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本书，第一印象是，作者都属“幸运儿”，大大得益于新时期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故谈及“1977”时，感恩多而反省少。知恩图报是好品格，所谓“吃水不忘掘井人”。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这完全赞成；尤其是在“两个凡是”甚嚣尘上的时候，能当机立断，借恢复高考制度，得人才也得民心，不愧为大手笔。但如果不局限于具体人事，从制度层面考量，你会发现，此举只是“回归常识”——用整整10年的时间，拐了个大弯，回到原先的轨道。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所谓的“十年浩劫”，其起点与终点，竟然都是从“大学”打开缺口。教育体制的变更，成了政治家鏖战的疆场，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一种悲哀。作为受益者，谈论“恢复高考”时，很容易感情用事，越说越神奇，越说越伟大，忽略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

任何特殊年份的“分量”，都是靠当事人(及后来者)不断的“回味”与“反思”，才逐渐在历史书写中站住脚，并为后世所“体认”与“记忆”的。在这个意义上，77级大学生借入学30周年这一契机，追忆那个红红火火的大转折年代，完全可以理解。匆匆赶路者，无暇顾及路边的闲花野草；30年过去了，当初幸运地跨过高考门槛的年轻人，如今大都功成名就，确实是到了“讲故事”的时候了。更何况，这些故事还有个冠冕堂皇的“总题目”，那就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行”。

对于如此“阳光灿烂的日子”之追忆，当然有其历史及审美的价值；但请记得，当年的报考人数为570万，跨过这道门槛的仅27万，录取率为4.7％。也就是说，每一个“成功者”背后，都有20个落选者。你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考不上大学不要紧，照样可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这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随着国家政策的急转弯，那些没能在随后几年中通过各种考试转换身份的老知青，很容易被甩出高速运行的“时代列车”，成为改革开放的“牺牲品”。对于他们来说，“1977”所代表的，很可能是“永远的痛”。

引子

序言

那是我生活的转折点

跳上讲台烤试卷

未圆的大学梦

高考日记

通过最后一道窄门

准忘1977

一个生产队长的高考岁月回眸

一篇作文从地到天

“书香门第”在那一年延续

上大学的回忆

1977的运算

我的走读生活

第二次启航

同也不同，学也不学

一次美好生活的诱引

大学：灵魂的甦生

永远有梦

岁月如歌因有梦

77级的人

终于开启的门

77级的第一个圣诞节

1977：独特但并非一个人的故事

高考原动力

大学与文学

1977：我生命旅途的新起点

带书旅行的年代

难以尘封的记忆

1977年的一吻

曾经1977

不信春风唤不回

机遇、希望与感恩

1977：穿过的曲折

邓小平是抓走我的龙

情系丹崖山

千尺井下大学梦

改变命运的时刻

故乡的雨与母亲的爱

灿烂的日子飘着雪花

一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爱笑的女孩

我30岁之前的履历极其标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经历“文化大革命”、下乡当知青、招工回城当工人，完全在国家这部大机器的皮带上运行，堪为这一代人的样板；但1977年参加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之后恢复的高考和进入大学，使我的生活、命运与以前各阶段的大多数同伴分道扬镳。1977，这是一个神奇的年份，一个值得回味和反思的年份。

我有一个大学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预示了中国的命运要发生重大转折，随之而来的，是几乎所有中国人命运的转折。

我内心最大的期望，就是还能上大学，但我不敢对任何人表示这个希望，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完全没有可能实现的梦想。

“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到第10个年头，大学停办多年，后来虽然有所恢复，但入学条件是政治第一，实行的是选拔“工农兵学员”，对我来说，不论从家庭出身(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条件)，还是现实状况——比如是不是党、团员，以及与领导的关系等等看，想上大学都是异想天开。另一个令人丧气的条件是年龄，我已经29岁，在当时看来，早已过了学习的阶段。我有个亲戚在大学当系主任，他在几年前就极其肯定地说，以我的年龄，上大学想也不用想!

1976年，我在成都轴承厂锻工车间当工人已经有五年了。一大批知青进厂，我被分到最累、最脏、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锻工车间，可见在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政治条件下我的身价；但因为我的工作表现和高中三年级的学历，我从1975年左右多半在车间办公室协助技术员和统计员工作——这种工作表现和文化基础照道理应该是选拔进大学的有利条件，但实际上根本不做数。虽然车间党支部书记私下里跟我说过，一有机会就为我办手续，从工人转到干部系列，但在1976年接近年底宣布通过考试招考大学生时，我还是把这当成天赐良机一样去报名，准备拼命一搏。我的书记很不以为然，确实，人们还远远没有从“文革”中宣传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中走出，这句话在很多人那里等于“当工人高于一切”。许多和我年龄、学历等情况差不多的人没有勇敢地去抓住这个机会，原因有经济、家庭等诸多方面——工龄短的人上大学不带薪，孩子需要人照管，也有惧怕“政审条件”的恐惧心理，但最根本的，是他们没有深切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中国即将走上另一条道路，一切有上进心的人，也应该给自己规划另一条路。在若干年之后，会听到他们表示出来的后悔之情。

我从小把上大学看成一件神圣的事，我父亲毕业于武昌师大，1925年就读于巴黎大学文学院，1927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经历、见识对我有很大影响。但1966年高中毕业前夕，我曾向班主任提出，我要放弃考大学的机会，申请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为贫下中农服务。这是因为上世纪60年代的“阶级斗争教育”、“革命接班人教育”一度完全改变了我的观点，使我认为上大学不如“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或“在农村的艰苦环境战天斗地”光荣。

“文革”中我一度极其盲目和狂热，但随之而来的是觉醒和深刻的反思，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喧嚣声中，面对考试交白卷成为英雄的事例，我回归到了少年时的信念，我自学英语、德语、日语、高等数学、化学和哲学，我深切地认为，“文革”的罪过之一，是剥夺了青年继续学习的权利。我坚持自学，这既是自己的爱好，也是抗拒愚民政策和蒙昧时代以拯救自我的方式。

我的自学是艰苦和卓有成效的，越是自学，越是感到不足，对于上大学，一直“贼心不死”，虽然也明知无望。

好梦难圆，好事多磨

从1976年金秋时的“第二次解放”起，将近一年之内，我的希望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熄灭。虽然毛泽东已经逝世，“四人帮”已经覆灭，但至少在半年左右，人们听到的调子仍然和“文革”时相差无几，什么“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学好文件抓住纲”之类不绝于耳，而所谓“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难道我们的一生一世，真要被倒错和不幸的时代耽误?

1977年3月时，我已年届30，妻子的预产期在年底，看来这一辈子无望了。为什么“四人帮”垮台这么晚，为什么春天姍姗来迟?

到了1977年的夏季，邓小平再一次复出，科教座谈会召开，希望的火苗又开始闪烁。6月底教育部提出改变以选拔和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通过考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个办法实际上是把“老三届”排除在外，让我们成为“文革”的牺牲品。我和妻子得知这个情况时，心情悲愤不已，我们觉得这不公平，这个办法对培养人才不利，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利。我们连夜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希望，并寄给物理学家杨澄中，请求他转交。我们并不认识这位科学家，只是天天看报纸，感到他的发言思想很开放，对于“文革”破坏教育、科技、文化的后果认识非常深切。

虽然我们的呼吁信很可能没有送达邓小平手里，但最后国家的政策确实如我们所愿，我们获得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备考期间我是踌躇满志的，当众多考生或家长花很多时间想找比较正规的中学教材而不可得时，我却翻出了自己保存完好、一本不缺的全套中学各科课本，不但自己用，还可以借给别人用。因为以前在中学时就是好学生，而且十余年一直没有丢下书本，所以复习和准备考试感到很轻松。在考场上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比如政治考题之一是解释“先验论”，我从柏拉图谈到康德，再按照要求批判林彪的唯心论，我想，判卷的老师也未见得知道得比我多。

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我在“解放”和“春天”的颂歌中忘记了历史和现实。这次我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抛弃和嘲弄了我，我落榜了!原因很简单(我其实早就应该预料到)：这次高考录取采用的是历来的政审标准。我感到无地自容、羞于见人，因为我在当地同龄人的圈子中是有一定名声和受人关注的。我回到锻炉和大气锤旁边，卖力地干活，在人们面前装得若无其事。P3-5

近些年，因谈论改革开放的成绩、怀想邓小平的功业、报道82届大学生(77、78)届)级)的返校等，事件本身——1977年冬天，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了70年的高考——透明度极高，可谓家喻户晓。体现在书刊中，便是该说的都说了，几近“题无剩义”。好在此事件既代表着新时代的到来，也牵涉到一大批年轻人的命运，因此，宏大的历史叙事，一转就成了琐细而温馨的私人记忆。

没错，1977年的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听闵维方说到“每当回想起1977，我总是百感交集；每当谈起1977，我总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或者听刘学红提及“没想到，30年前那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高考，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还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如此多的特殊印记，以至于成为我一生都难以摆脱的一种情结”(引文均见本书，下同)，你很容易体会到，事隔多年，这些“老学生”对那个特殊年份的一往情深。那是他们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没有这个“一阳初始”、“万象回春”，也就没有日后应接不暇的鲜花与掌声。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这一代人来说，“1977”这个年份，确实具有永恒的意义。

问题在于，哪代人没有自己的油盐酱醋、喜怒哀乐，为何本书的当事人，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讲述自己那些平凡的往事?须知，在一个流行“颠覆”、怀疑“崇高”的时代，此举很容易被解读为“过度自恋”。不过，读者也可能放77级大学生一马，通达地看待他们的“怀旧”。原因是，就在“1977”这个节骨眼上，国家命运与个体经验高度重合，读者不妨小中见大，借此体会30年前的斗转星移：“30年过去了，再次回望1977年的高考，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是国家后来一系列变革的开端，而这样的标志和开端，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走过1977年高考的人。”(张维迎)在“大时代”的波涛汹涌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叙事策略。更何况，对于77级大学生来说，这种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你想摆脱都摆脱不掉。对此，杨国荣有清醒的认识：“77级学生的取向、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渐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它不仅体现于四年的大学阶段，而且延续至后；即使在具有休闲性质的生活中，仍不难注意到这种影响。”

就像跳舞一样，只要合上了节拍，你怎么扭都行；反之，则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今日中国，谈论1977年的恢复高考，是一件“合上了节拍”的雅事。除了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还有“30年”这必要的时间长度，再加上当事人如今大都成了社会中坚，使得这一回的“追忆逝水年华”，基本上是雨霁波平，碧空如洗。比起“反右”运动50周年，或全面抗战爆发70周年，“恢复高考”这个话题，明显显得平静、温柔、雅致多了。既没必要左躲右闪，也不存在什么地雷，尽可高歌猛进。

可也正因为是“一马平川”，大家的意见差不多，这文章反而很不好做。我认同南帆的看法——“30年的光阴却让我更加真实地掂量出这场考试的分量”，我也赞成徐友渔的意见——“1977，这是一个神奇的年份，一个值得回味和反思的年份”；问题在于，如此文章体式，如此书籍篇幅，能否很好地体现“这场考试的分量”，以及如何落实当事人对于历史事件的“回味和反思”?

任何特殊年份的“分量”，都是靠当事人(及后来者)不断的“回味”与“反思”，才逐渐在历史书写中站住脚，并为后世所“体认”与“记忆”的。在这个意义上，77级大学生借入学30周年这一契机，追忆那个红红火火的大转折年代，完全可以理解。匆匆赶路者，无暇顾及路边的闲花野草；30年过去了，当初幸运地跨过高考门槛的年轻人，如今大都功成名就，确实是到了“讲故事”的时候了。更何况，这些故事还有个冠冕堂皇的“总题目”，那就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行”。  对于如此“阳光灿烂的日子”之追忆，当然有其历史及审美的价值；但请记得，当年的报考人数为570万，跨过这道门槛的仅27万，录取率为4.7％。也就是说，每一个“成功者”背后，都有20个落选者。你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考不上大学不要紧，照样可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这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随着国家政策的急转弯，那些没能在随后几年中通过各种考试转换身份的老知青，很容易被甩出高速运行的“时代列车”，成为改革开放的“牺牲品”。对于他们来说，“1977”所代表的，很可能是“永远的痛”。

我相信，当年很多考生都像韩少功那样：“对于那次高考能否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我一开始十分怀疑。”因为，此前也有过考试，可“交白卷”的成了英雄，得满分的则很可能政审不合格。半信半疑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考场；看透世情的，则干脆撒手而去。事后证明，这一回的高考，录取时确实主要看成绩；可“家庭出身不好”、父辈“有历史问题”，或年龄偏大等，仍然卡住了不少成绩很好的考生。对于他们来说，1977年“并不是一味的光辉灿烂，挫折、阴影和教训也不罕见”。像陈晓明之没能进入好大学，或者像夏晓虹之作为“走读生”被录取，日后还能凭借自身努力“翻身得解放”。至于那些高考落败(或不屑参与)者，他(她)们根本无缘大学校园．能认可本书的标题吗?

“说起那永远难忘的1977，说起我那至今未圆的大学梦，心中却像打碎了五味瓶，苦辣酸甜咸一起在上下翻腾，真有一种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感受。”董国和的这篇《未圆的大学梦》，因与本书原先设定的宗旨不合，险些被删去；是我再三坚持，方才保留下来的。之所以极力主张“破例”，是想表达这么一种意念：恢复高考的意义，主要指向国家的否极泰来，而不是个人的得失成败。不这么看，谈“永远的1977”，既遗漏了“本是同根生”的78、79级同学，也可能“开罪”那些因各种原因而没能进入大学校园者。

本书的作者，尽管境遇和立场不太一样，但基本部是“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昔。这就决定了其叙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说全书弥漫着某种“成功人士”的“踌躇满志”，不算太刻薄。可这主要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文体的特性决定的——30年后“追忆逝水年华”，很容易就走到这一步。那些“落魄江湖”的，或不愿参与其事，或因文章不合对宜而被淘汰，留下来的，必定偏于“春光明媚”。就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开随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相对于落败者的“五味杂陈”，获胜时的欢愉反而显得大同小异。并非嘲笑作者“词不达意”，而是因为，此类追忆文章，大框架已定，若无机密可言，唯一的制胜法宝是“细节”——那些琐琐碎碎的故事，远比作者高瞻远瞩的“宏论”更受欢迎。虽是过来人，我对于考试的具体进程，包括第一天考什么，第二天又考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更不要说具体的考试题目了。因此，阅读同代人那些巨细靡遗的“追忆”，包括王泉根、沈益兵等人的“高考日记”，确实饶有兴味。

比起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之欢呼雀跃，入学后发生的故事，更值得今人仔细品味。当年的大学校园，百废待举，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并非总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作者们对于大学生活的描述，虽稍嫌理想化了些；但借助他(她)们的追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大学(夏晓虹)、四川大学(罗志田、王岳川)、吉林大学(王小疵)、华南师范学院(李行远)、四川师范学院(吕澎)、南京艺术学院(丁方)、哈尔滨师范学院(杨书澜)等大学的校园生活，还是得到了精彩的呈现。这些支离破碎但异彩纷呈的“片断”，对于今人之进入历史，理解那个尚不算太遥远的年代，还是颇有帮助的。这一效果，可能出乎此书编者的意料之外。

翻阅本书，第一印象是，作者都属“幸运儿”，大大得益于新时期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故谈及“1977”时，感恩多而反省少。知恩图报是好品格，所谓“吃水不忘掘井人”。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这我完全赞成；尤其是在“两个凡是”甚嚣尘上的时候，能当机立断，借恢复高考制度，得人才也得民心，不愧为大手笔。但如果不局限于具体人事，从制度层面考量，你会发现，此举只是“回归常识”——用整整10年的时间，拐了个大弯，回到原先的轨道。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所谓的“十年浩劫”，其起点与终点，竟然都是从“大学”打开缺口。教育体制的变更，成了政治家鏖战的疆场，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一种悲哀。作为受益者，谈论“恢复高考”时，很容易感情用事，越说越神奇，越说越伟大，忽略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

当然，这与本书原先设定的目标有关——对于30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是“追怀”，而不是“辨析”。因此，本书的趣味，更接近的是“文学”，而非“历史学”或“教育学”。这点，单看题目就一目了然。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本书的作者，以作家和人文学者为主。36位作者(扣除没考上的董君)中，学中文(含新闻)的比例最高，占21席；学历史的次之，有4位；接下来是，学政教的2，学哲学、教育、经济学、工艺美术各1。大学阶段学理科的，只有区区5人；而这“五君子”中，或从数学转哲学(徐友渔)，或从医疗转社会学(周晓虹)，或从物理转律师(夏廷康)，或从农业转经济师(林坚)，真正“从一而终”——当初学物理、现在仍是物理学教授的，只有一位(邱建伟)。不用说，这一作者构成，势必影响本书的观察角度与写作策略。

对于往事，“说”是一种权力，“不说”也是一种权力——有时甚至是更大的权力。拒绝“追忆”，可能是因为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可能是为了某种更高利益而刻意保持沉默。面对“1977”这样的话题，在那里絮絮叨叨的，主要是文坛和学界；至于更有力量的政界、军界、商界，基本上都不开口。而对于最近30年中国的巨大变革，后者无疑更有发言权。可惜的是，他们或无暇、或不屑参与此等文字书写。在这个意义上，“1977”的价值，是否真的“永远”，还有待观察。假如真正得益/得意的人“不说”，而“沉默的大多数”又找不到表达的机会，你怎么判断本书所讲述的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

如此挑剔，纯属苛求，有谁能承担“全面评述”某一历史事件的重任?正是因为意识到面对“1977”，不同阶层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响，我才更多地从侧面及反面立论，预测本书可能面临的质疑。不用读文章，单看书名，你都能想象到，激进的会讥笑你“怀旧”，冷静的定嘲讽你“滥情”，温和的则感叹“生不逢时”。而我则更关注文章的写法——几乎从拜读“征文启事”那一刻起，我就在揣摩可能遇见什么样的文章，是夹叙夹议的“追怀”，还是捶胸顿足的“感叹”?依我浅见，此类命题作文，天地太窄，没办法像孙猴子那样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故与其作为“锦绣文章”、还不如作为“文化史料”来阅读、品鉴，借此理解一个消逝了的时代以及一代人的思想感情。

同是77级，我深知我们这代人的长与短，包括内心深处的“柔软”，以及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正因此，我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学会站在前一代或下一代的立场，多角度地看待自己那未必“真的很精彩”的人生。15年前，也就是大学毕业10周年，我竟鬼使神差，写下一则短文，题目就叫《永远的“高考作文”》(《暸望》38期，1992年9月21日)；不过，那个“永远”并非春风得意，而是自我调侃。五年前，回母校参加毕业20周年聚会，接受记者采访时，我再三强调，“77、78级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神奇’”，这代人的“成功”，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参见郭滨：《中大学生、北大教授陈平原谈77、78级现象：我们的苦与乐》，《南方日报》2002年5月5日)。这个思路，至今没有动摇——我不希望世人过高估计77、78级大学生的成就。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戴着高帽过日子，不好受。

谢绝为变幻莫测的“1977”撰写个人记忆，转而阅读、欣赏同代人的文章，我更想借助这一视角的调整，站在史家的立场，来理解、诠释那个特殊的年代。

2007年4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附言：此序文完成后，出版社方面又陆续添加了《机遇、希望与感恩》、《曾经1977》、《通过最后一道窄门》等三篇文章。

“每当回想起1977，我总是百感交集；每当谈起1977，我总有说不完的干言万语。”

——闵维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对于那次高考能否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我一开始十分怀疑。”

——韩少功(当代著名作家)

“谢绝为变幻莫测的‘1977’撰写个人记忆，转而阅读、欣赏同代人的文章，我更想借助这一视角的调整，站在史家的立场，来理解、诠释那个特殊的年代。”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所谓的‘77级’，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像囚徒一样排队，等待一勺玉米面粥，每个周六的中午踢着食堂的大门，敲着饭碗，等待那两只让人一闻到味儿，就失明失聪失去全部仪态的肉包子。”

——王小妮(当代著名作家)

“多年以后，我才悟到：我追梦的年代，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走向振兴的年代。我的大学梦，代表的正是一代中国青年不甘沉沦和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实践。”

——夏廷康(律师、美国美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坐在机舱里，我想起了1977年高考的情景，想起了那阴阴的天，那考场所在的中学校舍，那个在角落里的稻草铺，考试前的兴奋和考试后的沮丧，想起了打开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和双手的颤抖。”

——邱建伟(美国爱荷华大学物理学教授)

“没想到，30年前那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高考，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还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如此多的特殊印记，以至于成为我一生都难以摆脱的一种情结。”

——刘学红(“中青在线”总经理)

“我想其实还不仅是我们这些个人的命运在那个冬天完全改变了，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包括恢复高考在内的一系列制度的实施，科学和掌握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重新得到了重视，我想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

——田刚(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

“30年过去了，再次回望1977年的高考，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是国家后来一系列变革的开端，而这样的标志和开端，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走过1977年高考的人。”

——张维迎(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