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都认为科学是客观地寻求真理，宗教是主观地经历美善；科学的研究领域是普遍知识，而宗教的范围却是个人的感受。但在科学哲学的学术界，这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已被大多数学者摒弃，而这一点还不为普通读者熟知。

本书详细探讨了很多科学家的信仰和哲学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不但没有拦阻科学的发展，反而是孕育现代科学的沃土。

普通人都认为科学是客观地寻求真理，宗教是主观地经历美善；科学的研究领域是普遍知识，而宗教的范围却是个人的感受。但在科学哲学的学术界，这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已被大多数学者摒弃，而这一点还不为普通读者熟知。

本书详细探讨了很多科学家的信仰和哲学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不但没有拦阻科学的发展，反而是孕育现代科学的沃土。在第一卷《新的科学历史》中作者阐述“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战争”这一形象在近现代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卷《第一个科学革命》描述古希腊哲学与基督信仰的相互关系。第三卷《数学的振兴和衰退》论及对神创造的认识如何影响天文数学的发展和非欧几何的形成。在最后一卷《第二个科学革命》中作者继续追溯物理学上科学革命的思维，从动力宇宙到相对论和量子学奥秘，最后延至21世纪的基因革命。

提示科学背后的奥秘——《科学的灵魂》中译本序

绪论

第一卷 新的科学历史

 第一章 虚构的制度：基督信仰与科学革命

 第二章 研究科学的历史和历史的科学：现今的治学方法及其知识渊源

第二卷 第一场科学革命

 第三章 新的思想系统：三种科学思潮及其始末

 第四章 牛顿的机械世界：神与世界的关系

 第五章 生物学姗姗来迟的革命：被形而上学绑架

第三卷 数学的振兴和衰退

 第六章 往时的数学：寻找被造物的构造

 第七章 偶像的倒台：非欧几何与数学革命

第四卷 第二场科学革命

 第八章 是否一切都是相对的？物理学的革命

 第九章 量子力学的奥秘：理解新物理学

 第十章 基因的化学密码：历史论战的解决

注释

怀特海解释这些信心建基于某种惯用的思维——如大自然是有规律的——他认为这种信念源自基督信仰的创造论：世界是神的创造。怀特海并非说科学革命时代欧陆所有人民都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但是就算反对正统信仰的人也生活在圣经的传统思想中。他说：“我不是指着少数个人的公开信念，欧陆文化已带上数百年以来不受疑问的烙印——那烙印在思想中潜移默化，不单是字句上的信条。”

究竟什么在思想中潜移默化？西方文化与基督的实体论已组织成为贯通的构图，需要历史学家的遐想方可找到它的源头。诚然基督文化也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下文详述)，所以基督文化的独特性往往被忽略，但是基督信仰的确有它的独特处，若将它与其他古代的文化系统比较，就可知晓。今天在，明天也在

科学是对大自然的研究，科研发展的可能性在于科学家对大自然的态度。圣经文化赋予西方社会几种对大自然的基本预设。

首先，圣经教导大自然是真实的，这好像老生常谈，但请注意很多思想系统认为大自然只是幻像而已。很多多神论和唯心论认为，有限的和特殊的事物不过是“绝对无限”的“影像”而已，个体和分隔都是幻觉。印度教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世界都是米亚(maya)或梦幻。如此低估大自然的哲学很难启发科学家有系统的实验研究。

基督信仰的创造论却教导有限的事物并非单是无限者的影像。神创造了的事物有真实的存在。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LangdonGilkey指出创造论暗示世界并不是虚幻的，它是一个具有可被阐明的构造和真实关系的领域，所以是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神造它是好的。

科学不单是基于形而上的信念，也建基在价值观上，一个社会需要确信大自然是有价值的，所以值得去研究。古希腊文化没有这个信念，他们以物质世界为邪恶和混乱，所以一切与物质有关的事物都是低贱的；只有奴隶才要劳力操作，哲学家寻求休闲的生活来追求“高尚的事物”。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这就是古希腊文化没有发展实验科学的原因之一，因为科学需要用物质作为实验求证的对象。

初期教会虽然处身于周遭的希腊文化之中，却发展了一套尊重物质世界的信念。基督信仰认为世界是神的创造，因此它是有价值的。创世记重复的叠句“神看着是好的”是快乐的颂歌。英国科学哲学家Mary Hesse说：“在希伯来和基督信仰传统中，从来没有物质邪恶和看破红尘的思想。物质要被人用来荣神益人。”因此“在以基督信仰为主流的西欧社会，劳力工作从未被贬低，没有只干劳工的奴隶阶级，巧手的工匠是受尊敬的人士”。

在宗教改革时期，人的工作观更受重视。“神的呼召”这一概念从神职人员延伸到世俗行业。神学家Ian Barbour认为，新教徒相信“人若要侍奉神，不是退隐到寺院作修士，乃是要勤奋忠诚地做有用的工作”。他说这对工作尊严的注重，也成为对科研的鼓励。加尔文(JohnCalvin，新教主要思想家)不但催促人思想神的创造，也鼓励人以劳力和劳心来操作，他如此说：“我们需要技能和劳力，用以研究天体的运作，它们在天空中的本位，和衡量它们之间的间距，注意它们的特性。”

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以宗教改革的精神，被神“呼召”使用他的才能去研究天文学。他在一本记事薄中写下自发的祷告：  “创造主和上帝，我感谢你赐我在你创造中的喜乐，我以你手所造的为乐。看哪，我已完成你托付我的使命，我在这使命中已用尽你借给我灵魂的才干。” 早期的化学家范·赫尔蒙特(Jean-Baptiste van Helmont)以同样的治学精神，强调科研是神所赐的“好礼物”。这种广义的“呼召”，在精神和道义上支持从事科学工作为对神合法的侍奉。世界是一块可耕耘的园地，非一位神

圣经教导我们大自然是美好的，但它并非一位神，它只不过是被造之物。圣经极力反对神化大自然。

典型的异教属拜物教和多神教，以大自然为神灵的居所，或者是神灵实体的表现。最普遍的拜物教以为神灵住在大自然中。根据新教浸信会神学家Harvey Cox，异教徒“活在一个充满精灵的世界中”。这些精灵妖怪和魔鬼在幽谷丛林和山溪中出入。自然界中有太阳神、河神和星神。美国印第安人的图腾教以自然界的被造物与人类有血缘关系为基础。

而圣经的创造教义摒弃上述一切，神并非像住在树上的小仙女，他不是人性化的自然动力。他不是世界的“灵魂”，他是万物的创造主，正如花瓶是陶匠的创作，大自然也是他手的创作。创世记第一章的开场白与大部分的上古宗教有强烈的对照，非但没有当太阳、月亮和星宿为神，创世记说明这些天体是神放在天空中“用来发亮的光体”，要达成神的目的，正如一个妇人在台阶上挂上灯笼作照明之用一样。

荷兰科学历史学者R. Hooykaas形容这现象为大自然的“非神化”。自然界的事物——太阳、月亮、森林、河川——不再是神明所在和被崇拜的对象。它们乃是神的创造，被安置在大自然来达成神的目的和造福人类。

大自然的非神化是科学研究的关键性的大前提。要是大自然是人类崇拜的对象的话，将它剖开研究是不虔诚的举动。若世界充斥着精灵和魔力，人唯一应有的反应是向它祈求或避开它。十七世纪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认为以大自然为神乃是科学“泄气的障碍”。

科学不仅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它也以思考大自然为出发点，正如Cox所言，“无论一个文化如何发展观察的能力和测量的仪器，人若不克服对大自然的恐惧，科学就不能有突破的发现。”圣经的一神论将大自然的神灵赶走，使人能毫无惧怕地享受它和研究它。只有当大自然不再是崇拜的对象时，它方可成为研究的对象。(P16-19)

对于近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通常的看法是二者对立，最后科学“战胜”宗教，才获得了发展。如果翻看国内流行的各种科学史书籍，观点基本大同小异。仔细推究，这种认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科学确实发展了，而宗教的影响也果真不及从前了。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评价肯定又是不全面的甚至不准确，因为科学与宗教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们又如何对立，在什么层次和性质上对立，是宗教的哪一种因素与科学的哪一方面对立？科学与宗教除了对立之外还有没有协调与合作的其他可能等？其实都没有回答。之所以形成一面之辞的状况，是因为人们基本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做原始性的阅读与考证，即使有限的信息来源也是经过信息过滤后才进入视野的。在此情况下，即使有人表示了疑问，其声音之微弱也不足扭转大多数人的态度。

所幸，友人彭强先生转来潘柏滔教授翻译的这部考据翔实的新著，可以在很大意义上澄清科学史上的许多迷雾。潘教授曾于2005年夏冒着酷暑不远万里从美国的伊里诺州惠顿大学赶来北京参加我组织的“第二届科学与信仰学术年会”，会上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治学精神挚为感人。今日得见其作如会老友，喜不自禁。加之该书不久就将传布于大陆学术界，故愿从命就学术角度谈几点个人的初步感受，或许多少能为读者诸君在理解该书时提供某些便利。

此处必须首先说明的是，《科学的灵魂》作者虽与许多西方学者一样，也是基督徒，有自己的信仰追求，这是读者应首先注意到的。但也要看到，他们并不是完全站在护教学的立场上讨论问题的。这是本书得以保持某种公允而为广大读者接受的一个基本前提。正因此，细读该书确能发现其中不少启人深思之处。

其一，对从古至今基督教由中心到边缘存在状况的评述准确客观。关于古今基督教的状况，许多中国人通常不加细分，认为不管古代现代，反正都是基督教。其实，情况是大不一样的。且不说，古代西欧的基督教只是天主教，而现代西欧的基督教既有天主教，又有新教，可能新教的影响在世界上更广泛一些。就是同为天主教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在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是政教合一、天下一统的社会主宰，而是随着世俗力量的崛起逐步走向社会边缘，特别是新教已经成为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关怀的一部分。这就表明，中世纪的天主教并非基督教的唯一形态(何况那时已经有了东正教)，当然也就不能简单地代表全部基督教了。这一现象从基督教内部观察更是一目了然，作者不回避不掩饰，表明了一种实事为实事的态度。这也是考察西方科学与宗教关系所必须坚持的一种历史态度。

其二，对科学发展的宗教原因的发掘透彻清晰。基于上述，两位作者便利用其为西方基督徒的优势而开始寻找近代科学发展的宗教内部原因。他们发现，所谓现代科学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宗教内部分化的产物。人们不会忘记，早期的教父神学具有明显的柏拉图主义色彩，而后期的经院神学或士林哲学具有明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色彩。当然，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后期的流行并不意味着柏拉图主义绝迹了，只不过不再居主导地位而已，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就是两种立场的反映。而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莱布尼茨等作为虔诚的基督徒都具有明显的柏拉图主义倾向，他们的科学理论也都是试图以柏拉图主义的方式确立对上帝的信仰。在此，神学目的不仅是他们科学创作的最初动机，而且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也一直是在神学背景下前进的。关于这个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美国科学史家罗伯特·默顿都进行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研究。特别是默顿在他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了著名的“默顿命题”：“由清教主义促成的正统价值体系于无意之中增进了现代科学”。①对此，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后来指出：“默顿的标签(主要指对“清教主义”的概括)可能不恰当，但他所描述的现象毫无疑问是存在的。”②而本书对近代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描述较默顿要透彻清晰得多。

其三，对几个重要领域中宗教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式考证细致。该书不只是一般性地描述近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而是具体地考察了几个主要科学领域和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方式。如数学领域中毕达哥拉斯传统的形成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近代天文学、力学、非欧几何等与基督教中柏拉图主义的关系，二十世纪物理学、量子学与基因生物学中的宗教影响等，都有比较深入细致的梳理考辨，许多内容在其他书中不易见到。

其四，对科学史上几个典型历史事件内在原因的辨证有助于扩展人们的认识。该书另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是澄清了科学史上的许多是非。例如，前述提到的哥白尼，他写作《天体运行论》究竟是反宗教还是为了宗教本身，虽然其他书中偶有点评，但往往语焉不详，与本书交代之具体无可比拟。以往一直被我们所宣扬的布鲁诺因鼓吹哥白尼学说而被烧死，事实究竟如何？此处也做了仔细考证。我们可以不完全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过去的一边倒至少也是不恰当的。刚巧，今年暑期我有机会在罗马的鲜花广场布鲁诺受难处瞻仰他的塑像，怀古思今，心中涌出无限感慨。书中还有关于达尔文和进化论事件的讨论，也足以引起今人的兴趣。而其关于二十世纪科学与信仰的分析，则不免使国内的许多科学史工作者汗颜，因为我们的探讨和反思最多止步在科学与价值和伦理的关系层面上而难得深入。

最后，对国内读者来说，书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作互补的参照。受作者身份所限，读者不必完全同意本书的立场。但这并不能妨碍读者从书中获得启迪。所以，最理想也最现实的方式是彼此宽容、相互对话，由此实现某种思想上的互补性理解，这才有利于获悉事物的全貌。就此而言，该书为读者所提供的许多证见是目前所能接触的各种书籍中没有或做不到的，这对今后的研究特别是全面理解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愿将这一有独特风格和思想内涵的著作推荐给读者。

读者可能苛求该书的，或许除了作者恪守特定立场未能充分体现非宗教力量在科学发展中的某些作用外，即是其为主题所限而关于科学史线索的描绘还不够丰富连贯。但这无关宏旨，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将其与国内先期出版的丹皮尔《科学史》、布朗《科学的智慧》、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等参照阅读，或许得出的认识更加全面，也更能见出该书的特色。

佩尔斯和撒士顿向我们显示，无神论和科学之间的结盟不是常态，而基督教信仰曾经是，也将继续是增进科学发展的重要资源。这本书值得广泛推荐。

——詹腓力(Philip Johnson)，加州伯克莱大学教授，《审判达尔文》作者

我把《科学的灵魂》这本书作为我们这个所谓科学时代最重要的书之一，每个爱好思考的人和从事科学工作的都应该来读。

——戴维夏敦博士(David Shatton)，牛津大学生物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