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话剧导演艺术家、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奠基人。他一生致力于创造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的话剧艺术，为我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此书作为国内第一部关于焦菊隐的传记，全面而系统地描摹出他不同时期的人生际遇、舞台实践和艺术探索；鲜明而生动地呈现他的个性风采、人格魅力，并通过与其艺术人生相关联的社会背景展示、勾勒出一幅宏阔的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画卷。在中国话剧百年之际，推出这本焦菊隐传记，对于中国话剧、北京人艺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此书作为国内第一部关于焦菊隐的传记，全面而系统地描摹出他不同时期的人生际遇、舞台实践和艺术探索；鲜明而生动地呈现他的个性风采、人格魅力，并通过与其艺术人生相关联的社会背景展示、勾勒出一幅宏阔的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画卷。在中国话剧百年之际，推出这本焦菊隐传记，对于中国话剧、北京人艺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书中大量珍贵照片的随文穿插，使传王的人生在一个个具体场景的凝固、接续中，获得形象而直观的呈现；而具象的人生图景变换，承载着焦菊隐先生鲜活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当读者捧读在手，既能感知其悲、其喜、其苦、其乐，并共鸣在其中，沉吟在其中。

引子

一 从“双匾焦家”到乡井儿王宅

二 从“天津诗人”到燕大学子

三 创办中华戏曲学校

四 留学巴黎

五 从桂林到江安

六 重庆小夜曲

七 每闻慷慨激扬辞

八 《长征》与《龙须沟》

九 痛苦多于欢乐的路——创建世界一流剧院

十 《茶馆》——中国话剧界的骄傲

十一 创建中国学派的演剧艺术

十二 生命的重负

后记

焦菊隐年表

编后记

重庆小夜曲

焦菊隐孤身一人来到重庆。

那是他最怕的西南冬季，阴霾多雾，又湿又冷。余上沅既未给他最后两个月的王资，也没给他《哈姆雷特》的上演税。他带走的，除了自己的衣物，还有一本他正在翻译的丹钦科的回忆录。就是这本书，一直到焦菊隐离开后依然引起轩然大波。到处风传焦菊隐带走了江安国立剧专的大批珍版书，以至传为余上沅多年苦心经营的国立剧专图书馆因为全部藏书被焦菊隐拿走而不复存在。他的这次出走完全是一怒之下，甩手即去，其实是全无准备的。他在重庆举目无亲，身上的钱还不够付一个月的旅馆费。他只有住到重庆人称“鸡鸣早看天”的小客栈中。这是沦落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的去处，对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这半辈子穷过，苦过，难过，却也没想到会落到这个地步。但他的确沦落在那里，生活在那里，而且几乎死在那里。

刚住下时，焦菊隐常到客栈对面一家卖面食和粥点的小店去吃饭。小店门前摆着一个大木架，那个像短楼梯的货架上，一层一层地陈列着香肠、腊肉、辣椒、胡豆、榨菜等等的盘子。店里面坐着的，几乎全是着短衫的顾客。但即便是这种地方，焦菊隐很快就吃不起了。他只能再往前走，到客栈斜对面的一条支马路口，在上坡的尽头，有一个公共厕所，从厕所里飞扬出来的气味，弥漫着附近几家小竹棚。一个竹棚里卖毛肚；一个竹棚专卖泡子酒；还有一个把门面分成了两种买卖，一边卖酒，一边卖馒头和烧麦。在这里就餐的都是黄包车夫、挑夫、王人和进城卖菜的乡下人。

这是焦菊隐生活中最痛苦贫穷的一段时光。白天，他踟蹰在大街上，希望能遇到一两个熟人而找到王作的机会；晚上，他匍伏在小客栈昏黄的灯光下，追逐着自己的理想，继续翻译丹钦科的回忆录。但旅馆的灯光实在太昏暗了，致使他的视力在这个时候急剧恶化。于是，他每天鸡鸣之后便早早起身去茶馆，直到天黑后茶馆打烊时才回客栈。他以茶馆为家，有时吃一碗担担面，有时只是一两个大饼，那个喧嚣嘈杂、人头攒动的地方成了他翻译写作的新的场所。他在《文艺·戏剧·生活》的译后记中写道：

像一个囚徒想挣出牢狱一样，我每天从头到脚，就仿佛有一个凶兆的蜘蛛。在不停的蠕爬。愤怒的火，失望的冷水，和早不该来到这里的追悔，在我的心里激斗着，像炸弹将要爆裂。夜里梦想将我唤醒，而现实又使我不能再睡。披起衣服，呆坐在床头，或是走到黑森森的庭院的树下，蹲在那里看着在一片黑暗中微弱地燃烧着的香烟的红火头。晨曦之前，瞪着东北方的一颗大星，看着它从银白变成橙黄，随后又随了朝霞由墨紫化成赤红而消逝下去，盼着白亮的太阳出现。

在这时，太阳召唤着我，艺术召唤着我，丹钦科召唤着我，我惟一的安慰，只有从早晨到黄昏，手不停挥地翻译这一本《回忆录》。然而，如噩梦一样的经历，时时侵进我的脑子。就在这种极度不安、极度错乱的心情下，我译完原来的三分之一。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所谓的朋友声称帮他出版，拿走了他一部分书稿后就再无音讯了。当他不得已找到那家出版公司后，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文化骗子，专事盜窃别人翻译的外国名著，将译者的姓名改换，全文则一字不改印行，以逃避付译者的版税。

这是一页他不想体验而不得不体验的生活。后来他能将高尔基的《在底层》改编的《夜店》活灵活现地搬上舞台，与他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无关联，或者说，倘没有这种亲身经历，就没有日后他导演《夜店》的成功。

终于，焦菊隐到了手中的钱只够买包香烟或吃碗素面的地步，小客栈还欠了好几天的房钱，高烧使他起床就晕倒，“我想我大概要死在这里了，我让堂倌买了包香烟，几次想挣扎起来写个遗嘱，但写给谁呢？寄给谁呢？当时重庆与沦陷区北平也不通音信，算了，就这样死了吧！死了吧！”焦菊隐认识秦瑾后向她追叙这段生活时哭了，秦瑾也跟着哭了。

是上帝的怜悯，抑或命运的安排？热爱戏剧的焦菊隐生活中也充满着戏剧性——在他濒于死亡前，总有并不熟悉的人来搭救他一把。

当焦菊隐病倒在桂林时，是靠他的学生曾昭韪留下的一笔钱才渡过难关，而这笔钱的主人他始终并不认识。此时，在他似乎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个仅见过一次面、名叫卞韶承的小商人来看他，临走时在焦菊隐枕下塞了一把钱。有点像桂林遭遇的再版，焦菊隐又一次奇迹般地得救了。

用卞韶承留的钱，焦菊隐买药治病，还了客栈的房钱，吃饱了肚子。当这笔钱花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恰巧又遇到过去北平的老熟人文怀沙，他看焦菊隐生活得很窘迫，二话不说当了自己的金戒指给了焦菊隐一笔钱。后来，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因为爱惜“我们天津的人才”，又借给焦菊隐三千元钱，使他得以维持几个月的生活，把丹钦科的《回忆录》全书重新译过，并且仔细校改了三遍。

1943年，在全书的翻译终于完成后，焦菊隐听说翻译家戈宝权在丹钦科去世后才收到了他生前寄出的有亲笔签名的俄文本《回忆录》，而焦菊隐的译稿则是从两年前的英译本译出的。为了忠实丹钦科的原著，他又抱病去请同样在病中的戈宝权重新进行了校订。这本历尽艰难译出的书稿，因为不是“畅销书”，所以找不到出版社，“好容易找到一家，又被他们积压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而且几乎把原稿丢失”。直到1945年，这本戏剧经典的译文，才第一次在中国间世。

为了感谢张伯苓的雪中送炭，这本书的最早版本是题献给张伯苓的。

丹钦科是前苏联的戏剧艺术家和改革家，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共同创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并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这个剧院成为前苏联戏剧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剧院，对于以后几十年世界话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焦菊隐之所以在贫病交加中全身心地投入翻译丹钦科的《回忆录》，与他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和失意应该是有关联的。丹钦科在戏剧事业上的勇气和成就激励着他、感动着他。无论是在桂林，还是在江安，抑或是此时失业在重庆，他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有一天中国也能创立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大剧院，也能出现丹钦科这样的改革家，而他自己，也能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样，在他热爱的戏剧领域里一层长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

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也没有从事戏剧活动的机会，但就是在这段窘迫的时间里，焦菊隐完成了大量的翻译作品，约有一百多万字。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苏俄作家中的《契诃夫戏剧集》、《果戈理的手稿及其他》，高尔基的《未完成的三部曲》以及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兹的两个剧本《手稿》和《莫扎特》。其中的《双城记》从未正式出版。据说出版社本来已经同意出版，后来又改了主意，决定采用其他人的译稿，焦菊隐一怒之下，连手稿都付之一炬。此事焦菊隐后来从未对家人提过，女儿宏宏是在遍寻《双城记》的印稿和手稿均无所获之后才听说了这段轶事。她觉得父亲一生对书稿都是十分珍爱的，他的手稿、译稿从来都是誊写得一丝不苟，就连“文革”中的检查交代都留有副本，所以一直不太能相信这件传闻。终于，她在抄家退还的一堆烂纸中找到了这部译稿的一部分。焦菊隐应该是译完了全书的，因为在封面上他已经标出了“二号长仿”和“里封面前加空白两面”的字样，并且计算出全文共四百八十余页，三十五万字，但宏宏只找到了一百四十八页，而且也没有机会将它收入父亲的文集中。这也许将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了。P81-84

从春柳社成立开始，中国话剧已经一百年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迎来了五十五年的庆典。

“要把北京人艺办成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高水平的剧院”，作为一种理想，曾澎湃了几代艺术创作者的热情，正是因为他们对舞台的痴迷、眷恋、投身、奉献甚至“疯魔”，我们自豪地看到了，在半个多世纪中，北京人艺舞台上美轮美奐的舞台艺术形象，以及作为国家级剧院的文化底蕴和所享有的世界声誉。而其自成体系的北京人艺演剧风格，是探索、创新与实践的积累，它言说着艺术家们字勤的耕耘、话剧观众由衷的认可，以及这个剧院独具的艺术魅力。理论家们所称谓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不仅是话剧艺术中的一个标杆、一个品牌，还成为一个专项学术课题，不断地被学者提及和深入探究。

曹禺说过：“北京人艺有很多经验，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对戏剧艺术的痴迷热爱，对戏剧艺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治艺精神。不论是怎样的社会条件，要办出高水平的剧院，就要有这种高尚的艺术精神。”为了保持北京人艺已经达到的艺术水准，除了后来者应不断继承、发扬剧院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需要把前辈们弥足珍贵的艺术创作经验传承下去。事实上，在北京人艺五十五年的历史中，她的整体舞台艺术是几代艺术家孜孜以求地在舞台上进行无数次的艺术探索与实践的结果；曹禺、焦菊隐、于是之，以及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们，既精深于艺术创作，也兼有学者特质，他们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对中国的话剧艺术进行过理论阐述与总结，从而在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处，经常传达出他们对北京人艺、对话剧艺术的真知灼见与深入思考。北京人艺五十五年的舞台艺术实践既是剧院的，也是中国的。站在中国话剧与文化建设的角度上看，所有人艺前辈艺术家的艺术人生、艺术实践，都是属于中国整个社会的文化财富，所以，值得并需要我们不断加以记录、整理和保存下来。

基于在传承中进一步发展、壮大和积累北京人艺艺术资源的目的，为了向中国话剧百年辰诞和北京人艺五十五周年献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中国戏剧出版社联手编辑、出版“北京人艺经典文库·经典人物”专辑，并率先推出《焦菊隐》、《于是之》两本传记。作为著名的话剧导演艺术家，焦菊隐先生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奠基人，曾倾其心力创造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的话剧艺术；作为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杰出代表，他用含蓄隽永的表演风格创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作为建构话剧舞台艺术的双璧，他们共同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和世界声誉的国家级剧院，凭借独树一帜的人艺演剧学派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中国戏剧出版社是由田汉先生创办的国内惟——家戏剧专业出版社，以其多年来出版的一批高质量的戏剧图书而在业内赢得良好口碑。两家单位在各自的领域都为中国戏剧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两家的合作无疑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双赢”之举。

北京人艺的精彩还在继续，艺术理论的建设也将延伸。这次编辑出版“经典人物”专辑只是一次宏大文化建设王程的一部分，是北京人艺与中国戏剧出版社长期合作的开始，今后双方还将精诚合作，陆续推出系列北京人艺经典人物。

谨以这套书献给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

2007年5月

焦菊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话剧导演艺术家、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奠基人。他一生致力于创造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的话剧艺术，为我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此书作为国内第一部关于焦菊隐的传记，全面而系统地描摹出他不同时期的人生际遇、舞台实践和艺术探索；鲜明而生动地呈现他的个性风采、人格魅力，并通过与其艺术人生相关联的社会背景展示、勾勒出一幅宏阔的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画卷。在中国话剧百年之际，推出这本焦菊隐传记，对于中国话剧、北京人艺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书中大量珍贵照片的随文穿插，使传王的人生在一个个具体场景的凝固、接续中，获得形象而直观的呈现；而具象的人生图景变换，承载着焦菊隐先生鲜活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当读者捧读在手，既能感知其悲、其喜、其苦、其乐，并共鸣在其中，沉吟在其中。

感谢秦瑾女士、焦世宏女工以及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焦菊隐先生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照片；感谢刘向宏女士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高质量地完成本书的撰稿任务。

特别感谢苏民、杜澄夫两位老师，他们不辞辛苦地阅读稿件，并为本书出版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和高明的建议。

“北京人艺经典文库”编辑部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