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二月河的最新力作。这次他不再写哪个皇帝，而是把笔触对准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本书主要描写了二月河的家族背景、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以及生活环境等等。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看到二月河是怎么样成长起来的。

二月河的散文写得收敛，那是一种丰饶的收敛；二月河的散文写得控制，那是一种从容的控制；许是得到了千般万般的情感的温暖，散文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二月河这里变得简约、简朴、简洁。“密云不雨”让我们能读出作家的生活经验是何等的宽绰。

父亲胆小。但他在日本人眼里不是这样。1945年日寇投降，缴获的日伪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近在我铁臂合围中，王兰亭、凌尔文等人率数十土寇，西犯马坊，甚为猖獗。”有一位受过伤的战友说他：“你命大，打这么多年仗，没有受过伤。”父亲笑答：“只差一厘米。打安阳时，一颗子弹从我的脖颈子平穿过去，一件棉袄撕成两半。”我问过父亲：“打仗时你怕过没有?”父亲说：“人的命天注定。开战之前心里也有点紧张。我到战士中间，听他们说笑话，和他们唱歌，一会儿就什么都没有了。”还是在昔西，有一次敌人搜山，他伏在草丛中，搜山的伪军拨开草，他忽地站起身来吼：“你他妈活够了!”吓得敌人弃枪逃走。

他确实胆小，是自己人吓破了他的胆，自己人整自己人，这就是“运动”。我的记忆，每次运动结束，必演的一出戏叫《三岔口》，干部们都来看，意谓“黑打”，自己人打自己人，误会，一笑了之。但父亲却笑不出来，因为现实生活毕竟不是戏，那打起来，是真的往死里揍。如果在战犯管理所演这样的戏，也许差近事实。

这绝对是命运的捉弄，父亲的大半生都生活在一种有毒的氛围中。爷爷因“他兄弟参加革命”被划为富农。他在革命队伍中又因为爷爷“是富农”而郁郁不得志——到底是谁牵连了谁?别说父亲，我想了半个世纪，至今摸不透其中的道坪。

昔阳县的土改实行得也比较早，父亲是土改中转业参军的，为的是能给爷爷挣一个“军属”的身份——在此之前是抗战，爷爷奶奶享受“双抗属”的待遇。抗战结束，抗属待遇也就自然消逝，一下子又转化为富农待遇，在此情况下，父亲决定参军。

他当时任昔西县武委会主任，县委委员。按他的资历经历，应该说这职务和他的贡献是匹当的。我现在无法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是否这样的：昔西与昔东将要合并，他的“富农”成分肯定要影响到职务安排，爷爷在家又是那样的“待遇”——外边全国战场如火如荼正在发展，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是可以大有施为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毅然参了军。

县武委会主任，也就是今天的县武装部长，别人参军，职务高套一级的尽有，可以提到副师，一般的也能做到平调。但父亲却降了两级：副指导员，一匹马驮行李，有驳壳枪，还有—个勤务员。

但他一直对此没有任何怨言，我想，他有一种解脱出来大干一场的精神和思想，不在乎这一级、两级。也许他并不认为是家庭成分影响了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怀疑党，也不会有“党有失误”的感觉，离开昔阳时他是勃兴奋斗的生力军。父亲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五五年审干前，我什么也不怕。审干，反右再审，我就做这工作，越干怕——有些错误，不是你想不犯就不犯的，也不是你小心一点就能不犯的。人呐，脆弱，说完就完了，连事业带名声，一下子就没了。”

父亲管审干。因为他是洛阳军分区政工科长。管审干的人也有审他的，这就是运动。他有两个历史“疑点”：一是抗战时期有一天，也就是在昔西一区时，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同时被敌人的“棒棒队”(伪地方维持会武装)围在一个窑洞里，敌人用火烧洞熏他们，又扔手榴弹进来炸，区里一个通信员叛变，提名道姓：“凌尔文，快出来投降皇军。”他们在窑里也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皇军有白面、大米!”“你们要弃暗投明，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坚持到黄昏——可能是因为地处游击区，敌人也怕天黑遭伏，不言声撤退了。这一历史问题考问出来，“敌人是强大的，为什么会自动撤退?”“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当时是什么具体情况，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这被围的三人，另外两人一个后来当了副省长，一个是某县县委书记。只有父亲被钉在“图钉”上。

第二个疑点，是1946年他参军之后。当时国共谈判，与美国方面组成“三人小组”，天天扯皮摩擦。父亲曾参加(我记不清哪个战区)的这个小组，当联络员。和谈失败，“三人小组”撤出，却没有通知到他，被国民党扣押了十多天，后经小组再度索要，释放回队。他蹲过敌人的班房，回归后再蹲自己的拘押所接受考问，“你这十几天在那边干什么，谁能证明?”“你变节了没有?”“敌人和你谈了些什么，都是哪些人和你谈话?”

……如此种种，这些疑问，每一次“审干”，每一次运动，都要重新拿出来过滤一番，重新再审，年时愈久愈是记不清楚，愈是要更仔细地筛问一遍——我有点怀疑，他们其实是在满足一种变态心理需要：就是要问你一下，因为你有这个“事”，你没问题也要敲你一下!

我看到过老猫戏鼠。它捉到老鼠并不急着吃，抱在双爪上反复捉弄，扔得老高再双爪一伸接住，放开老鼠让它跑几步再伸爪一把捞回来……这个比方也许并不恰当，审干的运动在清代也有，叫“磨勘”，审干的人那时叫“魔王”：专搞文字狱的，整人非常精致耐心。联系到后来我读到更多诸如战俘资料时慨然长叹：“对变节的人最不宽容的是汉人。”最恨投敌的人不是“三爷”，而是我们共军。最能整自己人的人是我们的“魔王”。

父亲从此得了失眠症，严重的神经衰弱逼使他在邓县武装部政委的位置上离休。他晚年靠“舒乐安定”度日，我的经济条件好了之后，又增加“松果体素”，每天用量：舒乐安定九片，松果体素七粒。

干净、简朴、讲实惠。父亲过日子的思路十分简单。我十二岁那年，游洛阳司马懿陵，那其实是很高的一座山。下陵路上摔倒，门牙碰掉一颗。这是已经换过的牙，不可能再生，剩下的那颗门牙开始向牙洞方向发展，旁边的大齿也挤向牙洞，成了很宽的一条缝。不料断开了的牙不甘寂寞，又生出一朵骨花，夹在缝中挤。我年轻时自赏，相貌在中上等，这点破相让我失分不少，但这点毛病不影响说话，也不影响吃饭。有人建议：“把孩子的牙修一修吧。”父亲说：“顺其自然。这不是病，怕什么?”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坚持到四十岁，那颗“新门牙”骨朵自动脱落，我已然中年，也就自然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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