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有谚云：“杨子哭衢途。”设喻大思想家杨朱走在双歧道路，由于不能决定选走哪一条路就痛哭起来。今天也是，但不须再哭。你可问我，两条路，一个是附庸于主流，这在20世纪自有所指，选到可以名利双收。可真不幸，我是宁选择非主流。

20世纪百年间，高明学者岂少哉，若果不附从当代主流，势必被挤到非丰流，或终至于没没无闻。唐君毅先生曾悲慨地形容为“花果飘零”，我看是可以惨到“焚琴煮鹤”。皆有实例可陈。请一试阅这一百年间的非主流学派吧!

本书主要讲述和评论了20世纪史学的主要流派之外的非主流史学和史家。

20世纪史学的两个主流学派：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史家傅斯年、顾颉刚以及教育家蔡元培承此科学主义思潮而倡率科学治史；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派，郭沫若、翦伯赞等自是重要领袖。

非主流史学流派有国粹学派、南高与学衡、战国策派、钱穆的传统史学派、张其昀历史地理学派、南港学派等。著者筚路蓝缕，以五年时间回顾其中之一家——南港学派，评述了史学家朱云影、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戴玄之、唐德刚、梁嘉彬、李国祁、陆宝千等的学术传承和成就，书写南港学派的宗风、人物体制和学术贡献，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史学。

自序

前言

百年来的史学风气与史学方法

——纪念朱云影先生逝世六周年之讲演

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

郭廷以先生与近代史学风

郭著《中国通史》叙录

沙学浚先生与地缘政治学之开山学风

沙学浚先生历史地理学之理论纲领

张贵永先生及其西洋史学论述

经世思想大师刘广京对于学界同道之启导与护持

戴玄之先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的学术贡献

鬼谷先生唐德刚

广东十三行权威史家梁嘉彬

近代史继承大师李国祁

今代醇儒陆宝千

当今近代史学中的统计学派

南港学派之史学宗风及其学术成就

在大陆史学界的马列史学，成为主流内涵，进一步的第二道关键出现，那就是不承认主义，一切宗旨，呈现在对资本主义史学家的批判挞伐。在这70年中的批判可以说偻指难计。①我们若要言之有据，当可以列举时代较近可以确定这70年间一个下限的年代。1983年哲学史家刘建国的批评，可以代表最晚近的马列科学派的观点。

刘建国“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的观点”是中国资产阶级学者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又多是表现在对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分析上。近代以来，梁启超、何炳松、胡适、傅斯年等人，就是把史料学加以夸大，使之代替历史学的代表。他们片面地夸大史料学的意义，认为只有史料学的考证工作才使历史成为科学，只有考订古籍才使中国哲学史成为科学的。它的实质在于否认用马克思主义理义来探寻历史、哲学史的规律，而用史料学冒充历史、哲学史。胡适曾说过，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而他的弟子傅斯年也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还说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样，他们不但取消了历史学和哲学史，而且也歪曲了史料学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必须清除这种唯心主义历史学的观点。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哲学史，既不夸大史料学的地位，也不抹杀史料学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史料成为真实可靠的有价值的东西，使史料学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②

在大陆马列科学派史学主流下的不承认主义，不但周予同、许冠三的皇皇巨著全成了被扫除的废纸，而打着新史学金字招牌的一些人恐怕也难以找到立足之地。我通观近百年来的史学界，自不免有沧海桑田之感。

我在此郑重地澄清，我自梁启超起以至今日是绝对肯定全面的史学发展，但我绝无一日一时特别看重学界反复出现的标语、口号。我不依附也不加入任何门派集团，我可以旁观认清一切。我有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有自己的师承宗风，有自己的开拓方向，未尝攀附新史学，对其一切宗旨内涵，不赞一词，更不会著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去向学界介绍。故而对此名词口号站到不闻不问之列。但我仍必肯定梁启超的新史学先驱地位。

四、百年来史学界之繁荣增长多彩多姿

自梁启超在20世纪初重新撰著古代史(如六大政治家)开始展开当代史学发展的起步，直至今日，将有百年之久。于史学内涵、治史宗旨，以至史学方法，均以其新思考定出方向。

就史学内涵而言，重民史而减削帝王世纪之记载。国家主体是人民。

研究重心，淘汰训世牖民的宗旨，搁置圣经贤传之传播，而改重治国利民智强领袖为重心，于国家之富强定其评断准则。

方法学加意讲究，提出一些原则法则，作为研究历史必用之手段，如考证、辨伪、注释，因是而不期然加意重视史料。重史料即重视真实之依据，凡此影响到后日科学派史学之建立。包括史料学、科学方法、考据学、辨伪、翻案，皆随梁氏之提倡而形成史学主流。

梁启超的先路，自是在西方学术冲击后之先驱反响，但自此顺利开展史学之重大发展，百年来史学领域一直向外扩张，表现无限空间，令人十分乐观。史学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端在此一代学者之信心与努力。适我当此时代，正好接触不少伟大经师，学到很多，见识增广。今日之史学内涵开拓甚广，远非梁启超所能预料，亦非30年代所谓疑古、考古、释古、信古等派系所能规范，更少提倡科学派史学抑且此一时代之繁富内涵，可谓多彩多姿，绝非科学派史学一个概念所能包罗。想想这些年来(二次大战后)之史学内涵，可说是五光十色，新题迭出，令人目不暇给。我们的史料一直在大量增加，我们的研究领域一直在不断扩张。我们正面临史学的黄金时代，不过如此多样丰富，我们可以把梁启超定为这个时代史学的先驱标杆，却并不会接受他的有限的领域观点，也不会完全依赖他的史学方法。至于梁氏以后等而下之的人物，他们无论如何具有野心，也夺不到梁启超的先驱地位。无论有多少治史学者，也不能不在这一代浪潮中受到淘洗。至于书写标榜新史学而自命为大师的许冠三自以为总结了新史学，恐怕并不能博得史学界的共同承认。其他只靠唱唱口号的人士，更是等而下之，市场的唱货叫卖声是一种推销术，与学问不相干。叫卖声不断，市场繁荣依旧。此是百年来史学界的现象。

我在此陈说百年来之史学繁荣，绝不要具体提及什么伟大的史书，或何等伟大的史家，须知这种学人标榜绝不适合在此纪念会中引说。我所说的史学开拓，无论政治史、文化史、制度史、刑法史、宪政史、官僚制度史、学术史、经济史、工商业史、都市史、乡村聚落史、社会生活史、科学史、天文历算史、农业史、农工技术史、工业史、商业史、财政史、赋税史、海关史、租界史、中外贸易史、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庶民生活史、家族史、民族史、外交史、边疆史等不一而足，俱是梁启超以后创生而出，无限扩展，不胜枚举。

P6-8

本书写完前言，原应不写自序。然仍有一些琐屑话语不能放在前言，而可以借自序任情宣白。因是仍不免要借重自序。

吾之著作斯书，启念于2001年为纪念业师朱云影先生逝世六周年之公开讲演，后来把讲演稿发表，已是2001年11月，我已退休数年，正好回顾往者之史学界种种，回首多灾多难之世纪，洞悉帝国主义者之侵略破坏，我国备受蹂躏，人民颠沛流离，饿莩相望，死亡相继，实令人伤痛悲慨。然于百年间之历史，其繁重复杂，自以菲材不能承荷著述。唯于20世纪后50年，投身于史学学术之林，于此入手探究，皆能目见而身历，知之颇详。首先反省我所处之环境与所承之职责，不过是从事近代史研究之微末一员，在学术界一开始即受主流派学者所否定、所排斥。不及细说，因亦自称为非主流之一类。似此弱势之群，若不自重自爱，自立自强，定为他人所吞噬、所消灭。盖亦慨叹这一群学者，在世势迁流中遭到淘汰。吾故愿以退休余年，为我师友同道之学问学术，作一简约概述，以存记这一学门之成就，留为索引，供后世识家之采择。辗转蹉跎，已逾五年，方于今时草成全稿。志在守先待后，有后来者胜我一筹，所愿足矣。

既然要写非主流，自须先认清何者是主流，吾心目固自指有两派：一为科学主义史学派，一为马列主义史学派。并无第三派主流，却有不少非主流。

我曾请教内地清史名家王戎笙先生代为印寄内地史学研究者之名人资料，非常感谢王先生给予资料与指教，另得香港区志坚博士相助寄来不少资料。在此说明，我绝无意研究主流派史学，此生也不会做，盛大的流派一定有多人前去研究，自无须我多操心。我们只是要具备相当认识，具备常识就可。

非主流派最值得注意，转眼间不百年会全然埋没，不存记录，自无人知晓。故本人晚年选做一家，已用五年岁月，不能兼顾其他。呼吁学界高明之家，也起而速速研究20世纪之非主流史学与史家。

除本书之外，有志于研究非主流史学派者尚有诸多空间可以开展。

其一，应加深研究20世纪初之国粹学派，是基于中国古学之保存而推出各样议论。重心集中于《国粹学报》，这内中包括各样学问，史学为主而凡文学、诗学、诸子百家，亦俱涉及。研治者主要小心掌握古典文字，自能深入见其精华。

其二，南高与学衡。想起我在大学时代，把学衡拒斥于阅读之外，视为落伍陈旧，可以当作玄学鬼看待，志高气扬，谁愿意读?但后来知道其志识甚高，学养最博；立场为中国，责任为后世。但在流行风气之下，却居于劣势败势，已全然为主流势力淹没。有志之士，宜就此研究，著一专书，定能超越鄙人。

其三，战国策学派，以论20世纪人才精英，及其学通中西，’洞察世局，见及中国文化之优长与西洋文化之缺点。精熟西洋史学、文学、哲学之内涵，可以代表在丧乱末世之明灯，中国民族之希望，俱可在当时《战国策》半月刊及《战国》专栏见之，今世高明之家，宜参取以成巨著。

以上所举三者俱早在1950年代以前，自应早留记录。此外，若史家钱穆之传统史学派，其第二代第三代人才正盛，自有其人作详备载述，学者不可越俎代庖。又有张其昀历史地理学一派，其第二代继承大师历史有宋唏，地理有张镜湖，且第三代亦是人才鼎盛。他们自己有人，亦不需他人代劳。虽非主流，实亦可以写作皇皇巨著。唯我所论之南港学派，所写简略，探究不深，留有广阔空间，有志者仍可取资研究，足可超越本人。

我写此书，经营之中甚费考量，内地学界难于揣度，而台湾与海外朋友，想将有所存疑。我当于此加以澄清。其一，我既载述同门师友，何以缺少王德昭先生?我之《史学方法》受教于王德昭师，也曾草撰纪念文章，却是不能收入。须知我是范围定于非主流，这一时代，北京大学乃是史界龙头，傅斯年、顾颉刚可为代表。王师出身北大，怎可使之屈列于非主流?我自不可以非主流委屈业师。其二，李定一教授是近代史研究同道，交契连上郭夫子与鄙人两代，李氏所著《中国通史》特赠我一册，其书不多，而能见重如此，我自感念而尊敬，但却不能列载李先生入书，理由同前。李氏既是北大出身，并游学英国，岂可使之屈为非主流?其他学界前辈，亦必审慎考量，权衡合宜与否。不需细加举证。

除对王戎笙表达感谢之外，要向福州林庆元教授表示敬仰之意，本书最后一篇中提到他，引为自强运动研究福建船政局同道，恳求他同意我引入他的大名。

至于南港学派旧侣，一定要列入旅美教授庞百腾先生，是由于其与刘广京先生有学问传承关系，且研究成果足以密切配合。我们同道旧侣流寓海外者不少，宜在此处列举，计有邓汝言、李作华、徐乃力，俱系我同班同学。尚有骆沙伦、王执文、许淑真、谢文孙、马天纲、许大川、李本唐、郭正昭、贾廷诗、丌冰峰、史静波、李正三、李金治等人，亦俱为优秀人才，承郭夫子悉心调教。

我当然要特向贺照田先生深致感谢之意，是承他的推毂，能使本书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布问世。

内地史学界多不清楚台湾学界内情，看看此书就会明白一些曲微光影，但和真相还相距悬远，凭此书尚不能见及十之一二。

2006年4月10日

写于新大陆之柳谷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