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皮书日记》的作者葛罗男爵是当年随联军远征的法国全权特使。黄皮书(等同于英国的蓝皮书)汇集了当年的外交事务信函往来，内容涉及中法两国在1860年间的谈判。需要指出的是，葛罗男爵是一位极其坦诚的人，性格温和沉着，并与中国清朝的钦差大臣恭亲王相处融洽——这与他的英国同行、傲慢的额尔金勋爵有着天壤之别。

远征军离法赴华后数月，让·巴普蒂斯特·路易·葛罗被任命为皇帝在华专员，当时他年事已高(67岁)。1860年是他第二次远征中国，早在1858年6月，他曾受拿破仑三世之命，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一起前往中国签署天津条约。再次赴华实属迫不得已。

1860年10月25日，他签署了被称为北京条约的和平协议，重申了两年前天津签订的条约内容。协议的主要条款：两国重建和平；清政府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增设天津为通商口岸(已有15处通商口岸)；持有领事护照的英法两国公民在全中国范围内可自由通行、贸易、买卖田地。

《黄皮书日记》的作者葛罗男爵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沉着机智，与其英国同僚额尔金勋爵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生性好战。对于英国人火烧圆明园的行径，蒙托邦将军和葛罗男爵均不赞同且强烈谴责。

《黄皮书日记》收录了葛罗男爵的日记和他的一些外交公函，展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国外交家的形象。

出版前言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序二 伯纳·布立赛

序三 王道成

序四 陈名杰

内容提要 伯纳·布立赛

黄皮书日记

附录 选自新河村所发现的档案

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在按惯例呈交议会的蓝皮书中，公布了一些关于额尔金勋爵在中国完成两次使命期间的重要文件，伦敦几家报社还全文或摘要发表了这位特使的一些函件。

1860年，奉帝国政府之命散发给参议员和立法团成员的黄皮书中包含了法国驻中国公使的一些书信节选。但是，对于1860年法英两国特使执行第二次共同使命期间，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国度发生的事情来说，这些节选只能给我们一个不完整的大概印象。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将我写给尊敬的英国同行、海陆两军司令官以及天朝当局的部分信函公之于世。这样做的好处不难理解，世人也能从中理解我们在这次非比寻常且圆满成功的远征中所起的作用。

当然，凡是不便公开的内容，我将悉数删除。同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并保持事件之间的连贯性，必要时我将对照事件发生的日期，插入我在第二次远征期间可以说是一小时一小时悉心记录下的日记。这本文集仅收录呈送尊敬的参议院和外交部同僚的信函，并没有收入我写给主管部门的公函，也没有登载我收到的信函或回信，其原因无须解释。不过，细心的读者从我的答复中很容易推测到这些未公开信函的内容。虽说如此，我并不认为提供我所收到的、且已见诸报端的回函和信件抄本，公开与我谈判的中国政要的公函是一种背信行为。

在对我年轻时期的回忆中，有一件事我想在此提一下，至于促使我这样做的动机就不必说了。有一次，我在巴黎一家沙龙观看了一场格言剧，演员只有一个，他在一扇关着的门旁或站或坐，还不时走到门前，像是要让另一个被认为就在隔壁房间里的人听见他讲话。说了好一会，他把耳朵贴在门上，仿佛是为了听明白隔壁的回答，借助这个回答引出接话。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家都明白了隔壁隐身人说的话。观众对于隐身人的兴趣往往甚于那个直接朝着他们说话的人物。

在结束这个简短的序言之前，请允许我引用一些事实，以消除有些人对联军两位全权特使各自所获成果问题上可能存有的误解。因为据某些人所说，战果完全有利于英方。

这次远征中国的英国海军由223艘战舰和商船组成。除了船员和武器装备之外，随船还有约18000余兵士，2000多匹马和48门野战炮、攻城炮。

法国海军约有150艘船，8000人，少量马匹，30门膛线炮，无骑兵。

我记录的正式文件中有一份英军情况一览表，每月开支高达1000000英镑。

由此可见，1860年，英国在中国的行动手段远优于法国，但法英两国所得如下：

清政府被迫向法英两国各支付战争赔款白银8000000两和60000000两，一两白银值7.5法郎。

对于9月18日通州事件中的26名英国女王陛下的臣民，清政府给予300000两白银的赔偿，约合每人86000法郎；而对于在同一事件中被俘且受到残酷折磨的11名法国人，我收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200000两白银的赔偿，也就是每人136000法郎。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政府完全让予英国的领土并不是香港对面、面积30平方海里陆地或30海里的海岸，而是根据海军司令部地图显示，大小只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平方海里的狭长半岛。这个半岛叫九龙，是香港必不可少的部分，英国根据一份无期限的条约规定，对其拥有独占的权利，并早已在那里修筑了地堡。对于法国，中国政府保证如数归还天朝首都和外省从基督徒那里没收的所有天主教堂及其墓地、土地等辅助建筑。

请读者比较两位全权特使可使用的行动手段，再来评价他们取得的成果。

我之所以不再保持沉默，还有一些别的原因。陆军和海军就1860年远征中国一事发表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报道，现在，皇帝特使团愿意、也应该让别人听到其声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得到外交大臣阁下批准出版我的黄皮书之后，应庄严地立法倡议，我必须介绍一下特使团在令人赞叹的1860年远征中起到的作用。对我来说，该要求就是一个命令，我欣然服从。

用一句别人对我讲过、我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话说：“向历史提供所能提供的证据总是有益的。”这句话是我整理内容时遵守的纲领。通过这些内容，读者将看到，在法英海陆两军谨慎而又坚强的支持下，谈判一天天进展，最终迫使远东向基督教信仰，向世界贸易敞开大门。

在此我并不想做什么评论，也不想做什么反省。我只求还原事实真相，绝不迁就个人得失的考虑。我只引用真实文体的节录，叙述事实——至少是事情发生时我认为亲眼所见或我所理解的事实。总之，我只想为历史提供证据……

如有错误之处，我乐意承担责任，并尽可能纠正。

本书不得不用到一些汉语专有名词，我将按照中国官员和随行翻译员的发音，尽可能准确表达。P1-4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1995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1940年至1944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10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150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8000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1860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现任参议员

巴黎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