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70年了，他到厦门大学任教授距今则有了80年的时间。只要你谈起中国现代的文化、现代的思想、现代的文学，谈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你就绕不过鲁迅这个“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的名字。中国现代文学是“鲁迅时代的文学”。

本书从三个部分带你“走近”鲁迅，上篇，厦门时期的鲁迅，厦门作为鲁迅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驿站，他在厦大度过了一生中最纯粹的一段学院生活，后来他的儿子也将自己收藏的一些父亲的遗物放到厦大的纪念馆展示，成为中国唯一一座高校的鲁迅纪念馆。中篇，鲁迅与中国文化省思，无论称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还是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无物之阵”中“绝望的反抗者”，也无论是理性地将鲁迅的创作当作中国现代文学“至今一座无人逾越的高峰”，都表明了鲁迅留给后人的文学作品是一笔庞大的文化财富。下篇，中外鲁迅研究今昔，鲁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也是相通的，外国文人对于鲁迅也有着自己不用的理解。

本书内容分为上、中、下三个篇章。上篇，厦门时期的鲁迅，厦门作为鲁迅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驿站，他在厦大度过了一生中最纯粹的一段学院生活，后来他的儿子也将自己收藏的一些父亲的遗物放到厦大的纪念馆展示，成为中国唯一一座高校的鲁迅纪念馆。中篇，鲁迅与中国文化省思，无论称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还是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无物之阵”中“绝望的反抗者”，也无论是理性地将鲁迅的创作当作中国现代文学“至今一座无人逾越的高峰”，都表明了鲁迅留给后人的文学作品是一笔庞大的文化财富。下篇，中外鲁迅研究今昔，鲁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也是相通的，外国文人对于鲁迅也有着自己不用的理解。

前言

鲁迅是谁

上篇 厦门时期的鲁迅

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

厦门时期的鲁迅：温暖、无聊、寻路

回忆与鲁迅先生在厦大相处的日子

陈传宗口述

鲁迅与《鼓浪》周刊

鲁迅为何提前离开厦门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检讨

从《伤逝》到“给我一条光”——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历程

一个寓言式文本：《过客》

转变：于无聊与充实之间——鲁迅在厦门时期的思想精神状态

中篇 鲁迅与中国文化省思

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

今天是否需要重读鲁迅

鲁迅“先锋性”一解

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品格

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关于鲁迅的译介意识

国民性·怀疑与否定精神——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二

鲁迅、章炳麟和刘师培：对本土文化的保存和抗拒

科学与人文：鲁迅早期的价值取向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私奔”套中的鲁迅：《伤逝》意义之辨

鲁迅式“革命”的现时意义

——以说话“主体”问题为中心

鲁迅、茅盾的小说创作与时代精神

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

谈“孔乙己”背后的文化

“革命文学”论争与鲁迅的左翼身份建构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左翼鲁迅”：走向现代生命的自我救赎

恶魔的哀怒——论《药》

“诚”与“谩”：鲁迅“心灵世界”的再探寻

下篇 中外鲁迅研究今昔

现实情怀、历史视点与学术意识——丸山昇视野中的日本鲁迅及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研究

“竹内鲁迅”与日本鲁迅研究

中、韩鲁迅研究比较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

鲁迅与韩国作家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特点、展望

鲁迅研究的回顾和发展——在日本中等教育方面鲁迅研究的回顾和发展

新马文化界追悼鲁迅逝世的若干补遗

两种声音及其他鲁迅研究：鲁迅学在新马

鲁迅中国理想人性思想：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命题

新世纪鲁迅学的文化走向——从两部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学术专著谈起

“我不过一个影”——论鲁迅的归属

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

厦门是鲁迅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驿站，而不是他人生旅途上的终点。鲁迅一生从事过四种主要的社会职业：一是杭州一绍兴时期的中等学校教师；二是南京一北京时期的教育部官员；三是厦门一广州时期的学院教授；四是上海十年的自由撰稿人。

对于鲁迅及其在留日期间形成的思想理想来说，杭州一绍兴的中等学校教育是一个陈腐而又封闭的文化空间，虽然鲁迅在这个文化空间中也曾经进行过思想的抗战和文化的斗争，但即使在这些不乏坚韧执著的反抗中鲁迅也无法感到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一般说来，中等学校教育较之高等教育是带有更强烈的国家主义性质和更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的文化空间。国家主义的要求与社会的习惯势力在中等学校教育中最容易凝结成一个文化的板块’便像鲁迅这样富有抗争精神和革新愿望的知识分子找不到冲出旧传统的文化竺口，尚未形成思想个性的中等学校的学生无法构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文化革新的社会基础，他们是正在成长中的人，其成长不但有赖于家庭的经济支持’更有赖于学校教师的引导，家庭和多数教师的思想倾向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最初的文化观念，尽管他们对新生事物怀有本能的热情，但却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构不成有实质性内容的文化革新的基础力量。没有全国范围内的革新运动，外省个别中等学校内部的革新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的。鲁迅在这个时期感到的几乎只有苦闷和无望，它消磨着鲁迅的思想追求和人生理想。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鲁迅不但不能“立人”，甚至也无法“立己”。

相对于杭州一绍兴的中等学校教育，教育部应该说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能的文化空间，但这个空间的自身却不能不是国家主义的，个人的主动性在这样一个按照行政等级组成的国家机构内是不可能得到稍微充分的发挥的，国家的意志通过长官的意志能够极其顺利地从上到下一级级地传达下来，而下级的意志却不可能同样顺利地通过长官意志一级级地传递上去，并形成国家的统一意志。国家从来都是以稳定为主要的价值趋向的，只有在国家政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国家才会将改革提交到议事日程上来。否则，它就宁愿维持现状，“率由旧章”。即使每一个教育部官员都已经具有新思想的萌芽，但在这样一个国家的机关中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革新力量。与此相反，倒是传统的读书做官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国家机关中最容易死灰复燃，重新将这些接受过新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诱引到旧的思想道路上去，与权力欲望共生的旧官场习气消磨着这些知识分子新的思想追求和人生追求。鲁迅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不是变得越来越有朝气，而是越来越感到人生的虚无和无奈。他是做过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的，但这些零碎的事务性的工作并不能开拓出一种新的文化境界来，无法对现实社会及其文化构成根本性的影响，同时也不可能重新激发起鲁迅的追求热情，他的自由意志在这种官僚体制之中仍然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束缚。

但是，如上所述，教育部本身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能的机关。它虽然是一个官场，但到底不是一个没有更多文化含量的官场。国家的政治、国家的权力在教育部多多少少要通过一些文化的过滤，它不可能像在其他国家机关中那样可以不受任何文化思想的影响。它不但是由更多的知识分子构成的，而且也与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着更加广泛的联系，受到周边环境的知识分子文化的影响。不难看出，正是因为如此，鲁迅才有可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这种转变在杭州一绍兴中等学校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鲁迅是清、醒地意识到内外这两种文化环境的不同的。在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他用了笔名“鲁迅”。从此，他是以两种身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在教育部，他是“周树人”，一个教育部的官员；在社会上，他是“鲁迅”，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前者是他的社会职业，后者是他的自由选择。假如他像一般的政府官员那样，按照官场的要求“辛辛苦苦地爬上去”，也是可以爬到很高的政治地位的，但他的自由要求破坏了他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大好前程”，把他引领到了一条独立但却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去——但这也是他之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前提条件。

现在有些学者、教授，为了取得一点蔑视鲁迅的权利，总是喜欢强调鲁迅在北京高校中的“职称”，说他当时只是一个“讲师”，言下之意是说他根本不能与胡适这些教授相比，只是个“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实际上，鲁迅在北京始终是一个教育部的官员，在大学只是兼职。是“兼职”决定了他的“讲师”身份，与“学问”的大小无关。鲁迅在北京高校的任课，除了经济的原因外，体现的是他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的文化选择，而不是作为一个教育部官员的政治选择。在他的教育实践中贯彻的是他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独立意志和自由意志，而不是作为一个教育部官员的国家意志和长官意志。但是，现当代的高等教育，是有二重性的：一方面，它是各种新思想的发源地。离开家庭、即将走向独立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个性要求与独立知识分子革新中国文化的思想要求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国家直接控制下的一个教育单位，国家主义仍然是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这条线通过“校长”直接连接到鲁迅供职的教育部，又通过教育部连接到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不难看到，正是这种矛盾，使鲁迅逐渐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对于鲁迅的严峻性，就是使他与他供职的国家机关以及控制这个国家机关的国家政府直接对立起来。“杨荫榆一章士钊一段祺瑞”这是一个用国家权力连接在一起的国家主义政治一思想壁垒，正是这个壁垒直接压迫着鲁迅及其自由意志。在过去，我们将这个壁垒就直接称之为“反动势力”或“封建势力”，实际不是，不但杨荫榆是一个留学美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章士钊也是20世纪初年中国文坛的一员宿将，一个“革命”文人，他所任职的教育部在整体上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础上并继续推动现代教育发展的中华民国的政府机关。段祺瑞政府应当怎样定性，是历史学家们的事，但它已经不是清代的封建王朝则是毫无疑义的。我认为，如何看待这个上下勾连、沆瀣一气、对鲁迅构成了压迫的思想一政治势力，对于更精确地感受和理解鲁迅以及他此后的人生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由杨荫榆及其“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带出来的不仅仅是章士钊、段祺瑞这个上下贯通的，国家政治权力链条，同时还有一个以“现代评论派”为主体的横向思想文化链条。这个链条是以留学英美的学院教授等现代精英知识分子构成的，他们在理论上都是提倡现代民主和自由的，但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的前前后后，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明白无误的国家主义立场，这使鲁迅陷入了腹背受敌的文化困境。我认为，鲁迅心里十分明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只要他不是为了争夺个人的政治权力和空洞的文化名声，而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重建，那些没有任何西方现代文化知识并且失去了现实政权怙恃的旧派知识分子，对他已经构不成实际的威胁，但他却根本无法战胜这个已经具有西方现代文化知识但却与新的国家政治权力实现了思想文化结合的现代精英知识分子集团。他离开北京仅仅是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吗？仅仅是为了离开朱安而与许广平“双燕南飞”吗？我认为，其中还有一个难以明言的重要原因，就是：逃离已经严重国家主义化了的北京学界，寻找一个对于自己相对自由、即使战斗也能在心灵上感到更加轻松的文化空间。

他选择了厦门。P11-13

朱水涌

鲁迅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70年了，他到厦门大学任教授距今则有了80年的时间。倘若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所参加的新文化运动算起，也就有将近一个百年的岁月了。这近百年的岁月正是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文学经受现代历史道路考验、锤炼的时期。无论称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还是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无物之阵”中“绝望的反抗者”，也无论是理性地将鲁迅的创作当作中国现代文学“至今一座无人逾越的高峰”，还是哗众取宠地说“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鲁迅不是大作家”，都表明了鲁迅是20世纪以来一个永远的话题。即使那浩如烟海的鲁迅研究文字已足够构成一部波澜壮阔的现代学术史册，但只要你谈起中国现代的文化、现代的思想、现代的文学，谈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你就绕不过鲁迅这个“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的名字。中国现代文学是“鲁迅时代的文学”，中国的现代文化，是离开了鲁迅便无法言说的文化。

1926年9月4日，鲁迅从上海乘“新宁”轮抵厦门转搭小舢板进入厦大，那时厦大有他的好朋友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也有他不愿为伍的顾颉刚、陈万里、黄坚，而不远处的广州，有他“足以自慰”的恋人许广平。鲁迅在厦大任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这是他一生中最纯粹的一段学院生活：在厦大的130多天的日子里，鲁迅教授了“中国小说选”和“中国文学史”两门课程(见1926年厦大课程表)，提交了《〈嵇康集〉考》和《古小说钩沉》两项研究课题，办了一个“六朝唐代造像”拓片展，支持青年学生创办了泱泱社和鼓浪文学社，写下了17万多的文字，这之中包括学术著作《汉文学史纲要》，小说《奔月》，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藤野先生》、《范爱农》，杂文《〈阿Q正传〉的成因》、《写在〈坟〉后面》等现代文学经典名篇，以及那部“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的情书集《两地书》的一大部分。79年后的2005年4月5日，鲁迅的儿子、刚刚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不久的周海婴先生应厦大邀请来到厦门，这是他第一次踏上父亲经历过那段特别人生的那块土地，与他一起的是曾经引起千千万万人关注的鲁迅的孙子、孙媳周令飞夫妇。在厦门大学，他们和师生一起祭扫了鲁迅广场的鲁迅塑像，参观了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莘莘学子一次次地把他们围在鲁迅走过的地方，像当年追逐鲁迅那样地追问着关于鲁迅的问题。周海婴先生说：“到厦大来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也就在这次访问中，他们流露出作为鲁迅亲属的一种思虑：鲁迅到底是谁？21世纪的鲁迅又会有什么样的话题？

在厦大期间，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副校长潘世墨教授与周海婴父子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校长表示，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是学习鲁迅、弘扬鲁迅精神和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的基地，要花大力气重新装修、充实馆藏，在来年厦门大学85周年较庆，也是纪念鲁迅到校任教80周年期间重新开馆，同时举办厦门大学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周海婴先生则表示：要将自己收藏的一些父亲的遗物放到厦大的纪念馆展示，因为这是唯一一座高校的鲁迅纪念馆。倘若身体条件允许，来年他一定再来厦大参加重新开馆仪式和学术研讨会。

我也就这样担当起了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重修的总体把握和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南面，找了王富仁、黄修己先生；北面，找了温儒敏、孙郁、高旭东先生；用信函与邮件和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先生联系，在电话中与华中的何锡章先生通气；国外，则联系了日本的尾崎文昭、阿部兼也、佐藤明久先生，韩国的朴宰雨、林春城、申正浩先生，法国的Sebastian Veg先生；成立了以厦门大学副校长李建发教授为主任的组织委员会，以王富仁教授为、主席，由孙玉石、许志英、黄修已、张梦阳、孙郁、朱水涌、周宁和Sebastian Veg、尾崎文昭、朴宰雨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确定了研讨会的三个主要议题：(1)厦门时期的鲁迅，(2)鲁迅与中国文化省思，(3)鲁迅研究的回顾与走向，三个议题都有具体的针对性，体现了学术研讨的问题意识。大家的意见都很一致，那就是把学术会议开得纯粹，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研讨一些学术问题，会议规模在40人左右，邀请的代表一定是对鲁迅有较深入研究的学者，形式则依国际学术会议惯例，主题演讲、各专题各单元的研讨都设有主席和学术评议人。

经过一年的筹备，2006年4月2日至6日，厦门大学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以“国际性、学术性”为主题的厦门大学85周年校庆活动之一，在被鲁迅称为“风景佳绝”的南强学府内举行。这一年，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接二连三，但我们很欣慰，因为我们所邀请所期待的鲁迅研究专家基本上都来了，会议开得很学术很实在，对话热烈而真诚，用孙玉石和张梦阳两位先生的话说，是“近年所参加的一次最好的学术会议”。

我们很感谢学术界师长和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很感谢孙玉石、周宁、王富仁、高旭东、何锡章、解洪祥、孙郁、俞兆平、黄健、张梦阳、尾崎文昭、张恩和、朴宰雨等先生为主题演讲和专题讨论所作的主持和点评，很感谢陈平原、王晓明先生因故未能到会但依然支持我们出版这部论文集的友好，很感谢潘世墨副校长为此次学术会议和论文集出版划拨足够的经费。

“鲁迅是谁？”这是周海婴父子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发出的追问。20世纪以来，在民族一个个的历史变局和精神历程中，在人们一次次现实和想象的纠结中，我们是在一点点地接近真实的鲁迅，还是像当年鲁迅那般肩住着历史的闸门而“彷徨”“呐喊”？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真实地走进我们“民族魂”的世界，找到真实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