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鉴于此，我们特别选了他的生前好友，如冯友兰、张岱年、唐君毅、牟宗三、曾敏之、郑天挺、叶笃义、叶圣陶等的回忆文章，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梁漱溟的人格魅力。我们仿佛听到先生最后遗言“我很累，我要休息”；也仿佛看到了梁先生自掏腰包让爱徒唐君毅去听他的课的情景；脑海里更时时回荡着梁先生不愿意批孔而发出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金石之声！当然，梁漱溟首先是一个学者。我们为此也选了一些学理强的文章，如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评论；周阳山对梁漱溟时代和他思想关系的研究心得，等。

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一生笔耕不辍勤著述，一个敢于直言的智者，一辈子特立独行求刚正，他是一座文化的高峰，他是一个倔强的坐标。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并且本着思想而行动的人”，他将毕生投入到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中，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创造的思想家”，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家。

宛小平 引言

冯友兰 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张岱年 悼念梁漱溟先生

唐君毅 我心中的梁漱溟先生

牟宗三 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

张中行 梁漱溟先生

李石岑 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周阳山 传统与现代间的抉择

郑天挺 追记1928年梁先生作“乡治十讲”

叶笃义 哀悼梁漱溟先生

曾敏之 记梁漱溟先生

郑直淑 梁漱溟受批公案揭底

薛 涌 一位九十二岁学者的讲演

叶圣陶 桂林一日

李竞西 梁漱溟

吴小如 梁漱溟先生的高风裁

韦政通 梁漱溟

何砺锋 梁漱溟先生在桂林

周阳山 梁漱溟和他所处的时代

诸天寅 怀念梁老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真正的人物，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变的，是两个人，都是在我十九岁以前认识的，一个是在北京时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学，他没有教书，他为什么没有教书呢？他看不惯当时的学风，身体也不好。当时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也听过他一次讲演。他当时说做学问有八个阶段，我大约达到他所讲前面的四五个阶段。他说做学问，第一步是有问题，第二步是有主见，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见同其他人的主见发生接触的关系，由接触里修改自己的主见，或评论其他人的主见。后面我不完全记得了。我心目中看不起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个对学问真诚的人。在北京大学他也没有教书，只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当然，这些影响到我后来一直所想的许多东西。他喜欢讲东西文化，他讲中国文化是直觉的。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很不能接受，我觉得直觉的东西最靠不住，直觉完全是主观的。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民国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几次。对于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当时我十五岁，我觉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觉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仍然把问题摆在心中，后来岁数越大了，我把直觉的地位一步一步地摆得越来越高。

民国十五年以后，我从北京到南京，我父亲在南京，是欧阳竟无先生的学生。欧阳先生这个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当然和他谈学问我没有半点资格，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是十七八岁，他研究佛学，对于佛学，我连发问的资格也没有。当时他的姐姐死了，我父亲照样去看他，看他时，他说他姐姐死了，不能见客。当然，后来也见过他几次。他姐姐死了，他的悲哀的情感，就表现在他的态度上。欧阳先生这个人有真切的情感，这个人有使你直接感动的地方，至于他的学问，我当时不懂。

梁先生、欧阳先生这两个人，是数十年来都摆在我心中的。梁先生后来我还有机会见过他，也近一步接触、联系过。欧阳先生也和他接触过。这两个先生，在我个人来说，做人方面我都有佩服他们的地方。我随便举一些小事情，譬如在北平，梁漱溟先生，他白天不教课，也没有钱。他开了一串讲演——“人心与人生”，他说要收一点钱，收听讲的人一块钱，但是他又说恐怕学生没有钱，没有钱的可以写信给他，可以要一张听讲的卷子，这是报上载的。我当时没有去听，为什么没有去听呢？其实我当时思想不是唯物论，我年轻的朋友都是前进的，要社会改革、政府改革，都是骂梁先生，说他的唯心论的思想，没有点进步。我当时十七八岁，是受一种精神的威胁不敢去听，周围的朋友都说你不能去听，他是唯心论。后来，梁先生——以前我已见过他一次——有一天晚上请一个姓潘的先生带了五块钱给我，转达梁先生的意思，说怀疑我在北京读书没有钱，所以未能去听。其实我根本不是，我说这些钱我不能收，我也说不出个理由为什么我不去听，我是受了年轻朋友精神上的威胁，不敢去听，这可以说是我个人精神上脆弱的地方，其实我该去听。这个事情，是我对不起梁先生的地方。到现在，梁先生仍在大陆。前些时候，我接到他一封信，另外他还告诉一个朋友，他现在还在写这本书(《人心与人生》)，隔现在已经是四十五六年，这本书写成功写不成功，不晓得。

对于欧阳竟无先生，我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后来，有段时候，我在中央大学教书，他叫我放弃了教书的事情，专门跟他学佛学。欧阳先生对我很不错，他说我父亲是他的学生，当时我不肯，我想我怎能一辈子搞佛学。不过，对这事情我觉得是个终身的遗憾。对于这位老先生，我心里面一直都不能忘记他，他讲学问，一方面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他对于后学的希望都是真诚的。同这两个人比，老实来说，民国以来，很多像胡适之先生之名流，像梁任公这些，在我看来都及不上他们。当然我的观念不同呀。一般人看来，梁任公、胡适之在学术界的名气大，欧阳先生、梁漱溟先生在学术界的名气小，但我尊敬他们多于一般有名誉的人。这个性格，我年轻的时候是有的。有些地方受一般同学朋友的精神威胁还是很大的，如果完全不受威胁，完全特立独行便好，但是我是不够的，这点牟先生比我强，牟先生比我特立独行。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跟着一般人走。最低限度，我当时尊重欧阳竟无先生、梁漱溟先生，便和一般人的观念不同。P6-8

当新文化思潮席卷全国，矛头直指孔家店之时，有个青年站在蔡元培面前，振振有词地说：“我此来(指到北大任教——编者)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不久，便以大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呈现于世，申言“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同样是这个人，在中国社会已经犹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由农业家庭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之时，他却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去乡村搞“乡村建设运动”，企望以农立国。

这个人不是别人，便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生于公元1893年，卒于公元1988年。初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寿民、瘦民等笔名，二十岁取字漱溟后，即以字行。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学者。

梁先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问家、哲学家，冯友兰说他“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社会活动家”似有部分道理，但我更愿把梁先生看做孔子强调践行的那种儒者。牟宗三说他“独能生命化了的孔子”，艾恺称他为“最后的儒家”，都是说他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内圣外王”的儒者的楷模。

由是，我们也不可能苛责梁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概念的界说上尚还存有粗疏、笼统，甚而缺乏缜密的逻辑一贯的地方。毕竟，他并不想建立宏大的体系，他是要把自己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中国的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可以视作一个儒者践行其理论的实施方案。某种意义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乡村建设理论》构成了理论和实践的两面，也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结合体。

然而，梁先生又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所树立的中、西、印文化比较模式，后来竟成了李石岑、方东美进一步拓展文化比较研究的发轫点。从大的方面讲，甚至是开了后来学术界普遍认同和运用的比较不同种文化研究方法的先河。这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梁先生被视作“最后的儒家”，又是被称作开启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人。其原因也不外在于：他早期主张道德主体的把握唯通过直觉的解悟达到，而非科学的物理解释的看法。这个看法多少暗合了当代新儒家“意义的追求”。虽然，梁先生在晚年《人心与人生》中似有以理性代替早年的直觉的提法，有不同于宋明理学的道德直觉，而更进于原始儒家的理性精神，但其凸显道德主体的内在和超越意义仍很明显。把他作为当代新儒家第一人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抛开梁先生对中、西、印“三路向”具体解释的某些纰漏(比如讲西方有科学而无玄学，讲印度“意欲反身向后”等，)我们必须承认：梁先生在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思潮下，独能标明东方文化对人类生活的永恒价值，接上儒家的生命慧根，而且梁先生又不拒斥科学与民主。这似乎成了我们今天总在讲的在中西文化融合基础上的“民族性”、“中国立场”的始创者。

当然，评价一个思想家的贡献是困难的，尤其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往往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的思想总有超越时代的成份。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价值评判，对于一个思想家的估价也可能有很大不同。也许，在胡适、李石岑眼里，梁漱溟的思想还停留在已被时代抛弃了的那个时段，是“旧”的；而在新儒家眼里，则梁先生是反省了宋明儒学的精神价值，对道德主体性、内在超越等概念有揭示，直系孔门一线的生命智慧，是再“新”不过了。还有学者尝试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这三种概念来表示近代中国的三种不同思潮。以艾恺为代表，认为梁漱溟是代表着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但并不指他政治上是保守主义，如乡建理论)。这样的界说果能真行得通吗？’唐君毅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评梁先生的话：“四十多年来，梁先生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常反对这时代；总是站在时代的更前端。最初主张立宪，旋即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却信佛要出世。民国十三年不肯再教大学。要办新教育。民国十八年后，实践其乡治之主张。民国三十五年后，一心办文化研究机构。时代并跟不上梁先生，人家却说梁先生跟不上时代；遂不幸成为另一时代夹缝中之悲剧主角。梁先生何以反时代？是从中国文化反省而反时代，望时代再进一步。时贤多留在现时代而不复进；在这一点上，似皆不及梁先生。”(转引自胡应汉：《梁漱溟先生年谱初稿》)

信然！梁漱溟确有类似苏格拉底式的悲剧角色。这是一个真正哲学家的悲剧角色。我们今天隔着历史距离来透视，似乎觉得他的思想不是“旧”了，反而“新”了！何故？梁先生的这个“走在时代思想”前列的看法固然可由张中行先生“歪打正着”、“《乌托邦》的摩尔”、“柏拉图的理想国”、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来说明，但我更欣赏贺麟先生的看法，他说：“他(指梁漱溟——编者)虽用力于比较东西文化路向的异同，然而他却有一长处，即他没有陷于狭隘的中西文化优劣的争执。且很着重地说，西方人的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中国人应全盘接受，认为这两种是人类生活中‘谁能出不由户’的普遍要素。不用讳言，他隐约地暗示着东方的人生态度比西方人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他一面重新提出儒家的态度，而一面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亦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然而他却巧妙地避免了东方优于西方文化的褊狭复古的见解。他也没呆板地明白赞成中体西用或旧瓶装新酒的机械拼合。这不能不说是他立论圆融高明地方。”

是的，梁先生的思想既非当代新儒家那种只执道德主体而不留科学空间的“偏狭的”见解；也非只如胡适先生只言科学与民主，而不言在中土(尤其指儒家)文化根基上的肤浅之论。梁漱溟思想是贯串着儒家生命精神又能融入现代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亦旧亦新”的统一体。他是“亦旧亦新”儒家思想的一个儒者！  梁漱溟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鉴于此，我们特别选了他的生前好友，如冯友兰、张岱年、唐君毅、牟宗三、曾敏之、郑天挺、叶笃义、叶圣陶等的回忆文章，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梁漱溟的人格魅力。我们仿佛听到先生最后遗言“我很累，我要休息”；也仿佛看到了梁先生自掏腰包让爱徒唐君毅去听他的课的情景；脑海里更时时回荡着梁先生不愿意批孔而发出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金石之声！当然，梁漱溟首先是一个学者。我们为此也选了一些学理强的文章，如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评论；周阳山对梁漱溟时代和他思想关系的研究心得，等。

自然，限于篇幅，有些似乎也很重要的我们就不得不割爱了(如“批林批孔”时期对梁先生态度的回忆文章)。本编选缺陷在所难免，敬祈读者哂正。

宛小平

2010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