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第一部历史小说。

　　一群海盗，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帕夏，一个东方文明中的占星师，共同演绎一则东西方认同的寓言……

年轻威尼斯学者被俘虏到伊斯坦布尔，成为土耳其人霍加的奴隶。二人竟然外貌神似。时间久了，他们甚至比对方更熟悉对方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惯。

他们联手对付了席卷土耳其本土的一场瘟疫，霍加晋升为皇宫的占星师，威尼斯人则成了苏丹的倾诉对象。他们还为苏丹发明了一件用来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的战争武器。武器在围攻“白色城堡”时上阵，当然，他们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此时，两人在城堡的身影底下，浓浓大雾中，霍加选择了逃离，奔向他的想象城市威尼斯，威尼斯人则作为替身留了下来继续霍加的生活……

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总共才三艘船，而对方的木船纵列不断从雾中浮现，似乎不见止境。我们心里发慌，船上一阵恐惧与混乱，大多是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的划浆手们却发出了欢喜的尖叫。像其他两艘船一样，我们的船也往陆地划去，朝西前行，但无法像他们那样加快速度。船长害怕被抓后会遭受处罚，因而也无力下达鞭打执桨奴隶的命令。后来几年，我常想，我整个的人生就因为当时船长的怯懦而改变了。

而现在我却认为，如果我们的船长没有突然被恐惧征服，我的人生就会从那一刻开始转变。许多人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所有故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即使抱持如是信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也有了这样的一个时期——现在，坐在一张老旧的桌子旁写作，回想着在雾中鬼魅般现身的土耳其舰队的色彩时，我已进入了这个时期。我想这应该是说故事的最佳时机。

看见其他两艘船逃离土耳其舰队并消失在雾中后，船长重新振作起来，终于敢鞭打执桨手了，只是，为时晚矣。当奴隶受到获得自由的激情鼓舞，即使鞭子也不能让他们顺从。十多艘土耳其船只划过令人胆怯的浓雾屏障，猝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船长现在终于决定放手一搏，而我相信，他努力克服的不是敌人，而是自身的恐惧与羞愧。他命人无情地鞭打奴隶，下令备妥大炮，但奋战的热情燃起得太慢，而且很快就熄灭了。我们遭受到了猛烈的舷炮齐射，如果不马上投降，船就要被打沉。我们决定竖白旗。

我们停在宁静的海面上，等着土耳其船只靠近船侧。我回到自己的舱房，把东西归位，仿佛不是在等待将改变我整个人生的敌人，而是等候前来探访的友人。接着，我打开小行李箱，翻寻书本，沉浸在了思绪里。打开一本我在佛罗伦萨花大价钱购买的书时，我的眼眶盈满了泪水。我听到了外边传来的哀号声，来来往往的急促脚步声。我脑子里想着的是一会儿就会有人从手中把这本书夺走，但我不愿想这件事，只是思考书里的内容，仿佛书中的思想、文句及方程式中有着我所害怕失去的所有过往人生。我轻声念着随意看到的文句，仿佛在吟诵祈祷文。我拼命想把整本书铭刻在记忆中，这样当他们真的来了，我就不会想到他们，也不会想到他们将带给我怎样的苦难，而是记起自己过去的模样，有如回想我欣喜诵记的书中隽言。

那些日子里，我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甚至母亲、未婚妻和朋友称呼我的名字也不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仍时不时会梦见那个曾经是我的男子，或者说我现在相信是我的男子，然后汗流浃背地醒来。记忆中的那个人已经褪色，就像早已不存在的国度，或者像从未存在过的动物，又或者像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武器一样，其色彩梦幻般虚无飘渺。当时，他二十三岁，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研读过“科学与艺术”，自认懂得一些天文学、数学、物理和绘画。当然，他是自负的。对于在他之前别人所做过的一切，他都不放在眼里，嗤之以鼻；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简单地说，他是个普通的年轻人。这个与挚爱的人谈论他的激情、他的计划以及这个世界和科学，并把未婚妻崇敬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人，其实就是我。当我必须为自己编造一个过去，而想到这一点时，我感到痛苦。但是，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而且，或许这些耐心的读者会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认为这位在读着他的珍贵书籍之际放弃自己人生的年轻人，他的故事会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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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我总会到附属于盖布泽县长办公室的那间被人遗忘的“档案室”，花上一星期时间翻寻文件。一九八二年，在一只塞满大量皇室法令、地契、庭审记录与税务卷宗的尘封的柜子底部，我发现了这份手稿。它梦幻般的蓝色精致大理石纹封面与清晰可辨的字迹，在褪色的政府文件中闪耀，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仿佛要更进一步激起我的兴趣似的，别人又在书本的扉页题上了书名“被褥匠的继子”。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标题。书页的边缘与空白处满是小孩画的人物画，头儿小小，身着钉上纽扣的服装。我带着无限喜悦，立刻读起了这本书。我很欣喜，但又懒得抄写这份手稿，所以从这间连年轻县长都不敢称之为“档案室”的储藏室偷出了它。守卫对我非常恭敬，因而未在旁监看，我利用了这样的信任，一眨眼将它顺势放进了我的手提箱。

刚开始，除了反复阅读之外，我不是很清楚如何处理这本书。那时，我对历史仍有深深的怀疑，只想单纯专注于故事本身，而不是手稿中的科学、文化、人类学或是“历史”价值，这也就使我深受作者本身的吸引。自从被迫和友人离开大学，我便从事了祖父的工作，担任百科全书编纂者。而此时，我有了一个想法，要在我负责的名人百科全书历史部分，加入该作家的条目。

就这样，我把编纂百科全书与饮酒之外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这项任务上。当我查阅那个时期的基本原始资料时，立刻发现故事描述的一些事件和史实不太相符。例如，柯普鲁吕担任大宰相那五年期间，伊斯坦布尔曾遭大火蹂躏，却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当时曾爆发过值得一提的疾病，更别说书中所提的那种瘟疫。一些那个时期的高官名字也拼错了，有些是彼此混淆，有些则根本就是换了名字，而那些皇室星相家的名字也不符合皇家记录。但我认为这种矛盾在这个故事中有特别的作用，所以并未多予追究。另一方面，我们的历史“知识”大多证实了该书所讲述的事件，有时我甚至在小细节上看到了这种“真实”。例如，皇室星相家侯赛因大人被处死的情形，以及穆罕默德四世在米拉贺官狩兔，都和历史学家奈伊玛的描述相似。可以看出，这名作家显然喜爱阅读与幻想。于是我想到，他可能相当熟悉这类资料及其他许多书籍，并从中拾穗，写成了他的故事。他声称认识艾夫利亚·却勒比，但可能只是看过他的书。想到可能如其他例子所示，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属实，我便努力使自己不要失望，继续追查故事作者的踪迹。但是，在伊斯坦布尔各图书馆做的调查探究，粉碎了我的大部分希望。不管是在托普卡匹宫的图书馆，还是其他我觉得可能从那儿流落散佚的公立、私立图书馆，我都找不到任何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在一六五二年至一六八。年间，呈交穆罕默德四世的文章和书籍。我只找到了一个线索：这些图书馆收藏了书中所说“左撇子誊写员”的其他作品。我搜寻翻看了一段时间，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曾给意大利大学的诸多大学写了无数的信，而此时，他们也给我寄来了令人失望的答复。我徘徊在盖布泽、占尼特希萨尔和于斯库达尔墓园的墓石间，希望找到作者的名字(虽然书名页未提，书中却曾提及)，仍徒劳无功。我放弃了可能的线索，仅根据故事本身写了加入百科全书的条目。如同我所担心的那样，他们并未刊出这个条目内容，不是因为它缺乏科学证据，而是他们认为这个人物不够有名。

或许是这个缘故，更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着迷。我甚至想过辞职抗议，但我喜欢这份工作和这里的朋友。有一段时间，我逢人就说这个故事，热烈得仿佛那是我写的，而不是我发现的。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我谈及它的象征价值、与当代事实的基本关联、我如何通过这个故事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等等。当我说出这些主张时，那些关注政治、暴力、东西方关系或民主等主题的好奇的年轻人对此颇有兴趣，但他们和我的酒友们一样，很快就忘了我的故事。在我的坚持下，一名教授友人翻阅了这份手稿。归还文稿时他说，伊斯坦布尔街巷的木房子里，有着数以万计写满此类故事的手稿。住在这些房子里的无知的人们，不是把这些书当成《古兰经》放在碗橱顶端的神圣位置，就是把它们一页页撕下来点火用了。

所以，在一位戴眼镜且烟不离手的女孩鼓励下，我决定出版这个我一次又一次重新阅读的故事。读者们会发现，我把这本书修订为现代土耳其文时，并未刻意去追求行文的风格——看了几句这份放在桌上的手稿后，我就来到另一个房间的桌前，努力以当今的文字来描述我心中体悟的文稿意涵。选择这个书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此书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献词的读者可能会问，其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

法鲁克·达尔温奥占

一部恰如其分且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它卓越地调和了帕慕克先生认为的太有主见的西方与太过随俗的中东。一瞬间，双方相遇。

——《纽约时报》　　《白色城堡》是一部杰作，不是因为它唤起时代，而是对个人神话的探究，还因为帕慕克以如此简单的故事涵括了这样的深思。

——《卫报》　　天空中冷空气跟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里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会繁衍鱼类；人类社会中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