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荷出污泥而不染”

—一贺麟先生引领我走上了哲学之路

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课的教室在昆北食堂，是联大最大的教室，可容两三百人，每次课前，同学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占座位，门外的台阶上总是站得满满的。听说与贺先生同时开设“哲学概论”课的另一位老师的班上，选课人少，课堂上冷冷清清。

贺先生讲课，从不念讲稿，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课堂上他提到最多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当时我对黑格尔何许人也，毫无所知，只是把一些从正面看反面，从反面看正面的话头同这个“黑格尔”的名字联系起来，有时令我联想到中国的《老子》，但贺先生联系得最多的却不是《老子》，而是宋明道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他爱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与王阳明的“心外无理”结合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贺先生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一个战胜了一切对立面的“战将”，就像中国人讲的“荷出污泥而不染”一样，荷花从污泥中冒出来而又清香高洁。他还特别强调，不经污泥污染过的清高，算不得真正的清高，这就是“辩证法”。我特别欣赏贺先生的这些讲法和思想，我当时就对同学们谈到贺先生，称赞他思想“隽永”。他的讲课引起了我对“辩证法”的兴趣，“辩证法”这个词在我当时的印象里似乎是一种能使思想深邃、文笔矫健的魅力。尤其影响我至深且远的是，他对“荷出污泥而不染”的哲理分析，为我从小就崇奉的清高品格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和根据。学了他的哲学概论之后，我以为比起社会学、经济学来，哲学最能触及人的灵魂；同时，我还发现，哲学才最适合我从小就爱沉思默想的性格。就是在这样一个主要思想支配下，我于1944年秋又由社会系转入了哲学系，从此，我在学习和研究的大方向上就算终生无悔了。一个人的才智和兴趣往往相伴而生，但对才智和兴趣的自知之明又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清楚的，何况人生的探索追寻本来是一条长远的道路。西南联大允许自由转系的教学制度，为培养人才大开方便之门，为我的志愿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机缘。

我转入哲学系，是经过当时的系主任汤用彤先生签字批准的。汤先生看了我念经济系和社会系的成绩单后，认为我总成绩很好，国文、英文成绩居优，便很快签了字，还说：“看你成绩，是个有偏爱的人。”“你对黑格尔哲学有兴趣，将来可以好好在这方面做些研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汤先生：白发苍苍，雍容大度，宽厚仁慈，令我顿生崇敬之心。

我转入哲学系后一直到毕业，经常到贺先生家当面请教一些哲学问题，贺先生大概是看到我的哲学概论成绩好，热情接待我。贺先生总爱主动谈论他对中国哲学特别是程朱陆王哲学的看法，谈得最多的是，他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反对超时空、超感性的东西。我后来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才知道他的思想观点和冯友兰在这方面正好是对立的。但我当时作为一个初学哲学的学生，对这些问题，特别是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并不敏感，除非他们把持反对观点的人的名字明确点出来。就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来说，我似乎更对冯友兰的“理在心外”、“理在事先”的观点更多兴趣，冯友兰讲的“没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在我脑海里印得很深。我并没有把这两种观点的歧异明确起来，只觉得冯先生讲的东西逻辑性强，思路清晰，贺先生讲的东西比较混沌，又觉更有余味。大学毕业以后，经过解放，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我大体上在贺冯两人观点分歧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偏倚冯，我在那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倾向于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比较崇奉超感性、超时空的理的世界。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了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我的观点则倾向于陆王心学，我把陆王心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大陆人文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形成了我当前所主张的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超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我特别赞赏王阳明的心学。我现在的哲学观点明显地与贺先生在联大时期所讲的陆王心学有某种联系，只不过我比起当年的贺先生来，着重强调要把王阳明的心学与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强调要弥补中国传统哲学缺乏逻辑推理和细致分析的局限性。

贺先生在联大时期讲黑格尔哲学，其基本观点是新黑格尔主义。我到贺先生家请教哲学问题时，贺先生经常对我大讲新黑格尔主义，美国的Royee，英国的Bradley，意大利的Croce，我当时已相当熟悉，贺先生要我看这些人的原著。贺先生当时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我有机会看到这些人的原著和中文译稿。我后来以黑格尔和新黑格尔主义为研究方向，与贺先生的教导、培养有深切的关系。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F.H.Bradley思想研究》，由贺先生指导。贺先生除耐心为我讲Bradlev的哲学思想和原著外，给我最有深意的一句教导，至今犹铭刻在心：“我虽然主持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非常看重翻译工作，但我要提醒你的是，不能靠翻译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要念原文，翻译终究代替不了原文。”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出版了很多西洋哲学名著中译本，如J.Royce的《近代哲学的精神》，F.H.Bradley的《伦理学研究》，B.Rand选本《西洋伦理学名著选辑》(原名《古典道德学家》)等等。还有中国著名学者洪谦教授的《维也纳学派哲学》。这些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时间，印刷条件差，都是一些像黄表纸(信迷信的人祭神用的黄色纸)一样的棕黄色薄纸装订而成的本本，从正面可以透视到反面，但我大多读过，一直保存到现在，朋友们到我家，说“这都成了珍贵的文物”。我却由此而忆及贺先生，他不但为介绍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培养了不少精通英文的人才，如樊星南、韩裕文、徐孝通等学者，这些人据说后来都留学美国。

贺先生为人忠厚老实，不计较小节。我大学毕业前后，有两件事至今令我对贺先生还有点歉仄之感。一是我毕业那年，与闻一多先生高足联大中文系学生彭兰女士结婚，按照当时的风习，双方各有一个主婚人，她的主婚人很自然地是闻一多，我的主婚人按常情应请贺先生，我的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可是彭兰鉴于闻与贺在政见上有些不合，要我另找别的老师，我改请了同样也很关心我的南开大学文学院长、教我美学的老师冯文潜先生做我的主婚人。贺先生知道我结婚后，还向我道了一句喜：“听说你和闻一多的高足结了婚，恭喜你哟，什么时候带她到我家来坐坐。”我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支吾过去的，却深感贺先生的大度。其二，毕业考试结束不久，系布告栏内一条公告：保送我读研究生，清华北大，任择其一。我犹豫了一阵子：是进北大研究生院，做贺先生的研究生，还是入清华研究院，做金岳霖先生的研究生？由于我当时更迷恋分析哲学，加上彭兰作为闻一多的高足对贺先生心存芥蒂，我因而选择了清华研究院，想做金先生的研究生。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连续休学两年，去南开大学当助教。贺先生后来问我：本想你来北大，你怎么又到清华去了。我当时明知贺先生不喜欢分析哲学，但我还是明确回答了贺先生：我喜欢数学、逻辑，好理论分析，还是走分析哲学的路好。贺先生也明确地回答我：各有千秋，只要能做出成绩来，都一样。其胸怀之博大，令我感动。我后来在南开大学任助教期间，每到北平，都要去看望贺先生，听他讲人生哲理，他总是热情接待，还主动约我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

贺先生引领我走上了哲学之路，他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迹。1992年9月，贺先生病逝，我写了一副挽联：

滇南立雪，承启蒙痴，游子自来思故里。

耄耋穷经，更添新意，后生立志步前贤。

P25-29

前言

1 “无穷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

——我的哲学启蒙老师、父亲张石渠先生／1

2 “苍天生我，殆为人间鸣不平者耶！”

——流浪时期的彷徨／7

3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一一从中学到大学／17

4 “荷出污泥而不染”

——贺麟先生引领我走上了哲学之路／25

5 “存在就是被感知”

——冯文潜先生指导我初会西方哲学原著／31

6 “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旁听吴宓先生英诗课，对“万物一如”的哲学感受／37

7 “近所谓东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

实即中古文化与近古文化之差异”

——冯友兰先生指引我初识中西哲学之差异／41

8 “以无为本”

——汤用彤先生引领我进入了“玄远之境”／47

9 “我对分析哲学的兴趣是出于一种游戏的爱好”

——金岳霖先生让我爱上了分析哲学／51

10 “哲学与文学的联姻”

——闻一多先生和他的高足彭兰女士促成了我人生的重大转折／57

11 “换了人间”

——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63

12 “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

——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学问／69

13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回到自我的思想家园，回到学术研究的正道／81

1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哲学的新方向／93

15 “万有相通”的哲学

——我的《哲学导论》一书／109

16 “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的《境界与文化》一书／119

附录

[1] “嗟来食”／129

[2] 张石渠先生二三事／131

[3] 重游三峡随想／133

[4] 灵与肉的较量／136

[5] 从高考生文言写作想到的／138

[6] 我最喜爱的十本书(摘录)：《哈姆莱特》／142

[7] 长相思与老处女／143

[8] 重读冯友兰解放前的《中国哲学史》——在冯友兰诞辰101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146

[9] 知趣不知趣／150

[10] 北大人学术思想的一面镜子／152

[11] 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主要来源——巴克莱的哲学／154

[12] 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161

[13] 真理是具体的／169

[141 无家可归与有家归未得／181

[15] 两个时代两代人——回忆“文化大革命”前的《哲学》专刊／184

[16] 耕耘在《光明日报》的园内与园外／189

[17] 一本延误了二十年的写作——《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自序／193

[18] 《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自序、导言及后记／196

[19] 《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郝分)》中文版序／206

[20] 现象学口号“面向事情本身”的源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胡塞尔与黑格尔的一点对照／216

[21] “德国哲学中人的理论”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236

[22] 中国与德国哲学的对话——《德国哲学》发刊辞／239

[23] 关于人的理论——中国国际哲学讨论会侧记／241

[24] 《若兰诗集》序／245

[25] 《天人之际》自序及正文摘录／253

[26]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262

[27] 哲学的转向及其影响／276

[28] (一)《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自序／286

(二)哲学的最高任务——访张世英／289

(三)人生哲理两茫茫——张世英教授的哲学人生／292

[29] 我与北大／297

[30] 希望哲学：生长“能思想的苇草”／302

[31] 张世英：散步时还想哲学问题／305

张世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合著未收入)／313

我出生在农村，“性本爱丘山”；小时受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思想影响，喜爱老庄和陶渊明，养成了“少无适俗韵”、自命清高的性格。念初中时，便以父亲的教导为座右铭：“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我离开家庭，只身到鄂西山区念高中。流浪时期的彷徨，使我悟到了一些读书救亡的道理，高中毕业后，我怀着济世救民的宏愿，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既是一个学术空气浓厚的学术殿堂，又是一个要求政治自由的“民主堡垒”。在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和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我一向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向往道家境界的思想受到了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在念联大的后期，因结识我的夫人彭兰，并通过她，与闻一多先生有了较密切的接触，我逐渐走向现实，走向革命。与闻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诫我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走出象牙之塔”。从此以后，我一步步踏上了“走出象牙之塔”之后的旅程。1949年，全国解放，一些原先安心躲在“象牙之塔”内的老书生、老学者也一个个自愿地或不自愿地走出了“象牙之塔”，我那时刚近而立之年，算是先走出一步的青年“进步分子”。

从解放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这大约30年的时间，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的年代。我虽然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也做了一些学术研究工作，但在当时“要求进步”的思想指导下，我的著作和论文大多打上了“左”的教条主义的烙印，“大批判”成了这些论著的指归。我的研究领域是西方哲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根据当时的规定，首先是批判，批判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针对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以前古典的东西，尚可在大批判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我那时的几本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一些论文，就是在这个固定公式下写成的。至于西方哲学中的现当代哲学，则更被判定为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有如洪水猛兽，不敢问津，即使出于某种需要在课堂上讲到它，那也只能是批判又批判。我在那个年代里也讲授过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课程，但该课程的名称就叫做《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我发表的几篇关于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文章，题目也多带“批判”二字。

我的那些“左”的论著在当时曾得到社会上的好评与某些领导的赏识，许多报刊也常约我撰稿，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学术风尚之一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那部分“大批判”文字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的“一唱亿和”之作。那个时代从事哲学专业的人，称为“哲学工作者”，不能心存“哲学家”之想，意思就是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只能做些注释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或者像我这样以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为专业的人，就只能做些“大批判”的工作。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虽然年轻，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没有这方面的历史包袱需要做自我批判，但我的思想检查仍然连连不断，那就是检查从小就养成的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思想。我在那个年代里的为学道路，是一个与各种政治运动同行的过程，是一个与批判我个人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思想检查同行的过程。两者同行的结果，无非是以政治压制学术、代替学术。我今天仍然认为学术应“走出象牙之塔”，但我从象牙之塔走出以后，却长期误人了一条“左”的教条主义的歧途。陶渊明诗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我有感于我从解放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约30年里所经历过的人生道路，也写了两句：“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三十年”者，言其成数也。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我已经常在反思解放后我所走过的道路，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我的思想更是逐渐地从政治独断和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仿若一个飘摇在外、“一去三十年”的游子，踏上了返回自己思想家园的归途。我感到长期套在哲学脖子上的枷锁正在打开，“光明在望”。从此以后，我回到了纯正的学术研究的道路，开始了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时期。在新的形势下，我个人的业务进展也比较大，青年时期就已萌发的哲学追求也似乎找到了一点边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我已是60岁的老人了。苏老泉二十七发愤已恨晚，我和我的同辈人到花甲之年才有条件认真为学，未免可笑亦可悲。然而我为了找回已失去的盛年，仍以“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精神，勤耕至今。所以我在“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的诗句之后又续了两句：“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Et西挥鲁戈。”我幻想挥戈返日，假我天年，得偿夙愿。

改革开放以来这又一个30年的时间里，前八九年我仍以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但已不是以“大批判”为指归，而是纯正的学术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已出版的《黑格尔(小逻辑)绎注》、《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著作和几篇有关论文中。还主编了《黑格尔辞典》，其中本人亲笔撰写10万余字。又从德文原文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史家KunoFischer的《近代哲学史》一书的部分章节，定名为《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我在《黑格尔(小逻辑)绎注》中，对《小逻辑》一书，除逐节逐段作了较通俗的讲解外，还特别在“注释”部分下了一番苦功：一是用黑格尔注释黑格尔，即就同一问题、同一术语，不仅把散见在《小逻辑》本书各节中的相关论述集结起来，而且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材料也搜集在一起，俾使读者对同一问题、同一术语的解释可以从我的注释中得到相互参照、相互发明的便利。为了注释黑格尔的某个论点、某个术语，我常常翻遍了他的《全集》。二是借用西方一些研究黑格尔的学者的讲解和注释以注释黑格尔，这实际上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集注”的办法。我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把握和评价，在这段时期里，也有一个新的转变。和“文化大革命”前着重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不同，我更多地强调黑格尔哲学对他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强调学习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意义。我现在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更蕴涵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例如现当代现象学的口号“回到事情本身”，其内涵和实质就可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关于“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中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说明。我过去总爱说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其实，我们更应该说，黑格尔是他死后的西方现代当代哲学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先驱，现当代许多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大家们往往是踩着黑格尔的肩膀起飞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应邀到国外讲学，我所讲的内容多以西方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题。我的学术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这与改革开放的总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的研究范围逐渐由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致力于中西哲学如何结合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等问题之研究。我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探索到一条哲学的新方向，其成果体现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7年第2版第4次印刷)和《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两书中。与此同时，还写了《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的小册子(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以随笔、散文形式凝结了我那段时期的哲学思想。

《天人之际》和《进入澄明之境》以及《北窗呓语》出版之后的几年里，我按新的哲学方向在继续探索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属于我个人的思想观点，其所涉及的领域除哲学本身所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外，还包括美学、伦理学、历史哲学，我越来越萌发了一点想清理和系统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打算。正好这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负责同志要我以老教授身份为一年级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程。教学相长。我借此良机，把原先打算清理和系统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意愿贯穿其中，完成了《哲学导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年第1版，2006年第5次印刷)，这是一本能代表我晚年哲学思想基本观点的著作。此书把我的哲学明确概括为“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它更系统地回答了《天人之际》与《进入澄明之境》两书中所提出的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万物一体” (或“天人合一”)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两大支柱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之核心，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无论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都缺乏西方“主体一客体”关系式的思想环节，苟子的“天人相分”有些类似“主体一客体”关系式，但苟子不像孟子那样属于儒家正统，“天人相分”始终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我把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称做“前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这种古旧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思想，因其不以区分主客为哲学原则，不重物我之分，不重认识论，不重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之自然物的认识与征服，因而也不能为发展科学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根据，徒有与自然和谐相处之主观精神境界，而缺乏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途径。我由此而主张会通中西，提倡一种“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把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与主一客关系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把主一客关系纳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之下，我称这种超越主一客关系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为“后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这也就是我所谓“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之“新”的含义。我以为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具体答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以为哲学就是提高境界之学，即提高到一种超越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可以叫做“后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哲学导论》一书中所讲的东西，主要是从个人精神修养方面看问题，缺少社会维度的思考。有的学者看了此书后，说我的哲学是“个人哲学”，称我为“个人哲学家”，委婉地含有批评之意。我在《哲学导论》一书出版后，逐渐认识到，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在其所生长的自然条件下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熏染下形成的，而后者尤具决定性的影响。文化有社会性，它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境界，而且更准确地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无论个人的还是整个民族的)，与继承和弘扬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切的联系。这样，如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如何继承和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我在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境界与文化》一书中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我在这本书中着重讲了弘扬传统文化必须与吸收西方文化的优胜之处相结合而不能固步自封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在克服中华传统文化中封建主义的糟粕、发扬人民民主、促进思想解放等方面，的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个人在浪迹天涯三十年之后踏上了返回自我思想家园的归途中所取得的上述一系列学术成果，都是与改革开放的形势分不开的。撇开这些成果的质量不说，即使就数量而言，我在改革开放后30年所写的字数就几乎六倍于改革开放以前30年，而这后30年，已是我的老迈之年。改革开放给先前套在哲学脖子上的绳索松绑以后，的确焕发了像我这样的“哲学工作者”的青春活力，让我深感庆幸。

然而也正是这种改革开放的形势鼓舞着我，必须继续前行，我仍在漫漫归途中。改革开放，我把它理解为一场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诚然有其精华方面，但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也根深蒂固，欲继续改革开放，举步维艰。真正意义的民主、平等、自由，至今人多嗫嚅而不敢直言，诺诺者千夫，谔谔者一士难求。更有甚者，因“久在樊笼里”，安于主人喂食之欢耀，以致乐不思蜀，丧失“羁鸟恋旧林”的本能，则尤令人悲叹。针对这些情况，我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初步表达了我的一些意愿：如主张基本人权平等；增强平等之爱的道德意识；发扬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提倡科学的“自由”精神；培养对真理之爱的宗教感情；发掘道家传统中的科学基因；等等。实现这些意愿，意味着对封建传统势力的进一步清除，意味着一系列深刻的文化改革。但我以为只有这样，就个人来说，才有可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樊笼”，回归本己的精神家园；就民族来说，才有可能达到文化创新、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本书除按时间顺序新写的正文外，还用较多篇幅收录了本人已发表的相关随笔、短文和个别其他资料，作为各个时期我的哲学足迹及其时代背景的具体见证和进一步说明。收录文字均在正文相关处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便于读者随时翻阅。

本书承人民出版社张振明副主任热心关注和支持，还做了许多细致的编辑工作，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张世英

2007年6月30日

干北京北郊静林湾

张世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

本书由张世英娓娓细述西南联大时的故人往事，是一位文化老人一次深刻心灵反思后的铮铮真言，并收录了张世英已发表的相关随笔、短文和个别其他资料。

倾听一位哲学大家娓娓细述西南联大时的故人往事，聆听一位文化老人一次深刻心灵反思后的铮铮真言！

本书除按时间顺序新写的正文外，还用较多篇幅收录了张世英已发表的相关随笔、短文和个别其他资料，作为各个时期作者的哲学足迹及其时代背景的具体见证和进一步说明。收录文字均在正文相关处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便于读者随时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