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讨论郭敬明，一般谈到的是他的《小时代》系列，《幻城》等魔幻题材相对较少，有所分析的也往往流于印象式的描述。毕竟，和《小时代》系列的“现实”题材相比，《幻城》《爵迹》等魔幻题材，对于批评家的阅读障碍更大，原来的语词、语法与分析的范式，面对这类作品不得其门而入。

如果说，穿透《小时代》这类现实题材，是要将“上海”还原为“幻城”，破却“小时代”的幻觉，重现“大时代”的真相；那么，穿透《幻城》这类魔幻题材，是要将“幻城”还原为“上海”，破却“幻城”的幻觉，重现上海所代表的真切历史处境（尤其是1990年代至今这个“漫长的1990年代”的真切历史处境）。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走完这个循环，方有可能真实地理解郭敬明，以及更重要的，理解郭敬明所代表的庞大青年群体。抽象地说，只有在本质的层面上讨论郭敬明，在潜意识的层面上讨论郭敬明，而不是在表象的层面上、意识的层面上讨论，才是一种有效的讨论。以往的讨论，比如修辞上的文字是否华丽、有无病句、法律上的作品是否抄袭，都无法真正地解析郭敬明、穿透郭敬明。作为打引号的“郭敬明”，既是1990年代的当代史，又是1990年代的潜意识，而且他还证明了，历史与潜意识果然就是一回事，他称其为“宿命”。郭敬明的“魔力”，就在这里。

且重温《幻城》，该书于2003年1月底上市，一经出版就获得大量好评，所谓文字绮丽华美，故事有着天马行空般的“大幻想”和感动人心的力量，销量十分惊人（2003至今，在文学出版市场上，可以说是“郭敬明时代”，唯一可能抗衡的是韩寒），郭敬明借此成为当下最畅销的作家。

与此同时，网络上却掀起了另一股“抄袭”风波，认为《幻城》涉嫌严重抄袭日本漫画团体CLAMP成名作《圣传》，继而引起了郭敬明粉丝群与批评者之间长达数年的争论，这一场战争还在进行之中。

在笔者看来，《幻城》一书在世界观设定、剧情、人物、对白、主题、风格等各方面和CLAMP“命运三部曲”——包括《圣传》（1989—1996）、《东京巴比伦》（1990—1993）和《x战记》（1992—2002）三部作品——的确存在大量相似之处。换而言之，《幻城》其实更接近于“同人小说”的定义（同人小说，指利用原有的漫画、动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不过，讨论是否“抄袭”，从来不是文学批评的首要目的，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幻城》与“命运三部曲”的同与不同，这种差异性是怎么出现的？仅仅是无意识的改写，还是暴露出深层次的历史的症结？这一切的关键点，就在于无论《幻城》还是“命运三部曲”的核心主题“宿命”——怎样的“漫长的1990年代”，让郭敬明传达出了如此“中国特色”的、被判定为“无法改变”的宿命？这个“宿命”，冥冥般控制一切的“宿命”，到底是什么？

二

回到作品，无论是否可以被称为“抄袭”，《幻城》模仿了CLAMP“命运三部曲”的重要主题“宿命悲剧论”，这一主题在《x战记》和《圣传》中较为突出。比如，《x战记》中，展开了一场赌上地球与人类未来的决战——这结果，将由一个名为神威的少年所决定。神威可以是“代行神之威严者”或“猎取神之威严者”。如果少年选择了前者，就会与“天之龙”合作，为保护人类世界而与“地之龙”决斗；如果选择了后者，就会与“地之龙”合作，破坏现有的世界，创造一个没有被人类污染过的地球。神威本来不屑于这场“可笑”的争斗，但是为了保护亲如手足的邻居封真和小鸟，他最终选择了成为“代行神之威严者”。然而，在他做出决策的一刹那，封真成了“地之龙”，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妹妹小鸟。继而，“神威和封真是双生子”的宿命得以揭示：神威无论成为哪一方，封真就会自动转变为对方。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天之龙神威陷入了重重危机。

P60－P62

将自己的批评文集命名为《“80后”写作与中国梦》，很可能迎来嘲笑，以为攀附时议，要借“中国梦”的时髦大卖几本。幸好有几篇小文章可以证明，在发表于2010年夏的一篇谈《蜗居》的小文章中，我开始讨论“中国梦”的危机。那个时候我刚来上海工作，直面锋利的房价，感到压力重重。《蜗居》这部小说文学性很差，但表达出一部分青年的心情。这种心情，流荡在大城市里的青年，大概都会有一点体验吧。作为中国当下问题焦点的房价，并不仅仅是由于昂贵，而是代表着众所周知的结构性的力量，贬低着工作与生活的价值，也贬损了我们生存的意义。不过这些老话，这几年自己渐渐不讲了，不完全是因为有了房子，而是在这个时代，谈论生存的意义，总会有一种羞怯之感。

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研究者，总要应付各种各样生活的问题，谈论起文学来，缺乏耐心去纯粹。在2011年初写的一篇讨论韩寒与郭敬明的文章里，我以为“80后”写作归根结底是关于“中国梦”的叙述。这个想法在和杨庆祥、金理两位学友的对话中，又重申了一下，这组三人谈曾在《上海文学》当年的第六期、第七期连载。后来读到很多恪守“纯文学”尺度的“80后”作家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很棒，在文学造诣上远远超过韩寒与郭敬明。但是影响不大，也是无须讳言的。韩寒与郭敬明的作品，有种种问题，但从不同的方面切入到甚至于彼此争夺“中国梦”的叙述，这是他们作品的活力所在。我在当时对“中国梦”抱有憧憬，觉得作为一个“80后”的文学研究者，哪怕是为自己的境遇说话，也要介入到相关的阐述。故而，对韩寒、郭敬明的讨论，对相关的青年文学与文化的讨论，比较用心用力。几年下来，留下来或长或短的一些文字，大半结集在这本书里，算是一种纪念。

在2010年至2011年大谈“中国梦”的时候，我无法预见到今天这个概念如此火热。这自然是好事，那么多专家学人的高论，远远比自己的看法高明。“中国梦”如今也不必我再饶舌了。有些麻烦的，倒是这本文集要出版了，用不用这个名字呢。想来想去，还是坚持。没有什么别的词，能够贯穿这本小书中杂七杂八的论述，一会儿说到郭敬明，一会儿谈到《致青春》，一会儿又扯到春晚，除了《“80后”写作与中国梦》，别的都不大合适吧。

这个书名当然也是一种掩饰，我恐怕关心的是我与中国梦，借着流行的这些文本，讲着自己的心思。希望“中国梦”稍稍容纳自己的梦，说来令人发笑，但也不算多么卑污。和每一代人相似，在这样的年纪，可能总难逃一点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蛮重要。但不同的是，“80后”这一代，大概没有气魄给出什么终极的答案了。

按照约定的体例，这篇后记要写到七千到一万的篇幅，详细讲讲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从故乡小城走到大上海，娶妻，购房，顺利地成为中文系第一个“80后”副教授，这几年的小文章，又荣幸人选了有光荣历史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这些事情想起来，总会有几分得意吧。如果是几年前命我写这类文章，大概可以眉飞色舞地讲个不停。然而，现在坐在新房子的书斋里，窗外秋色如洗，自己却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话来说。我还没有愚蠢到要用流行的成功学来比照自己的生活，但似乎也找不到其他的价值观来支撑我的讲述。最近一两年沉迷于关于“反讽”的论述，自己的心境，很接近理查德·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的分析，“我称这一类人为‘反讽主义者’……由于始终都意识到他们自我描绘所使用的词语是可以改变的，也始终意识到他们的终极词汇以及他们的自我是偶然的、纤弱易逝的，所以他们永远无法把自己看得很认真”。

不过，我下面还是要讲讲自己的故事，讲讲我的“中国梦”之路。毕竟，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故事一样，要真实地讲述什么，就……

……

这种批评的使命，可以概括为：从形式出发，重返历史性；从个人出发，重建共同体。为共同体，为我们共同分享的历史感而奋斗的文学批评，让我们彼此理解、互相关联、真实地生活在大地上的文学批评。

这样的批评境界，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这几年的尝试，是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反讽”，考察王朔、王小波、韩寒这条隐蔽的文学传统。“反讽”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历史转折的第一步，也往往是新的文学出现的第一步。“反讽”无法重建什么，“反讽”是虚无，是历史尽头的剩余，是崩溃了的自由。这种自由焚毁一切的同时也焚毁自身，叙述变成狂欢般地编织一拆解的自我游戏。怎么借助“反讽”对陈词滥调进行清洗、同时穿越“反讽”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找到答案。我只是注意到在我们这个喜剧时代，我所关注所追踪的王朔、王小波、韩寒笔下的主人公始终在路上漂泊，他们回不去了，似乎也无路可逃。

在无路可逃中，结集在本书中的批评文字，没有终极性的解决方案，而是密切地在历史现场“缠斗”。这是金理赠予的一个命名，我很认同“缠斗”这个词，并不学术，满身泥污，文章的生命力和所论述的对象一样短暂（谁会再看一遍春晚呢），半是天真半是严肃地逼问生活，仿佛经由文学的追问，可以在燃烧的荆棘中拼出一条“中国梦”的小路来。感谢陈思和教授，允许这些带着灰烬温度的文字进入“火凤凰文丛”。只是让尊敬的前辈学人失望了，二十年过去了，我们这辈人的批评没有火凤凰的劫后重生，绝无凤舞九天的壮丽，放眼望去只是无边无际的历史的褶皱，每次翻越都让人狼狈。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感谢续小强社长，感谢责编刘文飞，这套小书经由文脉悠久的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自会让我们这些后学者体会到传统的光荣与沉重。

最后，这本2015年1月出版的小书，献给我即将在同月出生的孩子，祝福他或她长大之后，有一个美好的“中国梦”。

2014年12月于上海

辑一 幻城突围

 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

 个体化与共同体危机——以“80后”作家上海想象为中心

 “大时代”的文学现状——怀念巴尔扎克

 郭敬明的“幻城”与“宿命”

 郭敬明：历史的孤儿，物质的病人

 安妮宝贝：大时代的局外人

 “女性向”文化：《步步惊心》与穿越小说

 《风起陇西》：“一曲忠诚的赞歌”

 《量子江湖》：后新武侠的诞生

 源自虚无：评《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

 江湖的秩序——《神雕侠侣》阅读笔记

辑二 文学立场

 类型文学与现代生活

 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

 新世纪底层文学：当文学重返历史

 文学批评如何回应当下生活

 面对时代发言的文学批评

辑三 中国光影

 当哈姆雷特遭遇章子怡——解析《夜宴》

 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从《夜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

 《白鹿原》：牌坊、麦地与乡愁

 革命中国 戏梦人生——李安的《色戒》与张爱玲的《色戒》

 《北京遇上西雅图》：当中国遇上美国

 苍老的青春

 《小时代》：“女王加冕”

辑四 盛世神话

 2006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

 2007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

 2008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

 2009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

 2010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

 2011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

 2012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

 2013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

辑五 “中国梦”三人谈

 “80后”写作与“中国梦”

后记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

“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经在出版界发生过影响的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谢绝他的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这一套青年批评家的丛书。

我为此又特意翻阅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以外，还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写的序言。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徐俊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就是我和王晓明两个策划者，这里所说的“宗旨”，肯定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但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在哪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原先记忆里似乎为这套文丛写过一个卷头语，但现在翻阅一遍也没有找到，也许是我曾经写了，后来没有用上，只是给徐老师写序时做了参考。所以，徐老师文章里打了引号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论为我们当时筹办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多种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文化工作在经济上是阔气多了，高校系统拨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各种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所以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要出一本书并不困难，但真正的困难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前一本文艺批评的著作能否产生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青年批评家的专业思想以及价值观。

1980年代，文艺批评是显学，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艺批评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时整个文学艺术正处于一个逐渐摆脱政治体制制约，开始自觉、自主、自在的审美阶段。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内在自觉，自主是指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接受检验、寻求合理生存的社会效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变，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人们在主观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转变中的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支撑才能显现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论热潮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形势的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一批年轻人懂外语，面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引进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消解原来一元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与文艺创作互相呼应，对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文艺创作给以及时的解读。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文章，从“五四”前后谈到当下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汇的可能性。那时我读书并不多，论述也有点勉强，学术性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间引起过激烈反响。有一个朋友说，那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好，而是他们（指作家们）需要你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个朋友说得对，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样的批评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种文艺创作发展的需要，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大学教师逐渐取代了原来作协的文艺官员、核心报刊的主编。本来文艺批评应该有更大气象产生，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气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里从事批评的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双重压力。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在主观上，因为学院批评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距离，在主观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客观上却遭遇了市场的挑战。出版业的萧条和倒退，迫使原先构建的批评家工作平台纷纷倒闭或者转向，出版人仿佛在惊涛骇浪里行舟，随时都有翻船的恐惧。不赚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论文集，自然无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学术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必然会影响主体热情的高扬和自觉，导致对专业价值的怀疑。那时候高校考评体制还是传统学术型体制，青年教师如果不能顺利出版著述，其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以及社会评价都受到影响。我在1993年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上，所谓逆风行驶。我当时就想试试，到底是读者真的不欢迎文艺批评，还是出版社被市场经济大潮吓慌了手脚而不肯作为？我与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们一起分担了这个实验，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好的，书虽然有了一些经费补贴，出版社不至于亏损，但是销售和宣传的结果，反而有所盈利，《文丛》最后几本的出版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我比较看重的是这套丛书里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如郜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薛毅等几位青年才俊的论文集，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后来几年里我又策划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的意义还是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不仅仅是对几位青年朋友产生影响，也不仅仅是对上海地区的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续小强先生在二十年之后还想借重这个出版品牌来推动青年批评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编辑“火凤凰”的两个宗旨中的一个：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

这是我的愿望。写出来与青年批评家们共勉。

陈思和

2014年3月3日于鱼焦了斋

黄平所著的《80后写作与中国梦／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收录作者近年来对于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的论述与批评，尤其以对于韩寒、郭敬明代表的“80后写作”、春节晚会、中国电影为代表的主流叙述为主，以缜密而不乏历史洞察力的的细读，将学院派的理论化研究与当下青年的生活实感相结合，通过文学与文化现象讨论青年一代的困境与突围，最终与真实的自我相遇。

“火凤凰”是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策划的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在90年代的文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陈思和教授主编，并沿用最初的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

《80后写作与中国梦／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作者黄平都是年轻的具有一定实力和潜力的批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