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性尧全集》按体裁类别及写作时间编次，收录金性尧生前结集出版的《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抄》等散文及文史随笔集；以及《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等古诗选注集；此外，还收录未曾结集出版的公开发表的文章、审稿意见、旧体诗、日记、书信等；附卷收录已收集到的各个时期的文坛友好来信、金性尧年表以及金性尧夫人武桂芳的作品。

本册为第四卷，收录了伸脚录和不殇录这两部分内容！

本书是为客观全面反映金性尧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所整理编辑的。全书按体裁类别及写作时间编次，收录金性尧生前结集出版的《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抄》、《炉边诗话》、《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六宫幽灵》、《亡国之君》、《奸佞春秋》、《清官掌故》、《伸脚录》、《不殇录》、《饮河录》、《一盏录》、《土中录》、《三国谈心录》、《闭关录》等散文及文史随笔集；以及《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等古诗选注集；此外，还收录未曾结集出版的公开发表的文章、审稿意见、旧体诗、日记、书信等；附卷收录已收集到的各个时期的文坛友好来信、金性尧年表以及金性尧夫人武桂芳的作品。

伸脚录

不殇录

《伯夷的公案》

这篇小文，八十年代以来就想写的，却一直左顾右盼，欲说还休。最近读了《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二期钱伯城兄《读韩札记》中的论韩愈的《伯夷颂》一文，又激发了我的宿愿。钱文中说：“此文由于受到颂非其人的批评，韩愈这篇文章长期被遭冷落，各个选本都不入选，其实是很值得一读的。”说得很对，却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九六二年六月出版的《中华活叶文选》合订本第二辑曾经选入此文。活叶文选为什么敢这样胆大妄为？原来是闻风而动，作为批判用的，含有反面教材的意思，于此亦可略见书林的沧桑。

伯夷、叔齐是殷末人。孤竹国在哪里，首阳山在哪里，到今天还不了然。可是这两人的影响却很深远，京剧《二堂放子》刘彦昌的唱词中便称为“两大贤人”。京剧来自民间，可见称颂的不仅是士大夫。刘彦昌的这段唱词，等于是《伯夷颂》的唱本。去年上海曾演出过《二堂放子》，可惜无缘一饱眼福，这段唱词想必不会被删去。新版《辞海》、《辞源》，对伯夷只作了客观的介绍，不涉褒贬，深得辞书之体。《辞源》于文末有这样的话：“封建社会里把他们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唐韩愈《昌黎集》十二《伯夷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也说得很平稳。

按照孟子的说法，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听到文王事业兴盛，便说：“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这是托古以推行他的仁义学说。《论语·季氏》只说“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到了《史记·伯夷列传》就说饿死于首阳山。韩愈的《伯夷颂》就是根据《伯夷列传》发挥的。

王安石对韩愈的不满，在北宋人中是突出的一个，单是用诗歌来嘲讽的，就有多处，如《奉酬永叔见赠》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这是因为欧阳修(永叔)很推崇韩愈，故安石有反唇之作。《秋怀》的“韩公既去岂能追，孟子有来还不拒”，《韩子》的“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说得更为尖锐了。在散文中，他的《说性》、《原性》两文，原是针对韩愈的，《伯夷》则完全和韩愈唱反调。俞文豹《吹剑录》说：韩、王皆好孟子，皆好辩，“三人均之为好胜。孟子好以辞胜，文公好以气胜，荆公好以私意胜”，说得很风趣很中肯。固执倔强不让人，也是这三人性格上的共同特点。

王安石对伯夷又说了哪些话呢？他是根据孟子之说的：当时伯夷年已八十余，春秋已高，白海滨而趋文王之都，估计亦数千里之远，“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之滨耶？抑来而死于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王安石是宋代屈指可数的大诗人，这几句话，便是以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与抒情的笔调来探索的，就史事的真相而论，未免浪漫过头，令人不很信服，但如果看作一种学术风气，值得我们钦佩。

韩愈在宋代已成为一个道统与文统的偶像，苏轼《韩文公碑》，就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生前也俨然以传周孔之正统自居。王安石是宋代人，与韩愈并无个人恩怨，王氏本人也以维护名教，弘扬儒道为己任，可是在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上，王文公却能力破韩文公的已成之说，这种精神，这种风气，令人大为向往。

《论语·子张》记子贡曾经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是对的。众恶皆归，究非知人论世之公道。但纣的残民以逞，自取灭亡也是事实。这一案是无法翻的。

伯夷、叔齐是正直自爱、重视操守的人，由于痛恨纣之暴政而隐避，这是可能的。但他们又是殷之臣民，殷商既亡，他们不愿出仕新朝，以遗民而隐居于山泽，对于古人来说，这并不矛盾。称赞伯夷，并不等于贬责武王，韩愈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在他的诗文中，要找些颂扬武王、周公的话，随处可见。南宋陈亮《龙川集》卷十三，盛称武王之伐纣，是“以至仁顺天命，以大义拯斯民”，却以武庚为忠臣孝子；力斥纣之暴虐，而以伯夷、叔齐为义士之首，也是同样的道理。这话其实并不新鲜，历代文士，无不以武王伐纣为出斯民于水火的仁政，又都以夷齐之饿居西山为义士的高风。

至于后人责备夷齐：西山何尝非周土，薇蕨何尝非周土所植？那是苛论猛于虎；这样说，夷齐只有死路一条，才能算是节士了。

《俑与人道》

参观过兵马俑的人，都为当时高巧的冶金艺术而惊叹，但这已是发展了的豪华型的俑，早期的殉葬的俑，原是木制或陶制，即明器。《孟子·梁惠王》有这样一段记载：“仲尼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孔子的话，不见于《论语》，联系到孔子的人道观，该是可信的。《礼记·檀弓》也说：“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刍灵只是草扎的人和马，俑却有面部表情，和活人相同。但孔子为什么这样痛恨，骂成绝子绝孙？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从有了原始的俑，诱导了后来以活人殉葬的恶俗，即作俑在先活人殉葬在后。另一说是先有活人殉葬，后人觉得太残酷，便以俑代替。那末，孔子为什么要骂呢？因为太像人了，这一形象本身就引起看的人毛骨悚然的现实感，因而孔子觉得连俑也不应出现。我是同意后一说的，只是有了俑以后，并不等于不再有活人殉葬的恶俗，如在兵马俑坑中就发现有殉葬的活人的尸体。

西谛先生的《作俑篇》，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前的《试论孔子》，都认为以土偶代替活人，但杨先生又以为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之后，奴隶主舍不得把奴隶活埋，因而以俑代之。此说未免拘泥，恐还是受了过去学术戒律的影响。当时殉葬的并非全是奴隶，以俑代替也并非为了要把奴隶留下当作生产工具。《诗经·秦风·黄鸟》所悼念的“三良”，就不是奴隶，诗中说：“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这是说，这个叫作奄息的人，是众人中杰出的独特的壮士，如今却被活埋在黑沉沉的泥坑中。此“三良”决非奴隶。我们读了“临其穴，惴惴其栗”两句，千载之下，犹为之胆战心惊。

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殉葬的习俗除秦以外，各国都是有的(就是世界各国的古代也都是有的)。不过到这秦穆公的时候，殉葬才成了问题。殉葬成为问题的原因，就是人的独立性的发现。”说得很警辟。孔孟的“仁道”核心，就是体现在对人的价值观上。

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孔子的话也有其深刻的意义。

解放前，魔术团的节目中常有女演员将手伸进铡刀中，开铡后双手依然无恙。解放初期，这一节目自动取消了。主持者说：黄金无假，戏法无真，人的手当然不会被铡断，但观众来看表演，原是为了娱目赏心，何必用这种残酷恐怖的形象来“刺激”观众的神经呢？对儿童尤其不相宜。又如京剧的《铡美案》也不是当场开铡了。我看了电影的《红高粱》，总觉得剥人皮这样的镜头实在没有“曝光”的必要。这是我从孔子的痛斥始作俑者而联想到的，或许离题远了。

总之，即使在古代，对这些残酷野蛮、违反人道的社会风气，良知总是向人们呼唤，要他们起而诅咒控诉；而又多是由较高的文化素质、对是非善恶具有敏锐的思辨能力的人来作代言人，孔子和《黄鸟》作者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当孔子被千人踏、万人踩，当作恶魔的时候，人对人的残酷行为，又被当作赏玩取乐的政治游戏卡，于是人性告退，蛮性上浮了。

P7-10

金性尧(1916-2007)，笔名文载道、星屋等，浙江定海人。

金性尧幼年时代就读于私塾。青年时代参加校勘《鲁迅全集》，编辑《鲁迅风》周刊，后又主编《萧萧》、《文史》杂志。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春明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编审，参与编辑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华活叶文选》、《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等。

为客观全面反映金性尧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经家属授权，我馆整理编辑了《金性尧全集》，供读者阅读研究，亦作为对金性尧的最好纪念。

《金性尧全集》按体裁类别及写作时间编次，收录金性尧生前结集出版的《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抄》、《炉边诗话》、《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六宫幽灵》、《亡国之君》、《奸佞春秋》、《清官掌故》、《伸脚录》、《不殇录》、《饮河录》、《一盏录》、《土中录》、《三国谈心录》、《闭关录》等散文及文史随笔集；以及《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等古诗选注集；此外，还收录未曾结集出版的公开发表的文章、审稿意见、旧体诗、日记、书信等；附卷收录已收集到的各个时期的文坛友好来信、金性尧年表以及金性尧夫人武桂芳的作品。

上述著述中，凡前已正式出版者，仅改正个别明显的误排，余均保持历史原貌，不作更动，同时分别在辑封作简单的介绍说明。作者自序置于原书正文之前，他人所作之序跋作为附录置于原书文末。遇有重复的篇目，内容完全一致的按照时间顺序，先出版者全文收录，后出版者存目；同一篇文章内容改动较多、材料有所补充、观点有所变化的则照收。审稿意见、旧体诗、日记、书信以及集外文等为首次结集出版。

《金性尧全集》整理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史良昭编审、曹明纲编审，金性尧先生三女金文男女士的鼎力相助，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出版博物馆

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