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卷珍贵的历史档案，它提供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传奇之一一中国女性解放的故事。在这条漫长的血与火、情与仇交织的道路上，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披荆斩棘一路走来，是这条道路上的开路先锋。

本书所提供的“讲述”，对每一个倾听者而言，既是一个可以在当下安身立命、堂堂正正做一个“女人”的宝贵遗产，也是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因为这些普通而又伟大的母亲，既与历史上的花木兰一脉相承，也依旧是未来女性解放道路上的先锋。

本书追述了朱霖、赵兰香、朱黎清和刘锦琳四位女性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她们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沐浴在党的阳光下，是30年代的“红小鬼”、40年代的八路军、五六十年代叱咤国际舞台的外交家。她们在战火与硝烟中成长，结婚，战天斗地，相夫教子，既是豪情万丈的革命志士，又是情真意切的平凡母亲。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走上了自身解放与进步的光明道路，为我国革命和外交事业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热血。

木兰辞

从边城走向世界

传奇

琳琅锦绣

  朱霖，原名文佩卿，1920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司马村一个农民家庭。

  1937年参加太行山地区抗日游击斗争。1938年，18岁的朱霖在抗日游击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在晋冀豫解放区党代会上，作为党代表的朱霖与时任晋冀豫军区政委、区党委军事部长的黄镇邂逅并结为伉俪。

  1941年6月，朱霖由太行二区地委党校教务主任，调八路军129师组织部干部科担任营级干事，参加了包括百团大战、十字岭战役等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经历了太行山斗争全部的艰苦岁月。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朱霖被提拔为正团级干部，荣立二等功。1948年，从太行山区调入河北平山县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并参与筹备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3月，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入北京。

  1951年1月，奉命由总政干部部调入外交部工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大使夫人，并主管大使馆党务工作。

1954年11月，担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和二等秘书，亲自参与了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的保卫工作，并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会议期间的主要外交活动。

1961年5月至1964年6月，担任外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外组组长。

1964年5月，担任首任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夫人，一等秘书。

1973年5月，和黄镇主任一起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

1977年回国后，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纪委副书记兼国内部部长。

1978年，在全国妇女第4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常委，1983年，被选举为全国妇女第5次代表大会中直和国务院代表团团长。

1982年9月30日离休。

我是1920年2月，也就是1919年羊年的腊月出生的，我的二爷爷给我起了名字，叫文佩卿。

我的老家是山西孝义县的司马村。我们文家也是穷人，我的爷爷耕地，早年去世。我的二爷爷文天龄在北京琉璃厂当学徒，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给家里买了十来亩薄地和半个院子。但是我小时候，家里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记得三爷爷常拉着我到处借钱，到年关就更得借高利贷了。那时候，我家一年四季吃两顿饭，早饭总是米汤、料窝子，就是用牲口料黑豆、高粱磨成粗粒子，蒸出来是又红又黑。除了过年，我们从来没吃过好饭。

我从小感情脆弱，胆子很小，长大连鸡狗都不敢摸一下。我7岁上学，既不聪明，也不伶俐，学习成绩差，常被打手心。家中也无人帮助我。在北京的二爷爷三年回来两次，他给我讲历史上的花木兰，讲我们家是宋朝文潞公的后代，有时他拍着我的脑袋连连叹息，说：“可惜你是个女孩子！”这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我们家在司马村还不是最穷的，而我外婆家则可以说生活在最底层。外祖父过世后，全靠外祖母养家，基本上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母亲14岁嫁到文家，18岁生我，又遇难产，再未生养。父亲在北京学徒的时候沾染上抽大烟的恶习，几乎不顾家。母亲经常以泪洗面，哭着对我说：“你可要给我争口气啊！”我那时候很小，就对她说：“妈，你不要怕，以后我养活你！”

我的二奶奶、妈妈、二婶都是非常善良的妇女，她们做在人前，吃在人后，与世无争。

我的二姨嫁的是个破落户，跟着丈夫住马厩。为了养活丈夫和女儿，二姨到汾阳和太原去当了妓女，40岁时患脑溢血去世了。二姨的女儿也很不幸，二姨死了以后，她和姨夫生活更艰难，待到父亲去世，她把父亲埋葬后，就吊死在马厩门前，她只比我小一岁。

三姨13岁那年被卖给文水县城南村一个38岁的男人为妻，受尽了虐待，自杀了四次，上吊、吃砒霜、吃烟土、钻水缸，都被救活了，死都死不成。三姨是我陪送她到文水出嫁的，那时她才13岁。

四姨比我小一岁，被送到汾阳城学山西中路梆子。抗战前好不容易要出师了，她却被教练活活踢死在舞台上。

我母亲的姐妹们命运就是这么惨。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分家另过，搬到汾阳城。父亲给人家跑腿，母亲为工厂工人洗衣服拆被子，家里刚好了一点儿，没想到房东的儿子对母亲起了歹意，调戏不成，就找人把我父亲抓进牢房里。那个家伙在模范监狱当书记。父亲被抓走了，母亲哭个不停。我去看守所给父亲送饭，看到满地躺的都是人。三爷爷随我们过，他经常对我说，这个汾阳城就这么可怕啊！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只好停学，跟邻居到工厂砸核桃。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是谁都可以欺负的，只能这么忍着，从天不亮到黑天，只能挣一两毛钱。就这样，三爷爷和妈妈还是很高兴的，一毛钱可以买二三斤小米或高粱面。等父亲从看守所被放出来，我已经停学一年了。复学后，我的心理压力很大，跟不上学习，只好留级一年。这个时候我真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至少可以少受罪。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我上高小期间，已经有媒人来提亲，让我嫁一个下肢瘫痪的富家子弟，这样一辈子就可以不愁吃穿了。我对父母说，你们要是答应，我马上死在你们面前。他们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也就没有答应。我们那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十三留头十四嫁，十五养个胖娃娃。”穷人家的闺女真是没办法啊！

P2-5

这是一卷珍贵的历史档案，绝大多数照片都是第一次面世。

它提供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传奇之一一中国女性解放的故事。在这条漫长的血与火、情与仇交织的道路上，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披荆斩棘一路走来，是这条道路上的开路先锋。也许大辩无言，也许大音希声，多少年天地翻覆，多少次花开又花落，她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讲述自己。在她们身上，有着当代人最为稀缺的美德，那就是母亲般的平易与谦逊。无论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业，哗众取宠对这代人而言就是卑劣，标榜自我和宣传个人为她们所不齿，因为她们是相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革命者。

在所谓“口述史”流行的今天，本书不愿也不能披上“Oral History”的学术外衣。因为作为倾听者和记录者，我从来不想隐瞒自己的立场。在我看来，对于那些借口述史来宣扬革命给女性造成伤害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她们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对于现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旁观者”立场。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旁观者”立场，使他们不能认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没有政治的平等与解放，女性的权利就不知从何谈起，而追求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

要奋斗就有牺牲。从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公布第一部宪法申诉女性的政治权利以来，为了实现这些权利，正如本书所揭示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代女性付出了巨大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本书的立场毋宁是斗争性的，因为今天某些人力图刻意制造一种叙述，去抹煞和否定中国妇女革命和女性解放的历史。这些叙述的制造者既有存心不良的男人，也有自以为摩登的女人。一个民族不能以“无知者无畏”为时尚，何况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提供的“讲述”，对每一个倾听者而言，既是一个可以在当下安身立命、堂堂正正做一个“女人”的宝贵遗产，也是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因为这些普通而又伟大的母亲，既与历史上的花木兰一脉相承，也依旧是未来女性解放道路上的先锋。

正如逝去的诗人骆一禾的一首诗所写的：

世界说需要燃烧

他燃烧着

像导火的绒绳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当然不会有

凤凰的再生……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他就是长空下

最后一场雪……

明日里

就有那大树的常青

母亲般夏目的雨声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女共产党人告诉我说，要少想自己，多看看国家和社会。我希望我的一生是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朱霖

想想我年轻的时候，决定了的事，我就去做，决定下就不改了，很坚定的。什么人劝都不行，我的思想还是很先进的。

——赵兰香

战争年代，我服从党的命令，做大使夫人后第一要服从国家，第二要服从使馆党委和大使。我这一辈子就是服从组织，哪儿有什么传奇的地方？

——朱黎清

战争的残酷使我坚强，冰雪和酷热教会我忍耐，跋山涉水我学会了苦中作乐。

—一刘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