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自由、平等何者才是根本价值?自由主义应当追求什么样的平等?围绕这一系列问题的大争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动摇甚至改变了由伯林的自由二分法所奠定的基本理论格局，深入到了自由概念的各个维度，从根本上推进了既有的理论水准。毫无疑问，这场讨论已经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理想的认识，对于曾经而且相当程度上依然被自由和平等的抽象对立所撕裂的中文智识界当深具启迪。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置身于当代的语境，围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和核心的观念、问题、流派乃至人物，收入各个专题最为重要的学术文献，以既不失客观公正、又富于个性特色的方式，展现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面貌。本系列旨在为相关领域的从业和爱好者提供入门津梁，也可作为进入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前沿的基本读物。

编选说明

1 文献题录与导论

 自由的概念

 《自由读本》导言

2 自由、欲求与约束

 论自由与真实的意愿

 行动自由与自由的人

 个人自由

 对自由的约束

 自由与欲求

3 积极自由的澄清与辩护

 论自由主义立法与契约自由

 伯林关于自由的区分

 消极自由有什么错?

 自由主义与个人的积极自由

4 自由与平等

 资本主义、自由与无产阶级

 平等vs．自由：自由胜出

 平等与自由：两者必定相互冲突吗? 

5 自由的价值与度量

 自由的独立价值

 社会自由及其参数

6 共和主义自由及其批评

 国家与公民的自由

 行动自由与选择自由

 作为规范状态的自由与作为身体事实的自由

附录一 《自由：哲学文选》选目

附录二 作者与编者简介

《自由读本〉导言

自由(Liberty or freedom)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观念之一。当我们思考自由时，我们想到的是人们为了摆脱某种外部压迫性力量而进行的斗争。有时，这种斗争是一种集体行为：整个民族受到一个外来权力或本国独裁者的奴役；有时，这种斗争是一个人对如下法律的抗议或抵制，该法律阻止他说出他想说的或做出他想做的事情；有时，这种斗争更加内在：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会竭力摆脱某些抑制性因素或思维方式，这些抑制性因素或思维方式妨碍了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人类历史始终都回响着这些斗争的形象：斯巴达克思(Spartacus)领导奴隶们反抗罗马的军队；拉蒂默(Latimer)、里得利(Ridley)为了他们的信仰而以身殉教；身着印第安服装的美国人在波士顿港口倾倒茶叶；梭罗(Thoreau)退隐到森林中建起他的小屋；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美国人联合抵制实施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柏林市民们推倒将德国一分为二的围墙。在这些事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谁是自由的敌人。但是，我们却很难说这些自由的斗士们到底在为什么而奋斗：它是一种事物，还是多种不同的事物?自由既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理想，也是一种捉摸不定的理想。

本书所汇编的这些论文都旨在解释自由的含义以及它为什么是重要的。这些主要由哲学家们写作的论文所处理的问题有时看起来可能非常抽象，并且与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不甚相干。然而，它们都出自其作者的政治信念，正是这些信念导致他们强调了这种复杂观念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事实上，检验一种自由理论的良好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前面提到的那些历史斗争。不可能存在一种对自由的纯粹哲学分析，尽管哲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思考问题，并避免将自由与诸如正义、民主这样的政治价值混为一谈。

我所选择的论文都撰写于过去的一百年左右——选择依据的是它们的智识质量，但也为了反映在自由的含义以及如何获得自由问题上的广泛观点；不过，人类关于自由的思考在时间上却要早得多。因此，把这些论文放到关于自由之悠久思想传统的背景之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存在三种主要的传统——我将称之为观念家族(families of ideas)，因为它们并不能被视为三种一成不变的自由观念，毋宁说它们是由其成员的家族相似所构成的观念群(cluster of ideas)。而且，正如我将要论证的，当一种自由观念从其他两种观念那里吸收要素甚或所有三种谱系结合起来时，就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联姻。

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家族，我称之为共和主义的(reptlblican)。这是一种与政治最直接相关的自由观念，因为它依据一套特定的政治安排来定义自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就是要成为一个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中的一个公民，反过来，所谓自由的政治共同体就是自治的政治共同体。首先，这意味着它不能屈从于外来人的统治；其次，公民在这个共同体的政府中发挥一种积极的作用，因此颁布的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但它并不意味着严格的民主。至于什么样的政治安排最适合用来维护自由，以及一个人成为一个公民所必需的资格这一相关的问题，则存在持久的家族内部争议。开启这一理解自由之方式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们通常认为，人民中的大部分成员——妇女、奴隶、体力劳动者一一会受到自然或社会角色的限制而不能享有公民权。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此外，总的说来，共和主义传统并不排除在一个立宪君主政体下存在自由的可能性，只要在颁布法律之前人民能够得到适当的咨询(这一家族中比较激进的成员可能会认为，这种公民观过于脆弱)。按照这一传统，自由的对立面是专制(despotism)，即一个暴君的专横统治，他剥夺了其臣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他们就无力进行抵抗。

第二种关于自由的观念家族我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这里，自由是个人的一项所有物(property)，它意味着他人强制(constraint)或干涉(interference)的阙如。一个人是自由的，就在于他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说话、敬神、旅行或结婚，而不受他人活动的限制或阻挠。这种自由观同样也是与政治直接相关的，但其方式与第一种自由观截然不同。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政府既通过保护每个人免受他人的干涉来捍卫自由，也通过自身以暴力为后盾的法律和指令威胁自由。因此，共和主义者认为自由是通过某种政治而实现的，而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自由开始于政治结束的地方，尤其是在私人生活诸领域。这一传统中的极端观点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有当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被摧垮以后，自由才能完全实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自由主义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对于政府行为的恰当作用持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取决于他们将什么看做是对人民生活的强制或干涉；但他们都共享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由是一个关于政府范围或程度的问题，而不是其形式或性质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些我笼统地称之为唯心主义的(ideaIist)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将注意力由一个人生活其中的社会制度转向决定个人行为的内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autonomous)的时候，他就是自由的，所谓自主就是遵循自己真实的愿望或者关于自己应该如何生活的理性信念。争取自由的斗争不再直接指向外部环境，而是指向一个人的内在因素，这些因素妨碍了他实现其自身真实本性的愿望，它们包括：虚弱、冲动、非理性的信仰，如此等等。乍看之下，这种自由观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唯心主义者将某些政治条件视为这种自由的必要条件时，两者之间就出现了一种联系，并且在政治思想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联系。然而，唯心主义自由观的政治内涵事实上也是非常多样的：这一家族中的成员之间通常很少相互认同，因此争论就不用说了。有些人根本就不承认政治，要么就将它视为对一种恰当地导向审美或沉思之生活的干扰或干涉②；有些人认为政治安排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个人可以借此获得他们的自由，比如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为可能的生活方式提供真正的选择；另外一些人则将政治看做是训练人们遵循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的手段。正是最后这种可能性导致自由主义者对唯心主义自由观的严厉批评。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在追求一种“更高级”形式的自由过程中，可能要牺牲正常的自由主义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等，就像国家取消那些对其人民来说将不是理性的选择一样。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在我所界定的唯心主义与政治中的极权主义——不管是右的(纳粹主义)还是左的(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之间具有一种紧密的关联。这一关联雄辩地展现在重印于这本文集中的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同样，共和主义者声称，由于这种自由把注意力转向了内在世界并将自由视为自我的一种条件，所以唯心主义者忽视了以世俗的方式捍卫自由免受极权专制主义之侵犯的公共制度。重印于这本文集中的汉娜·阿伦特的“自由与政治”就提出了这种看法。  P23-25

作为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的产物，现代性从它肇端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并不是一种单数的存在。正如启蒙运动是一种复数的存在，作为现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被区分为英国自由主义、法国自由主义、德国自由主义，如此等等。这种“道术为天下裂”的原因不但应当到诸如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方面去寻找，更应当用现代性规范论证的基本结构来说明。德国哲学家汉斯·布卢门贝格关于现代性的经典定义最好地阐明了这一点，按照他的洞见，现代性包含自我奠基和自我肯定两个维度。从表面上看，自我奠基是一种理论关切，自我肯定则是一种实践关切，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作为“规范的唯一来源”的主体性原则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向自身内部寻求规范”和“反思能力运用于自身”(哈贝马斯语)的结果是：笛卡尔的自明原则是一种自我奠基，孔德的实证精神同样是一种自我奠基；霍布斯和洛克的“自我所有”是一种自我肯定，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也同样是一种自我肯定。于是就有所谓现代早期和现代晚期之说，斯特劳斯则有著名的现代性三波之论，而现代性冲动中潜在的虚无主义倾向更是悖谬性地成了滋生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沃土。

无论就西方政治哲学还是中文政治哲学的语境而论，以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浪潮的最大贡献都在于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并没有随着政治现代性的崛起而寿终正寝或偃旗息鼓，而是内化到了后者的基本结构之中，并成为现代性政治论辩的基本视域。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斯特劳斯主义者有见于此，毋宁说，这种认识应当是现代性的任何堪称健全的自我展开和自我认知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政治哲学中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的分野与争雄即其显例。而新保守主义者极力诟病乃至于轻薄讥诮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之所以能够拨动西方智识人的心弦，触动他们的神经，并不仅仅在于它在公共政策层面上为当时流行的福利国家模式提供了表面化的理论论证，而在于敢于直面西方现代性内部自由价值与平等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紧张，并通过发展和提高康德式契约论的论证水平，调和与综合洛克和卢梭的政治遗产。而哈贝马斯更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奋争多年之后，最终把现代性规范内涵之锚泊定在它的政治维度上。具体来说，商议性政治观基于卢梭和康德关于公域自主和私域自主同宗同源、共为基原的直觉，试图通过阐明人民主权和人权之间、民主和法治之间、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内在概念联系，把自由民主的实践激进化，从而扬弃作为现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义和作为西方最古老的政治传统的共和主义这两种互竞的政治哲学范式之间的时代错乱的抽象对立，实现自由与归属的平衡与和解。

因此，如果说自由和民主是政治哲学的两个最基本概念，那么自由与民主的二元性和内在张力就既是政治现代性区别于古代政治的根本标志，也是政治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自由与民主之间的二元性又进一步体现为自由内部的二元性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以及民主内部的二元性，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但是，无论是政治现代性内部的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的对峙，还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共和主义的论战，都没有越出以上诸种二元性的概念樊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出现了第三种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这种同样以复数形式出现和存在的概念和模式试图突破传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正当与善、国家与社会甚至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二元区分，提出了使得政治哲学能够更为充分地应对文化多元和道德冲突的严峻事实的新思路。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和哪种立场看，中文政治哲学的成长和构建都不能自外于这一脉动中的大潮。我们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传统，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境需要和问题意识出发，在重新审视自由和民主概念的基础上，把批判性的视野进一步伸展到平等观念、公民德性理想、分配正义模式以及国家的中立性和文化的理想等更为广阔的论域中去，如此才能为中文政治哲学的成熟形态乃至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提供丰富的滋养和坚实的根基。

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不但需要清除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误区，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艰苦工作。我们一方面要避免闻新保守主义之风而动，轻率地无视和否定西方主流现代性政治哲学之与当代中国语境的相关性，这显然是因为，如果说在哈贝马斯所言说的语境中，现代性尚且是一个“未完成的谋划”，那么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当代中国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回避原子主义政治文化的本体论痼疾，“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不但无力解决自由多元社会的自我赓续问题，而且由于政治哲学目标的自动降格，更极大地遮蔽了一种扩展的反思平衡和视界融合在全球普遍交往时代的必要性和可欲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自由主义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种族中心的。正如消极自由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可坐而享之的或形而上学上清白的，而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并且从一开始就与近代机械论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联系在一起；积极自由也并不总是灾难性地与唯理主义的一元论形而上学难分难解，而是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换，以回应价值和文化多元时代的挑战。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创设了这个“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系列。置身于当代的语境，本系列将不但重视政治哲学的“政治”方面，而且重视政治哲学的“哲学”方面。它的主旨则是围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和核心的观念、问题、流派乃至于人物，请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自行编选专题文集。这样做一方面发挥了编选者的能动作用，体现了某种独特的认知效能，有益于提升翻译工作的品位；另一方面加大了单本书的信息量，也为相关领域的从业和爱好者提供了入门津梁，可以作为各专题研讨的基本读物，相信学术界和读书界都会欢迎这样的形式。我们期望并且相信，经过中文政治哲学同仁们卓有成效的努力，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面貌必定能够以这种既不失客观公正、又富于个性特色的方式展现在参与塑造汉语学术自主形态的人们面前，并成为这一同样“未完成的谋划”的内在、重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

自由是人类命运的永恒主题，也是哲学的中心话题；20世纪哲学关于自由的论述中，伯林的自由观像是一个里程碑，它总结过去，表明未来，但远未终结真理，穷尽此一话题。伯林之后新观点如雨后春笋、百花争妍，本书收罗重要论著，尽心移译，阅读此书，犹如徜徉于当代思想的百花园。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两种自由概念”绝不是思考自由问题的终结，而是激发探索和争论的新起点。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西方学术界对自由概念以及相关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问题展开了丰富、深刻与细致的讨论，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进展，形成了所谓“后伯林的自由观”。这部精心选编的文集收入了这一主题讨论中最为重要的学术文献，第一次向汉语学术界呈现出其完整而清晰的脉络。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