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个真正的画家毕生寻求的就是画布上的自由一样，蒋孔阳毕生选择的是心灵上的自由和美学写作上的自由，他的一生是以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选择的一生。由于他一生钟情于自然而不大谙于人事，所以总是给人以自然的本色之美的印象。可以说，他是一位心灵性的美学家，是以本心来看护自我的读书人。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中，蒋先生作为一个美的探寻者，他既是一位严谨持重的学者，也是一位真诚忠厚的长者。在他成长、发展和工作的人生岁月里，无论客观生存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他总是念情于学者的斯文和学术的尊严。他努力守护一个读书人的本色，追求读书人的品格、境界和觉醒。他总是平等待人，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不但在为学上注重宽容精神，在学术观点上不排斥异己，采取“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

且说说我自己

在人生选择的道路上／3

且说说我自己／6

我来到这个世界／16

满怀深情忆儿时／20

假如我再是一个中学生／29 

引导我学习美学的启蒙老师／35

 ——谈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

我与美学／37

我爱“传记”／43

君子之交淡如水／45

百花盛开庆天时／49

书房题名未遂记／52

只要有路，我还将走下去／55

朝阳迎我归

 ——旅行日记

访英日记／61

香港记行／81

访美探亲日记／92

日记摘录／107

 ——1991年9月—1993年6月

鸿雁心迹

 ——书信

与朋友的书信

与周来祥信／129

与童庆炳信／131

与陈丹晨信／133

与林东海信／136

与王向峰信／146

与王元骧等信／152

与李衍柱信／154

与陈望衡信／171

与王德胜信／187

与劳承万信／196

与皮朝纲信／201

与钟华信／203

与严云受信／205

与陈育德信／21O

与张文勋信／212

与陈石林信／217

与学生的书信

与张玉能信／221

与邱紫华信／238

与朱志荣信／247

与陆扬信／250

与家人的书信

与蒋濮信／251

与蒋年、亦南信／254

与哥哥、嫂嫂信／257

与良弟、爱贞信／259

与贤妹、山弟信／262

与旦弟、小惠信／264

与夫人濮之珍早年书信／266

道德文章山高水长

 ——纪念文章

周谷城对蒋孔阳《美学新论》的评价／281

道德文章山高水长／282

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与人格精神／285

海纳百川博采众长／291

 ——谈蒋孔阳先生的学术品格

通向未来的美学／302

 ——读《蒋孔阳全集》

忆先生／307

有容乃大高山仰止／311

 ——写在《蒋孔阳全集》出版之际

蒋孔阳学术近影／315

蒋孔阳先生的最后十年／323

如鼎人生／341

 ——寄怀蒋孔阳老师

记忆的碎片／344

 ——怀念蒋孔阳先生

蒋孔阳老师／349

审美人生／352

 ——悼蒋孔阳先生

真理占有我／355

 ——悼念孔阳先生

人去美长在／358

 ——悼念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

丰碑，光华永远璀璨／362

 ——忆蒋孔阳先生二三事

与美结缘一生／369

 ——追忆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

蒋孔阳先生的美丽句号／372

在“蒋孔阳美学思想暨新世纪美学研

 讨会”上的发言／376

“我和你一同回家”／379

爸爸与书／383

爸爸永远和我们在一起／／386

灵魂是美的／389

 ——缅怀二弟蒋孔阳

二弟蒋孔阳辞世周年祭(二首)／392

是你／393

 ——献给已故外公

附录

蒋孔阳年谱简编／394

编后／442

我一生中喜欢自然，而不大谙于人事，大概受了我小时候这种趣味的影响。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四川军阀割据的局面结束了，大量新文化新文学的著作涌向万县街头。我第一次看到了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品，也第一次看到了《大众哲学》、《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一类的书籍。此外，抗日宣传队还来到了学校，他们带来了救亡歌曲和活报剧。这些，虽然我都不懂，但却非常喜欢。它们像闪电，样打开了我的心扉，使我热爱起文学和社会科学来。就是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1938年，哥哥蒋术亮带我从万县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我们住在一角钱一天的鸡毛小店里，每天啃几个大饼，考学校和找工作。无亲无故，两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要找工作，谈何容易?学校倒是考一个取一个，但没有学费，进不去。拖到10月，国立四川中学高中部招考，不仅不收学费，而且供给食宿。这对我真是一个天大的福音!但没有初中文凭不能考，我初中没有毕业，怎么办?哥哥为了成全我，他自己弃文投戎，把文凭让给我。我就这样冒着哥哥的名字考取了国立四川中学。

四川中学后来改为国立二中，它主要是安置抗日沦陷区来到后方的青年和教师。比起封闭的四川本地的学校来，它的水平要高得多，我开始感到有点跟不上。但过了一年，我不仅跟上，而且赶到班上的前茅。学校里面，国共两党暗中的摩擦，似乎十分激烈。我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的著作，也参加过比较进步的读书会。我和几个同学自费办了一个名叫《学习与批判》的大型墙报，当中连载了大别山的来稿。这可惹恼了三青团，他们把我的墙报撕了。我不服气，重新抄写，重新贴上。于是，校长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通，勒令停刊。1940年暑假，我曾穿着一条短裤，挎着一个布包，戴着一顶草帽，从二中所在地的合川，步行到成都，然后又步行回来，来回2000里。美其名日社会调查，其实除了大病一场之外，什么收获都没有。我们常常笑堂·吉诃德，可我们自己身上又何尝没有堂·吉诃德呢?

1941年，我考进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但我对经济系的课一点不感兴趣。我在亚丹·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所发现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小学和初中时，我是在课堂打瞌睡；这时，我却根本不进课堂，而是把图书馆当成课堂，任意阅读我感兴趣的文史哲方面的书。冯友兰的《新理学》、张东荪的《新哲学论丛》、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以至宗白华、林同济等人的文章，都曾引起过我极大的兴趣。我还和宗白华、林同济两位先生通过信。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我是在大学毕业后才读到的。一拿到这本书，我就爱不释手。我用钢笔在上面不断地画杠子，以至全书都画满了。这一方面说明了这本书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我当时还不会读书。

1948年，我应林同济先生的邀请，从银行来到上海海光图书馆。我认识林先生，一方面是通过信，另一方面则是余开祥同志的介绍。一颗彷徨不安、不断探索和追求的心，总算初步有了着落。林先生学识渊博，而又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他要把图书馆办成一个有关中西文化的研究性图书馆，他叫我担任文学方面的编译。我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对西方文学发生强大的兴趣。我读了不少西方文学的作品，写了《红字》、《你往何处去?》等书评。有关《红字》一文，得到了林先生和图书馆其他同志的高度赞扬，认为拿到任何刊物上去发表，都无愧色。但思想改造时，这篇文章给同学“没收”了。此外，我对维克托·雨果的《悲惨世界》，发生了特别大的兴趣。西方人称雨果为“泪圣”，当时我就喜欢浪漫主义那种充满了幻想和眼泪的作品。但不久，巴尔扎克和果戈理等现实主义的作家，把我从梦幻般的世界引向清醒的现实。在林先生的指导下，我编了一本小册子《巴尔扎克书讯》，由图书馆自己出版。另外，我还翻译了丹纳的《巴尔扎克评传》，但稿子不知搞到哪里去了。  1949年，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了，图书馆也解放了。我带着迎接解放的热情，配合当时学习苏联的形势，翻译了库尼兹的《苏联文学史》，改名《从文艺看苏联》，195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正因为这样，我真的喜欢上了苏联的小说，我把能够找到的都找来读了，还写了几篇有关苏联小说的评论文章。其中《学习苏联小说表现英雄人物的经验》一文，发表在1951年9月份的《人民文学》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53年，我又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了《要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英雄人物》一文，继续探讨描写英雄人物的问题，并大力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因此，也得到了较大的反应。但是，也正是这时，有同志对我提出了批评，说我鼓吹“日常生活”，反对重大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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