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最早航行于太平洋的众多岛屿间？是麦哲伦、库克这些载入史册的航海家吗？不，与无名的波利尼西亚探险者相比，他们仅仅是蹩脚的外行。在本书中，作者以新的视野讲述了发现太平洋的历史过程：从巴拿马地峡到静静的达连山，从波利尼西亚人对太平洋最早发现到麦哲伦等人的航海之旅，从新大陆探险的狂热到由此引发的造成数万欧洲人破产的大骗局，从复活节岛上的奇迹到《鲁滨逊漂流记》主人公原型的真实生活……。

本书是一部以人类探索与发现太平洋为主线的通俗历史著作。太平洋是世界上最浩瀚的大洋，它给予人类的不仅是湛蓝的、壮观的景观，还有无数谜团和幻想。让向往者趋之若鹜。房龙以优美简洁的文字，讲述了人类探索与发现太平洋的历史全程。从波利尼西亚原始初民勇闯太平洋，到欧洲一大批杰出航海家对太平洋近乎狂热的探险，这些历史悲壮而曲折，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对太平洋的探索，标志着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渐渐走向高潮。

巴拿马运河

寂静的达连山

史前太平洋

更多的猜测

波利尼西亚早期历史

第二次发现太平洋

探寻扑朔迷离的南方大陆

塔斯曼往地图上添上了新荷兰

雅各布·罗格文

詹姆斯·库克船长

巴拿马城外的太平洋海滨，有一个舒适的散步场所，它通常被称为海墙，因为它紧贴着古老的花岗岩城墙。很久以前，这堵城墙成功抵御了来自西面的敌人，保卫了城市。三个世纪以后，很可能有人会坐在总督公园的长椅上，谈论着我们今天的纽约城，那时人们会看到这座城市的废墟正好位于河对面。每个人都喜欢扮演《旧约·传道书》中那个年老的传教士，嘴里不停地唠叨：“虚空啊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然后抚摸着他的长须，思索着人类徒劳的努力。毫无疑问，有一些景观显示了人类建造永恒名胜的徒劳。当我们面对一处布满灰尘的废弃建筑时，可曾想到它从前可是一个政权或帝国的中心！

巴拿马这座小城不是巴尔米拉，也不是特洛伊或者巴比伦。但是在几个世纪的岁月里，它都被称做新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即便是在它最繁荣的时期，小城也小得不能再小，这表明欧洲白人开始掠夺他的美洲邻居时规模有限。导游手册上面写着，巴拿马古城“遍布建筑和教堂”。很多教堂的遗址现在仍然矗立着。从其大小来看，在17世纪上半叶，该城也就两三千人口。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士兵和政府职员，因为在古代西班牙的垄断统治下，不容许滋生任何形式的个人主动权。

至于土著，一年之中，只有在充当驮运货物的骡子时，他们才会出现。他们被迫把马尼拉宝船上的货物运过地峡群山，装载到大西洋那边天主教国王陛下强大舰队的另一些船上。

对于现在的旅行社而言，巴拿马古城是上天的恩赐。它充满魅力，风景如画。然而实际上，它曾经是一个可怕的晦暗的洞穴，诸如此类的边远之地仍然能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岸找到。这种地方无比肮脏、沉闷无聊，居住着令人惊奇的西班牙王室那些蹩脚的奴仆。西班牙王室曾经统治着半个已知世界，却经常处于破产境地。当其债台高筑时，就向犹太人借钱，当它不需要犹太人的金融支援时，却以拷问他们为乐。

一直以来，有一个巨大的不解之谜——在殖民地问题上十分愚蠢的西班牙，为什么能在漫长的时间内维持其世界帝国的地位。首先，西班牙海外属地的行政体系率效低下、笨手笨脚、运转不灵，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那些能够改变其历史进程的重大发现、事件的报告，被搁在不当的文件架上，甚至几个世纪都无人翻阅，也无人关注。虽然数以百万计的掠夺物源源不断地流人塞维利亚的仓库，国王陛下的水手和士兵却从来没有按时领到薪水。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薪水。他们吃得很差，、没有医疗保障，待遇并不比他们船上的黑奴好。当水手们在如呲不快的境遇中挨饿时，他们的长官却发了财(和我们国家的政客不同，西班牙政客个个都很富有)，哪怕是最轻微的抱怨，也会招致残酷的镇压。相比之下，纳尔逊军纪严明的海军倒显得平和许多。但是西班牙仍然能够招到水手，因为家里的生活甚至比在国王陛下甲板上服役更加悲惨。

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显赫而破落的奇怪帝国却和其他绝大多数管理得当的帝国一样长久地生存了下来。它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如果英国人明天离开印度，那个烈日炎炎的半岛，除了几千英里腐锈的铁轨、许多废弃的码头、无边无际的空荡荡的建筑，还能剩下什么呢？那里只会成为欧玛尔·海亚姆的狮子和胡狼驰骋的疆场。  我是打算写太平洋的，准确地说，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问题属于大西洋的范畴，因此我得尽量说得简单一点，我也很乐意这么做，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去哪里寻找答案。整个世界都是天主教徒的天下，这是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很难理解(或者说欣赏)的。加尔文派教徒的先祖宁愿废弃自己的家园，也不愿它被托尔克马达[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被称为“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译者注]的追随者玷污。在这里，我猜想，也许是西班牙专制的形式给了它力量，使这个帝国只剩下一个空壳时，仍能够延续下去。

在我们的共和国，我们一向不拘泥于所谓的“形式”，任何真正正常的信奉民主制度的人都没有必要在意它。既然对外部形式的轻视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信条被大多数人接受，我就不浪费时间来反对了。但是，从学术上来说，赞成用严格的礼仪对人们进行日常管理是应该谈谈的。有时候这种礼仪会让人们看起来比较傻，但是它能让人们自尊地扮演他们的小角色，这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一个天生聪颖的人，不需要接受任何教育，也可以生活得很好，而那些天赋不足的人，得抓住一切教育机会。因此，除了天才可以为自己制定规则，其他人最好紧紧追随埃米利·波斯特[社会学家，被誉为礼节女王。——译者注]。这是西班牙人给我们树立的榜样。这种观点的真理性也在一些严格实行礼仪的组织机构身上得到了体现。这种礼仪规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者王朝失去一切几百年后，只有这种礼仪规范能让它延续下去。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皇帝和后来的拜占庭继承人通过这种严格的礼仪体系维系着他们的统治。野蛮人的酋长也许会在首都招摇过市，张扬地叫嚷着要进入帝国的宫殿，把神圣的皇宫主人赶下宝座。但是一旦他们走进宫殿，接触到传承千年的古老仪式，他们便会回到现实中来。这些吹牛大王和他们的叫嚣就会像朝阳照射下的露珠一样消失，这些野蛮的家伙很快就会被可怕的传统习俗驯服。

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有虔诚的新教徒都是在约翰·加尔文的严格教义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理论上，我能证明一旦天主教徒开始费心地提出问题并自我思考时，罗马教会将会成为历史并轰然坍塌。但是在圣彼得大教堂，当教皇在忠诚的教众中缓慢行走，古老的埃及扇子(最初是法老权力的象征)在彼得的某个嫡系继承人头上缓慢而有条不紊地摇动时，我开始觉得基督教的这一分支对于几百万教徒来说，仍然生机勃勃。而由于缺乏这种严格的宗教仪式，新教徒老早就毁了自己的事业。

面临着来自外部的革命的压力，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欧洲和亚洲王朝幸存下来？我认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绝大部分人需要一种明确的礼仪形式。如果英国人、瑞典人、荷兰人、丹麦人愿意，他们不放一枪，就可以把政体形式由君主制改为共和制。对于统治着这些人民的男人和女人来说，如果他们被要求放弃对于他们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间都不堪重负的工作，将会求之不得。但是他们被训练得有高度责任感。他们认识到自己身上承载着一种传统，这种东西对于绝大多数臣民来说，就像日常所需的面包和黄油一样必不可少。所以他们一直坚持着，而且比我们得到更多的荣誉。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没有瑞典的古斯塔夫、荷兰的威廉明娜、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挪威的哈康，可到处都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上帝保佑，民主将会在传统中发现一些极具诱惑的有趣东西，但民主也能从中得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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