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说，要研究宗璞，是要知道一点儿她的父亲冯友兰的。是为至评。
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就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并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中年已事业有成。教书育人，学问和人品都受到尊重。在冯友兰为西南联合大学撰写的碑文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传承者和新文化的开拓者，那以国家、民族为一己大任的光荣的使命感、民族的自豪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几经丧权辱国，在国家兴亡之际，他们实践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也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尊严。
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知识分子自身的地位和命运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知识分子被迫走出了精神世界的象牙之塔，在血水、泪水和汗水里，经历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打碎旧我，重塑自己的灵魂。“若惊道术多迁变，还向兴亡事里寻。”宗璞说自己的父亲在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20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三松堂断忆》)。
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宗璞说，冯友兰成了受到批判最多的人。“就像生活在聚光灯下，想逃也逃不出，想躲也躲不开。”她引用张岱年先生的话说：“在那种环境下，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冯友兰一生都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里，在清华园图书馆，冯友兰在办公室，幼年的宗璞和弟弟悄悄地在图书馆里跑上跑下，不敢打扰他的工作；与父亲一同走路，她总是默默地跟在父亲的身后，因为父亲在思想；在“文革”时，父亲安详地坐在一盘食物上，浑然不觉，“因为他在思想”。
正因如此，宗璞说：“一个哲学头脑的改造似乎更艰难一些，他需要思想的依据。就是说假话，也要在自己思想里能自圆其说，而不是不管不顾地照着说。于是便有了父亲连篇累牍的检讨。他已经给放在烧热的铁板上，只有戴着叮当作响的铁铃跳动。”
作为冯友兰的女儿，宗璞一直生活在三松堂，对冯友兰几十年来的命运遭际，荣辱沉浮，感同身受。她尊重父亲的哲学事业，也为父亲遭受到的种种鸣不平。
梁漱溟曾以“文革”中冯友兰曾谄媚江青为由，致信冯友兰，拒绝了冯友兰九十华诞会的邀请。后来在冯、梁的一次见面中，陪侍在旁的宗璞以她“童言无忌”的心情，对梁漱溟先生明晰地说了她的观点：
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该有这样的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的安排。“组织上”三字的分量，量您当时是清楚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的这权力?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昕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古时一些政治怨愤每托男女之情，近来又有毛附于皮的比喻，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独立地位，更无独立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对梁漱溟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宗璞时有“历史只能是写的历史”的怅惘。她说，对于历史的研究，“要有明察，要有仁心”，要有客观、公正和认真细致的研究态度：“记述历史首先必须要事实正确，不然一切判断都是虚伪的”，她引用蔡仲德先生的观点来说明白己的看法，“他认为冯先生的思想历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缩影。他是从历史的高度、从社会的高度来看”。大历史背景下的人和事，都要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失去了对特定历史的准确理解和把握，要想研究任何具体的人和事，都是极易产生偏颇的。
1982年9月1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赠予冯友兰名誉博士学位。宗璞侍八十七岁的老父扶杖远涉重洋赴美，并在博士学位的颁发典礼上代父宣读答词。
宗璞说：“这次旅行的实际动机是，据我们的小见识，以为父亲必须出一次国，不然不算解决了政治问题。”
宗璞因为家庭的背景和她自己的工作环境，始终生活在知识分子的氛围里，她的父辈们，特别是她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几十年的风雨坎坷，“文革”中因批孔在“文革”前后的浮沉，呼吸领会，使她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命运，自有与别人不同的切肤感受。
巴金在“文革”之后的《随想录》里说：“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我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来了。”
回到自己身上来的冯友兰先生，在“文革”之后，以八十岁高龄，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
宗璞很为父亲活过了“文革”而庆幸：“一个九十岁的哲学老人，活到今天，愈来愈看清了自己走过的路，不是更值得庆贺么?”
然而许多人都担心冯友兰不能完成他的书稿。
“1985年12月4日，是父亲的九十寿诞。我们家里本来没有庆寿习惯，母亲操劳一生，从未过一次生日。父亲戴上白饭巾，认真又宽宏地品尝每一道莱肴，一律说好。我高兴又担心，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聚会。”宗璞以她平静的语调，表达着女儿对老父的挚爱和担忧。
在父亲的九十华诞会上，宗璞也感受到了政治的逐渐清明和些许宽慰：“人们不再那么热衷证明过去了，过去反倒清楚起来。因为轮廓清楚了，才觉得有些事其实无须计较的。那飘拂的银髯，似乎表示对人生已做了一番提炼，把许多本身的不纯净，感受到的误解和曲解都洗去了。”
冯友兰在最后十五年，潜心《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不参加任何会议，宗璞说：“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欠佳，另一方面正表现了他看破一切、潇洒地‘愈写愈自由’的心境，他曾说，晋人懒得穿戴整齐，他当时很有体会，连穿戴都懒得，更不要说参加什么会了。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完了，就不必治了。”’
因为目疾，冯友兰以口授方式，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宗璞说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他拼着性命支撑着写完了这部书；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
书成四个月之后，冯友兰安然离去。
我用热毛巾拭过他安详的紧闭了双目的脸庞，真的听到了一声叹息，那是多年来回响在耳边的。再无须我操心侍候，再得不到他的关心和荫庇，我的烦恼，他无须耳和目便能了解，现在再也无法交流，天下耳聪目明的人很多，却再也没有人懂得我的有些话。
他无须再说什么，他的嘱托，已浸透在我六十二年的生命里，在弟子们的事业中，在他的心血铸成的书页间。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都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母亲去世后，照料年迈的父亲是宗璞最重要的任务。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几十年都任他身边的女儿，宗璞不无幽默地形容，她在父亲的晚年又身兼儿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应门该有三尺之童，而她七十岁了还要为家事奔波。
对于宗璞来说，照顾父亲晚年的生活，饮食起居，不仅是一个女儿应尽的孝心，还有一层更蚕要的意义。“文革”之后，知识分子渐渐有了比较自由的思想空间，经历了“文革”的风雨迭宕、荣辱沉浮，冯友兰在八十岁高龄，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为冯友兰的女儿，几十年来，三松堂下，她与父亲息息相通，荣辱与共，她理解父亲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含义。
“我从小到大，直到后来工作，都没有离开家，尤其是在母亲去世之后，照顾父亲就成了我的重任。有朋友对我说，你就是一字不写，把先生照顾好，你的功劳就够大了。我是努力去做的。我常常觉得，我不只对父亲尽孝心，我是对中国文化尽一个炎黄子孙的孝心。”
宗璞尽了自己的孝心，圆满地完成了她照顾父亲的重任，父亲辞世，宗璞身上少了责任和重担。然而，从此，再没有了父亲这棵大树的荫庇，母亲去世之后，她又要面对三松堂里没有了父亲的日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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