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自称是中国人？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的台湾学者，作者引用大量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从一个新的角度——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回忆——来解读华夏(中国人）的本质，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

　　本书运用“边缘研究”方法，对“华夏边缘”作了新的解读。作者认为，所谓“边缘研究”，就是“这种研究法将研究的重点由民族的内涵转移至民族的边缘”。并由此通过对“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等的论述，用以揭示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

大陆简体版自序

序论 什么是中国人

第一部分 边缘与内涵

第一章 当代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

第二章 记忆、历史与族群本质

第三章 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

第二部分 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

第四章 青海河湟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第五章 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第六章 西辽河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第三部分 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

第七章 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

第八章 华夏边缘的漂移：谁是羌人

第九章 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

第十章 汉人的形成：汉代中国人的边疆异族意象

第四部分 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

第十一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第十二章 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

结语 资源竞争、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参考书目

春秋时期，处于华夏边缘的秦、楚、吴、越等人群，逐渐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找到了自己的祖源，这种“溯源”也得到华夏的认可。华夏间密切的交往，终于造成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秦汉帝国的出现。秦虽然不及百年就亡了，汉帝国却延续了四百多年。在这四百多年中，愈来愈多的边缘人群遗忘他们原来的祖先，而华夏也逐渐遗忘这些边缘人群的“异族”身份。于是，华夏心目中的异族概念便持续地向西方、西南、南方与东南漂移。

但是，华夏边缘的漂移、扩张不是没有止境的。有些地区的人群，因生态与社会结构因素无法成为华夏。有些地区的人群，则因资源分配、分享的原因而不愿成为华夏。到了汉代末年，这个华夏“边缘”逐渐明确化、固定化。在本章中，我将从汉代人如何描述四方“异族”的生活、道德习俗，特别是他们的族源，来探讨汉代华夏对边缘人群的“异族意象”与其“自我意象”，以及在此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下，华夏如何与不同的边缘人群展开往来互动，而产生不同性质的华夏边缘。

汉代是“中国人”①的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形成的关键时代。主要原因是：(1)汉帝国是华夏形成后第一个维持较久的统一帝国，这时中国与四裔族群的关系，是形成中国人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的关键；(2)汉帝国势力在东亚的扩张，达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3)汉代是中国有系统的“正史”记载之始，文字历史记忆，使得在汉代形成的华夏自我意象与异族意象延续下去，深深影响后世的中国人。因此，研究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也就是探讨“中国人”自我意象形成初期的情形①。

汉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意象

在汉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受四方异族环绕(图11)。汉代中国的北疆，主要是匈奴、鲜卑与乌桓，这些是草原游牧或森林草原游牧人群。在中国的东北有高句丽、■、貊等，他们是定居于村落行农业的人群。在中国的西疆，这时有许多不同的部落人群，被泛称为“羌人”或“西羌”，他们是居于高山及谷地的游牧或半游牧人群。

在南疆与西南疆方面，住着许多被称为蛮及西南夷的人群，他们是定居程度不同的农牧混合经济或游耕人群。东南方面，则是被称做越人(或粤人)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定居人群。因为人类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的不同，汉代中国人对这些人群有不同的异族意象。也就是说，他们为了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程度地被华夏排除在“中国人”之外。

北方边缘：匈奴……P185-186

《华夏边缘》于1997年在台湾出版以来，由于本书涉及中国考古、历史与人类学的新研究取向与观点，以及有关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过程的新议题，因此受到华文学术界不少的关注与指教。多年来，我诚心希望以此向广大的中国大陆学术界请益，但由于两岸之隔，台湾学术性书籍在大陆不易购得，因而此心愿难以顺遂。近年来虽有许多朋友曾为此书大陆版催生而奔走，但我又孜孜于川西羌族田野，而使此事延宕多年。因而今此书简体版得在大陆出版，而书中许多论点可能因此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教，此是我学术生涯之一大契机，亦以学术会友之一大快事也。

在本书问世七年以来，相关中国考古研究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与研究。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方面更有长足进展，特别是在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族群”研究方面。然而在此大陆简体版中，我不拟作太多的改动。主要的原因是，本书之要旨在于介绍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与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理论，以及边缘研究(border or frontier study)之要旨，并以实际研究为例说明在如此的研究中我们如何利用考古、文献与人类学资料，来解答一些中国历史中被忽略的重大问题。以此而言，一些新的考古资料并未改变我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如中国北方的早期游牧化过程、周人的起源等等。近年来，“族群”问题在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界的激烈讨论，也说明我们需要实际的基于中国文献与田野资料的研究，而非只是西方理论与词汇定义的探讨。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本书是一本奠基之作。

与台湾允晨版相比，本书最大的改变是在第四部分，我取消了原有的两章“华夏边缘的维持：羌族历史记忆”与“华夏边缘的变迁：台湾的族群经验”，而代之以新的内容——“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这主要是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及出版期间，也是我致力于羌族研究的最初数年(1994～1997)。当时我对于羌族及其历史的理解尚非完整；那两章也多“后现代主义”倾向。如今，我基于羌族田野的新作《羌在汉藏之间》已出版(2003，联经)，相对于后现代主义者之“近代建构论”，我的研究也倾向于由长远的历史观点，以及细微的人群互动关系，来理解近代中国国族之形成。因此，目前的两章较能反映此学术思维。

我要感谢允晨文化公司(台北)允让本书中文简体版之全球版权予原作者。这也是本书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重要契机。最后，本书在1997年出版时先师张光直先生仍在世；今日他已离去三年多了。我仅以此书纪念这位伟大的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