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核基地建设50周年纪念，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50年的核工业发展，成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那么，中国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开始了核研究？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毛泽东说它是纸老虎，而又为什么倾心要有自己的原子弹？苏联的援助与限制对中国研制原子弹有什么影响，核基地在大西北是如何建设的，那些“两弹”元勋具体作出了什么贡献，核效应试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些问题人们似乎多少还有些了解，比如许多人可能知道中国第一次核爆炸是在1964年10月16日，但那些活跃在其中的人们，包括种种场景，却由于当年保密的需要，至今所透露出来的仍然是冰山之一角。而冰山的另一角是一个什么样子？《解放军画报》高级摄影记者孟昭瑞当年所拍摄的照片可以给予形象的展示。他不仅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而且是那段历史的记录者。他曾接受上级委派，多次深入核基地，拍摄下大量照片。迄今公开的有关原子弹、氢弹爆炸的照片，大多出自他的镜头，而那些没有公开过的照片更是弥足珍贵。今天，本书通过他的镜头并辅以他的叙述，实现了资料性与直观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在带给读者视觉冲击的同时，提升读者对中国核事业的认知。

2008年是中国核基地建设50周年纪念，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50年的核工业发展，成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邓小平南巡时曾说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今天，本书通过他的镜头并辅以他的叙述，实现了资料性与直观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在带给读者视觉冲击的同时，提升读者对中国核事业的认知。

出版前言

著名军事摄影家孟昭瑞

印象记(代序)

 第一篇 中国“蘑菇云”是如何升起的

第一章 美国的核威胁与核遏制

·美国曾几次动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念头

·解密：美军“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

第二章 苏联的援助与限制

·苏联开始援助中国时的态度是怎样的？ 

·中苏关系出现了什么裂痕？ 

·苏联人不再援助中国可能是好事

第三章 中国的高层决策

·从“纸老虎”到“正在开始研究”

·中国有铀矿！ 

·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第二篇 中国“蘑菇云”的领导者

第一章 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

·为何选定周恩来担当制造“蘑菇云”的最高指挥？ 

·国家最高机密，邓颖超竞也毫不知情

·美国要给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打击”！ 

·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

·中国第一次成功核爆炸并非万事大吉

·“文革”中的周恩来如何支撑核发展计划？ 

第二章 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导者聂荣臻

·聂帅主管科技工作的由来

·“波匈事件”与苏联对中国关系升温

·苏联援建中国原子工业内幕

·中苏关系破裂，我“自力更生”方针的实施背景

·“文革”中的聂帅

第三章 亲赴第一线的张爱萍将军

·张爱萍的大将风度

·“再穷也要有一根吓人的打狗棍”

·林彪说：“原子弹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张爱萍亲自坐飞机，升至8500米高空试验

·酷爱摄影

·1966年，张爱萍没跟着登天安门城楼

 第三篇 中国“蘑菇云”的制造者

第一章 核研制的科学家们

·钱学森——“人民满意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钱三强——“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邓稼先——“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朱光亚——“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程开甲——突破条条框框，实施“塔爆”

·郭永怀——你是否愿为美国服兵役？“不！”

·陈能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彭桓武——“回国不需要理由”

·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第二章 核发射基地将军的故事

·酒泉基地并不在酒泉

·美国情报部门惊呼：志愿军20兵团失踪！ 

·苏军少将说：孙司令是真正的军人

·两位司令差点翻脸

·拖延赴任的李福泽

·李福泽的烟酒艺术

·严重的粮食问题

·发射控制室多了一个人

·“东方红一号”成功前的磨难

·李福泽被投进了监狱

第三章 我拍摄核爆炸

·“1964年10月16日，让我们记住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铁塔”的故事

·核爆区域的“天气预报”

·“零时”已到！ 

·第二次、第三次核试验

·八一电影厂为1966年国庆，拍了大型彩色纪录片

·空军穿越“蘑菇云”取样

·核爆前的准备工作、内容，究竟是

·我拍到了最珍贵的“和平鸽”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后记

·美国曾几次动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念头

如果说，美国1945年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是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从而促进了二战的尽快结束，避免了更多无辜生命的牺牲和物资损失，似乎没有更多的疑义的话，但此后，美国自恃核优势，将核威胁与核遏制上升为国家战略，则是冷战时代最大的不良因素。在朝鲜战争、台海冲突中，美国有人多次扬言要对还没有核武器的中国威胁使用核武器。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战略背景下，中国决心发展自己的核力量，来制止核战争。就战略层面讲，美国是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促进力量。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麦克阿瑟自负地以为，美军已占绝对优势，中国已错过介入的最佳时机。因此，美军不顾中国不要越过三八线的警告，不仅越过了三八线，而且向鸭绿江一线实施攻击。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达成了发起战役的突然性目的。自负又自傲的美军在判断中国不会参战的基础上，被志愿军的突然袭击打得大败，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叫嚣成了一场迷梦。

面对失败，美国上下都在考虑如何对待“那个敌对国家”。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朝鲜战争，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开场白中说：“我们正在增加武装力量，而且，我们动用了大约180亿美元给我们的陆军、海军等。我们会用所有的武力去对付这样的攻击(指中国出兵朝鲜)。”接着他的话，有记者问，包括原子弹吗？对此提问，杜鲁门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总之，他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此问一出，立即成为记者会的核心话题，几乎所有的提问都与此有关。杜鲁门回答说，我们会这样做那样做，我们现在做了什么，将来要怎样做。直至记者会结束，他也没有清楚地说出，美国会不会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因此，美国要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国，就成了一条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甚至有媒体报道说，美军的飞机已经装载好了核弹。为此，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专门飞到华盛顿去与杜鲁门会晤。两人谈了5天，最后杜鲁门向艾德礼保证说，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的打算。

事实又是怎样呢？在1994年解密的一份文件中，人们知道了杜鲁门的回答并非是空穴来风。这份1950年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文件，有一个骇人听闻的题目：“为反击共产党中国入侵朝鲜，关于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所需考虑的问题。”

这份文件由两项内容组成：首先是复述美国安全委员会早先通过的“在敌对情况中”和“在战争状态下”可以使用原子弹的决议；其次是一旦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考虑的诸项问题，这一部分的问题被归类在两个题目之下，即“在朝鲜用于战术目的”和“在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用于战略目的”。这份文件的结尾处，还附有两行未署名的手写字迹：“如果苏联做出反应，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并将在行动前做什么反应？”

虽然它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无可否认，它是军事参考方案之一，并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多次提及。由此，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原子弹阴影。

因为就在杜鲁门举行记者会的前两天，即11月28日，美国海军少将莱勃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以原子弹的可能使用(核威胁)作为阻止(中国军队)干涉和掩护美军从朝鲜撤离的一种手段。杜鲁门立即秘密批准：将原子弹的组成部件贮存在位于地中海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号战舰上，以备应急之需。

1951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斯图尔特·赛明顿又宣称，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使美军在朝鲜的军事优势不断下降。他主张对中国实施出其不意的核攻击，以使共产党政权倒台。

只是最终杜鲁门还是放弃了使用核武器计划。而杜鲁门之所以放弃了这一计划，并非忽然良心发现。因为他担心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势必会影响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对苏联实施的大规模核攻击计划。另外，英国和法国的反对态度，也是杜鲁门放弃核打击中国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1952年10月的上甘岭战役中，美军高强度、高密度使用了各种常规武器，却仍然不能取胜。于是，美国人又动了使用核武器的念头。

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发了一种可以用280毫米榴弹炮发射的小型战术核弹。而使用这些战术核武器，不会影响美国打击苏联的核计划。1953年2月11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介绍说，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2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结有大量的中朝军队和军用物资。因此，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他甚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亲自参与选定了攻击目标，目的是为了迫使板门店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以减缓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此后，参联会即向国防部上报了题为“与朝鲜战争形势有关的行动方针”的绝密报告。报告要求：当板门店谈判失败时，将战争升级扩大到朝鲜之外，动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武器，大规模进攻中、朝等国。但由于板门店谈判出现转机，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美国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核打击计划。

另外，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也是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鼓吹者。

朝鲜战争结束后，东南沿海在蒋介石的不断骚扰下战事不断。但出于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以及对美国介入的考虑，解放军一直采取防御态势。1953年12月，43岁的张爱萍出任华东军区浙江省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他历陈改变防御作战的做法，主张采取主动出击态势，直接攻击国民党所占岛屿，才可彻底消除隐患。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解放军陆海空联合作战，于1954年春季，由北到南开始了一系列夺岛战役。

同年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私下曾透露：“共产党(中国)的舰队可能是原子弹攻击的一个好目标。”

9月3日，为警告美国政府将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解放军对金门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惩罚性炮击。美国判断解放军将攻占金门，而金门一直被视为保卫台湾的门户。于是在9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约见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其建议直接使用原子弹，报复性攻击中国大陆的战略目标，并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对中国的这一核攻击计划。11月22日，中国政府审判了侦察东北被抓获的美国飞行员，就更刺激了美国军方的神经，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要求总统批准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1955年1月，艾森豪威尔获得参议院授权，可以动用美军来保卫台湾地区。但是，是否将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包括在内，艾森豪威尔政府陷入两难境地：明确宣布放弃，不仅有损美国的威望，而且蒋介石和美国亲台势力也不会答应但如果包括在内，则因为这些岛屿离大陆很近，将很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也成了美国核报复战略是否可行的争论焦点。

为此，杜勒斯曾跑去台湾访问。他在访问结束后，给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称，政府必须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在1955年3月1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宣称，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能有效地对付中国大陆。紧接着，杜勒斯在3月12日的公开演说和获得艾森豪威尔授权于15日发表的声明中都宣称，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

杜勒斯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是因为对手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在杜勒斯等人看来，中方很可能在美国核武器威胁下知难而退。

3月16日，艾森豪威尔在答记者问时也曾公开宣称：“在任何战役中，只要严格地限于军事目标，正像人们用原子弹和其他武器一样，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它们(战术核武器)不能使用。”  当时美国军界的普遍看法是，中国将在4月18日万隆会议召开之前攻占金门和马祖。但中国不仅没有攻占这两个岛屿，周恩来总理还在出席万隆会议时释放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的信息。5月，对金门的炮击停止。中美双方随后就释放被俘美军飞行员开始谈判，美国的核打击计划搁浅。

由于美国坚持干涉政策，冲突的根本因素并没有解决。1958年7月15日，美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中东事件”。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8月8日宣称，美军正密切注视台海局势，随时准备登陆台湾。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为此，从8月23日起，恢复对金门的炮击。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立即做出反应，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卿杜勒斯积极要求激活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动用战术核武器的计划是：“除了深入打击中国内地的军事目标之外，首先打击金门附近的机场，并且，如果共产党不妥协，就向北打到上海。”解密文件显示，当时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史密斯在1958年8月13日写给当时的副国务卿赫特的备忘录里说道：“目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争计划，要求通过对中国进行核子攻击，来防卫金门和马祖。核子攻击的目标包括人口非常稠密的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区的军事目标。”

史密斯还写道：“核子攻击将使用低当量核武器，但其中仍然包括与丢掷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相当的2万吨TNT的核武器。据我判断，在战争结束之前，这将造成数百万平民的伤亡。”

杜勒斯认为，中共炮击金门是“北京和莫斯科正在探索美国的决心是否由于苏联拥有核武器而有所软化”，“两个共产党统治的大国在推行更大的战略，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施加压力，欲把美军赶走”。为了美国的全球利益，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实际上，对中国的行动，苏方并不知情。当时，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了中国，毛泽东要他公开回去，特意给美国人造成中苏有默契的错觉。

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表示，美国将可能介入台海危机，并暗示不排除美国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由于美国公众强烈反对美国政府的介入政策，在民意的压力下，美国最高决策层还是放弃了核攻击中国的行动。

P2-8

著名军事摄影家孟昭瑞印象记

“孟昭瑞摄影作品展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时，参观者踊跃。观众看到展厅里挂着我为作者拍摄的近照，说我与他一定有着特殊关系。要我说，的确我们有着深厚的友谊。

1954年，以陈叔通为副总团长的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赴南京慰问，我在华东军区负责工作，孟昭瑞随团采访来到军区，当时我们就相识了，这年年底，我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孟昭瑞作为一名十分活跃的军事摄影记者，经常采访军事活动，我们接触越来越多，逐渐熟悉。到了60年代，我国尖端武器试验工作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孟昭瑞一直担负着国防尖端武器试验的采访摄影任务。他先后去大西北数十次，历尽艰难，拍摄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等数十次尖端武器试验的照片。由于工作关系，这一时期我们交往更密切，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友情。孟昭瑞影展中那幅我手握电话筒向周总理报告时的作品，便是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激动人心时刻拍摄的。当时的情景，我和他回忆起来，都记忆犹新。

我与孟昭瑞还有一层特殊关系，那就是我们是同行。摄影界的朋友们知道我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摄影的确是我的爱好，从抗日战争时就开始搞摄影，好几十年了。但是由于战争环境，加上工作也比较繁忙，环境流动性较大，我始终不能在自己心爱的这门艺术上投入更多的精力，由于“文革”动乱，留下的作品也不太多。我羡慕从事专业摄影工作的同志们，很乐意与他们交朋友。孟昭瑞便是我在摄影界交往较深的朋友之一。我总以同行和朋友的身份与他交往，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一起谈论摄影，切磋技艺，十分投机。正是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

在长期的接触中，我对孟昭瑞的创作精神、工作态度有了较多的了解。四十多年来，他一直身背相机四处奔波，追随共和国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足迹，记录时代，记录历史。如果仅仅用热爱摄影工作来解释，恐怕远远不够，应该说，他是受着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的驱使。正是这种驱使的动力，使他置艰苦和危险于脑后，上战场，走边防，钻深山，穿荒漠，在第一线拍摄了无数极具真情实感的生活照片。特别是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采访拍摄，孟昭瑞吃了多少苦我是知道的。因之他所积累的国防科技图片资料，就其珍贵价值而言，几乎无人可比。也正是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坚定了做历史见证人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利用机会，创造条件，将新中国各个时期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在自己的镜头前定格。观众看他的影展时，不时发出惊叹，解放北平、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每个阶段，大事不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英容永存。尤其可贵的是，有些照片留下来是担了风险的。如这次展出的彭德怀同志的照片，就是在错误地批判彭总的年代，要求销毁一切与他有关的图片文字资料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显得特别珍贵。类似这样有很高价值的作品，在孟昭瑞影展中占了相当的比重。看到这些作品，我一方面为他高兴，向他祝贺，一方面又为自己拍摄的许多作品未能保存下来而感到遗憾。

“孟昭瑞影展”展出了四百多幅作品，有些作品我很熟悉，有些则是第一次见面。这些作品历史跨度大，从战争年代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题材广泛，军事、政治、工业、农业、商贸、文化、外交等，都有涉及；品种多样，新闻、人物、风光、花卉，兼而有之。在这篇短文里，我不能发表什么具体意见，有一点最强烈的感受想说一下，这就是，孟昭瑞的摄影实践形成了一大特色，他紧紧把住了时代的脉搏，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塑造了时代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品所显示出来的历史价值将越来越高。正是这些作品，无可置疑地确定了他作为一名著名摄影记者和老摄影家在新闻界、摄影界应有的地位。孟昭瑞的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个有作为的摄影记者，应该是我们时代的弄潮儿。这个弄潮儿，要有清醒的头脑，锐利的目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要克服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把镜头对准时代的热点、亮点，描绘时代的美景，谱写时代的强音。

我衷心祝贺孟昭瑞同志的成功，也衷心希望摄影界同行都不断取得成功！

书稿全部完成，交给辽宁人民出版社后，我感到还有几句话要说。于是，欣然命笔，写几句可能并不多余的话，是为后记。

如读完此书的读者所知，我拍摄“两弹一星”试验任务始于1964年，前后近十年时间。这期间，是美苏极力破坏我国研制核试验的时候。他们合起伙来，想方设法，寻找机会，想轰炸我们的核设施、核基地。在这种背景下，“保密”就成了重中之重。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周总理发出了不许任何媒体拍摄报道，包括新华社摄影部也不允许拍摄的密令。这样，历史最终筛选了我，我成为了中国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获此拍摄任务。而“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儿女，横不传夫妻”这些不成文的规定，则深深印在所有参试“两弹一星”试验的科技专家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心中，也同样，深印在我的心里。我与所有参与者都明白，每个人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护卫着祖国的最高利益。

可能有很多朋友想知道我拍摄“两弹一星”使用的工具是什么。我使用的基本上是哈苏相机，另外使用的镜头包括50mm广角镜头、150mm望远镜头和500mm的长焦镜头；此外还有一台禄莱相机和一台m4莱卡相机。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对做到了装备精良。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拍摄出最精良的照片。也才最可能真实地留下滚滚燃烧的火球，鲜艳夺目的蘑菇云的照片。但，装备精良，不等于拍摄就没有危险。那种危险和其严重的后果，恐怕是今天很多摄影爱好者们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1954年，苏联军队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原子弹爆炸条件下的诸兵种演习。由于飞机投弹偏离爆心200米，加之风向突变，森林被烧成灰烬。士兵开始越过蘑菇云，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炸弹中心10公里范围内，扬起辐射云埃和沙土。45000名参演官兵，竞有42000人因之患上各种辐射疾病而先后去世。可想而知，我拍摄第一颗氢弹试验烟云照片时，所遭遇的危险有多大。

但我走过来了，我没有遭遇生命危险。今天，我内心时常想到的，不是那些可能危及生命的危险，而是那些岁月留给我的激动与幸福。同时，也总有一些遗憾。1971年下半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远程导弹。正因为这次试验，我与“航天之父”钱学森有了两个多月的“零距离”接触。当时有个词，叫“五同”：同吃、同住、同休、同操、同行。钱学森跟科技人员在一起，在装配车间一起攻难点、找问题。但我没有权利拍摄他与我们在一起的任何一张照片。试想，如果留下些照片的话，那照片该有多珍贵！可惜，是当时规定，不允许拍摄钱学森。我也只能把他排除在画面之外，留下别人在工作的场面。

现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这本《中国蘑菇云》书稿，令我感到十分欣慰。这本书稿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出版的。我为之付出了巨大辛苦。我也真诚地希望所有读此书的读者朋友们，能从本书中再次感受到中国人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攀登科技高峰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激励过当年的伟大的一代，同样在激励着今天的一代，也一定会激励未来的一代又一代。

尽管成书过程长了一些，但我希望读者朋友们与我一道，能感受到我编写此书时的真诚，也希望亲爱的读者们与我一样，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