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46分，美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他头顶撞入大楼引发了熊熊大火，在他终于逃离大楼不到2分钟时，大楼轰然倒塌……这直接导致了本书作者对生命的重新认识。本书第一次以自传体形式深刻、细致地反映了新一代留学生在北美求学、求职、求生的奋斗经验和心路历程。通过本书，你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海外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

本书讲述了作者在美国和加拿大奋斗十多年的艰难历程。一个在金钱、权利、社会关系等方面一无所有的中国青年，虽困难重重，千辛万苦，凭籍着卓然奋斗与才华终于闯入全球的金融中心——华尔街，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80层拥有一席之地。然而，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46分，美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他头顶撞入大楼引发了熊熊大火，在他终于逃离大楼不到2分钟时，大楼轰然倒塌，这直接导致了他对生命的重新认识。本书第一次以自传体形式深刻、细致地反映了新一代留学生在北美求学、求职、求生的奋斗经验和心路历程。陈思进的命运与追求显示了与早期留学生故事大不相同的时代特色，标志着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奋斗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提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新的探索课题。

前 言

 芳草天涯何处/沈敏特

 闯荡北美，最难将息/庞忠甲

 闯荡北美，追求什么?/陈思进

第一章 劫后余生

 从9.11走来/思进

 2001年9月11日： 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小玲

 活着，不再为自己/思进

第二章 我的童年

第三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

 登上新大陆/思进

 全工全读/思进

 和思进团聚在克利夫兰/小玲

 新的旅程/思进

 钱/小玲

 逛超市/小玲

 见“公婆”/小玲

 共患难/思进

 Jennifer余/小玲

 吃/小玲

 电话费/小玲

 理想与现实/小玲

 展望未来/思进

第四章 纽约，勇者的角斗场

 梦醒的地方/思进

 “姑妈”/小玲

 为生活而战/思进

 馨华/小玲

 我的“汽车梦”/思进

 Lucy刘/小玲

 与毒贩共舞/思进

 我爱纽约曼哈顿/小玲

 华尔街的召唤/思进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思进

 闯进华尔街/思进

 Bankers Trust/思进

 看电影/小玲

 身份，身份，又是身份/思进

第五章 枫叶如花：迁移加拿大

 苦尽甘来/思进

 洗澡/小玲

 北国风光/思进

 回家/小玲

 沉思/恩进

 父母来探亲/小玲

 两地分居/思进

 教育背景与个人前程/思进

第六章 弃安图进重返美国

 学校二三事/小玲

 自学英语

 英语写作课

 乔希

 安娜

 忙里偷闲的乐趣

 冷酷的华尔街/思进

 进退之间/小玲

 裁员潮/思进

 E—Club/小玲

 罗斯福岛/小玲

 过五关，斩六将/思进

第七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

 何年何月是归期/思避

 回国感想/小玲

 过大年

 团圆日

 护照的联想

 “两岸”咖啡馆

 乞讨的小女孩儿

 忆大弟家华

 “海鳖”/思进

 “诱惑”/思进

 投“智”而非投资环髟思进

第八章 昔日的石库门

第九章 漫谈“美国梦”

 房子/思进

 位子/思进

 车子及其他/思进

“你是哪里人?”——从“你不像上海人”谈起/小玲

附 录

 我在2003北美大停电时的经历/陈思进

 大罢工/小玲

 “同桌的你”——记我的老同学张瑜/陈思进

 邂逅名人/小玲

后 记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上央视做客

结束语/小玲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挣扎和怎样苦斗的。我稍微懂事以后才知道，我的母亲已和我的父亲离了婚。更懂事一些的时候，才知道我母亲是“奉命离婚”。我父亲所属的部队领导亲自找我母亲谈话，内容是命令离婚。

我父亲的婚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他十六岁时就抗命离家。第二个妻子则是我的母亲。第三个妻子是在他当右派的时候娶的。他当了右派后又离了婚，心中不服，只带了一身衣服准备偷渡到香港去。但没有去成。于是，“流窜”到福建。在那里，人家不能干、不愿干的事，他都干了，并且干得十分出色。譬如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下，福建需要砖瓦，而福建的红土没有黏性，当地人无法就地取材烧制砖瓦，我父亲就懂得怎样利用处理这种特殊的泥土。他不但做得好而且出了名。当地领导为了留住他，作为“人才”，居然为他张罗了第三次婚姻。他每个月有150元的收入，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所以有了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撑。

不久“文革”开始，工资没了，还要戴高帽子批斗游街。结果是：离婚加上遣返原籍。

他的第四次婚姻是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航道，而他个人也开始从困境中走出。

因为父亲成了“右派分子”，我母亲在生我的时候不得不从西安到上海的外公家去，那里有外婆、小阿姨可以帮助照料。我是老二，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斯鸣。所以我一出生就面临一个家庭难题：我母亲如何在西安一面工作，一面看带两个幼儿。于是，我外婆决定把我留在上海，由她来哺育。我母亲在我满月之后，带着哥哥又去了西安。由外婆用牛奶、奶粉、米汤喂我长大。因为精心喂养，细心呵护，我长得非常健康。于是，家里家外的大人都叫我“小胖”、“胖子”。直到今天，我和舅舅、小阿姨通信，他们还称我“胖子”，尽管四十出头的我早已不胖了。

而其实，外婆决心把我留在她身边，由她来扶养我的1958年，我的外公已打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的外公家也在困难之中。

我外公沈季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时候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谁都知道，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是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企业”；一百多年来，多少中国文化盛事，多少中国文化名人都和商务印书馆有关。而我的外公是个毫无“社会背景”的人物，祖上没有给他留下可作依傍的权、势、钱，他完全靠学问、人格、奋斗而被有识之士认可，成为这个“百年老店”的领军人物。

在我成人之后，才知道外公是个孤儿，外公六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他的名字中有个“季”，因为他是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所以，他曾依靠过兄长们，但是，嫂子的刻薄使少年的沈季湘无法忍受，他从年轻时起就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

他当过“学徒”，这是旧社会中“奴隶的奴隶”，然而，他却从学徒的起点上，奇迹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进行的是所谓“精英教育”而不是当今的“大众教育”。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比如今的一个大学教授还显得“珍稀”。他居然能进人大学，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而他的特点是从不言苦，倾吐自己生活中的“苦水”。我只是从外婆的片言只语中，听到一些细节。譬如，他在就读大学时，成绩特别优异，并且竞能在考试中充当“枪手”——一个人做两三份卷子。大概是一些富家子弟靠着这个“枪手”骗得代表身份和学历的文凭，而我外公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大学。当然，他的谋生之道还有当家教，写文章，搞翻译等。

就在这样的挣扎和苦斗中，他成就了自己。大学一出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一开始的薪水就是一百大洋，第二年就是二百大洋。但是，没几年他就弃官而去，他受不了当时政治体系中的官场游戏规则。若干年后，还有亲友为他“惋惜”，说是他这样的人才要在财政部干下去，至少也能当上“次长”(副部长)。而他却从此不再涉足官场。

1957年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无从了解外公被打成右派的真实情况。

我的外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从外婆、舅舅、小阿姨的口中，我听说抗战时期，外公在沦陷区因为不肯为日本人效劳而失业，一家人生活在异常的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一位作家，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已感受到断炊的威胁，每当外公设法从友人那里借几斗米回来的时候，幼小的他就有一种节日般的快乐。外公是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

在1949年蒋介石政权快倒台的时候，外公的朋友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国的安排，甚至连出国以后的工作岗位，我母亲、舅舅、小阿姨的就学问题都一一落实。并不了解共产党的外公还是决意留在了大陆，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

当解放军进入大上海后军纪严明、露宿街头而不扰民的动人情景，以及共产党干部的朴素廉洁都曾使我外公兴奋异常，为自己正确的选择而欣喜。中年的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是从我舅舅的文章中看到，我外公甚至由于疲劳过度而晕倒在会议桌旁。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他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1979年“平反”时，他已重病缠身、垂垂老矣。晚年，他这个从不发怨言的人也忍不住对我舅舅感慨地说：“我这后半辈子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

是的，我出生的家——爸爸的家，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我出生前一个个都陷入了困难之中。

但是，第二年我出生之后，整个童年时代，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充满着爱的幸福。

这首先因为我外公和外婆超常的优秀品德。他们把能够给我的爱都给予了我，却把痛苦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体味他们给予的爱，却不能察觉这爱的背后的痛苦。

外公有一种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流露。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但对孩子却格外的慈祥。也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暖热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来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婆杨丽娟，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东方女性。实际上，我母亲、舅舅和小阿姨的童年大都在抗战以后那段时间度过的，当时，外公已是薪金很高的高级职员，家里有佣仆，外婆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带领他们。而在老年阶段，却拿出瘦弱身体里的全部气力来呵护我，并且是全心全意的。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有时因为学校有活动，我晚回家二三十分钟，等我快到家时，会远远看到她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

那时，家庭经济显然拮据，但外婆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可口的饭菜把我养得壮壮实实。我可以说，我那时是一个白白净净胖乎乎而又十分整洁的人见人爱的小男孩。当时上影厂筹拍电影《五兄弟》，我被选中，饰演老五，就是因为我长得胖乎乎的惹人爱。可惜最终因“文革”开始而没拍成。当外婆领着我走在大街上，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总会忍不住停下来问外婆：“这孩子长得真可爱，那么胖，你给他吃的什么?”外婆会微笑着用略带自豪的口吻道：“没什么，就是清水冬瓜汤。”其实外婆为我所付出的何止这一个汤啊!  如今我已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却怎么也忘不了外婆做的菜肉大馄饨、红烧排骨的香味，特别是她看着我吃得好香时，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我的健康成长是她晚年的快慰。

等我成人之后，我才知道，外婆扶养我实际上是很艰苦、很劳累的。因为母亲不得不离开我，我没有母乳的喂养，就是靠着外婆一天六七顿的喂养，从早到晚以至于深更半夜。她老人家的血压常常是一下子就升上去了。

尤其是“文革”中，外公家遭到了冲击，外婆怕不安全，只得暂时让母亲把我接到西安。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段时间，外婆在上海是睡不着觉的，一见亲友提到我，她便哭泣：“小胖可怜，他妈妈哪有时间带两个孩子呀!”母亲的同事到上海看望外婆，谈起我和哥哥站在煤堆上玩耍，外婆马上就坐立不安。她意识到我母亲上班的时候，我和哥哥实际上是处于没有人看管的状态。那一年我才八岁，所以，当“文革”第一轮过去之后，外婆又把我接回了上海。那时候，外公在北京，在经受着怎样的冲击，根本无法知道。外婆就一个人带着我，呵护着我。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我的小阿姨。我出生时，她是一个初中生，在外婆哺养我的时候，她是重要的帮手。她曾在一个名牌中学里读书，并且一直是优秀生，大概就是因为要分担家务，不得不减少学习时间，以至于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她的班主任都感到意外，全家人都惋惜并且伤心。我那时还是个婴儿，当然是全然不知。

和外公家关系密切的是外婆的母亲——我叫她“阿太”，外婆的姐姐——我叫她“姨婆”，外婆的姐夫——我叫他“姨公”。他们都对我爱护备至，也是抚养我的帮手。

阿太年纪太大了，抱不动我，但在外婆忙着别的事的时候，阿太坐在那儿，由外婆把我抱到她的沙发上，或是床上，也能看护我一会儿。

P12-15

          闯荡北美，追求什么?

                     陈思进

在美国，在加拿大，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谋发展，我虽一直想写些什么来记下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可还真不曾想过要写成一本书。但经过9．11事件，当我在中国人所说的“阎王殿”的大门口晃悠了一下而没有进去，又站立在蓝天白云下的碧绿的草地上时，我忽然感到生命是多么宝贵，一个哲学命题在我脑海中升腾而起：“活着究竟为什么，又应该怎样活着?”

于是，那些过去的岁月，化为了纷纷扬扬的图景，仿佛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需要重新去看，重新去想，尽管不会出现终极的答案，但过去的一切却给了我不同于以往的感觉，我的思索还在延续。譬如，我从中国大陆走向北美大陆，有当时的原因和想法。如今我继续留在北美大陆，原因和想法，还与那时一样吗?

我在出生以后很多年，不曾见过我的父亲。我是外婆和小阿姨用牛奶、米汤把我喂养长大，又是外婆搀着我的手把我送进小学。当我上了中学，不需要外婆接送了，可是有时放学晚一点，还是外婆站在家门口焦急地张望。在似懂非懂的时候，外婆和别人(可能是姨婆)的悄悄话也溜进我的耳朵：“小进这孩子真可怜，见不着爹，见不着娘!”我为什么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不在父母身边，就成了我小小心灵中的问题。等我长到很大了，才明白我父亲划为“右派分子”后没有了公职，到处流浪，靠着他的聪明和技术维生。

我的外公曾是商务印书馆的领导。1955年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到北京后，他就一直住在北京。小时候每当我放假，外婆会带着我到北京陪一陪他。以后才知道那时他早已是“右派分子”，革去了总经理的头衔，只能参与修订《词源》的编辑工作。记得他有一段日子，住房极其简陋，原来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在于校“改造”，就很少见到他。“文化大革命”后，他退休回到上海，我们朝夕相处。此时他已病魔缠身，垂垂老矣。没几年他就去世了。在我舅舅的一篇散文中，我看到他在去世前一个月对我舅舅说的话：“我的后半生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他青壮年时，才华横溢，志向远大，但壮志未酬，晚景是很凄凉的。记得他去世当天，他的单位派人来征求外婆意见：丧事怎么办?外婆愤然回答：“人活着的时候要待他好一点，死了就算了，什么也别办!”外公去世时没有什么遗体告别仪式，外婆只在家中挂上他的遗像，带着我们几个晚辈向遗像鞠躬，作为悼念。

我的出国，在没有任何依傍的情况下，漂洋过海只身闯荡，我也许在学识上达不到外公那样的出类拔萃，至少我的才学能得到公平的承认；我成不了富豪，至少也能丰衣足食，稍有积余。当时的目标大致处于这样一个层次。走出国门后，前所未见的新环境、纷至沓来的新信息，常常突破我的文化视野和心理空问，使我不自觉地超越这个层次。

十来年的奋斗，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已可以立足，上述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一个疑问冒了出来，在我心中盘旋：我的目标仅止于此吗?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我也有机会回大陆去亲身体味社会的变化。我父亲、外公当年面对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说，我曾在北美追求的目标，如今中国大陆也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我在美国应该追求什么呢j我在美国的同胞们应当追求什么呢?我的这个问题，也随着9．11的轰响，在我的心中变得异常强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生活经历，而我提出的问题却是共同的：闯荡北美，追求什么?希望拙作《闯荡北美》能像沈敏特老师在《芳草天涯何处》一文中最后提到的：“我确信，《闯荡北美》不仅对留学生的人生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它对所有的青年人——有所追求的青年人是有启迪作用的。”欢迎大家对我这本书提出批评和建议；更欢迎你们也篚将不寻常的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最后我想顺便提一下，目前，我和国内的一些老师们正在筹划以此书的内容作为主线，将当代留学生在与时代碰撞中的沉浮、思索和追求用另一种形式更深刻、丰满、细致地表现出来，从一个侧面再现新世纪伟大的时代面貌。希望她能早日面世！

                    2004年10月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上央视做客

                   恩进

十多天前收到一封电邮，我打开一看，是中央电视台白杉小姐写来的。她是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节目的策划，她说从网络上读到不少我写的文章，看到我9．11死里逃生的经历，’和这。事件对我人生观带来的改变；特别是得知我根据自己闯荡北美十五六年来的人生经历，写出了纪实小说《闯荡北美》及准备搬上荧幕。说他们节目想在今年9．1-l五周年纪念日之前对我做一个专访，邀请我到北京的演播现场做客。

我在纽约，尽管我今年的假期没休完，还剩十五天，可真是不凑巧，八月底我所在的银行证券部刚通过一个立项，开发一个全球规模的证券分析交易新系统，这个大项目九月份就要上马，我作为该项目的骨干人员，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繁重，在这个节骨眼儿是跑不开的。因此我回了封电邮，将我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对白杉细述，对不能如愿表示遗憾!并告诉她，正好美国中文电视台前两天拍了个对我采访的短片，建议她借用这个短片制作这期节目。

第二天，她的电邮又来了，说我的建议很好，不过因为采访的视角以及节目形态不同，他们还是决定对我进行一次专访，他们可以用电话连线、卫星传送的方法实现北京和纽约之间的对话：就是让主持人在北京的演播室通过电话与我进行访谈，在纽约方面，、他们联系央视驻美国记者站的首席记者屈小平对我进行同步拍摄。那就只需我请一天假了。节目做完后我才得知，这个方法对我来说是简便了，可是却让他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与金钱，我出现于荧幕前的短短的二十分钟，幕后的工作量却大得惊人，从中体会到一档成功的节目背后，凝聚的是电视从业人员的汗水和辛劳。

就先说节目策划白杉吧。她先是制定录制方案。考虑到我在9．11死里逃生这样的题材，属伤感叙事型，即软性的题材，由女主持人来做比较合适，决定由董倩来主持。而我正好在前几天看了她那期《歌唱演员丛飞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对她也并不陌生。最后，由我、主持人董倩和中科院的国际问题专家殷罡老师出现在观众朋友面前的一问一答，就是最终的定稿。

白杉还要将录制好的节目，剪辑、配音乐、录话外音等等。直到临播出的当天中午，白杉还打电话向我确定了几个小细节，那已是我这儿的纽约时间半夜十二点多了。纽约和北京时差12个小时，上班时，我只有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才能对外通电话，这就是北京的半夜；而我只能到下班后回到家里才能进入“私人”的电子邮箱及用MsN和白杉对话。为了配合我，她几乎一周日夜颠倒。

到了录制演播室的时候，这个过程，也是我在纽约由屈小平录像的过程，是我们这里上午十点，却是北京时间晚上的十点。事后据白杉对我说，那天我们的节目是董倩录制的第三场演播室了。她下午录了《东方时空》，晚上20：00到22：00录的是《新闻会客厅》的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一期节目，而22：00到24：00则是录我们这一期节目。起初白杉在和她打电话的时候，还担心她会吃不消，董倩说：“习惯了，一点事都没有。”在录制演播室前，因为我们是连线，设备调了半个多小时，董倩一直在休息室先与殷罡老师和电话这头的我聊天，一点怨言都没有。到最后节目录制完，已经是晚上的十二点多了，那还是在相当顺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董倩和殷老师是在北京时间晚上零点之后才回的家，而他们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他们的敬业和谦和让人印象深刻。

在美国中文电视台的演播室墙上，挂着江泽民和李鹏访问美国时给他们提的字。在纽约录像之前，他们一个工作人员和我开玩笑说：“知道吗?你坐的这张椅子，是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接受我们‘中文电视’采访时，曾经坐过的。”他原意是想让我放松放松，不料我听了之后便更紧张了，在刚开始录制时，连说一声：“董倩你好，殷罡老师你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声音在嗓门里颤了好几颤，才发出来。大概是因为激动吧，感觉上仿佛回到了祖国。毕竟又是整整四年没有回去过了，小小的演播室，仿佛变成了我传递思乡情绪的平台。俗语：近乡情怯啊!

节目录得很顺利，我这方面是二次通过，除了一开始稍稍的紧张外，不一会儿就平静了下来。第二天下班回家我收到了屈小平的电邮，他让我放心，说他看了录制效果，很好，很到位，已经用卫星传送到了央视。后来白杉才告诉我，单单把录像素材从美国传送到北京，就花了两个多小时!而且传送过来时候正是北京的半夜。

从这个节目中最受益的，是我在国内的亲人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的亲人们通过这套节目，见到了久违了四年的我。可能他们还不知道，9月11日晚上十点正，当他们在电视荧屏上，看着我回忆逃生经过的时候，这边纽约的电视屏幕里，却在念着那天突然逝去的一个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每到这一天，我太太小玲的心情是最复杂的，她一方面庆幸我的幸运，也庆幸她自己的幸运，同时又为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而伤心落泪。就差那么两三分钟，平常人毫不在意的两三分钟(我母亲昨晚来信说的)，小玲和那些受难者的家属们，下半辈子的生活就有天差地远的区别。要不是我们幸运，她就将同那些读着亲人名字的家属们，站在一条行列里了。可面对那么多不幸的人，她又为自己暗自的庆幸感到愧疚，她觉得她不该庆幸。这样的情绪常常地困扰她，这也是9．11对她的直接影响。

我在节目接近尾声时说道，能健康地活着就是幸福!因为9．11事件后，我的很多朋友们都对我说，你将来一定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我觉得“不死”的本身就已经是福，不敢再奢望有后福，只求能健康。相信丛飞要是还活着，一定还在做他喜欢做的事，帮助他喜欢帮助的人，所以我觉得健康地活着就是幸福!没有这个前提，其他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

希望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健康快乐地活着!谢谢中国中央电视台给了我这样好的一次机会，说出了我重获新生后最想说的话!

                        2006年9月12日

活着，就是好的。这是我采访完陈思进以后最深刻的感受。当一个人经历过了生死的挣扎之后，什么样平淡甚至乏味的生活不能够甘之如饴呢?看看别人，也能想想自己。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董倩

9.11事件的影响是历史性的。从死神的羽翼下冲出来的陈思进，尽管身体毫发无损，但对心灵的震撼却是一生的。《闯荡北美》是作者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生、重新梳理未来的呕心沥血之作。

                 ——文学评论家、作家 沈敏特

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国留学生的遭际和心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反映了五洲四海的变迁。《闯荡北美》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记述了一个新时代的“牧马人”、一个无依无傍的中国青年，闯入华尔街主流社会的不同寻常的奋斗历程。

                     ——旅美作家 庞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