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贡院和科举制的演变历史怎样？产生了哪些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有过什么正面与负面作用？它和现代教育有什么衔接？废科举就等于它一无是处吗？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有何关联？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继承什么有用的东西……本书作者系统整理了江南贡院的历史发展，以“说话”的形式介绍了江南贡院的演变过程，以帮助读者了解科举，了解贡院，为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务员制度、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科举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坐落在南京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作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历史见证，亦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本书作者系统整理了江南贡院的历史发展，以“说话”的形式介绍了江南贡院的演变过程，以帮助读者了解科举，了解贡院，为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务员制度、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一 溯源篇：千年贡院的由来

 科举制度的古化石

 “龙门”与科考制度的完善

 秀才·举人·进士

 金榜题名与殿试

二 地理篇：“左庙右学”的大成之作

 大成至圣的夫子庙

 学宫，科举的预备场所

 国子监与民间书院

 举前启蒙教育与“考棚”

三 考场篇：帘分内外话“南闱”

 明经取义的大比之场

 科考“炼狱”与乡试

 张謇“冒籍”与童试

 陈独秀：感悟于江南科场

四 试题篇：八股文从何而来

 从兴诗赋到试经、义、策、论

 八股文将科举引向末路

 清末乡试试题选读

 科考答卷及八股文章赏读

五 场规篇：科场弊窦面面观

 清代考生挟带惊现江南贡院

 顺治痛杀科场腐败官员

 震动朝野的康熙辛卯科场案

 林则徐监临江南贡院立场规

六 逸事篇：落第风流有大家

 被“革黜”功名的唐伯虎

 屡试不第的神话之父吴承恩

 《儒林外史》与吴敬梓

 太平军的女状元傅善祥

 冒辟疆与秦淮名妓董小宛

七 兴替篇：科举制度的“掘墓人”

 西学东进：科举制度的沉沦

 新式学堂在国子监废墟上崛起

 资产阶级革命：科举制度的“盖棺者”

 贡院闭门百年后引发的论争

附录 璀璨的文化遗存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说的是，荐举的秀才，连书都没有看过；察举的“孝廉”，连父母同居都不能做到；录用的高官，看似清白实际上是腐化堕落一塌糊涂；位居要职的大将，胆怯得像鸡一样。这样的“察举”、“征辟”，实在是误国殃民。

上品无寒门的“九品中正制”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大动荡的分裂时代。在群雄纷争，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军事势力为争霸天下，出于其长远的战略考虑，非常注重网络人才，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东汉末期，以豪族地主逐步垄断了政权，他们大量兼并土地，扩大自己的特权。而庶族地主则希望在封建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地主阶级的这一要求，与“察举”和“征辟”的选官制度产生了较大的矛盾。

汉末，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的曹操，虽出身低贱，却以卓尔不群的政治军事才能，顺应王朝更迭的规律和政治契机，逐个消灭了黄河流域的大小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为图霸全国，曹操一反汉末僵化、教条的腐败虚伪之风，实行了开明政治。

在选用官员上，曹操大胆使用出身低贱的人物，实行“唯才是举。以备录用”的方针。据《三国志·魏书·武帝》所载，曹操在建安二十二年(218)发布的“察举”命令中说：商代的伊尹早先是有莘氏女嫁给汤时陪嫁男奴，因精通治国之道。而被汤授予国政大权：春秋时齐桓公不避讳管仲曾有过小偷小摸行为，而成就了霸业；汉代的丞相萧何曾为沛县小吏、大夫曹参曾为沛县狱吏，韩信也曾为强者的“胯下之夫”，“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他又说：在选人任官时不要求全责备，要用人所长，对于能够治围安邦的人才，即便品行不周也不要遗弃他们。有的人虽缺礼少德，但“果勇不顾，临敌力战”，“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有的人虽“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仍要“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这一用人之道的指导下，曹操招揽了大量的英雄豪杰，为建立自己的集权统治创造了条件，“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原则逐步形成。

曹丕称帝后，命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九品中正法。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察举”、“征辟”的基础上通过评定品级，将“察举”、“征辟”的对象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下等九等。 《资治通鉴·魏记》记载，文帝黄初元年(220)“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即由各州府设立“中正”官员，按九品法推荐出上等士人，再由朝廷任命的“中正” (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部长)到各州府“评品”推荐可以到朝廷做官的人选。

如何将被推荐的人物分为九品，这需要有一套标准。据《通典，选举三》记载：魏明帝时，为区别人品，排除七嘴八舌的议论，以便在混杂难辨的争论中明辨是非，明帝诏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并要求各州郡依照七十二条标准，对备选人士进行贤、孝、德、才的考核，“然后察举。或辟公府，为亲人长吏”。但是，能够参加评品的人，并不是贫民百姓，而起码是中小地主和文化人。所谓九品的高下，只是封建地主阶层中能够担任官职的那部分人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凡是被列入品第的人，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西晋之后，几品中正制逐渐被实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从而形成“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正如《晋书，段灼传》所说：当今的评品、选举，纯属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能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权势者)之昆弟也。”

几品中正制，重家世，轻才德，把血缘、门第、举鉴等作为评选准则，使真正的贤才被排斥在外，贵胄纨绔子弟则高居显位。同时，此类选任官员之法，因无统一的标准可循，以致显要官职尽被门阀世族垄断。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诗人左思就曾经针对“上品无寒门(贫贱家庭)、下品无世族(王公贵族)”的现象发出喟叹，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为喻，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开启寒门庶族入仕做官的新途径

魏晋以后，豪门势衰，寒门庶族政治势力逐渐兴起。

隋炀帝建隋之初，仍实行“九品中正制”，因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的名字，遂称为“九品中正”为“州都”。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为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并布告全国：“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斡济二科举人。”即通过公开的考试，选拔“志行修谨”的有德之士和“清平斡济”的有才之士担任官阶五品的朝廷“总管”、“刺史”。从此，便开始了分科举人之先河。

隋炀帝杨广为补充各类官员的需要，又扩大了分科范围。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即通过十个不同科目的考试，录用素来孝道忠诚、品德高尚、廉洁奉公、有治国理财之能以及身怀绝技、善于用兵的人才。

分科举人，开启了寒门儒士登上政治舞台的途径，摒弃了依靠少数人选官的流弊，克服了王公贵族的血统论，使朝政焕然一新。炀帝大受鼓舞，连续几年又开科取士。据《隋书·炀帝上》记载，大业五年(609)六月，炀帝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治，膂力挠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这里的“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虽然只是偶一行之，还没有成为一种制度，但是，科举这一名称则从分科举人而产生了。P6-9

科举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科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考试制度与人才选拔制度，连同产生它的土壤封建社会一样，已经退出历史百年，一去不再复返，然而，这个在中国经历了千年的特殊文化现象的载体——江南贡院，却至今仍屹立于南京的秦淮河畔。当今，江南贡院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历史见证，同时作为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游览名胜。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有其灿烂辉煌的过去，曾经较长时期地领先于世界，并对东方文化，乃至全球文化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这个文明古国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千百年来在教育和陶冶人的思想、性情、品格，提升人们的整体素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

中国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等，至今仍是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延续中华民族魂魄之所在。先进文化是人类文化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借鉴优秀的文化传统，必须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新的实践加以创新。

传统中国又是一个科举大国。江南贡院是中国科举制度兴盛成败的见证，是科举制度的千年化石。在封建社会，学子们的唯一出路是皇榜高中，走上仕途。自隋朝立科举以来，科举制度及其文化存在了1300多年，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整体面貌。清朝末年，废除科举，至今也有一百多年了。正如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先生所说，这是“‘亘古奇变’的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一件最早的最重大事件，其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我觉得他的判断不无一定道理。

然而，百年之后，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江南贡院及科举似乎只是一个特别古怪、恶劣、陌生而阴暗的东西，已经远远走出生活，成为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其实不然。因为它以潜在的方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持续作用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意识、精神等层面，并走向世界，仍在发生极大的作用。有史料证明，今日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录用、考试规则等，就是受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和借鉴而形成的。

江南贡院和“中国科举”的演变历史怎样？产生了哪些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有过什么正面与负面作用？它和现代教育有什么衔接？废科举就等于它一无是处吗？科举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哪些功能、意义？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有何关系？科举制与现代社会包括现代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我们能否从中吸取、继承什么有用的东西等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的问题。

初建于宋、发展于明清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古老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在科举的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明代，就与北京贡院有“南闱”、“北闱”之称。它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兴盛时可同时容纳两万多举子考试。它漫长的历史发展，深沉的文化积淀为南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所谓文化，当是指人类活动作用于社会、自然界和人本身的产物。它大致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系统形成的统一体。《周易·贵卦》所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对“文化，，的抽象概括。而文化遗产则是文化在世代传递的连续性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渐进型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积累。肖振才先生《江南贡院》一书介绍的内容就是属于文化遗产范畴。

本书作者系统整理了江南贡院的历史发展，以“说话”的形式介绍了江南贡院的演变过程，以帮助读者了解科举，了解贡院，为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务员制度、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同时，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促进南京的旅游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千方百计地搜集了百余幅老照片和多位贡院名士的事迹、轶事，读来使人十分轻松，真实感人，对于今人理解科举时代的中国社会，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本书不失为一本集普及性、权威性、资料性、学术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好书。相信它一定会得到读者喜爱的。

杨永泉

2007年4月于南京玄武湖畔

秦淮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在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吸引最有创造力的人才，贡献出不同时代的最杰出的作品。秦淮文化是开放性的，所以能包容历史上所有外来人员的成就，不断更新和创造，历千年而不衰。从而，秦淮文化在众多的领域中达到无法超越的顶峰般的成就，形成了典型的南方古都特色。

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下，南京从建城伊始就一直承担着江南地区文化科学教育中心的使命。科举文化更占有重要一页。撇开中国仅存江南贡院历史博物馆不说，就规模宏大、历经千年而依旧生辉的夫子庙、棂星门、聚星阁、泮宫等就足以使人们感叹不已。同时，状元楼、状元境、吴敬梓故居、甘熙故居、秦大学士故居，以及贡院街、成贤街、沈举人巷、三元巷、上江考棚、下江考棚等科举时代的遗名，为今人留下了数不清的科举文化的踪迹。

亘古流淌，生生不息的长江和秦淮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南京人民。我出生于浦口与滁州交界的小火车站，初中一年级时随父亲来到城区，耳闻目睹秦淮河的变迁，在秦淮文化的熏陶，传统思想的氛围中蹉跎了近40年。但是，写作本书却是本人勉为其难的事情，一来本人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三届毕业生，对古汉语知之甚少，基础较差；二来虽然本人从事历史研究多年，但大多是现代史方面的研究，对于古代史很少涉猎。好在本人工作单位与南京市地方志共处一楼，可以很方便地请教南京方志界的专家学者。同时，这几年来，由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围绕秦淮文化，出版了一大批学术专著和图文作品，为从事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由于本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红卫兵”的一员，当年也麻木无知地跟着学长们干了不少傻事、坏事。负疚之心，时常慢慢吞噬我的心灵。、研究一些传统文化，减轻一点伤痛，成为作者写作的动力！

写作过程是一个很好的认知过程。一年来，本人多次出没于图书馆、资料室，走遍了与南京有关科举、贡院的史迹遗址，、与友人曾三入江南贡院，四进孔庙大成殿，或端详于秦淮河畔，或泛舟于秦淮河上，领悟到许多过去常常忽视的秦淮神韵，终于在丁亥年来临之际完成了初稿。

著名宗教、哲学史专家、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南京通史》主编杨永泉对本人写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共同商定了本书体例，在初稿形成后他还细致考证了有关史料，帮助校对：地方志专家吴小铁先生无私地提供了有关参考资料；中共南京秦淮区委副书记孔令友和区委党史办主任陈桂玲赠送了大量有关秦淮文化的著作、资料，陈桂玲同志还撰写了《兴替篇》的初稿：中国南车集团浦镇车辆工厂史志办哈呜帮助搜集了图片资料，并撰写了《逸事篇》等篇章的初稿；老朋友、《铁军》杂志社副主编刘顺发以及王广达等同志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参阅了大量已经成文的著作和成果，如江南贡院历史博物馆周道祥先生撰写的《秦淮史话·江南贡院》、孔令友同学主编的《漫话秦淮》等书，在本书将付梓之际，特向诸位学友一并鸣表。

最后，由于作者才疏学浅，时间紧迫，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疏漏，存有遗憾，但愿得到大家的支持、帮助和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作者

2006年12月16日第一稿于南京龙门居寓所

2007年4月3日第二稿于南京台城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