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会仰望的人有福了。因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有那样高远而灿烂的一点，可以使他得到最大的休憩与安慰；有那样恒久而温暖的一点，可以使他获得一种强有力的信念，可以借着这一点，明了放弃与坚守，学会赞美与鄙弃。有了仰望，他才会清楚，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值得向往的。他才会不顾这个世界的诱惑，坚定地站在磐石上，注视应该注视的东西。

学会仰望，才能知道感恩；学会仰望，才会品味苦难；学会仰望，才会得到幸福，获得内心的安详与澄静。学会仰望，才能直立着生活。

这是作者在这本小册子前想说的话。

《燕园夜札——仰望便是幸福》是《燕园拾尘——北大十年的成长感悟》(2001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的姊妹篇，收入青年学者王曙光近年来撰写的文化散文21篇。文集分上下两篇，上篇“生命、艺术与信仰”涉及诸多广阔、凝重而严肃的命题，无论是谈论爱情与生命的《论爱六札》与《生死之歌》，还是探讨艺术与信仰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与《仰望的眼睛与心灵》，都是用庄严肃穆的笔调，阐发作者对于艺术与生命的严肃思考与独特体验。下篇“大学，人文与学术”则以深远的人文视角审视大学教育的内在精神，以学者的良知探寻学术的终极依归与人文关怀。在《人格·人际·人文》、《教然后知困》、《论学者、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论大学教育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等文章中，作者系谱阐述了对于大学人文教育的基本观点，而在《只有真理是我们的北斗星》、《经济学家、社会责任与草根阶层》、《幸福的经济学和不幸福的经济学》等篇什中，作者试图藉着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思考来表达对一般学术的终极意义的追问。全书文笔流畅，情感真挚，思虑深沉，展现出作者对生命与信仰、大学与学术的深切感悟与真诚瞩望。

自序

上篇　生命·艺术与信仰

　泪与笑的边缘——论爱六札

　生死之歌——献给逝去的友人

　麦田里的守望者——关于梵高的札记

　“在无垠的大地的庄严的静寂之中”——关于俄罗斯艺术的随想

　温柔的狂想——芝加哥美术馆素描

　痛苦与超脱：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读画笔记四则

　仰望的眼睛与心灵——杨飞云、芃芃绘画阅读札记

　青春的颠覆与爱情的解构——读《湿润的眼睛》的散记

　生命与死亡的听课笔记——读《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的札记

　蜗庐纪事——我的书房小史

　太阳底下大声唱歌的小树——附道道语录七章

　倾听孩子——对道道妈妈的访谈

下篇　大学·人文与学术

　人格·人际·人文——大学杂谈之一

　“教然后知困”——大学杂谈之二

　论学者、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大学杂谈之三

　大学教育的理性与人本主义——大学杂谈之四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贺母校莱州一中百年校庆

 只有真理是我们的北斗星——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社会责任与草根阶层——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自传《穷人的银行家》

 经济学的柒柒捌捌——一个另类经济学者的主流观点

 幸福的经济学和不幸福的经济学——经济学家对幸福的理解

后记

(二)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与我一同哭泣

爱情在很多人的眼里是一种矛盾的东西，他们容易在爱情问题上陷入极端：要么将爱情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专一不二的情感，在这种爱情里，男女双方互相厮守着，以忠诚亲密的行为相互依赖，相互抚慰各自心灵上的恐慌和寂寞；要么则视爱情为一种枷锁，他们在爱情里面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羁束，爱情的专一性和独占性妨碍了他们的自由选择。于是，爱情作为一种情感的价值就同自由这个范畴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广为传诵的裴多菲的名句，被中国式的翻译损害了他的原意，实际上，裴多菲的诗句是阐述爱情与自由的价值次序的最生动的作品：“我要的只是——爱情和自由／我愿意用生命／去换取爱情／而为了自由／爱情又何足惜。”在裴多菲的观念里，生命的价值在于追求爱情与自由；然而当自由与爱情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对自由的渴望最终会压倒对爱情的需求。不过，裴多菲的诗句又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似乎爱情与自由存在着天然的对立，而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又总是优先于爱情这种情感需要。

爱情是锁链吗？这个比喻是似是而非的：要回答是，则古往今来的无数人类去追求一种令人感到窒息与羁绊的锁链这种行为，纯粹是一种无法得到逻辑解释的荒谬举动；要回答否，则对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无数被爱情所奴役与压迫的心灵而言，简直是难以接受的答案。所以钱钟书先生将爱情(以及与爱情相联系的婚姻)比喻为一个“围城”，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毫不例外地被这种“围城情结”所困扰：围城外的那些未尝试过爱情的甘苦滋味的人拼命要进入围城，而那些饱经爱情甘苦滋味的过来人却要冲出围城，但即使是那些暂时想逃出围城的人，在短暂的徘徊之后，又会“好了伤疤忘了疼”，欣欣然又折回围城。

对爱情的理解逃避不了对自由的理解。在爱情没有到来之前，自由是一种心灵的无所依傍的状态，爱作为一种情感还缺乏确定的对象来施予，此时的自由状态对于爱而言，恰是不能自由地实践爱，恰是不能将自己的爱情自由地灌注到一个倾心的他(她)者。此时的自由乃是一种无寄托的自由，其实质是心灵的不自由，即不能自由地实现爱的意志和渴望。所以这种自由，虽则漫无羁束，但对于一颗渴望爱情的心灵而言，却是毫无快意可言，这种自由只能带来无边的空虚和寂寥。而爱情恰恰是通过让渡一部分所谓的自由来换取两个人在心灵上的更高意义上的自由。当两个心灵彼此以一种庄严的心照不宣的承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先前的那种无所寄托的漂浮着的“自由”状态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神圣的责任感和虔诚的奉献精神所看护的看似“不自由”的状态，而恰恰是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却给予我们以实践爱情的机会，让我们在爱情这种伟大的情感里面重新获得“爱”的自由。

而爱情是必然要求自由并应该使人获得自由的。假如一个人在爱情里失去了自由，感到一种被奴役和压抑的痛苦，那么在他的心目中，爱情的天地就必然逐渐黯淡无光。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罗普霍夫对薇拉说：“爱一个人就是希望他幸福。可是没有自由便没有幸福。你不愿束缚我，我也不愿束缚你。如果你因为我而受到束缚，你就会使我感到痛苦。”因此，爱情的要旨是要使自己所爱的人感到在自己的爱情里面获得了自由，使他(她)在自己的爱情里感到呼吸顺畅，自由自在。给予对方以自由，就是给对方以人格上的尊重，并确信在这种自由里，你们的爱情会更加茂盛和茁壮。爱情是对自我心灵的解放而不是束缚，同样地，爱情也是对你所爱的人的心灵的解放而非束缚，爱情使一个人在对方的眼睛里发现了被湮没的自我，并将这种自我清晰而自由地释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企图通过限制对方的自由以博得对方的爱情的人，是再荒谬不过的了。限制对方的自由本身，就是限制了对方获得幸福的自由，因而也就同时毁灭了自己获得幸福的自由。事实上，许多人以专一为借口而实行的情感上的专制主义，成为许多爱情悲剧的根源之一。  “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与我一同哭泣，就值得我为生命而受苦。”这是罗曼·罗兰的名言。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忠实，相反，在爱情的自由里，包含着一种郑重的以相互信赖和忠实为根基的承诺。自由是忠实的见证者，因为人们从两个彼此给予最大自由和尊重的男女心灵中看到了彼此忠诚的承诺和巨大信任；忠实是自由的保护者，只有彼此的坚贞与忠诚，才能保护彼此给予的宝贵的自由，使这种自由得以在神圣的名义下使用而不是滥用。试图束缚对方的人不知道自由的可贵，而那些在自由的名义下滥用自由和放纵的人则是亵渎了自由的神圣含义。P6-8

一、学者：更为浩瀚的精神关怀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总是觉得很惭愧。朋友往往误以为我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每天伏案疾书，稍有灵感便奋笔作文。实际情形完全相反。我的写作是相当随意的，完全没有计划，我也相当慵懒，完全没有什么野心要成为名垂青史的作家。我从来没有自称为作家，也警惕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这倒不是什么谦虚，因为这种美德我历来缺乏。我觉得，一个学者，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如果在他的生命历程里，竟然从未对生命有一种严肃的、深入的、形而上的感悟，那他就辜负了作为一个学者的使命。

学者并不是一种沉浸并陷溺于自己的学术领域而自闭的专业动物。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今天，很多学者成为专业的俘虏，沦落为一种“单向度的人”。他们陷于狭窄的专业不能自拔，除了自己的专业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再去关切什么。并且在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会怀着一种奇怪的心理嘲笑那些超越专业从而有着更广阔的关怀的学者。在他们看来，一个学者，就应该终生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而不应该不务正业去思考其他领域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种心无旁骛的专业精神，倒是一种自我封闭画地为牢的“工匠意识”。一个工匠是不会有什么广阔的关怀的。

遗憾的是，这个世界的学术制度和时代潮流鼓励更多的“工匠意识”，而不鼓励有着更为深远、更为浩瀚的人文关怀的真正的“学者精神”。所以，很多人认为，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知识分子”，而只有“知道分子”。“知识分子”是那种有着广阔人文关切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有着深刻而精湛的研究，取得令本领域同行尊重的学术成就；同时，他们的目光还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瞻望那些更为深沉、更为宽广、更为本真的生命课题。

我的朋友、作家王开岭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大师级的劳动者那里，无论哲学家、作家还是艺术家、科学家，你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的生命关怀力、精神能量大得惊人！……他们的精神世界之浩瀚、视野之辽阔、生命行为之丰富、人格之璀璨……与其艺术业绩和专业成就是成正比的。”与此相反，那些“单向度的专家”，他们的生命是那么干枯、他们的灵魂是那么单调，他们满足于工匠般的专业成就，却放弃了更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精神追索。

我常常警惕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自溺自闭的“工匠式”的专家。专业领域内的研究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固然重要，但是那些仅仅萎缩于专业的学者必定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学者。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知道分子”，但他的灵魂依然是干瘪的，他的灵魂向度依然是单极的。他并没有充分地拓展他的生命力，这也必定影响到他的专业成就的高度。

二、写作者：“修辞立其诚”

我的写作也是基于以上的理念。在写作上，我从来不逼迫自己，也不刻意追求数量。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完全是以一种业余的、从容的、悠然自得的情绪来写作的。因为我没有什么抱负和野心，所以我的写作心态平和而纯净。我完全没有从写作中获取名声与衣食的欲望，在很多时候，我甚至避免使熟悉的同事、学生和朋友知道我在进行专业领域之外的创作。因此，我写的每一个字，必定是我经过内心严肃的反省而发出的肺腑之言，我憎恶文字上的欺骗、造作和无病呻吟。从写作的姿态而言，我又是极端专业的：我对我写的每一个字负有庄严的责任。“修辞立其诚”是我一贯的写作信念。

自从2001年出版《燕园拾尘：北大十年的成长感悟》(2006年第二版)之后，除了2003年出了一册《明尼苏达书简》以纪念我在美国明城的短暂游学生涯外，整整五年，我没有出版新的随笔集。但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五年下来，检点箱箧，尽管并不多产，可也积攒了三四十篇长短不等的所谓文章。在这本小册子里，我选择了其中的二十几篇。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就像我这样一个天性慵懒、做事随性的人，在繁重的授课与专业研究之余，竟然还是写了这么多“业余”文字，可见我是如何不可救药地“不务正业”了。

这些文章的写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经济学研究的间隙里，我经常阅读一些与专业似乎很遥远的文字，对于艺术、哲学和历史的东西涉猎尤多。我的写作，很多时候得益于我的这些业余的阅读体验。整日流连于罗丹的雕塑、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和梵高的画册之间，涵泳于吴昌硕和齐白石的红绿花鸟、石涛和傅抱石的酣畅泼墨山水和那些庄严优美的秦篆汉隶唐楷，常常在赏心悦目的同时有所感悟。这些感悟，既是艺术和审美上的，也是关乎生命与信仰的。在我看来，艺术与信仰其实是一体的，它们相互印证，相互照耀，相互呈现。一切艺术来源于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和领受，而一切虔诚而谦卑的信仰无不带来生命的从容与焕发，无不有着如同艺术审美一样的欣悦与安慰。

所以在这本小册子的上篇，我选取了一些有关艺术、信仰与生命感悟的十二篇文章。无疑地，这些文字所牵涉的命题都是极为广阔、凝重而严肃的。无论是谈论爱情的《论爱六札》，还是谈论生死的《生死之歌》，无论是讨论西方艺术家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评价中国艺术家的《仰望的眼睛与心灵》，几乎都是用庄严肃穆的笔调，阐发我对于艺术与生命的严肃思考与微薄心得。我一直信从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不经过反省的人生没有价值”，这些关于生命、艺术与信仰的文字，可以算是我对于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沉痛反省的产物。

三、学术：人文主义与人类幸福

粗略算起来，我在北大燕园已经生活了十六个春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燕园已经不仅成为我精神上的故乡，而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无疑，我对这块地方有着深沉的感情。在许多年的读书生涯和许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通过北大观察着人生，通过北大审视着周围的世界。十几年来，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有几个问题总是萦绕于我的心怀：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大学有什么样的特殊使命和特征？什么样的学者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学者应该有怎样的精神境界和社会责任？而且，作为一个学习者，大学生应该在大学里面学习些什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生？

几年以来，我对于大学精神与大学教育、学术的意义、学者的使命与社会责任有了更多的思考。这些思考都是从我作为一个北大的学生以及作为北大的教员的角度而产生的。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对大学教育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理念。我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是人本主义的，应该遵循理性的原则，任何教育目标都应该最终定位于被教育者的全面成长和均衡发展。从学习者的角度而言，一个大学生应该在大学中全面学习人格知识、人际知识和人文知识，应该成为一个心灵世界高尚纯正、人际关系和谐融洽、人文知识广博通汇的人才。大学的学生不应成为心灵干瘪的工匠般的人才，而应该成为具有广阔人文关怀的高层次的人才。而学者，作为大学中的教育者，当然应该也必须成为一个既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又有着深远人文关切的知识者。在《人格·人际·人文》、《教然后知困》、《论学者、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论大学教育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等文章中，我系统地阐述了对于大学教育的一些想法。

而学术的意义，在于人类的幸福。学术绝不是学者在书斋中自我陶醉自我安慰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学者单纯的对知识的发现和求索，而是学者与更广大的人类幸福相联系的桥梁。学术在学者手中，不是博名利的工具，也不是进官阶的阶梯，而是通过学术，关切人类的命运，提升人类的幸福。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更欣赏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不仅是一个能够在书斋里制造经济学模型和专著的专业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以自己的强有力的思想和行动改善人类命运的公众知识分子；他关注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幸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我赞赏这样的经济学家的道义担当的勇气和蕴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忧患情怀。在《只有真理是我们的北斗星》、《经济学家、社会责任与草根阶层》、《经济学的柒柒捌捌》、《幸福的经济学和不幸福的经济学》等文章中，我试图借着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思考来表达我对于一般学术意义的思考。

四、生命：仰望便是幸福

幸福来自于仰望。一个没有仰望的人，一个被尘世的欲望缠绕羁绊的人，难以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仰望使我们忘记了尘世的喧嚣与那些无谓的诱惑。仰望使我们有了生存的勇气，使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生命力量面对苦难与不幸。仰望甚至使我们忘记了自己，而关注和瞻望更辽阔的星空。

一个学会仰望的人有福了。因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有那样高远而灿烂的一点，可以使他得到最大的休憩与安慰；有那样恒久而温暖的一点，可以使他获得一种强有力的信念，可以借着这一点，明了放弃与坚守，学会赞美与鄙弃。有了仰望，他才会清楚，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值得向往的。他才会不顾这个世界的诱惑，坚定地站在磐石上，注视应该注视的东西。

学会仰望，才能知道感恩；学会仰望，才会品味苦难；学会仰望，才会得到幸福，获得内心的安详与澄静。学会仰望，才能直立着生活。

这是我在这本小册子前想说的话。

王曙光

2006年10月30日写于西二旗蜗庐

这是我继《燕园拾尘：北大十年的成长感悟》(2001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明尼苏达书简》(2003年版)之后的第三本随笔集。在沉重的教学和专业研究的间隙，偷闲涂抹一些与经济学相距十万八千里的文字，似乎成为我生活中唯一的“消遣”了。但是，如果话说得庄严些，我未尝不把这些貌似业余的文字看作是我内心世界的更为本真、更为纯粹的一种表达。

这本小册子整理于2006年10月。2007年暑假，偶访东方出版社刘丽华老师，谈到该书的出版问题，得到刘老师的热情支持。多年以来，刘老师一直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尽管我们每年见面不多，但每次在东方出版社那间朴素的办公室闲谈，我都感到一种由衷的愉悦与启发，真有如沐春风之感。这本随笔集的面世，凝结着刘老师的大量细致的劳动，谨致谢意。

感谢我的朋友陈子寒先生多年以来对作者的巨大支持，没有他的慷慨帮助，《拾尘》和《书简》可能到现在还躺在书箧之中，而他作为一个资深的出版人与勤奋的写作者，在创作上所给予我的丰富灵感更不待言。

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王海明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孙英教授多年来对作者学术工作的热情关切与不遗余力的鼓励。这一对20年坚持冬泳的哲学伉俪的远避尘俗专注学术的精神一直是我效仿的榜样。

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杨飞云教授和芃芃老师，他们多次热情邀我参观画展，他们的绘画与艺术理念激发了我很多关于艺术与信仰的思考。他们在艺术上的执著与刻苦更使我由衷的钦佩。我一直很遗憾拙于绘事，欣赏大家画作也未尝不是一种补偿吧。

感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和副院长孙祁祥教授对我的信任，使我有机会参加学院教学经验研讨会和教学评估工作，这些经历，直接催生了这个随笔集里关于大学教育的若干篇章。我的朋友陈莉博士、高秀芹博士、郭勇先生等对作者的写作与本书出版关注尤多，一并致谢。

王曙光

2007年10月8日于西二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