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主要是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数十名专家学者对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会诊，并对《百家讲坛》所引发的争议现象进行文化反思，探讨在建设和谐社会环境下重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问题。

打出“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口号的《百家讲坛》为什么会引起广泛争议呢?为什么《百家讲坛》要选择不是红学专家的文学家刘心武讲解《红楼梦》，不是研究《三国》的教授易中天讲解《三国》，不是研究《论语》的学者于丹讲解《论语》呢?于丹对《论语》的解读究竟是对经典的现代化阐释还是对经典的肢解和歪曲，是把经典大众化还是把经典庸俗化?是让人们接近经典还是导致人们远离经典?当学者被打造为明星、成为偶像，观众变成狂热的粉丝以后，其产生的社会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带着一系列疑问，本书约请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百家讲坛》及其产生的争议现象撰文发表看法，并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位青年学者就此问题做了个“铿锵三人谈”。

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 张法

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 赵勇

食利者的快乐哲学——于丹三解 陶东风

戏学超女于丹：不学而术讲《论语》 肖鹰

俗陋的媒体与国民精神的空位 王兆胜

从知识分层看百家讲坛 彭锋

百家讲坛造就学术明星 刘玉宇

从易中天到于丹：我们究竟在争什么？ 杨早等

媒体、思想与化功大法 胡晓明等

附录：

“硬伤累累”的百家讲坛 王学泰

历史学家朱维铮：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 李宗陶

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 张健

葛兆光：要共同提升不要集体沉沦 张健

呼吁媒体应有良知不该炒作于丹 徐晋如等

问题的思考比批判于丹更重要 陈香、陈洁

一、赢者输与颠倒的经济——一解于丹

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看，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种争夺文化资本的斗争。

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重要特点，是把利益观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包括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在内的所有文化生产或者符号生产领域，以便建立一种所谓的“关于符号利益的社会学”或“关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布迪厄将此视作拓展和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程，其第一步就是把经济利益的观点扩展到表面上看来非经济的文化领域。布迪厄认为，在强调经济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把利益的观念严格限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把符号的与政治的方面视作缺少自己利益的，这实际上再生产了古典的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这一二元对立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而布迪厄则通过把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大到包括符号或非物质的人类活动领域而力图超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论。

在建构“关于符号利益的社会学”时，布迪厄借鉴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其中包括符号的追逐(symbolic pursuits)。他的“实践的科学”把所有实践都分析为“指向物质或象征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符号利益与物质利益一样，都被看做是同样客观的利益形式。但是，文化生产领域毕竟不同于物质经济领域，其利益的追逐也有自己相应的特点，这个特点布迪厄常常称之为“存在于超功利中的功利性”、“不被承认的利益”，等等。这一点最深刻地道出了文化生产领域利益追逐的秘密和特性。因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文化资本也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形式。与经济领域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不同，文化生产场域(特别是那些由专家学者等同行组成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奉行的常常是文化的非功利性和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神话，那些在文化生产场域追求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人将失去同行的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the winner loses)逻辑或“颠倒的经济”(reversed economy)。

但是“赢者输”逻辑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在文化生产场中的“有限生产领域”。这里涉及布迪厄对于文化生产场内部分化的分析。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除了与政治、经济等场域相对分离以外，其内部还分化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特点是高度专门化，参与者的努力目标指向同行的认可，他们争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本。这些专门化的文化场域可以称为抵抗商业或政治标准的“纯科学”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场域；而批量化的文化场域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它们生产的是可以迅速地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商品。布迪厄认为，这使得两个文化生产场之间为争夺文化资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我以为，布迪厄的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激烈声讨和批判，认为这些所谓的学术明星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文化奶妈”、“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其实，于丹及其粉丝与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卫学术的严肃性、经典的本真性的人的争论，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的冲突的戏剧性体现。易中天、于丹在市场上赢了，但是他们在学术圈内输了；在大众那里赢了，在同行中输了。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当然，说于丹易中天在学术同行中“输”了，只是从专业学术标准看的，也有不少学者对于丹、易中天的个人化和心得式解读方式进行了肯定，但是这种肯定都是集中在把经典大众化、普及化方面，至今没有见到有人认为于丹、易中天的解读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  我们可以从诸多学者对于于丹现象的评论中印证上述观察。

十博士在帖子里提出：“如果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那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文化积累传承的研究呢?”对此，许纪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今天，媒体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已经分化，各自发出各自的声音。这里说的“分化”，实际上就是文化生产场域分化为专业化的和大众化的，它们各自有自己的规则。杨念群则认为：“于丹现象是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对于丹的一夜成名，杨念群指出：“学者没必要为于丹的成名而眼红嫉妒，学者要想成名，肯定不如歌星那样万众瞩目，如果真愿意投入到学术当中，就不应该过多考虑投入之后要获得多少轰动式的市场回报；考虑多了也没用，如果还想获得类似时尚文化那样的回报，那只能说明你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对象没有真正的兴趣和自信心不够”，“其实很多人对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渴望，只不过大家活得都很累，把于丹版的《论语》当作一个消遣罢了。喝心灵鸡汤的人永远比吃典雅文化大餐的人多。”这里值得玩味的是，他一方面对于丹的成名显得很宽容，但是另一方面却坚决地把她纳入“歌星”、“时尚文化”、“心灵鸡汤”的行列。他还比较说：“一名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获得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永远不会是大众化的承认，而更有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得到同仁的评价，以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均见《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记者陈香的采访《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李泽厚的立场与此非常相似，一方面，他明确表示“我支持于丹”，并且认为于丹做了类似于“布道”的工作，是一个“布道者”，具有西方的布道者一样的功能：稳定社会、慰安人际，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复说于丹不是专家：“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不要用专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她。要那么多学者干嘛，什么人都要做专家学者干嘛。”而且急于把自己和布道者区分开来，当记者问李泽厚是否想过做一个布道者的时候，他显得急于要和布道者划清界限：“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兴趣。”更值得寻味的是，他接着还说：“如果我的书一下子销250万，那我就彻底失败了。我想王国维，他也会不情愿自己的书一下子就能卖250万吧。尽管他的《人间词话》销量也不小，但那是累积的长期的。以前有人问我对学者从政从商怎么看，我说那很好啊，为什么要所有人都挤着做学者呢?每个人的才能、性情、境遇都不一样，人应该按自己的主客观条件来做自己能做和愿做的事情。社会本来就是分工合作来维持生存的，不需要所有的人都挤在一条通道上，即使这条通道如何宽广美丽，也不必要。”可见，李泽厚很明确地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市场上的巨大成功不但不是成功的标志而且是失败的标志。可见，李泽厚很明确地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市场上的巨大成功不但不是专业成功的标志，而且恰恰是失败的标志。他宽容于丹的前提是：我不是于丹!如果我也像于丹那样在市场上大获全胜，就意味着我在同行中的彻底失败!(参见《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南方周末》2007年3月23日)

在解读学界人士对于丹的评论时，我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对于丹表示支持或者宽容的人中，有不少是学术界地位较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而且即使是在明知于丹所犯诸多知识性错误的情况下仍然支持于丹。除了上面提到的李泽厚外，还有任继愈、来新夏、葛晓音等。来新夏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经典永远蕴涵各方面的内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才能把经典往前推一步。”虽然没有直接就于丹现象表态，但是言外之意显然是：于丹这样的“心得”有自己的合理性。

依据笔者的猜测，这或许是因为这些学者已经在同行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中取得了成就，而且对两个文化生产场有比较自觉的区分，因此也就没有强烈地感受到于丹对自己的学术地位的威胁吧。

在我看来，赢者输是很正常的，赢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庆幸的。“赢者输”表明我们的文化场域开始了分化，不同的场域有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资本形式。而文化市场的这种分化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极权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赢者输”的现象，而只会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在解放后屡次发生的文化学术运动中(比如评《红楼梦》，评《海瑞罢官》，评《水浒》，等等)，“红色专家”的那些大批判文章既是最最“学术”的，同时也是最最流行的。为什么?因为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场域统统都没有独立，它们全都一统在极权政治的天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的灾难。

所以，无论是于丹还是十博士，乃至所有的学术界人士，都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十博士应该明白，他们对于丹的批评既不能抑制于丹粉丝们的狂热以及她的《<论语>心得》的发行量(可能反倒增加其发行量)，某些学界专家对于于丹的支持和肯定也不能提升于丹在学术圈或者《论语》研究界的地位。于丹不可能拿她的《<论语>心得》去学术圈捞取学术资本，学术圈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她对此倒也心知肚明。在回答《新京报》记者的提问时，于丹直言：“《百家讲坛》不同于在大学里讲课，我在大学里十几年也在讲古典文学，也在讲《论语》，但是大学的讲法肯定和《百家讲坛》不同，大学是一种学理的讲法，讲究严谨的考据、学术的系统、思想的深远。我在《百家讲坛》是另外一种讲法，它是传播的讲法、感悟的讲法、心得的讲法。《百家讲坛》对所有的讲者有一个要求，你要让15岁的中学生愿意听，而且还要听得有兴趣，这个要求是符合大众传媒的定位的。在《百家讲坛》上讲《论语》从一开始就不追求学问上的深刻，而是一种发散性的，关乎人们生活自身的讲法。”于丹默认了记者概括的她的讲法是“心理医生”式的讲法，并补充说：“从一开始，我就不是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追求学术的水平。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有不同的考量标准。”她甚至说：“如果在大学讲坛上我这样讲，那我是渎职的，我是对专业的学生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一个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究考据的话，我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现在每个人被多重价值观撕扯着，《论语》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从心理学角度立竿见影地起作用，但说清了其中的一句话，就可能会起到让人豁然开朗的作用，它总归是对今天的生活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在大众传播平台实现，我认为比在大众平台上去追究学术水平要重要得多。”(《于丹：在大学这么讲<论语>是渎职》，《新京报》2006年11月30日)

P45-49

中央电视台10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打出了“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口号，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百家讲坛》火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火了，随之出版的一系列图书也火了。

火了的同时是争议四起。这边，电视上，是你方说罢我登场，说的人是酣畅淋漓，听的人是如痴如醉，好不痛快；那边，网上争议四起，网下也是议论纷纷，好不热闹。继《刘心武揭秘<红楼梦>》遭到红学家的质疑和指责之后，又有很多观众纷纷指出《百家讲坛》的“硬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更是引起许多争议，“十博士”愤而拟书，掀起轩然大波，一大批专家学者也纷纷给卷入进来，有公开支持于丹的，有委婉含蓄地批评的，有毫不留情地批判的。

打出“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口号的《百家讲坛》为什么会引起广泛争议呢?为什么《百家讲坛》要选择不是红学专家的文学家刘心武讲解《红楼梦》，不是研究《三国》的教授易中天讲解《三国》，不是研究《论语》的学者于丹讲解《论语》呢?于丹对《论语》的解读究竟是对经典的现代化阐释还是对经典的肢解和歪曲，是把经典大众化还是把经典庸俗化?是让人们接近经典还是导致人们远离经典?当学者被打造为明星、成为偶像，观众变成狂热的粉丝以后，其产生的社会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带着一系列疑问，我们约请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百家讲坛》及其产生的争议现象撰文发表看法，并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位青年学者就此问题做了个“铿锵三人谈”，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老师也和他的学生在家里展开了热烈讨论。我们希望这场讨论有助于探讨在建设和谐社会环境下重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问题。我们一致认为《百家讲坛》及其产生的争议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因此决定结集出版，把大家的观点以及讨论的情况如实地展现给读者。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在编辑过程中，我们特意在每篇文章后留了一个版块“我的体会”，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阅读体会写在这里。

安徽教育出版社综合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