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马铃薯是劣等财、是季芬财，那你为什么还会去麦当劳排队买薯条？本书首次以深入浅出，饶富学理兴味的生活实例，勾稽并探求西洋经济史的发展图像，为一般读者开启丰富而有趣的探索途径。

为什么电脑键盘不依ABCD排列？股市的红绿与天气晴雨有关系？为什么1866-68年芬兰饥荒会饿死十万人？这些事件跟经济都有很大的关系，令人意想不到。作者以幽默感风趣的笔法，带领我们进入西洋经济史的世界。

要辩护经济史是否有用，基本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有效的经济学理，是根据事实来提炼出有用的概念，那么现代的经济学理视野，必然会受到观察样本的限制。历史的重要功能，就是开阔认知的可能性。历史能提供许多过去的精彩现象，是眼前所不易观察到或想象到的。

本书首次以深入浅出，饶富学理兴味的生活实例，勾勒并探求西洋经济史的发展图像，为一般读者开启丰富而有趣的探索途径。开放性的阅读终点，却是新的知识起点，令人回味无穷。

绪论 为什么要读经济史？

1 为什么电脑键盘不依ABCD排列？

2 为什么国际标准轨宽是143．5厘米？

3 环境与身高

4 天气晴雨和股市红绿

5 法老王的怪梦解析

6 为什么1866～1868年芬兰饥荒会饿死10万人？

7 铁路对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

8 蒸汽机对英国的工业革命帮助不大？

9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龙头？

10 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

11 为什么欧洲的教堂要盖这么大这么久？

12 罪与赎：天主教炼狱说的经济诠释

13 经济闭关自守能撑多久？

14 1918年流行感冒的深远影响

15 战争与国家的形成

16 有用的战争

17 扩大内需是日本经济成长的关键？

18 为什么犹太人会被抄家？

19 为什么阿米什人的经济表现较差？

20 金本位是传递大萧条的元凶？

21 谣言·盲从·挤兑

22 马铃薯是吉芬物品吗？

23 经济增长对英文的影响

附录

郁金香情结

黄金的魔力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导读

《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

2 为什么国际标准轨宽

是143.5厘米？

我读中学时，住家离台糖小火车铁道很近，每天看到同学从各乡镇搭火车上学，40年后仍历历在目。我对台糖铁路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这种火车的主要功能，是把台糖在各地区契约耕作的甘蔗，采集后运到糖厂加工成各种正产品(各式各样的糖)和副产品(例如健素糖、蔗板)。这种白色制糖用的甘蔗，和街上或市场看到的黑色甘蔗(口嚼或榨汁)不同：黑蔗的甜度低、皮薄、肉脆，白蔗相反。

20世纪60年代国际糖价高，那时台湾经济尚未成长.铁路沿途有不少人偷白蔗。我在小学高年级时，跟同学去看青少年的英勇作为。蔗农把15～20根甘蔗，用蔗叶绑成一大捆，放在运货物的平台式车厢上。如果最下层是南北方向置放，上一层就东西方向置放，再上一层又换成南北向，让甘蔗之间的摩擦力互相牵制，只要火车速度不太快，就不会在运送途中掉落。

蔗农绑甘蔗时，因为甘蔗的长短不一，有几根会较突出。较有力气的青少年，不难从慢速行驶的火车抽下甘蔗。一次没抽出来也没关系，他们约间隔15～20米站列，前面没抽下的，下一位继续，经过3～5人一定抽下来。第二种方法更狠：有些空军眷村子弟，家里有降落伞用的尼龙绳(这是买不到的高档货)，他们在绳头绑上铁钩，抛向最上层的甘蔗，整捆拖下来，或吃或送或卖。

台糖受不了这种损失，就在车厢之间不规则地穿插空车，上面坐人，手里拿着催泪枪，朝这些偷甘蔗的青少年发射。我没有上场的资格，但和其他人被催泪枪射过.还记得泪涕纵横的滋味。

我那时知道台糖火车的车厢比台铁的小，铁轨也较窄。听人说台糖火车叫做“五分车”，不明白是什么意思。1970年到台北读大学，那时以坐平快车为主，知道台湾的纵贯铁路是日本占领时期修造的，听人家说这叫做“七分车”。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看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看到洋人的火车竟然有包厢，厢外有通道，觉得洋火车比台湾的火车宽敞。1979年到巴黎第一次坐有包厢的火车，感觉台湾的火车还真窄。1992～1993年在美国，更确定台湾的轨宽有点奇怪。

很惭愧，我一直没去弄清楚五分车、七分车、欧洲车、美国铁轨的宽度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会采用这么不同的规格。这件事拖到2001年初，我读到Douglas Puffert(2000)的论文后，才把整个事情弄清楚。1995年夏，我在慕尼黑大学三个月，在经济史研讨会上认识：Puffert，是个温文儒雅的年轻学者，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1991)，就是以北美铁轨的宽度为主题，在主要的经济史期刊上发表好几篇论文。

我从“维基百科”(Wikipedia)查“轨距”，得到许多具体的数字，摘述如下。维基百科说，1937年制定的国际标准轨距(143.5厘米=4英尺8英寸半)是英国提出的，这个说法不够正确，稍后详说。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使用标准轨距，但也有例外：爱尔兰与北爱尔兰(160厘米)、西班牙(167.4厘米，正在改为标准轨距)、葡萄牙(166.5厘米)。阿根廷与智利的轨距是167.6厘米；俄罗斯及邻近国家’，以及蒙古、芬兰都是152厘米。

日本的轨距是106.7厘米(3英尺6英寸)，台湾地区在日本占领时期修筑的轨距也是106.7厘米，这是国际标准轨(143.5厘米)的74％，称为“七分车”。台湾的糖业铁路和阿里山的森林铁路，是76.2厘米的窄轨，是143.5厘米的53％.简称“五分车”。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修建新干线(高速铁路)时，采用143.5厘米的国际宽轨，提高行驶的稳定性。台湾地区高铁、台北和高雄的捷运，都采用143.5厘米的标准轨。清朝末年中国的铁道，由英国和比利时承建，采用143.5厘米标准轨。

我在想：现在以电力带动的火车头，牵引力比20世纪初期的蒸汽机火车头大许多，为何不把轨距扩大为200厘米.不是更宽敞又可载更多货物吗？维基百科说：以现代的角度来看，(1)宽轨不一定可以载更重更多；(2)宽轨车不一定较快；(3)建造标准轨与建造窄轨的成本相差不大；(4)窄轨也可以达到和标准轨一样的负载量。我觉得奇怪，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有兴趣的读者，请在维基百科查“轨距”，内有丰富的资料，文末的“外部连结”(科普铁路馆)，提供丰富的相关信息。

其实1937年制定的国际标准143.5厘米轨距，是沿用美国1835年就存在的规格。Puffert(2000)的论文重点，是要分析为什么143.5厘米的轨距，会在诸多规格的激烈竞争下脱颖而出。这篇文章的主题，可说是美国轨距的发展与竞争史。P20-22

1984年8月台湾清华大学设立经济系，在登报征求师资：我从欧洲写信应聘经济史教师，竟然收到赵冈教授的回信。我早就拜读过，他在台北联经公司出版的《中国棉业史》(1977)和《中国土地制度史》(1982)，也正好在期刊上读到《中国土地制度》英文版(1985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的摘要。可以想见收到他的回信时有多么惊奇。他也写过《红楼梦研究新编》(1976)、《花香铜臭读红楼》(1979)，直到《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2005，联经)才封笔。能和他在同一个系上工作，必然相当有意思。

赵冈当时约56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是身高六尺的博雅绅士；夫人陈锺毅女士高雅内敛，是他多本中文书的合著者。我对清华l的工作机会，完全没有说No的条件。20多年后回想起来，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决定了我的长期工作，全家人的生活，甚至连儿子都在清华人文社会学院读大学部。

1985年1月我到清华报到时，是经济系的第二位教师。赵冈告诉我聘用的原因，是规定的必修科目，包括西洋经济史、西洋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他知道不容易找到教这几门课程的人，只好聘用我。他说得委婉，但我立刻感觉到：这三科是必修课，必然会让学生反感，会用对待三民主义、孙中山思想的态度来看待我。

我竟然以这几项科目，作为研究专业领域，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20世纪90年代初期，“教育部”撤回必修科目的主导权，改由各校系自由决定，我的感觉才转好。20多年后回想这件事，如果当初没有这项规定，我怎么有机会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不准外出观光，学生对欧洲充满了好奇。我在法国和比利时住了5年多，就靠着穿插欧洲的生活、风景、思潮、制度来诱引注意。那时清华对外打的招牌，是要走数理计量经济路线。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经济史和思想史没有数学模型，也不能用严谨的方式证明，根本就是在垃圾中制造垃圾。我完全没有争辩的能力，充分体会到双重歧视(个人与专业)的滋味。

在教学上我也碰到许多困难，主要是教材上的供需失调。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当时在台湾能找到的中文教材，和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接触的差不多。周宪文先生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了好几册西洋经济史文选，但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一来这些题材与内容对我们太生疏，二来笔调沉闷，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如果直接用英文教科书，又有太多的人名与地名学生跟不上。

中国经济史也有类似的困难，因为主要的作者是历史学界出身，他们关心问题的角度和经济学界很不相同，对学生既无挑战性，又没学到多少经济学的养分。西洋经济思想史就更严重了：都是英文教科书，是写给欧美学生读的，作者假设学生在高中时期，已经熟知欧洲的社会经济背景，许多基本的事情就不交代了，这些对台湾的学生来说，根本就是天书。

几个学期下来，同学很快就归纳出实用的判断：这三门课将来考研究所时用不上，留学时没有人会关心你这几科的成绩，工作时没有人会问你是否读过这几门课。我是靠这几门课过活的人，不能没有对策。我逐渐体会到两项要点：(1)如果用同一本教科书，从开学讲到期末，学生很快就厌倦。(2)要把这几门课教好，除了教材有趣，更重要的是教师的表演能力。也就是在掌握教材的要旨后，举较能理解的例子作模拟，或当作切入问题的楔子；更重要的是，要穿插费心找来的故事和笑话。

教了七年之后，到1992年我去哈佛进修时，我收到前几届毕业生的教师节卡和圣诞卡，说他们偶尔会回想到我在课堂上提过的人物和事情。为什么我能从被轻视的情境，转变到有些人对这几门课还有记忆？关键是找到引人兴趣的教材。那是个还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广泛翻阅中国和西洋经济史期刊，看到简单有趣的文章就印下来，同时也注意欧美同行的讲义内容。

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在美国大学教这门课，不需顾虑文字的难度和文化背景，只要挑出好文章让学生看，每星期读三篇都没问题。我们的社会条件不同，必须在好文章内，再挑出文字简单、表格众多、图形丰富的有趣题材，每次上课(90分钟)不能超过15页。

在这些约制条件下，我逐渐累积出30篇这类型的文章。我的上课方式是：每周3小时分两次，每次1.5小时，读1篇15页的文章“，若超过20页，就分两次。每学期约有18周，可上35次课，扣掉期中期末考试和假日，大约可上30次，大约就可以读25至28篇。每年都会有新的好文章出现，我就汰旧换新，所以约有一半的文章是近10年发表的，有些好的老文章，还是每年都读。

每次上课前，先找一位同学负责主读一篇或半篇。上课时这位同学报告15至20分钟，我讲解60分钟，最后10分钟讨论。有时其他同学会有不同见解，但大部分的情况。，是我用这10分钟解说下一篇的方向与论点，以及选定下一位报告的同学。

几年下来，这种做法累积了一些口碑。西洋经济史的35人的小教室，有时还会爆满；中国经济史50人的大教室，有时还要抢座位。每学期末学生会在网络上，给各学科教师打评鉴分数，也有具体的建议汇总给教师参考。评鉴的满分是4分，3分以上就不错了；3.5分以上，教务长会写一封恭贺函，有一次我甚至还得到3.8分(上网填卷率88％)。2006年5月，我代表科技管理学院，到学校竞选杰出教学奖，结果得到一张慰勉函，可见清华有不少人教得比我更受学生欢迎。

我挑文章的原则是“三项-ing”。(1)Interesting(读起来有趣)，(2)Entel-taining(有娱乐效果)，(3)Provoking(具有争辩性)。难得有同时符合这三项原则的文章，只要符合其中一项。故事流畅就可人选了。换句话说，我偏好故事性强、容易转述、启发性高的文章。有些文章技术性较强，故事性较低，不适合在此综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其实是我教西洋经济史的课程讲义大纲，或是“读者文摘”。

选进本书的文章，我认为还是有高下之分。我依三项原则来判断一篇文章的价值：(1)能增加某个题材的新知识，这类型的文章篇数最多；(2)能提出某项新观念，来分析旧题材而得出新意义，这种文章就少多了；(3)能改变我们对某个题材的认知与理解，这才是上品。我认为本书中有两篇符合第(3)项的高标准。

第一篇为第7章介绍Fogel如何运用“反事实推论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这是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启发。他提出一项新观念： “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用来计算美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结论是：美国铁路对19世纪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改变了我们对这个题材的认知。

第二篇为第22章介绍John Davies对马铃薯的研究，他说明为何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马铃薯才有可能成为吉芬物品(Giffen goods)。简略地说，就是当马铃薯涨价后，对马铃薯的需求反而提升，产生正斜率的需求曲线，而非正常状况下的负斜率需求曲线。他提出新观念说：(1)收入必须逼近生存底线时；(2)在没有其他食物可选择替代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吉芬物品。吉芬物品的观念早已超过一百年，如果马铃薯是吉芬物品，为什么你还要去麦当劳排队买薯条？直到现在，大一经济学原理所教的吉芬物品，都没有提到(1)与(2)这两项必要条件。全世界有多少人读过、教过吉芬物品的观念，竟然要等这么久，才让r)avies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整体而言，这是一本推广型的读物，每章挑一篇主要文章来解说，是初阶的导引。每章最后都会列出所根据的论文出处，如果想对经济史进一步学习，请看“为什么要读经济史？”一文的附录“延伸阅读”。我心目中的读者，是大三、大四经济系和历史系的同学，以及对人文社会问题有兴趣的一般读者。如果高三同学想读，我也不反对。我希望中壮年读者，可以转述有趣的故事给家人和子女。

这本书有个大缺点：我把每项主题限制在(打字稿)5页内，以简洁为主要诉求，以题材的广泛性，来弥补深度的不足，把硬涩的专业论文，改写成能吸引阅读的摘要。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写法，是要：(1)先综述整个议题的来龙去脉；(2)把焦点聚在争论点上；(3)说明新证据为何能改变我们的认知。要做好这三点，等于是要写一篇小的SUlrvey文章，篇幅必然要加三倍。我退而求其次，只要做到书名所说的“趣味”就满意了。

这些文章大都是生活性的题材。大部分的经济史学者，都在研究更严肃的重要课题，例如经济增长、生产力变动、技术进步、金融制度、农业和工业的竞争力、国际贸易，这些沉重的问题在本书都不会出现，就让更高明的专家去解说吧！我在各章内所提供的，也不是每个主题的最前沿知识，我的主要目的是引发兴趣，鼓励读者从“延伸阅读”所提供的数据库、网站、专业期刊，去追寻自己的答案。

本书所挑选的文章，大都轻松有趣，这是从每年成百上千篇论文中挑出来的。我从全世界成千上万位经济史学者努力的成果中，找得出少数适合大众阅读的几篇。欧美的经济史研究，是一项重要产业，从业人口众多，鼓励发展新颖手法，故事较有趣味。台湾的经济史研究人员太少。历史学界方面，主要分布在“中研院”史语所和近史所，也有些在大学担任经济史的教研工作。经济学界方面，台大经济系有好几位专研中国台湾经济史的教授，清华也有几个人，其余分散在各大学。

1992～1993年间，我常参加哈佛经济系的经济史研讨会，几乎每周都有外宾报告论文，当时哈佛经济系专研和兼研经济史的教授，我算了一下共有六位。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史研究群，隔周有一场研讨会；邻近的MIT经济系，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史教授，也常举办论文发表会。那一年我常参加这三处的研讨会，见到不少这个领域的高手。

1993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芝加哥大学的RobertFogel教授，以及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的Douglass North教授，表彰他们在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1994年47卷1期的英国经济史学会的官方刊物，在卷首“编辑的话”内有一段贺词：“经济史学会的会员和本刊的读者，很高兴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给RobertW.Fogel和Douglass C.North。我们在此恭贺这两位得奖者，同时也很高兴，经济史这个学门能以这种方式被承认了。”从1993年10月起，在诺贝尔奖的光环照耀下，经济史就不再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的学科了。

本书的主体，是介绍23篇他人的研究成果，书末的5篇附录(2篇导读与3篇书评)，是我自己的见解，希望能有水果、甜点、咖啡的效果。依照这个学科的成长速度，这本书每5年就要增订，每10年就要新写一册，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与建议。撰写期间得到许多修正意见，在此向诸亲友致谢。

赖建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