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供中国美术史、文物考古、文化与历史方面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参考的古玉器学术作品。它主要叙述了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时众多极具时代风格的精美玉器的传奇经历，同时，也注重发掘每件玉器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本书故事性、普及性、可读性和趣味性都较强。

中国是用玉最早的国家，玉器在中国有着七千年的发展史，至今魅力不减。随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从早期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的巫玉到比附道德的礼仪用玉，从象征着羽化升仙的葬玉到满足生活多方面需要的装饰玉、实用玉等，琢玉的技艺鬼斧神工，玉器的种类日趋多样，玉器的内涵不断丰富，玉器的功用也在扩展变化。

“黄金有价玉无价”，因此，古代的玉器多为统治阶层和豪门贵族占有和使用，宋元以后，玉器才逐渐开始在民间流通。古人不仅爱玉、赏玉、用玉、藏玉，死后更喜将其陪葬地下。即便那些辗转流传于世者，在岁月的长河中，也是饱经沧桑，乃至漂洋过海，流落异乡……

本书即以此为基点和线索，叙述了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时众多极具时代风格的精美玉器的传奇经历，如红山文化玉龙、凌家滩玉器、良渚文化玉琮、古虢国玉器、金村玉舞人佩、西汉金缕玉衣、法门寺壶门座白玉棺、宋徽宗所藏玉器、元代“渎山大玉海”、明代陆子刚玉、清乾隆藏玉等等。作者在叙述它们传奇经历的同时，更注重发掘每件玉器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为便于读者阅读，随文配图片100余幅。本书可供中国美术史、文物考古、文化与历史方面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参考。

玉雕“东方第一龙”的发现

揭开远古城市生活的神秘面纱

神秘的玉“琮王”

三星堆玉器诉说的故事

古虢国玉器探秘

金村玉舞人佩

南越王墓玉器

金缕玉衣之谜

玉仙人辟邪

玛瑙羚羊首杯

壶门座白玉棺

嗜玉成痴的皇帝宋徽宗

“渎山大玉海”的传奇

皎皎白玉杯，缕缕中国风

苏州玉雕名匠陆子刚

乾隆宝玺“万寿山清漪园”

俏色玉器“桐荫仕女图”

乾隆至爱“西番作”玉

浑然大气的乾隆巨制玉山子

乾隆宝玺“十全武功之宝”

玉雕“东方第一龙”的发现

龙本为中华民族的起源和文化发端的象征，它究竟起源于何时？最早的龙又是什么模样？它和后世龙形有区别吗？作为“龙的传人”，中国的学者一直在苦苦探寻。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农民张凤祥冒着酷暑，来到村子后面的果林里修梯田，忽然，他的铲子挖出了一个石洞，仔细一看，还是由人工砌成的，石洞距离地表约50到60厘米。他忍不住好奇，急忙把手探进去摸索了起来，摸了一会，在石洞的底部，居然摸到了一个硬物，拿出来一看，这个东西不仅黑乎乎的，形状还像一个钩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质地十分坚硬。张凤祥以为是一块废铁，收工时顺便把它拿回了家。他的弟弟张凤良当时才六七岁，看到了这件扔在地下的“铁钩子”，就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拖着它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起来。就这样过了七八天，“铁钩子”竟然被拖成了墨绿色的玉，在人阳的照射下，还泛出光泽。张凤祥得知后，就带着玉器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遵照国家征集文物的相关规定，用30元钱把玉器征集了下来，但他并没有在意，办完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时光荏苒，很快就到了1984年。这一年足以让所有的考古人员为之兴奋。因为，红山文化的发现在这一年有了重大突破。在辽宁省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古墓。古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主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经过考古人员的仔细辨认和研究，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图1)。很快，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玉猪龙的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征集的三星他拉出七的那件玉器。凭着文物工作者的直觉，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带着这件三星他拉玉器坐上火车赶到了北京，请著名学者苏秉琦先生(图2)鉴定。苏秉琦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权威，而且对红山的考古发现也特别关注。据贾鸿恩回忆，当时苏秉琦先生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件玉器，一面仔细鉴定，一面向他了解这件玉器的出土地点和征集的过程。苏秉琦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就这样，经苏秉琦先生鉴定，1971年在三星他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最早的玉龙形象，堪称“中华第一玉雕龙”。1986年《人民画报》第8期刊登了玉雕龙的图片。顿时，整个世界都轰动了，人们终于看到了最早的玉龙(图3)形象。

红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史前文化，主要包括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西部、河北北部地区，因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图4)而得名。

红山遗址的发现看似偶然，实则凝聚了众多中外考古学者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20世纪初期，一些西方考占学者斤始在我国北方地区考察。1908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图5)考察了内蒙古古人类遗址；1919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图6)、德日进第二次来到内蒙古考察；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赴辽西考察；1930年中国考古学家按照日本人考察的线索深入考察了内蒙古的林西县和赤峰遗址；1935年，被日人誉为日本“考古学之父”的学者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在日小军队的“保护”下对赤峰一带的红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并于1938年发表了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红山文化由此被发现。1955年，中国考古学者尹达(图7)在《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正式提出将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定名为“红山文化”。从此，“红山文化”正式定名。随后，国内众多学者纷纷对这一地区展开了多次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和实物。1981年12月，中国考古学会在杭州举办了第二次年会，辽宁省博物馆的孙守道、郭大顺提交了论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和龙的起源》，又一次确认了解放后在这一地域的发现均属“红山文化”。这一结论，震惊了世界考古学界，一时间，大批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前往东北参观考察。特别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在东北参观考察后，不仪肯定了红山文化，还进一步确认，红山文化是中国远古文明的曙光。

在红山文化被发现以前，人们所知的中华文明，只有夏商周以来近四千年的历史。人们也普遍认为，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文明的故乡，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表明中华文明史可以一直上溯到距今5000年前，而且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史前的历史，去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今天，这件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好、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猪龙形玉器。玉龙高26厘米，重1000克，系用一整块墨绿色的软玉圆雕而成，乍看如蟒似蛇，然细看其头部，嘴部前突上翘，鼻子扁平，双目外挑，却更似一猪首。颈部有长鬣飞动，身体内弯呈C型，似蓄力欲飞。玉龙无鳞无鳍，当系早期中国龙的雏形。长久以来，人们认为龙是多种动物的合体，此件玉龙的发现证实了这一推想，说明龙与蛇、乌、熊等动物有关系，而且龙的原型和猪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红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猪的骸骨，有的还排列整齐，其中既有野猪也有家猪。以猪为陪葬品，说明猪已成为当时社会财富的象征。再联系到牛河梁石冢4号墓主人胸部摆放的两件玉猪龙，则进一步说明了猪曾是红山原始先民所崇拜的图腾神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通体磨光，只在额及颚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雕刻风格质朴、洗练，充分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龙体中央有一穿孔，叮供穿系，倘若用绳系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足见孔的位置经过了精心设计。显然，玉龙是氏族原始宗教崇拜的礼制用具，代表着某种等级和权力。红山玉龙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原始宗教和总结龙形发展的序列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自1971年发现玉龙后，考古学家在东北地区多处遗址出土了多件红山文化玉器。除了C犁玉龙外，在东北红山文化遗址还发现了数十什大小不等、材质不同的玉猪龙(图8、图9)，但基本形制相同。这些器物均作卷曲状，头部有五官刻线，肥头大耳，圆睁的眼旁有皱纹，嘴部前突上翘，门微张，通体光洁无饰，背部同样有对穿的孔以作系挂。C型玉龙和玉猪龙，为我们形象地传递了龙的起源与红山原始先民自身生活和物质水平的直接联系。它们俱为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是红山先民图腾崇拜的象征。也正因为c型玉龙的特殊寓意和高度的艺术美感，今天，它成为了华夏银行的标志(图10)。

自从1984年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被发现后，红山古卡的名气和价格就直逼商周、西汉时期的占玉，备受收藏家的青睐，海内外私人藏家、博物馆、公司机构等均有收藏。1985年，北京瀚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存国内率先推出“玉器卖场专卖会”，红山文化古玉遂成了会上收藏家关注的热点。1996年，在北京瀚海的秋拍会上，一件长42.2厘米的C型玉龙以253万元成交；2000年12月，同样是在北京瀚海的秋拍会上，一件高16厘米的玉猪龙最后以264万元成交，从而刷新了国内玉器拍卖的最高纪录。近年来，由于国家只允许流传有绪的红山文化玉器走向拍卖市场，再加上市场中赝品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红山文化玉器的交易。但撇开投资，仅从研究和收藏的角度来看，红山文化古玉拥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特征，有着极高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因此，它仍是艺术市场中深具潜力的古代艺术品。目前，海内外各大博物馆都拥有红山文化玉器藏品。  (殷晓蕾)

P1-7

“国宝”是国家宝器的意思。《国语·楚语》记楚大夫王孙围聘于晋，回答晋定公问，说：“围闻国之宝，六而已：明王圣人，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若乎详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

这是当时主流社会的“国宝”意识，至少包括这几层意思：一指富饶的土地，二指杰出的人物及其德行，三指宝贵的器物。这说明“国宝”包括人、地、物，分具自然、人文属性，包括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含义。

本丛书所谓“国宝”，专指器物珍宝。

器物珍宝如豆、鼎、壶，原本来自新石器时代实用的陶制生活用品，因逐渐使用在祭仪之中，有的演变为国家的象征物。“国宝”必具价值：在经济范围内具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在文化范围内具传统遗存价值，在文物考古范围内具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近代学者，又从中看出它们具有审美、认知和教育方面的特殊价值。

千百年来，文物历遭磨难，备受淘汰、摧残、掠夺、消亡之厄，绝大多数都已湮灭消失，真乃是“万劫余生”！自然的原因不论。人为的原因，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它们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古人对旧物的态度。《尚书·商书·盘庚》说：“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其次是掠夺。在古代民族之间、国与国间，常以武力夺取国宝。从世界史的范围看，18世纪是商业世纪，资本主义强国常常通过战争掠夺他国的自然、文化资源，其中包括文化遗产。中国近代史，充满了这方面的记录。

历史的岁月悠久，祖先的遗产饱经沧桑。本丛书分门别类，撮其要者，编列“国宝”而冠以“春秋”的书名，含义自显，读者自知。

自从张之洞(1837-1909)在《劝学篇》中提出旧学新学、中学西学之争以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110年过去了，问题似乎还未得到解决。文物是封建时代旧物，有何用处？

德国思想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传统”与“现代”两大范畴。人们习惯于把中国“传统”看做国家“现代”化的阻力。文物属于“传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世界的“现代化”、“一体化”被世人认为是“西方化”、“单极化”，与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对立起来。西方文化成为强势的、居垄断地位的文化，中国文物在文化领域中过多地丧失了话语权。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提出“软实力”这一新概念，与“硬实力”对应，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属于软实力。

在此种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古”“今”、“旧”“新”、“传统”“现代”、“单一”“多样”等等范畴，在强调矛盾性和斗争性之外，还要强调“同一性”，以及更多更主要的共处一起的事实。

上世纪的思想家、文化先驱如蔡元培、鲁迅等，早早提出了“播布美术”、“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以美育代宗教”。联系到本丛书的出版，读者不只是从思想方法中领会到“同一性”、“多样性”的重要，在实践上也可以认识到它们在审美、队知、教育中的地位与重要。让我们在发挥软实力方面作出贡献。

当然，文物、国宝不只是小件的，还有大型遗址，它们的物质载体，除单个石、木、铜等外，还有合成的、复合的，在价值方面，还有深具科学技术价值的。

我因此想到，文物、美术考古工作者在丛书编撰中作为主力军，还有必要吸引多学科的专家参加，或者注意吸收他们的科研成果。  丛书的编撰者，就我所知，多是已入中年学有专长的博士、教授，他们以严肃的态度，潜心专业研究的成果，顺应时代、社会的潮流，沣意到了学术作品的故事性、普及性、可读性和趣味性。

丛书所选作品，其中有些还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翘楚、孤品，它们极具个性和魅力。今天，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群众必然具有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本丛书的出版发行，可以预期必获热烈的欢迎与极大的成功！

梁白泉

2008年7月14日

于金陵城郊咏梅山庄倚竹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