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之国”亲历》是阿尔巴尼亚的鲜活现代史，是一部真正的亲历之作。它包含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历史，更有现实的指导和美好的期盼。本书对阿尔巴尼亚的12次内部大清洗都作了梳理，其中最后4次大清洗是作者在地拉那亲自感受的。书中还对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的“自杀”和霍查及其家人的沉浮叙述详细，读来令人感叹不已。

阿尔巴尼亚，一个中国人似曾相识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一段让中国人百感交集的记忆。40岁以上的中国人，在脑海中或多或少有着有关阿尔巴尼亚的回忆。作者结合常驻阿尔巴尼亚22年的亲身经历，将阿尔巴尼亚现代政治和社会变迁娓娓道来，唤醒中国人一段百感交集的记忆，重新点燃中国人有关“山鹰之国”，“社会主义明灯”，“歌声飞向地拉那”，“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记忆火焰。

序

一、中阿关系解密

第一章：从相识到热恋

 最亲切的称呼是“同志”

 听阿尔巴尼亚朋友讲中阿关系

 毛主席问阿尔巴尼亚的“花儿开不开”

 周总理种下“中阿友谊树”

 不遗余力的援助

 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战斗

第二章：从分歧到交恶

 中阿关系出现裂痕

 耿飚敢说真话，是个好大使

 邓小平叫停援阿

 中国大使馆新馆发现窃听器

第三章：从解冻到正常

 经济“破冰船”

 阿利雅谈阿中关系

 割舍不断的中国情结

 “中国通”情牵中国

 在“山鹰之国”淘金的中国人

 中国工程、中国农机和中餐馆

二、霍查晚年冤案揭密

第四章：我所感受的霍查晚年冤案

 外人眼中的神秘国度

 反对外来影响：“文化反党集团”

 批评“黑纲领”：“军事反党集团”

 油井不出油：“经济反党集团”

第五章：谢胡总理“自杀”之谜

 谢胡自杀事件

 寻找谢胡的遗骨

 霍查版本的“谢胡间谍史”

 阿利雅相信谢胡是自杀的

 外国版本的谢胡被杀案

 侍卫们坚信谢胡死于他杀

 谢胡的绝命书曝光

第六章：霍查一家的沉浮

 霍查的最后岁月

 我是目击霍查葬礼的唯一外国记者

 霍查遗骸被迁出陵园

 霍查学说的忠诚卫士

 从遭软禁到锒铛入狱

 霍查夫人晚年著书立说

 第一家庭的孩子们

三、阿利雅政权的兴衰

第七章：霍查内定的接班人

 接受沉重遗产的秀才

 阿利雅色彩的“九大”

 谨慎而缓慢的变化

第八章：剧变中的阿利雅

 阿尔巴尼亚开始改革

 外交政策180度大转弯

 举世瞩目的难民潮

 从倒霍学潮到取消党禁

 劳动党与反对派的较量

 “如果我再当一次新娘的话”

第九章：剧变后的遭遇

 地拉那的“审判季节”

 阿利雅受审纪实

 阿利雅请我“喝咖啡”

四、剧变后的“山鹰之国”

第十章：在武装动乱的日子里

 仿佛换了人间

 疯狂的假集资活动

 武装动乱从南方扩展到全国

 地拉那淹没在枪声中

 送别撤离的同胞

 黎明行动和新政府成立

 未遂的武装夺权

第十一章：新世纪的阿尔巴尼亚

 融人欧洲的新阿尔巴尼亚

 社会问题“五子登科”

 恢复与纪念

 做客百姓家

 采访阿尔巴尼亚总统和总理

第十二章：社会拾零

 碉堡的变迁

 阿尔巴尼亚的“春节”

 别具风格的婚礼

 宗教重新兴起

 民族英雄斯坎德培

 世界慈善家特里萨

后记

我就是在中阿关系的“酷暑盛夏”季节到阿尔巴尼亚常驻的，当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初来乍到，入乡随俗，而效仿之。阿机关工作人员上班时间8个小时，从早7点直到下午3点，中间没有午饭时间，连续不断，一干到底。一般都是早7点前在家吃完早餐后上班，下班后再回家吃午饭。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休息时在机关小吃部吃些点心，喝杯咖啡。大学生上课时间是从早8点直到下午2点，每两课时休息一次。一般2点以后不再安排课程。中学生每天上课约5个半小时，从早8点至下午1点半。学生们每天上午也像中国那样有课间操，据说是学中国的。1967年2月6日，即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展半年多之后，霍查发表《消除落后习俗和封建迷信》的讲话，吹响了阿尔巴尼亚“思想文化革命”的号角。从此，阿全国掀起了拆毁教堂和清真寺的运动，神职人员遭到迫害；学校教室的墙壁上开始出现“闪电报”，也就是中国的大字报，用来批评一些歪风恶习，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青年受到抨击；大学生们每年必须参加“阿克西奥” (义务劳动)，修建铁路和梯田；阿尔巴尼亚饭店里还摆着阿文版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据说这是经霍查提议，由我国出版了10万本赠给阿方的。无独有偶，阿尔巴尼亚也效仿中国的作法，除了出版超过列宁全集的霍查著作(原计划出百卷，后来阿政局发生剧变，只出到71卷就停止了)外，还出版了白书皮的霍查语录“小白书”。

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首都地拉那晚间在“民族烈士大街”上的雷打不动的散步洪流。也许是当时缺乏夜生活的缘故，也许是习惯使然，阿城市居民，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普遍都有散步的习惯。每到傍晚时分，地拉那人几乎倾城出动，不约而同地来到中心大街。这条全市唯一最宽阔的街道成了人们消闲散步的场所。这时，汽车不准通行，只能绕道。宽敞的大马路上顿时人流如潮，犹如节日游行。人们自动分成两排，右排向南，左排向北，秩序井然地往来于南端的地拉那大学和市中心的斯坎德培中心广场之间的绿荫大道上，来来回回，好不自在。一批人离去，另一批又来了，直到掌灯后许久人群才渐渐散去。这种散步景观每天都要持续3-4个小时。人们彼此“绍库(同志)”相称，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当时的领导人霍查、谢胡、阿利雅等人也在其间，与民众打招呼：“绍库，你好!”到了后来，“阶级斗争激化”、“阶级敌人无处不在”，他们不再与群众同行了。

当时，在阿尔巴尼亚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记者。地拉那分社也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国外重点分社，包括转报站，共有十四五人编制。阿方为我们免费提供一座4层小楼。当时，我们与阿尔巴尼亚人接触，最亲切的称呼也是“绍库”。每当外出采访，阿外交部新闻司都事先通知当地的党政领导，把我们当代表团接待，奉为上宾。宴会上，频频为阿中“牢不可破的友谊”干杯。当然，我们采访到的和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中阿友谊万古长青”。

地拉那分社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与阿尔巴尼亚唯一的国家通讯社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简称阿通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天，我到阿通社取稿子，竟然碰到了我的“最早的新闻界老师”菲奇里·沃戈利，我们都喜出望外。那是1966年，以谢胡总理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时候，我还是一名阿语专业的大学生。由于当时中阿交往甚多，阿文翻译极缺，我就被借调出来给代表团当翻译。领导上让我负责代表团随行的电影摄像记者和文字记者的翻译工作。沃戈利是文字记者，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第二大报《团结报》总编。他曾参加过阿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名老游击队员，多次负伤。我看到他身材高大，右腿一瘸一拐的，紧跟在谢胡后面，手中的笔不断地记录着。回到下榻的饭店，代表团大部分成员都入睡了，他却急急忙忙地赶稿子，写好后还要“送审”，然后再打电话通知阿驻北京大使馆，转发到国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外国记者的紧张工作，于是就想到，我到新华社后，也要这样工作，沃戈利不就是我的新闻界的老师吗？我第一次在地拉那分社工作期间，他已经调任阿通社社长。在那段时间里，每逢年过节，沃戈利都没有忘记请我去他家里做客。

在阿尔巴尼亚，几乎每个家庭都设有客厅。富裕的家庭设有专门的客厅；经济条件差、住房紧张的家庭，则白天把房间布置成客厅，晚上睡觉时再取出卧具，把客厅变成卧室。家家户户都把客厅布置得很讲究。地毯、沙发、酒柜，墙上挂着壁毯或其他手工装饰物。沙发上有靠垫，刺绣罩套，很多饰物都是女主人结婚时的嫁妆。酒柜中常常备有待客的酒、水、块糖和咖啡等食品。热情好客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传统。这个国家民间有句俗语：“对于朋友，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客人一到，身着漂亮民族服装的姑娘便向客人献上面包和盐。面包和盐，是阿尔巴尼亚接待尊贵客人的第一道礼节，特别是在公共场合。接着，主人便把客人请到客厅最重要的位置落座。餐桌上，客人必在首位。主人总是拿出最好的食品款待。饭前饮料、甜酒，饭后一杯咖啡。在南方，招待客人最重要的食品是一条肥肥的羊尾巴，在北方则是羊头。

沃戈利作为阿通社社长，拥有政府配给的一座两层小楼，属于比较富裕的。沃戈利往往在我们的杯子里斟满家酿的白酒“拉凯”；沃戈利的夫人把烤全羊(既有羊头也有羊尾)、油橄榄(阿尔巴尼亚的特产)等摆满了一桌子，随后又送上她亲自制作的阿尔巴尼亚特有的甜点“罗古姆”、阿尔巴尼亚盛产的核桃、无花果……直到最后一道美味的咖啡。席间，盛情的沃戈利当然不会不谈友谊，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三访阿尔巴尼亚、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的大量物资援助等。临别时，沃戈利总是说：“绍库王(王同志)，你们中国有句俗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在我家，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以后凡逢年过节，你们都要来。”六年半之后，我结束第一个任期时，沃戈利社长迈着他那不方便的双腿，亲自到分社送行。他紧紧拥抱着我说：“再见了，绍库王。阿尔巴尼亚有句谚语，叫做‘山与山不能相遇，人与人终能相逢’，我们还会见面的。”

斗转星移，1984年我又重返地拉那分社工作。这时，霍查晚年推行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极左、僵化的政策使得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当时的中阿关系正面临着“凛冽的寒冬”，分社记者和使馆外交官一样，处处坐“冷板凳”，外出必有警察跟踪。我与夫人开车外出时，则常常同尾随的内务部车玩“捉迷藏”，即躲入小路，待内务部车开过，我们再出来继续走，而内务部的车也躲入岔路，待我们过去后再继续跟踪。在公开场合，“绍库”的称呼消失了，孩子们在路上远远地见到了中国人，喊一声“马依姆(猴子)”，就飞快地跑开了。但是在私下里，大多阿尔巴尼亚人仍对我友好，低声呼唤着“绍库”。我在地拉那达依蒂饭店门口曾偶然遇到过沃戈利一次。他环顾一下四周，见没有人注意，与我握了握手，说：“绍库王，还是我说的对，我们又见面了。”由于当时的环境，我们无法细谈，就匆匆告别了。P5-7

王洪起同志来电话说，其新作《山鹰之国亲历》已经杀青。闻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新华社从事国际问题报道的记者大都有一段难得的驻外工作经历，应该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洪起已退休，实际上是退而不休，花费半年多时间，几经修改，完成这部书稿，可喜可贺。同时，他约我为这本书作序，这不免让人感到惶恐。一来我学识疏浅，很少为人做此类文字；二来我虽研究国际问题，但对阿尔巴尼亚却知之不多。但是，却之不恭，就勉强应承下来。待读罢他从邮箱传来的文稿，我感到好像到这个山鹰之国游历一遭，对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也翻检一遍，大长见识。现在，就让我试着写点读后感吧。

我认识洪起，先是通过文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之前，我在外事部门工作，经常阅读他撰写的有关阿尔巴尼亚的公开与内部报道。当时，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正亮，中阿关系正热。对他写出那么多报道，心中实在感佩。后来，我奉调到新华社，恰好与他供职于同一个部门，这才得以谋面，不时交谈。我发现，这位文笔异常犀利的记者，为人甚为诚笃谦和。日子一长，我对他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记得南斯拉夫解体之后，曾发生究竟应该由哪个驻外分社兼管新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的报道问题。其时，洪起正在新华社地拉那分社任首席记者，我们毫不犹豫地把兼管的重任交给了他。他确实是一位让人“信得过”的优秀记者，无论主管阿尔巴尼亚还是兼管马其顿，都出色地完成了调研和报道任务。

洪起同其夫人郑虹同志与阿尔巴尼亚结缘近半个世纪，在那里四任常驻记者，前后凡二十二个春秋。即使卸任，他也时刻关注着那里的形势发展，主管那里的调研和报道。他在那里结交了无数的朋友，特别是高层朋友，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勤奋工作，深入调研，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了然于胸。他就阿尔巴尼亚写下多少报道和调研文字，恐怕无法精确统计。他不但是新华社、也是我国少有的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研究得最为深透的专家之一。我这样说，决非出于朋友之间的私情而故作溢美之词，实为新华社内外很多同志对他的一致赞誉。这也正是他撰写本书的坚实可靠的基础条件。

现在，有人跑到国外逛上十天半月就在计算机上敲出一本“亲历记”之类的东西出版。那些文字的通病，客气一点说是浮光掠影，准确一点说则是道听途说，胡乱涂抹。洪起这部书稿是一部真正的亲历之作，是一本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与沉淀才写出来的沉甸甸的作品。作者占有丰富的亲见亲闻的第一手材料，对这些材料又经过长期的反刍与消化。他以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直面现实，秉笔直书。他真实地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阿尔巴尼亚这个巴尔干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故，并客观而审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些变故的思考和看法。这些变故有相当程度的典型性，代表着二次大战至今东欧国家走过的大同小异的历史进程。回顾与分析这一历史进程，足以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觅得不少的经验和教训。

阿尔巴尼亚是同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之一，并且长期是中国坚强可靠的盟友。岂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直到九十年代，两国才逐渐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对中阿两国由志同道合、分道扬镳到建立正常关系这三大戏剧性的变化，恐怕大多还记忆犹新。但是，其中的是是非非与恩恩怨怨之原委，并非每个人都能说得清楚。洪起在这本书稿中征引了大量可靠的、前所未闻的材料，并以亲历者的身份对这些材料做了认真的解析。有材料，有分析，构成本书的一大特色。这不但可以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我知道，洪起手上还掌握有阿尔巴尼亚的很多材料，同时也掌握有马其顿的不少珍贵资料。但愿他继续笔耕，把更多的东西献给读者，留给历史。

以上所陈，不揣谫陋，权充为序。

注：作者原为新华社副社长、高级记者

2007年11月15日

1961年，我自考取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阿尔巴尼亚语专业的时候起，就与巴尔干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相距遥远，在半个世纪以前，双方知之甚少。20世纪60年代，中国民众通过报刊和电影，开始了解和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家。当时，中阿之间的关系被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山鹰之国”的名字曾经十分响亮。然而，阿尔巴尼亚由于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长期自我孤立于世界大家庭之外。到了90年代，阿尔巴尼亚尾随东欧其他国家，也发生了剧变，开始转轨变型。接着，由于巴尔干局势，特别是科索沃局势的发展，阿尔巴尼亚的内外政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学术界也开始重视这个遥远的国度。中国广大读者盼望了解这个似曾相识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想揭开它过去的神秘面纱，窥探其历史之谜。

我自上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先后四次、历时22年常驻阿尔巴尼亚，走遍了它的四面八方，相继经历了霍查晚年、阿利雅时代和剧变后至今的时期；从上至下，从“左”至“右”，我接触到众多百姓和各个层面的政界人物，感受到中国——阿尔巴尼亚关系的寒暑冷暖。多年来，我努力观察和了解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并尽力窥探双边关系的演变内情，试图通过文字和照片，特别是通过剧变后搜集到的有关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执政时期“冤假错案”的大量资料，以展现其真实面貌，力求真实、准确地揭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不为外界所详知的离奇事件的内幕及来龙去脉。这就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我认为，本书所披露的许多情况是中国读者闻所未闻的，因此，它具有参考性、可读性和一定的权威性，尤其对国际问题感兴趣者不无裨益。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中国外交史学会会员、中国前驻阿大使郗照明先生的鼎力协助和上海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赵丽宏先生的热情鼓励。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没有出版社领导的扶持和编辑同志的认真编辑，没有家人的关照，此书断断不可面世。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限于水平，本书肯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孰虞、败笔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原谅，并不吝赐教。

作者

2006年秋初稿

2007年夏定稿于北京莲花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