国皇帝早已仓皇迁出皇宫，一路狼狈西逃。想来，入侵者当年没有一口气顺势拿下紫禁城，并非不可取，而是不便取。紫禁城被拿下，皇帝还有何颜面撑下去，中国在无统一号令的混乱中，如果个个奋起，节节抵抗，反倒不利。当年的英军正是凭武力威慑牵着中国皇帝的鼻子，乖乖地为西方列强源源不断地供上银子。

三

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国力，而国力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军队素质、国家人财物的调度能力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首要因素是经济实力。

1973年第九次中东战争，仅打了18天，每天军费消耗达6亿美元；1982年英阿冲突，马岛之争，英国劳师远征，平均每小时的消耗为120万美元。当然，向前推一百余年，战争消耗没有这么大，但同样打仗就是打钱，打实力。

“海军至今不名一钱，不得一将”，李鸿章战前如此呼吁；战后更加无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就可敷衍一时”。再看甲午海战期间，我们的两大舰队的往返电文。北洋致南洋电文：“无理可讲，无法可挡。”南洋回北洋电文：“无兵可调，无饷可筹。”据说，李鸿章访美期间由华盛顿赴纽约，随员某君先行预为布置，来电请示，只是为了住房的价钱：“一等每间每日180元，二等减半，三、四等递减。”李鸿章阅电咋舌，斟酌再三，始电复，令订二等一间（自己居住），三四等各五间（随员、仆人分居之）。国弱至此，信夫！

大清国道光时就有东南水师5万之众，李鸿章时更有战舰25艘的北洋海军，位居世界海军第七强，却“陆军见敌即溃，海军经战即败，真成无一可恃者（严复语）”。只因军队素质惨不忍“述”。道光年间，广东水师的一次技能测试每人弓箭发5箭、鸟枪射10枪，结果吃零分的过半。编制5万之众，可用之兵区区数千。李鸿章训练出的时称“东方无敌舰队”的“北洋水师”，“其藐视武装若此，终不堪一击也”！1891年日本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应邀上“北洋水师”的“定远”舰参观，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晒裤子。素质如此之低下，哪有不败之理。

今人谈起中国的衰落，往往从鸦片战争说起。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落后缘起于1840年，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固然，《南京条约》之后，不仅接二连三地割地赔款，而且各国列强纷纷效仿英国人在1843年提出的“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备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清帝国外交谈判的主动权亦已尽失。一个比一个更加严苛的条约，在经济上也使这个所谓的大国负债累累，仅一个《辛丑条约》赔偿打进家门口的外国人白银4500万两，连利息复计，中国39年间赔款总数达9822万两。而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总计不过8000万两。穷国易战败，战败更加穷。

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其论及中国时说：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广，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勤劳，可以说，“中国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但日本学者福叶君山著《清朝全史》，上面记载的马嘎尔尼，（1793年到中国访问被迫下跪而蜚声中外）的日记，就不认为大清天朝“无所不有”了，也并不认为英国是“仰慕天朝，观习教化”。马嘎尔尼的日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能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有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不，马嘎尔尼也不全对。即使有才干的人上了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在甲板上指挥，也不能保证它不沉没。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通过炮火证明了以上判断而已，这与时任“船长”的道光帝等的能力以及勤勉、节俭的个人素质，其实已没有多大关系了。就如梁启超说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谁也无力扶大厦之既倒。

四

军事、经济的落后，自然源于政治、体制的落后。而大清帝国的政治与体制的落后恰恰起于极盛时的康乾盛世，尤其明确地起自于性本奢侈、好大喜功的咸丰。就像今天的读书人读到的奇书《红楼梦》一样，这部因作者去世不得不中断于1763年的巨著，一方面毫无疑问地是乾隆盛世的骄傲，另一方面作者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正是“盛极而衰”的暗示。

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凭着文学的描写和议论去作推理的。早在1820年代黑格尔就在他的演讲中经常提及中国，他认为的中国是“只有一个人拥有自由的东方国家，这个国家一直视自己为中央之国，其余皆为外化。因此对外国的情况就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试图去获取精确的信息或作详细的研究，即使偶有一些对国外的文字记载，也往往混杂着大量荒唐的臆测，同时充满了不屑一顾的语言。”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女王的书信中，认为英国女王“况尔国王僻处重洋”，派人到中国来自然是“仰慕天朝”，带来礼物则是“输诚纳贡”。乾隆皇帝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也是同样的调子：“天朝德盛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朕）不贵奇巧，并无更虚尔国制办物件”。正如《中华帝国全志》的编者杜赫尔德的判断，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无知导致他们产生一种荒谬的认识：他们是整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盘上，不在中国疆域内生活的人都是野蛮愚昧的”。看看我们自己的文献，《清朝文献通考》卷293之《九裔》对“裔”的解释：“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

我们的皇帝实在应该去看看海洋那边的世界，环顾一下“裔”人的生活。西方列强之所以不断强盛当由思想革命开始，而以大国自居的东方帝国此时竟然浑然不觉，就连后来已算特别开化的、写过《瀛环志略》的福建巡抚徐继畲都惊叹于美国奇特的没有君主的政府：“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直到当过大使的郭嵩焘才有更为深刻一些的认识，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说：“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船坚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当时的中国真正的大患是没有见识。

五

没有见识，岂止是土大夫？首先是君主帝王没有见识。湖南人扬言要捣毁其住宅、开除其湖南省籍的郭嵩焘不敢说出来而已。当时的封建王朝，又有几人敢于直陈天子之无识？

民众之声不能抒发，算起账来也许要从始皇帝开始，毁掉那么多书，杀了那么多读书人。但是我们却要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清算，因为在这个阶段中华大国认为的野蛮蒙昧的洋人正在轰轰烈烈地推动共和、议会、民主、自由，而自以为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盘上的封建帝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疯狂地进行一场文字狱。虽然当时的中国几乎达到了封建制度所能允许的辉煌的顶点，但因为文字狱对文化人的严重打击，思想逐渐禁锢，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由此，我们把中国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定位在乾隆帝的强盛时期，并试图具体地定位在1750年前后。

文字狱不是乾隆的发明，他的父亲和爷爷也早就采用过，但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不下130起，大大超过康雍两朝之和，而且寻章摘句、穿凿附会、强加罪名、用刑极酷、株连甚滥。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其中有疯汉以文字狱获罪25起，占总数的近20％。对疯汉梦呓似的语言文字都进行不合人情道论的惩治，这种看似荒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罪恶——对正常思维的健康人提出了“闭上嘴巴”的严重警告。当疯汉被千刀万剐、在死刑柱上嚎叫，正常的人性和自然的欲念就会受到痛苦的折磨，一个理性的人在专制的淫威下就不得不震颤，从此不得不变得自抑，不得不画地为牢，不得不变得千人一面。借对疯汉非理性行为的惩治，被统治者于是得到一个暗示——理性的人也必须建立心灵的禁区、思想的禁区，首先是言论的禁区。

“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如此分析。我们认为，乾隆之盛世，因文化的高压而成为中华大国由此转衰的里程碑，民族的悲哀也由此越发深重，与正在觉悟的走向光明的西方也从此差距日远。

虽然，我们还能够看到，此时的乾隆只是为皇太后做一个六十寿辰，就让1751年的京城由西华门到西直门外的十余里，“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同期的权臣和坤，一碗猪肉动辄杀掉50头猪，取甚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如此太平盛世、气象奢华的背后，却是专制的日益严重，是民主的进一步衰微，是国家的逐步没落。广大民众决不会有“一头人”的尊严：苟且模棱之徒、阿谀奉承之辈才有可能过上“一位猪”的生活，帝王及其亲近的权臣越来越失去一切有效的制衡。于是，“中国社会只有两种阶级：踢人家屁股者，及预备屁股给人家踢者”（林语堂《论踢屁股》中语）。

蜚声全球的大科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维艰，与思想封建不无关系，就连《天工开物》之类巨著在中国消失，都与文字狱紧密相关。李约瑟称《天工开物》为“中国最伟大的科技经典”，但七年之后就没人敢重新印刷，只因为宋应星在序言中提出当时的满州南部和吉林地区尚为蛮荒落后之地，无疑是对清王朝祖先的“恶毒攻击”，还有谁敢冒风险去积极传播这部著作呢，7科技的进步不过为帝王一家服务而已，国家的繁荣也只是一个家族的强盛。

与文化的封禁相比，边疆的各种封禁就更是微不足道。“海禁”遂成为再自然不过的无庸议论之题。《重纂福建通志·海防》（卷28）载，“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以前乾隆帝1760年10月就转发了两广总督李侍尧的《防范外夷规条》：禁止夷商在广州过冬、夷人去广州只可寓居其洋行、中国人不得受雇于外夷等等。难怪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咕■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等。

从明朝开始海禁，特别到清代中叶的以“与异域交将成为帝国之患”，中国就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的建设；到了鸦片战争，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诸如“租界”、“最惠国待遇”之类的“新秩序”：后来虽然发生了只剪去了辫子的辛亥革命，但军阀混战使上下无暇他顾；抗日及内战时期更是管不了许多，好不容易以二战战胜国的身份加盟筹建联合国，却也一直未能建设性地图谋世界秩序的建立。中华大国，太长时间，对世间的一切，不参与、不接受，关起国门、自我欣赏，坐视异国之崛起。

黑格尔说得对：“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对亚细亚国家而言，海只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中断，他们与海没有积极的关系。”（《历史哲学》纽约1956年版）

联想到18年前极力欢呼海洋文明的《河殇》，对黄土地以东的海洋如此顶礼膜拜，虽然不免偏颇，但其开放的呼吁是可以理解的。再联想到11年前气壮如牛地喊《中国可以说“不”》，又不由得令人长吁短叹：文明是相互流动，相互学习。一边紧握铁拳“打倒美帝国”，一边为不能立马取得美国签证而忧心忡忡。幼稚得可爱的中国青年与当年成熟得过了头的乾隆几出一辙：一边对英夷来朝不屑一顾，“联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一边急不可耐地去把玩夷人送来的钟表之类的洋玩意儿。从乾隆大帝以来的自我封闭，除了自大为臭，还能对大国崛起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只是，对志满意得的乾隆爷，怎么会有人斗胆去劝诫、提醒。有声音的是伏尔泰一类的文化人，而中国因为文字狱而失去了产生卢梭的机会。

汪中求

2007年12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