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抓住了20世纪河南文学发展中的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种文化、文学现象：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慧星”现象，1950-1970年代河南文坛的“几个亮点”，以及世纪末的“中原突破”，并对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文学的底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对20世纪河南文学的一种解读。

本书作者既身在河南外省文化之中热爱故乡、思考故乡，且能时时超出故乡文化，做更有眼光的热辣而心痛的分析。并且从中国非主流的区域文化里，捕捉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特别的存在。涉猎的内容广泛，既有现代文学的整理，又有当代文学的梳理，但却不显得支离破碎，在时空上又显得完整统一。

序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王富仁／1

绪论　“外省”视角下的地域文学研究1

上篇　史论

第一章　断裂与悖离：河南新文学的发生19

　　一　彗星划过天空19

　　二　文化的断层23

　　三　悖离与挣扎28

　　四　中庸与激进33

第二章　从“外省”到“中心的边缘”：20世纪50～70年代的河南文学41

　　一　历史的转折与河南文学的“亮点”41

　　二　从“外省”到“中心的边缘”45

　　三　文学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55

第三章　新时期的“中原突破”64

　　一　新时期“外省文化界”的文化位置64

　　二　文学豫军的“中原突破”69

　　三“中原突破”的意义77

　　四　“中原突破”的缺陷83

第四章　全球化语境下的外省文化空间与河南文学95

　　一　全球化与文学的民族性95

　　二　“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111

第五章　“外省”的必然与无奈127

下篇　作家论

第六章　师陀：“果园城”文化的“变”与“不变”141

　 一　异乡和故乡141

　　二　荒原之中的诗意146

　　三　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象151

第七章　刘震云：“平民”立场的两难与民间生存世界156

　　一　“故乡”的两极意义156

　　二　“吵架”美学与“平民立场”的两难163

　　三　民间的生存特性171

　　四　闹剧冲动与语言的暴动176

　　五　姥娘去了186

第八章　周大新：冲出“圆形盆地”192

　　一　“圆”与“不圆”192

　　二　“围猎”与“被围”200

　　三　“窥视者”的身份质疑与保安之死205

　　四　善恶辩证法213

第九章　阎连科：“耙耧山脉”的隐喻与象征217

　　一　《日光流年》：“乡土中国”象征诗学的转换与超越217

　　二　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229

　　三　庆典、神话、暴力及其他240

第十章　李洱：新的小说诗学的建构255

　　一　百科全书式叙事255

　　二　“共时性”存在结构261

　　三　日常生活诗学空问265

附录　对话：“中原突破”的陷阱271

参考文献300

代后记　故乡304

一 彗星划过天空

徐玉诺—冯沅君—于赓虞—尚钺

1921年1月7日，北京著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晨报副刊》发表了徐玉诺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良心》。它的出现似乎标志着河南文学真正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视野之中。在之后的几年中，徐玉诺写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陆续发表于《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文学周刊》、《诗》月刊等当时非常有名的新文化杂志，并且，和文学研究会其他人合出了诗集《雪朝》，其中徐玉诺的诗有48首。徐玉诺惊人的创作速度和独特的创作特点引起现代文坛的注意，并且很快被吸收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叶圣陶认为徐玉诺的诗是“与自然融化”，同时表达了一种“无所不爱而不得所爱”的情思。王任叔称他为“绝大的天才”。郑振铎也认为他“是中国诗人里第一个高唱‘他自己的挽歌’的人”。鲁迅曾让孙伏园给徐玉诺写信，让他“把发表在《晨报副刊》等的二十来篇小说收集出版”，并表示“自愿作序”。但是，在盛名之中，徐玉诺却渐渐从文坛上消失了。曾经非常关注并看好这位年轻作家的鲁迅和茅盾都感叹“不知他哪里去了”，甚至怀疑他“是否尚在人间”。1929年，徐玉诺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起初我还用往年那样埋葬记忆，将悲愁印在地下的方法，回避一时……我现在预备下场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河南作家作出了“下场”的决定？

在激情、动荡的五四时代，一个文学青年的“上场”和“下场”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像徐玉诺这样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却并不多见。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现代时期的河南文学，会发现，以良好的创作势头和文学天赋上场，却仓促下场的河南作家绝非徐玉诺一人，河南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同样的轨迹。1920～1925年活跃在文坛上的河南作家，冯沅君、徐玉诺、于赓虞、尚钺，还有一大批对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感兴趣的组织者，他们都如流星般划过天空，灿烂异常，但却只是一闪而过。也许徐玉诺更多的是因为个人生活的困难造成创作的难以为继，但是，出身于大家族的冯沅君并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冯沅君1924～1925年以“淦女士”的笔名在著名文学副刊如《创造》、《创造周刊》上连续发表《旅行》、《旅行之后》、《隔绝》等小说，一时间名声大噪，引起文学界和新文化运动前辈的密切关注。与同时期的庐隐、冰心、凌淑华等女作家的小说比较，冯的小说不仅在语言和小说结构上显示出她自己的独立特色，更重要的是，在面对新旧观念的冲突时，冯沅君表现出更多的矛盾、徘徊和一种血肉相连的紧张，这种紧张的痛苦使她的小说多了一层新的含义和内在的张力。可是，冯沅君很快便放弃创作，转向了学术研究。

如果说徐玉诺的诗更多的展现“美、自然与苦难”的情思的话，那么，几乎和他同时出现的河南老乡于赓虞，则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忧郁诗人，他的诗总是充满着激烈、令人绝望的情感和似乎来自地狱般的叹息，朋友们因此称他为“恶魔诗人”。与徐玉诺相比，于赓虞的诗明显地呈现出他深厚的西方文学功底，也更接近“五四”新诗的美学原则，我们来看看他的《疯汉》：

在晓寒的晨星里蓬首、垢面、裸体幽囚的疯汉。

昂首狂笑，身狂跃，口儿狂啸的逃出乱茔边的囚院。

在绿茵的草地上振臂环舞，两眼的红光狂燃：

忽然回顾着脱逃的阴森之囚院，金黄的牙儿闪闪：

“呀呀，还我生命，还我自由，

此生呀，永永不再作囚犯！”

那疯汉恨恨的闯进古荒的庙院将神祗推下祭坛，

匆匆的燃烧起柏荫蓊蓊的赭色的庙舍，卷卷青烟

消散静谧的青空，于是瞥起蔑视的双眼微笑回天。  作者以阴郁、狂乱的气息和激愤、热烈的语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现代青年形象，在192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以如此繁复的象征、暗喻和意象来表达情感无疑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和美学启发，也展现了作者成熟的现代诗歌感觉和敏锐的诗人情怀，让人感觉出他深厚的功力和更为开放的创作前景。于赓虞最初的诗大部分都发表在《晨报副刊》的“诗镌”上，因此，于赓虞又被看做是新月派诗人。在河南现代文学时期，像于赓虞这样完全进入现代思绪的诗人和作家并不多，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显示出传统文化的重重阴影。于赓虞的诗在当时已经引起同行关注，“徐志摩、闻一多等人说他的诗过于‘感伤’；赵景深说这些诗太‘潮湿’；沈从文则说其太‘阴暗’。”这些评价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于赓虞诗歌的基本特点和审美原则，它展示了诗人内心对世界和艺术的独特感受。于赓虞对诗是这样理解的，“诗乃生之律动与形式之美的总和。徒求形式之工整，而忽略了动的生命之表露，乃死的艺术；只求生命之流露，而忽略美的形式之营造，亦非完美的艺术”，他认为他的一些朋友们的诗总是“只锐意求外形之工整与新奇，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内容之充实，即如有所表现，也不过如蜻蜓点水似的，未留深的印象。”这一具有现代性色彩的文学理念支撑着于赓虞的文学信念。从1920年代后期真正进入文坛到1930年代中期是于赓虞创作的高潮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于赓虞以狂飙式的忧郁、孤独和绝望写出一批优秀的诗作，接连出版了四本诗集和散文诗集，并且在文艺副刊、报刊上发表大量诗作、译作，还有大量译介、评论西方文学家的作品。1934年9月，于赓虞等成立中州文艺社并创办《文艺月报》，于赓虞是主要撰稿人，从1940年代开始，于赓虞的诗歌创作逐渐减少，最后完全转向欧洲文学史的研究。和冯沅君一样，他的后半生以一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和教授名世，而不是一位诗人和作家。有评论者这样认为，“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悲剧和他能给予后人的启示就是，他本来可以挣脱个人命运的枷锁，像同时代的朋友们那样投身于现实的斗争，靠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去争得幸福，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没有意识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他真诚地献身于艺术的同时，也必须把自身的一切无保留地献给他的时代和人民。他不懂得，他的诗的声音只有伴和着那个时代的声音才会留存于时间的记忆当中”。但是，也或者恰恰是于赓虞的“有所保留”，才使他的诗歌具备了超越时空的力量。P19-22

我原属山东聊城地区茌平县人(1958年后我所在的琉寺区才划归高唐县)，在1949年以前的解放区的区域划分中，属于晋(山西)冀(河北)鲁(山东)豫(河南)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设省、市建制的时候，我们属于平原省，是由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的一部分共同构成的，省会就是现在河南的新乡市，殷都的所在地安阳地区也在平原省境内。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县级干部，曾经到新乡开会，那时我还在小学读书，没有学过中国地理，所以新乡就成了我知道的除了山东省省会济南之外的第二个省会级大城市。但是，到我上高小的时候，平原省就撤销了，聊城就又成了山东省的一个地区，当时我属的茌平县也成了山东省的一个县。

从现在想来，河南应该是我的半拉子故乡，就是从语言上说，我听不懂齐地的胶东方言，却能听懂河南话，但在后来，河南却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对于那些与我没有多少关系的省份，倒有更加鲜明的记忆：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直辖市自不必说，像西藏、新疆、内蒙古自治区，一是因其大，二是因其远，三是因其为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与我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俗，你就无法将它们从我的脑海里挖出去。别人不知道，对于我，一想起“我们的祖国”，首先想起的不是我们的首都北京，也不是我的故乡山东，倒是这三个边疆的大省(自治区)。大概这也有它的道理：“要不是有这三个大省(自治区)，我们的祖国哪能有这么大呀！”东北，更是我们山东人熟悉的一片荒凉但却肥沃的土地，是我们山东人在灾荒年外出逃荒的地方，我舅舅家的两个哥哥因为家里贫穷，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下了关东”，在那里安了家，落了户。大概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哈尔滨就像一个神话里的城市，与当代青年心目中的纽约差不多。它牵动的不是我的神经，而是我的想象。一到了20世纪50年代，东北的地图就愈加鲜活起来，鞍山的铁，抚顺的煤，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解放牌汽车，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劳动模范王崇伦，《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在我们小小的脑海里摆得满满当当。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庆的石油以及王铁人的名字，更像一场地震一样震动过我们的脑海。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的，更忘不了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萧军即使不是一个多么杰出的作家，也是作家队伍中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萧红则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在我们那里，人们一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总是说“到了云南、贵州嘎嘎二县”。“嘎嘎二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也不知道，但云南、贵州作为两个省份，却也因此而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我对于广西的印象，并不深刻，但一旦将广东、广西连在一起，也就令我难以忘怀了。不知为什么，对中国文人赞赏的自然美景，我都没有多么深刻的感动，倒是敦煌的鸣沙山，有着令我感动的荒凉。“桂林山水甲天下”，在小学地理课本中就读到过，像杭州的西湖一样，并没有惹起我的梦魂缭绕的向往。广东，那可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时无刻都会碰到的一个省份。从林则徐的虎门禁烟，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广州又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革命策源地”，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这些文学大家也曾群集广州，一时成为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的中心，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之间，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事，都与广东人有关。到了新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又是在广东开始的。像深圳这样在几年间便拔地而起的现代城市，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少有的。与广东、广西有些相像的，则是湖北和湖南。武汉三镇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演出过几出大戏，闻一多、胡风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很烫手的两个著名作家，但湖南在我的脑海里则更加鲜艳夺目。

……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有种东方神秘主义的倾向，我也是。

当我两眼注视着中国地图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周围的各省就像中国的躯体，而河南，则是中国的心脏。

时至今日，中国的整个躯体健壮了起来，并且有不断健壮下去的趋势。但在心里，还是时时感到一种忧郁，一种悲怆的情绪。

这说明，我们的心脏还不是完全健康的。

我觉得，当河南文化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才将是一个完全健壮的文化。

河南文化的繁荣，从河南文学的繁荣开始。

2008年3月10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我常常疑心是我的论文使我陷入了思乡的病症之中。河南邓州市张村乡宋庄村，一个荒凉而温馨的村庄，那是我的故乡。

正是初夏季节，风吹树摇，窗外高大的白杨树又一次发出清脆疏朗的笑声。故乡的老屋，老屋门前那两棵老枣树和开紫花的苦楝树总是出现在我的梦境深处。那逝去岁月的欢笑、哭泣和破旧的老屋曾给我以最真实的温暖和生活的信心。我梦到故乡，梦到秋天河坡上软软的金黄的草，我一个人躺在草丛里闻着那草的香味；梦到妈妈躺在床上，又一次用哀伤、无奈的眼睛和我告别；梦到少年时代为一件小事而互不理睬的女友还在怨恨我，我追着她，给她道歉，可她却伤心地摆摆手，背对我跑了；梦到清亮的水从我家门前的路上汹涌着奔腾而过，我想趟水过去，走进村庄，走到家里，可水在我的面前越涨越高，我站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哭啊哭啊，直到把自己哭醒。我总是梦到故乡，梦中那遥远而又温馨熟悉的回忆气息让我心神不宁，我知道我又在想念我的故乡，不只是想我的亲人们，而是想念它那愈来愈模糊的形象，我想从它那里寻找生命最初的痕迹，想重新获得那最最原始的温馨。

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搭上回家的火车。

刚下过雨，故乡仍像几千年来那样掩映在村头高大的树林里，在灰色的原野之中，村庄的房屋古朴而清新，庄稼在雨水的滋润下发疯似的往上长，那一望无际的麦田已经开始变黄，布谷鸟在天空不知疲倦在叫着“布谷”“布谷”，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那是故乡的声音和气息。只有回到故乡，只有在这寥廓的原野之下，你才能感受到这生命和自然的和谐，你才会对生和死的概念有真正的认识。你不会害怕死，一切的来来去去都是千年亘古未变的，你感到在大地上活动着的人是如此渺小，却又这么自然自在。一切都安然发生，也悄然消失。你所有的急切、紧张、烦躁都会被这大地、被这高高掩映村庄的白杨树和寂静的天空缓缓地、不动声色地吸收，你重又心平气和、不动声色。是的，不动声色。这就是故乡的力量。

安静的日子，逐渐苍老的面容。故乡似乎比往日更萧条了，不是因为破烂和贫穷，而是缺少人气和生机。路边排排崭新的房屋，几乎都挂着一把大锁。有许多家庭都全家出去打工了，只有老人仍靠在墙头慵懒地晒着太阳。路过八奶奶的家，也是一把大锁，锁已经生锈了，惨红的颜色，让人心惊。我肥胖的、有着爽朗笑声和慈祥面容的八奶奶，地母一般，安稳，踏实，又有着无限生命力的八奶奶，她给我们暗淡的童年带来多少欢笑！可是，两年前，她却把孙子弄丢了。孙子去河里洗澡．她在家里做饭，饭还没做完，有人来告诉她，她的孙子淹死了。八奶奶疯一般跑到河边，看到已经僵硬的孙子，她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灰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八奶奶无颜再住在村子里，离开了家，在河岸边搭了一个小茅屋，独自生活。

老家的院子里长满了草，几乎过膝，昔日那条直通到家门口的小路已经被草严严实实地盖住，而那在这个季节本该长满青色小枣的枣树叶子稀稀落落，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那棵苦楝树不知被谁挖走了。在初夏的季节，那枣花的清香和苦楝树的花香混在一起，是多么难以形容的美妙，那是故乡的邈远感觉，我总在梦里闻到这种气息。在蹒跚着寻路而走时，一棵不知名字的带刺的小灌木竟把我的腿给划破了，我的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什么时候，我的家，我的最初的疼痛和最深刻的想念和一切的来源，居然被野草占据了。

必然的遗弃和永恒的怀念。故乡之于每一个离开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想去看看我的小河和我亲爱的八奶奶。沿着村子西头的路直下去便是长长的河岸。 ‘望无际的平坦的沙地。太阳孤独地挂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温暖平和，一片肃穆，辽阔而富有生机，却也有隐藏着的莫名荒凉和忧郁。河坡上的树林没了。我早已知道，可还是没有想到没的如此干净，那春天在河岸边轻扬的鹅黄色的柳树没了，那遍地的紫汀花和柔软的草地消失了，那曾经藏在树林深处的养鹿场肯定也没有了，不知那可爱的小鹿现在到哪里去了？

河在哪里？

举目望去，我找不到那少年时代陪伴我最多、知道我最多秘密的小河。露水打湿了我的脚，有泥巴粘住了我的鞋跟，我脱了鞋子，赤足走在芦苇纷披的小路上，越往里走，岔道越多，芦苇叶子那锋利的边齿狠狠地刮着我的腿。太阳已经出来了，有点燥热，还没有看见河的影子，我停了下来，远处仍是无边无际的高高低低的庄稼。

河在哪里？

那在芦苇丛中成双成对嬉戏的野鸭呢？越离越远的河流，越离越远的河流啊！一切都离我们越来越远，远得无影无踪，今生今世，来生来世都不会有了，沧海桑田的故事什么时候才能上演？童年时代沟满河涨的日子是那么遥远，那么让人怀恋！那清新、潮湿的空气和沟里的水草给大地、给人的心灵增添了多少灵秀！可是现在，什么都变了，快的让你来不及感受。在河边找了一个上午，荒凉、枯败的河岸散落着许多废弃的小茅屋，有许多孤独老人的身影在茅屋前晃动，可没有找到八奶奶。我亲爱的八奶奶，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她还有笑声吗？在漫长而又寂静的夜晚，她是怎样一遍遍回想那惨痛的一幕？

又要走了。每次回故乡，都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有所期待，又总是失望而归，可是，我仍深情地想着我的故乡，想着什么时候再回去。我想着我的在那块土地上忙碌的亲人们，想着那在院子里永恒地聊天的人们，想着那苍茫、荒凉的河岸，总有一种深刻的悲哀和感动。

我说不出究竟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它曾为我那么熟悉，而现在，却又那么陌生。陌生得让人心痛。

这部书稿是我的博士论文，距离最初完稿已经将近五年时间。因为要在杂志期刊上发表，也因为学术视野的拓宽，对其中有些地方不甚满意，几乎每一部分都有过改动与增删。本想趁出版的机会，从整体上再系统地修改一次，也掩盖初入学术之门的稚嫩，但几次举笔，都觉得无从下手。罢了，就留着作为成长的痕迹吧。

感谢我的导师王富仁先生让我选择这一题目作为博士论文，使我有机会以学术的眼光感受我心中对故乡的情感，犹如回到母亲的身边，温暖，依恋，而又有些悲哀，有已逝的时光和记忆的痕迹。从和王老师无数次的长谈中，我获取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思想的启示、精神的指引和人格的熏染。感谢博士三年来他对我的悉心指导，感谢他教会我以宽容而又富于批判的精神去面对学术和人生，而最让我感动和荣幸的则是王老师在百忙中为本书写的长篇序言，它使本书的考察延伸至中国文化的原点，也为20世纪河南文学与河南文化的基本面貌寻找到最根本的理论依据，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谢谢！

以学术的视野重回故乡，却使我看到荒凉之外更阔大的含义，即对文化空间差别的理性认识。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3岁第一次进县城时迷路的情景。许多年之后，在看卡夫卡的《城堡》时，突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回想起了那一幕，是的，你永远也进不去，这就是差别。这进入“世界”瞬间的迷茫和害怕成为一个永远的背景，它决定着你的思维、你的情感甚至对待世界的方式，它是整整一代河南作家共同的背景，是无法抹去的生命印记，世界观和写作观也由此形成。因此，在第一次看到“外省”这一个词时，我突然有被击中的感觉，“外省”，一个边缘的存在，既自由自在，却也有盲从、害怕和认同、反抗，有无法去除的焦虑意识。也许这就是外省的命运：追求进步，却难免不在进步中失去自我的特性。但是，对于作家而言，这并不是影响他们写作的唯一因素，一个真正的作家不管写作什么题材，都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从而关注整个民族、人类的存在图景，并由此展示对世界、社会和人性的态度。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单占生老师，我仍然从他那里汲取源源不断的灵感；感谢阎连科老师，他给我的不仅是作家的胸怀和智慧，还有一个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钱理群、孙郁、吴福辉、邹红、刘勇等各位老师，他们在学位论文评审报告中对本书的高度评价使我获得了学术的信心；感谢孙荪、周大新、刘震云、周熠、张宁、樊洛平、王兆胜、李洱等各位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们都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学识与热情，使我得到很多启发与帮助；感谢北师大求学期间的李怡、彭志恒、赵勇、曹而云等师兄妹，他们使我艰难的求学生涯快乐、充实。在治学过程中，还得到了秦俊、李东亮、毛军英、金玉磊、刘迪、辛光雄等各位朋友的支持，在此一并感谢！感谢我的先生、儿子和还在故乡生活的所有家人们，他们给我的是最温馨与最恒久的情感，也使我的生命有了负重和意义。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郑州大学学报》《作家》《山花》《中州学刊》等刊物上先期发表，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当代作家评论》及报纸转载或摘录，谨向这些刊物及责编致谢！尤其要感谢林建法先生和朱竞女士，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使我感受到学术人格的魅力和如亲人般的关怀！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范广伟先生和宋娜女士，他们为本书的尽快出版付出了很大努力！感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大力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