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夜九时光景。客厅里只开着中间圆桌上一座大伞形红绸罩的摆灯。柔荏的红辉散射在附近的陈设上，异样的恬静。靠窗一架黑檀几上那座二尺多高薇纳司的雕像，仿佛支不住她那矜持的姿态，想顺着软美的光流，在这温和的春夜，望左侧的沙发上，倦倚下去；她倦了。
安粟小姐自从二十一年前母亲死后承管这所住屋以来，不曾有一晚曾向这华丽、舒服的客厅告过假，缺过席。除了绒织、看小说、和玛各，她的妹妹，闲谈，她再没有别的事了。她连星期晚上的祈祷会，都很少去，虽则她们的教堂近在前街，每晚的钟声叮哨个不绝，似乎专在提醒，央促她们的赴会。
今夜她依旧坐在她常坐的狼皮椅上，双眼半阖着，似乎与她最珍爱的雕像，同被那私语似的灯光薰醉了。书本和线织物，都放在桌上；她想继续看她的小说，又想结束她的手工，但她的手像痉挛了似的，再也伸不出去。她忽然想起玛各还不回进房来，方才听得杯碟声响，也许她乘便在准备她们临睡前的可可茶。
玛各像半山里云影似的移了进来，一些不着声息，在她姊姊对面的椅上坐了。
她十三年前犯了一次痹症，此后左一半的躯体，总不十分自然。并且稍一劳动，便有些气喘，手足也常发震。
“啊，我差一点睡着了，你去了那么久……”说着将手承着口，打了小半个呵欠，玛各微喘的声息，已经将她惊觉。此时安粟的面容，在灯光下隔着桌子望过去，只像一团干确了的海绵，那些复叠的横皱纹，使人疑心她在苦笑，又像忧愁。她常常自怜她的血弱，她面色确是半青不白的。她的声带像是新鲜的芦管做成的，不自然的尖锐。她的笑响，像几枚新栗子同时在猛火里爆裂，但她妹子最怕最厌烦的，尤其是她发怒时带着鼻音的那声“扼衡”。
“扼衡！玛丽近来老是躲懒，昨天不到四点钟就走了，那两条饭巾，一床被单，今天还放着没有烫好，真不知道她在外面忙的是什么！”
“哼，她那儿还有工夫顾管饭巾……我全知道！每天她出了我们的门，走不到转角上——我常在窗口望她——就躲在那棵树下拿出她那、粉拍来，对着小手镜，装扮她那贵重的鼻子一有一天我还见她在厨房里擦胭脂哪！前天不是那克莱妈妈说她一礼拜要看两次电影，说常碰到她和男子一起散步……”
“可不是，我早就说年轻的谁都靠不住，要不是找人不容易，我早就把她回了，我看了她那细小的腰身，就有气！扼衡！”
玛各幽幽的喟息了一声，站了起来，重复半山里云影似的移到窗前，伸出微颤的手指，揭开墨绿绿绒的窗幔，仰起头望着天上，“天到好了，”她自语着，“方才怪怕人的乌云现在倒变了可爱的月彩，外面空气一定很新鲜的，这个时候……哦，对门那家瑞士人又在那里跳舞了，前天他们才有过跳舞不是，安粟？他们真乐呀，真会享福，他们上面的窗帘没有放下，我这儿望得见他们跳舞呀，果然，那位高高的美男子又在那儿了……啊唷，那位小姐今晚多乐呀，她又穿着她那件枣红的，安粟你也见过的不是，那件银丝镶边的礼服？我可不爱现在的式样。我看是太不成样儿了，我们从前出手稍为短一点子，昂姑母就不愿意，现在他们简直是裸体了——可是那位小姐长得真不错，肉彩多么匀净，身段又灵巧，她贴住在那美男子的胸前，就像一只花蝶儿歇在玉兰花瓣上的一样得意……她一对水一般的妙眼尽对着了看，他着了迷了……他着了迷了，这音乐也多趣呀，这是新出的，就是太艳＿点，简直有点猥亵，可是多好听，真教人爱呀……”
安粟侧着，一只眼望过来，只见她妹妹的身子有点儿摇动，一双手紧紧的拧住窗幔，口里在吁吁的响应对面跳舞家的乐音……
“扼衡！”
玛各吓的几乎发噤，也自觉有些忘情，赶快低着头，回转身。在原先的椅上坐下，一双手还是震震的。震震的……
安粟在做她的针线，低着头，满面的皱纹叠得紧紧的，像秋收时的稻屯。玛各偷偷的瞟了她几眼，顺手把桌上的报纸，拿在手里……隔街的乐音，还不时零续地在静定的夜气中震荡。
“铛！”门铃格托的一声，邮件从门上的信格里落在进门的鬃毯上。玛各说了声，让我去看去，出去把信检了进来。“昂姑母来的信。”
安粟已经把眼镜夹在鼻梁上，接过信来拆了。
野鸭叫一阵的笑，安粟稻屯似的面孔上，仿佛被阳光照着了闪闪的在发亮。“真是！玛各，你听着。”P14－16
陆小曼曾说，徐志摩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远不能与他的诗歌散文成就相比，“他缺少写小说的天才，每次他老是不满意，我看了也是觉得少了点甚么似的”。这评语大致是不错的，徐志摩在编撰故事方面，确实没有他在诗歌散文上那种天马行空般的潇脱飘逸之气。徐志摩自己也承认，“我实在不会写小说，虽则我狠想学写”。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小说创作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心目中，也有好的小说的标准：“我常常想像一篇完全的小说，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诗，有它特具的生动的气韵，精密的结构，灵异的闪光。”在为凌叔华小说《花之寺》写的广告词中，他对小说写作提出了很有些见地的说法——
“写小说不难，难在作者对人生能运用他的智慧化出一个态度来。从这个态度我们照见人生的真际，也从这个态度我们认识作者的性情。”
无疑，徐志摩提出了一个小说家不可回避的论点：必须观照社会与人生，让读者从小说中去感悟人世的悲欢和人生的真谛。
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徐志摩的小说便与现实生活、人际遭遇息息相关。他的小说未必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总体上呈一种忧郁的色调，一番人世的叹惋，却也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情状。由于徐志摩的小说创作数量有限，本书在收录其侧重于世情世态的小说以外，也收录了他的一些有关人情世态的散文，本书总体上是要给读者呈现一幅那个时代的世情图景。
徐志摩的小说很写实，其特点不在于情节的曲折，而在于对某些细节的深入刻画，尤其是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惟妙惟肖。就内容而言，主要为爱情故事、社会与人生故事、童话故事等。
《船上》写一个二十岁的城市女孩与妈妈坐船到乡间去，第一次如此亲近大自然，让她充满了新奇感，“她恨不得自己也是个乡下孩子”，自由自在。故事情节很简单，而描写姑娘的心理却十分细腻。《一个清清的早上》是关于单相思的号先生的描写：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那女郎爱自己吗？懂自己吗？“她要是真做了我的……哈哈……”要是让她挽着自己的臂膀一起出去，让旁人见了羡慕，那是怎样的得意……哼，别做梦了，越想越烦，只好起床，高喊：老崔，老崔，打洗脸水！对一个胡思乱想的人心态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
《老李》也有细致的心理描述。对于这个整天想着算学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怪人的心态，作者很幽默地说他总是在学校走廊“独自低头伸着一个手指走来走去”，风光、金钱、男女、名利、游戏、风雅，全不在他心上；然而面对族人与他争校长职位、争家族祭产，他又是毫不退让的。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地悲惨：他被族人杀了！这情节使平铺直叙的文字陡现波澜。
《春痕》描述了青年人之间的爱恋，不同的鲜花在春、夏、秋不同的季节中，流露着相同的美丽光彩。爱，总是很令人神魂颠倒的。然而，岁月催人老。十年的光阴，让春痕当年可爱的影像，失去了妖艳的颜色，淡化在了轻霭薄雾之中。故事透着缠绵，而结局出人意料，没有给读者一个团圆的收尾，倒使小说情节有了一个大的起伏。关于这篇小说的社会内涵，徐志摩说是蕴含着“一个人道的抗议”，即抗议“世俗的习惯”，“让人做妻做母负担之惨酷”。
《两姊妹》属于意识流一样的作品，作者显然偏重于表现女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境况的厌恶的情绪，而不在于故事情节本身发展的来龙去脉。
《“浓得化不开”（星加坡）》中细致的心理描写，也呈现的是一种意识流。主人公廉枫在梦中，神游于鲜花艳草、女人肉色，以及戏剧里唐明皇、正德皇帝的生活之中，还坐在飞驰于柔波暖风中的厂车里，感受西洋与中土交织的湖光山色。他希望得到爱，然而待他从梦中醒来时，感觉鲜花、奶油和女人等等，那一切都显露着青面獠牙的可憎面目。小说没有很完整的情节，却充满了奇幻色彩，上天入地，很符合思想意识的奔放不羁。
以廉枫为主人公的小说有三篇，构成一个系列。第二篇是《“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这一篇写廉枫在香港上山游览的感受。一边是一位让他想入非非的美丽女郎，让他产生无边的诗情；另一边是一位拖着病体往山上挑砖瓦的女劳工，操着破烂的粤音向他要钱，让他眼前总浮现着那“焦枯得像贝壳似的手”。最终，所有风花雪月都一扫而光，“他的思想几乎完全中止了活动”。这也反映了作者对于苦难社会所表达的无奈，纵有一腔情怀，也难以神思与遐想。
第三篇《死城（北京的一晚）》则更切中时弊。廉枫来到北京，无意间走到一个白茫茫的旷场，那竟然是个外国人的墓地，在那月下诡异的氛围中，他在一个姑娘的坟前作人生苦痛的心灵交流。而一位看守墓园的老者的出现，将廉枫那与墓墟中人作伴的诗心拉回到现实中来。他们的对话，正是凄凉的现实世界的沉痛对白，而那位年轻人却还提了一个可笑的问题：“那你爱不爱北京？”得到的回答当然是：人穷了，人苦了，人老了，无路可走，还有什么爱不爱？“活不了，就得爱死！”那个时代的北京，就像个死城！——作者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凄楚苍凉的人生图画，让人感到，在那样的社会里，生与死，已经没有了区别！在徐志摩的小说中，这一篇应当是直面现实黑暗、揭示人生悲凉的好作品。
从邵洵美续写《珰女士》时设“廉枫”一角色暗指徐志摩来看，上面三篇以“廉枫”为主人公的小说，或许正是徐志摩自身见闻的写照。
《家德》也是一篇记述普通人人生故事的小说。这样平凡的人处处可见，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却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包括家德的妈妈，总是能漠视一切困苦而笑对人生，以致有人用一句很诗意的话来比方她为：“山楼上去看太阳——满眼都是亮。”
《轮盘》讲的是一位小姐赌博后的心态及母亲和仆人的劝慰。赌注输光了，还会惦着扳回运气，而事实上终将与她家“老五”一样，由斯文的小姐变成为妖气的“鬼”。即使如此，她仍忍不住要把最后的最珍贵的珠项圈拿出来，犹豫着是不是把它也作为最后的赌注再去一搏。小说没有太多的情节与对话，而是通过对“三姐”的心理描写，活脱出赌红了眼的人的绝望神情与心灵扭曲，不能不令人慨叹甜美的女人如何变成了堕落的魔鬼！
《珰女士》在徐志摩的小说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为纪念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频被害而创作的，可惜只写了前面部分，未写完。后来邵洵美进行了续写，却仍是未竟之作。小说主人公“珰女士”被公认为就是丁玲（只是丁玲本人未曾承认）。这是徐志摩唯一一篇写血雨腥风中革命者与反动派斗争的小说。珰女士的丈夫蘩是为了铲除穷苦、争取穷人的幸福，而被反动当局逮捕。珰女士即使不能十分理解爱人的思想，但也深知他的动机是纯洁的，因而在这样的黑暗时刻，珰女士的心也是不肯向黑暗势力低头的。这篇小说中也有大量的心理描写，而故事情节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则又是他的其他小说所不具备的。
还有《小赌婆儿的大话》、《香水》，属童话故事。
除了在小说中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的心理，徐志摩在许多散文中，也对人情世故、对社会现实作了论说。
其内容一是有关人生问题。
一位年轻人给报纸编辑写信，抱怨生活的乏味无望，徐志摩写了《给生活干燥的朋友》，他没有摆出一副尊者的面孔去教导抱怨生活的青年，要如何如何满怀信心、勇往直前，而是富于同情心地慨叹：“我向我的窗外望，暗沉沉的一片，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日光更不必想。”现实社会是黑暗的，找不到一个“与干燥脱离的生活的意像”。
有人谈论自杀，认为自杀愿望的形成，“至少也能增加不少无畏的精神，至少可以不怕死”。徐志摩认为不能鼓励自杀行为，活着，其实比死更难，死，是“思想上找不到出路时”所采取的“最消极或是最积极的方向——死——走去完事”。尤其在当时那样的社会里，自杀根本不能感化社会，“圣人早已死完了，我们活着都无能为力，何况断气以后”。这不啻是对社会的严厉批判。
其二是人在时局动荡中对命运的无助的感喟。
林长民（字宗孟）有文记述自己在南京遭军阀拘捕经过，文极简洁精妙，徐志摩将其发表时写下按语，称“这篇文章写得有声有色”，“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林长民于1925年11月24日在东北死于乱军之中。徐志摩引用他的文字，大发了一番感叹：“他文章里有几句话竟与他这回惨死的情形有相印处。‘微月映雪，眼底缤纷碎玉有薄光，倏忽间人影杂遝，则乱兵也。下车步数武，对面弹发……’上次脱了险，这回脱不了，（调一句古文调说）其命也欤！”
《求医》一文中，作者感叹“我们这倒运的民族眼下只有两种人可分，一种是在死的边沿过活的，又一种简直是在死里面过活的”。人无法抵挡“这普遍‘死化’的凶潮”，满目都是悲惨世界，渺小的个人只有随波逐流一途了。
其三是有关文化界的怪现象。思想文化界的守旧与维新的斗争，常常是一场概念混乱的混战。“一个自命时新甚至激进的人却发见他自己骨子里其实守旧甚至顽固”；争斗中“新派觉悟了许多向不曾省察到的虚陷与弱点”。还有那自以为是的留学生，无论身上贴有多少新标签，最终回国也不过是醉心于升官发财。徐志摩对于文化界的针砭，可谓深入脊髓。
徐志摩译的《高尔基论契诃甫》，说的是俄国的人和事，也同样可以作为对中国社会的一种观照。
总之，徐志摩对于社会与人生的观察与剖析，蕴含在他的许多散文和小说中，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不只是一个擅长写抒情诗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人世苦痛的观察者和思想者。
陈益民
《春痕处处落红飘飘（徐志摩漫话世情）》主要收录了徐志摩生前所创作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歌、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他创作的小说却长期被人遗忘，事实上。徐志摩生前极重视小说创作，他创作、翻译的小说受到沈从文等名家的赞赏。《春痕处处落红飘飘（徐志摩漫话世情）》的出版，可以让读者对徐志摩的文学成就有更真实全面的认识。
徐志摩的小说便与现实生活、人际遭遇息息相关。他的小说未必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总体上呈一种忧郁的色调，一番人世的叹惋，却也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情状。由于徐志摩的小说创作数量有限，《春痕处处落红飘飘（徐志摩漫话世情）》在收录其侧重于世情世态的小说以外，也收录了他的一些有关人情世态的散文，本书总体上是要给读者呈现一幅那个时代的世情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