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到九十年代的进步的保守主义，这是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路向寻求和思考。　

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在尊重现在秩序的历史连续性、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以及权威的意义与作用的基础上，缓慢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变革。这种新保守主义具有民主与现代化的导向性，因而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

本书是作者对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转型的多角度考察的成果。

《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就是力求把对中国当代转型期政治的研究探索，与一种更为宏观的理论框架的探索联系起来。本书收入的三十余篇文章，均是环绕以上主题进行的。一部分论文是近年来刊物上发表过的，另一小部分则是尚没有发表过的。这些文章反映了五、六年来作者在当代政治发展研究方面的一些探索。这些论文分别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学与社会文化的一些具体论题。把这些论文中的内容整合起来，就大体上构成作者本人对中国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思考。

导言

中国变革史三论

　从千年史看百年史——从中西文明路径比较看当代中国转型的意义

　百年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新政到邓小平新政

　中国转型体制演变过程的历史诠释

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与问题

　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发展中的优势与问题

　探索转型政治学之路——关于《中国转型体制演变过程的历史诠释》一文的答客问

　转型期社会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

　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

　从新制度主义看发展中国家的腐败与苏丹化现象

　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方庇护网政治

　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党内民主论

　关于中国渐进民主路径的若干思考

　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变革的文化视角

　百年变革中的三种思想选择

　20世纪中国观念型知识分子的崛起

　新世纪的反思：与乌托邦理想告别

　思想史的魅力——为什么思想史对于政治是重要的

　大转型时代的文化浪漫主义——我的同屋奥莱弗的故事

　一个美国保守主义者眼中的中国变革——与墨子刻教授的谈话

　现代化变革中的文化与制度——与朱学勤教授对话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

　世俗化与无根化：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体制内与体制外：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分

　转型社会的边缘知识分子——从一个美国边缘知识人团体说起

国际，两岸与民族主义

　认识美国的另一面：彼岸归来的随想

　民族主义、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未来——与澳大利亚记者马利圣的谈话

　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

附录1 回顾我的思想历程——《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自序

附录2　在天涯社区与网友交流录

从千年史看百年史——从中西文明路径比较看当代中国转型的意义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过转瞬即逝的玫瑰。——黑格尔：《历史哲学》

内容提要：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小规模多元体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后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就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成功决非偶然，其关键在于其结构内部具有类似于西方的多元性、分散性、竞争性的特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机制，从而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形成。这一转型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本文中，我尝试通过比较中西文明演进的路径，来分析传统中国文明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并以此解释中国近代化为什么失败，以及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在文明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宏观的课题。我们将涉及文明的比较，不同文明社会的社会结构，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后来现代化过程的制约与影响。

我在本文中对历史上的制度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受到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启示。新制度主义本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它也是当代经济学中的主流思潮。如果说传统的制度主义是把有形制度或成文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那么新制度主义则扩大了研究范围，它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游戏规则，习俗、惯例、包括潜规则，也作为制度来予以认识，这样就大大扩展了研究范围，提高了对社会演化过程的解释力。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就是人们在适应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新制度主义特别注意考察一种历史上的制度，是如何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制度是通过什么路径进行演化的，新制度主义提出的试错理论以及路径依赖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人类的制度文明的演化机制的历史学者来说，在方法论上特别有启示意义。这种方法对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它已经逐渐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与其他学术领域。我也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对中西文明中的制度演进做出自己的解释。

一　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失败谈起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原因，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我们在教科书中耳熟能详的。这种解释认为，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可以缓慢地通过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根据这一解释，这一“必然”过程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被迫地中断了，于是中国沦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然而，这种解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它是从外部因素来解释问题。它不能回答，日本同样是东方国家，时样受到西方的挑战，同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文化冲击，为什么日本却能成功地经由这种挑战的压力，而发展为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相反。我们必须从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作为两个应对西方挑战的文化主体这一视角，根据它们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应对能力，去寻找造成这种不同历史结果的原因。不同的文化主体应对西方挑战有不同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非西方国家近代化的不同结果，涉及到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即文化范式。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甲午战争前夕，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书铺，却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尽管此时已经离鸦片战争整整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到这时仍然如此麻木，如此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不需要考生懂得世界地理的知识。因为中国知识精英完全被吸引到科举考试中去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具有高度同质性，士绅阶层内部缺乏最起码的多元分化，难以产生知识分子士大夫个体的思想变异，以适应已经出现了的新的环境挑战。

另外还有一个同样很有说服力的例子，1866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仅仅在出版后的一年的时问里，这本小册子就发行了二十五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自1856年开始出版介绍西方的书，在此后三十年时间里，总共加在一起，只销售了一万三千册。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同时期中国人口十二分之一，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国土的二十七分之一。这个数字对比就更令人吃惊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迟钝与麻木达到了何等地步。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类似的例子。例如，根据当年清朝驻英国首使公使郭嵩涛在日记中的记载，他在国内招聘赴英国随员十几人，居然没有人应招。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一点，那就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的士绅知识精英阶层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保守性与同质性。在这种极度保守麻木的精神气氛下，像郭嵩焘这样少数主张改革的人，就会在广大士大夫中显得十分孤独，他们被视为千夫所指的“士林败类”。事实上，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的给他母亲的信中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只有李鸿章一个人除外。”中国近代士大夫阶级在民族陷入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时，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封闭性与保守性，这说明了作为“士林华选”的知识精英们在思想观念与价值观上的高度同质性。由此可见，生活于不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对西方挑战的适应能力，确实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用文化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化的挫折与失败，以及解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确实比前面所提到的教科书范式，更具有说服力。

要研究近代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成功应对西方挑战，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看，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缺乏一种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能动的反应的能力。当古老的中国文明不得不与另一种强大的西方文明相碰撞与冲突时，它就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被动与挫折，并最终使近代中国陷入民族生存危机的境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的挫折，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为什么近代中国缺乏对外部挑战的适应能力？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不能仅限于近代。这是因为，一种文明或文化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是在千百年集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文明的适应能力的考察，就必须以千年史的长焦距作为基础。下面，我尝试把西欧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各自的演变路径进行比较，来分析西方的竞争性文明与中国的抗竞争性文明的区别，我们将分析，中国文化由于什么原因，从而缺乏一种内在的自发的演化机制，难以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资本主义。本文还将把日本与中国这两个东方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文化适应性相比较，来进一步说明这些问题。最后，我们还将说明，这一对文明的演化能力的分析，对于理解当代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对于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P19-22

讲到新权威主义，就不能不讲一位历史学家萧功秦，他最重要的观点是，未来中国政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并不会是一场革命。他认为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依靠政府的“看得见的手”。

——Joseph Fewsmith，《亚洲观察》

萧功秦认为，变革过程会使旧的游戏规则瓦解，而新的游戏规则却一时无法建立，这种脱序状态，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因此，中国需要一种新的过渡性的游戏规则，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性的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体制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但他认为，这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Steven Mufson，《华盛顿邮报》

萧功秦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们相信，只要抛弃了专权制度，中国就能实现世上最先进的代议民主政治，他认为这种乐观主义观点是“浪漫主义”的，不切现实的，相反，他更赞同梁启超与严复在二十世纪初那种似乎更为悲观低调的观点，即中国尚没有为成熟的民主做好必要的准备，因而中国现代化初期还需要“强人”权威的督导。另一方面，萧又认为，中国的这种“浪漫主义”，对于促进国民公共意识的现代化，以及对于防止“强人”滑向传统专制权威主义的泥潭，仍然有其积极的正面意义。

——墨子刻（Thomas A.Metz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