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移民之路，浸透着汗水、泪水与鲜血；煌煌奋斗历史，承载着财富、光荣与梦想！一部自强不息的悲壮史，一段爱恨纠缠的儿女情；一场千秋万代的家国梦，一曲慷慨激昂的正气歌！冯小刚军事题材巨作《集结号》原作者杨金远三年磨砺史诗巨著——《下南洋》，继《闯关东》、《走西口》之后，再现荧屏热映神话！

《下南洋》以清末至建国这半个世纪为时代背景，通过两个家族在南洋的兴荣沉浮、爱恨纠葛真实而生动的反映了南洋华侨艰苦创业，心怀祖国的历史。本作的创作元素非常丰富，不仅记叙了与闯关东、走西口并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三次最大最艰难的人口迁徙——下南洋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同时还用慷慨的语言再现了南洋华侨为祖国不计得失，肝脑涂地的感人场景。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在这三次大迁徙中，人们都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出发。他们有理想，有目标，有勇气，带着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天地，追求幸福富裕生活的向往而走上了漫漫的迁徙之路。

下南洋，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的一次跨国大迁徙，其路途危险程度和谋生的难度远非国内迁徙可比。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下南洋”的中国人，通过他们的勤奋与努力，现已成为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

黄敬芳这一生最引为自豪的事是他生了黄泽国这样一个儿子。

黄泽国是他的大儿子。在黄敬芳眼里，那是一个非常老实听话的孩子，从小到大，黄敬芳几乎就没有骂过他一回。后来，黄泽国考取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当上一名北洋水军，黄敬芳就更加看重他了，觉得大儿子给黄氏家门贴了一张金字招牌，整个家族的门庭都跟着光芒万丈了。一八八七年，黄泽国随民族英雄邓世昌赴英国接收“致远”舰回国；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奋勇作战，后因日舰围攻，全舰燃起大火，邓世昌驾舰快速冲向敌舰，以求共亡，不幸被敌鱼雷击中，全舰包括邓世昌在内二百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其中就有黄敬芳的大儿子黄泽国。黄敬芳晚年失子，痛不欲生。但这个大儿子，却也让黄敬芳挣足了门面。黄泽国殉国后，清廷政府很快追封黄泽国为参将(正三品)衔，赠“武威将军”，钦赐恤银五百两，祭葬银二百两，钦赐良田二十亩，荫一子，世袭云骑尉。那是何等的荣耀！黄敬芳虽然失去了儿子，却也领略到他这一生最为风光的时刻，邻里乡亲，衙门市井，整个福州府福清谁不敬他黄敬芳几分，看人家都养出什么儿子来了？真叫人羡慕！

然而，大荣过后却是大耻。黄敬芳连做梦都不会想到，才刚刚得到朝廷的褒赏，紧接着，黄家却因为黄泽如的事被朝廷抄了家。

黄敬芳这辈子一共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黄泽如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是最小的一个。孩子生多了，自然顾不过来。对这个儿子，黄敬芳几乎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所有的感觉就是这个儿子与其他几个儿子比起来，好像特别会读书，又好像特别胆小怕事，连平时说话的声音都小小的，不敢大声。黄敬芳似乎不太把心思放在他的身上，至少觉得这样的孩子不会给自己招惹什么麻烦。但事实上黄敬芳小看了这个最小的儿子，他一点也不知道，在他看来那么胆小怕事的新科举人黄泽如，会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已经给黄家闯下了大祸。

还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中国紧接着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天天忙于割地、赔款、开放门户，干尽了丧权辱国的事。就是在这种时候，以康有为为首的在京应试的十八省举人一千余名，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读书人黄泽如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他作为福建的应试举人，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并接受了维新思想。一八九八年六月，年轻的光绪皇帝经不起维新派的怂恿，“诏定国是”，宣布变法。黄泽如更是错误地判断形势，紧紧追随康有为等于鞍前马后，认为只有推行新政，中国才有希望，并与福建数百举人联名上书陈政。却谁知，时仅百日，这场热热闹闹的变法就被光绪身后的那个女人慈禧给镇压了下去。康有为、梁启超赶紧亡命国外，光绪帝被软禁起来，“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随之，变法新政期间上书的人全部被究办，杀的杀，逃的逃，抄家的抄家，新政顷刻烟消云散。参与变法的黄泽如也成了朝廷捉拿的对象，被追得无处藏身。

事实上，对儿子黄泽如所做的一切，黄敬芳一无所知。当朝廷派官兵抄家时，他还没弄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甚至跟那些官兵大声理论起来，斥责那些官兵休得无理，哪个家都可以抄，怎么好抄一个被朝廷追封过的功绩赫赫的家门呢！那些官兵自然不可能去买黄敬芳的账，他们除去抄家外，还要抓人，他们说黄泽如是朝廷要抓的犯人，无论如何要黄敬芳交出黄泽如。黄敬芳这才知道那个他一直不放在眼里的举人儿子冒犯了朝廷，已经给家门带来了灭顶之灾。心里不由得大骂黄泽如混蛋，感叹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孩子，为什么就不会像大儿子黄泽国那样，给他争一口气，给黄氏家门争光呢？

福清在清朝时隶属于福州府，正当福州府衙的官兵和黄敬芳到处在找寻黄泽如的时候，几天后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夜晚，黄泽如却已经偷偷回到了福清，突然出现在黄敬芳的面前，这委实让黄敬芳吓了一跳。那时黄泽如几乎成了一个雨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雨水从黄泽如身上滴沥搭拉往下淌着，很快就把他站的地方淌出一个水坑来。此时的黄敬芳根本不去管儿子是死是活，也一点不想听儿子解释什么，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儿子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得罪朝廷？朝廷对我们黄家可以说是皇恩浩荡，天高地厚，我们子孙万代感激都来不及，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却为什么要去跟朝廷作对，跟国家作对，做出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国家的事？

黄泽如看父亲怒气冲冲，只好解释说，爹，你听我说，我们不是跟朝廷作对，我们也没有做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国家的事，我们只是呼吁朝廷别相信那些洋人，不能对那些洋人太迁就软弱，让那些洋人有机可乘，欺侮我们大清国，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黄敬芳听着，破口大骂起来：人家皇帝都能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都管得过来，要怎么处置那些洋人还用得着你去教吗？你别再为自己狡辩了！

但是，骂也只能出出气，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儿子已经成了官兵的捉拿犯人，黄敬芳知道眼前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儿子逃过这一劫，否则，要是让官兵抓了去，儿子就只有等死了！

这天晚上，黄敬芳开了两条路让儿子作选择，第一条路，向清政府自首，以求得朝廷的宽恕，以免一死；第二条路，下南洋，自此诀别家乡，到海外过逃亡的生活，永远别再回来了！

黄敬芳的口气不容置疑。他知道，虽然给儿子指出了两条路，但儿子是万万不能走第一条路的，那是一条死路，不归路。倘若真的向朝廷自首，则意味着他将永远地失去这个儿子。而儿子不但会白白丢了性命，还将给家门带来毁灭性的损害，那是黄敬芳最不能忍受的，他是一个相当看重名声的人。大儿子黄泽国刚刚让黄氏门庭光彩夺目，他不可能又让这个儿子给毁了。儿子唯一的选择只能去南洋了。这种选择相当合情合理，因为当时福建和中国南方各省沿海一带，到处都有办理类似出国劳务的“猪仔馆”，有数不清的福建人和中国南方沿海的人以为南洋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弯一下腰，就可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似的，于是通过“猪仔馆，，跨上去南洋的轮船，到南洋淘金去了。黄敬芳的女人，也就是黄泽如的母亲李氏也觉得儿子唯有这条路好走了。当然，她的心情和黄敬芳一样，他们并不是让儿子去南洋淘金去的，他们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儿子因为留下来而丢了一条性命。哪个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女人都要比男人感性，比男人的心肠要软，她们更加看重的是儿子的性命，那些虚无缥缈的名声与儿子的性命相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

当然，最后的选择只能由儿子自己决定。

黄敬芳问儿子到底要选择走哪一条路，其实，没等黄泽如开口说话，黄敬芳已经替儿子作出了决定，黄敬芳说，去南洋吧，你给我走得远远的，我永远不想见到你了！

黄泽如不可能想到他的处境会变得如此的糟糕。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的主要意义在于抵御外强的侵逼，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要说错，那就是错在稚弱的革新派不该和势力强大的保守派进行较量，正当革新派不辞辛劳，锐意改革的时候，保守派却在磨刀霍霍，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一场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通过这场变法运动，却也让黄泽如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百姓们天天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大多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虽然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具有政治热情和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一场变法运动，让黄泽如伤透了心。他觉得自己空有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到头来反弄得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有家难回，有国不能留。这个雨夜对黄泽如来说显得特别的漫长。冷雨叩窗，发出有如马蹄敲地的声响，好像朝廷官兵正千军万马追杀而来。或许，正像父亲所说的，摆在他面前的路也只有去南洋了，他已经别无选择。而且是，这一走，他将有可能客死他乡，将永远不能再回到故土来了！一想起这些，黄泽如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孩子，一股悲凉和失落顿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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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里，看到同乡好友——作家杨金远继《官司》(电影《集结号》)和长篇小说《突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之后，又创作出这样一部反映老一辈下南洋的华人华侨的艰苦创业史的作品，感到非常的亲切和高兴。历史上，很多福建人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远走南洋，在马六甲、新加坡、印尼等地谋生。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民族纷争和改朝换代后的权力清洗，一些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以及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便成了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此外，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也是国人下南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既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也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

南洋这一地理概念，范围极广，有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马来西亚等地。二十世纪初的南洋正处于英国、荷兰等国的殖民统治下，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同样也影响着东南亚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在加速开发的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为吸引华工，南洋诸国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州——沙捞越的拉者(国王)就曾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我的父亲就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华工们艰苦创业，或做工或经商，或从事农业，世代相传，对所在地区的经济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时人有这样的描述：“他们的经营大至极大的树胶公司、银行、饭店，小至街头货摊和小贩，无不应有尽有，中小规模的商店自然居多，而拥有几千万资本的巨商也不在少数。”然而因中国当时是一弱国，即便在他乡异国，经济地位首屈一指，华侨也莫不备受欺凌。他们从无数切身的遭遇中深深感到，中国的政治非革新不可，热烈地希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也使得他们在海外致富的同时，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八年抗日战争中，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应该说还有一个“海外战场”。这一战场是由世界各地华侨开辟的，范围更为广大。它不像前两个战场那样炮火连天，与日军短兵相接，然而斗争也极为激烈，是抗日战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绝大多数华侨相继投入了这场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是中国这一民族意识和文化背景，把他们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时刻关心着自己家乡和国家的状况，抗日战争更激发了他们固有的祖国观念和爱国热情，他们在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奔走呼号，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如东江华侨组成了回乡服务团；三千余名南洋华侨回国，在滇缅国际运输线上运送抗日救亡物资；在南洋各州府、各山巴，华侨为了负责筹赈会的工作而卖掉树胶园，卖掉汽车，甚至于倾家荡产的动人事迹，在当地看来都是很常见的。

我初中读书的集美中学校董——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是南洋著名的侨领。其祖辈是宋末从河南逃到福建集美村的难民，父亲陈如松赤手空拳到新加坡谋生，后来虽然经营工商业，但晚年经济非常困难。陈嘉庚先生深知华侨的苦难，他的经济事业也受了外国垄断资本的排挤。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所以毅然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并提倡力行兴学救国；抗日战争期间，他为支持祖国抗日战争积极奔走，领导南洋华侨筹赈救亡，成为华侨爱国的光辉旗帜。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我的童年，只知我的祖国叫“唐山”，后来回国以后我才知道“唐山”就是中国。现在，背靠日益崛起的中国，新一代华人正在续写新南洋故事。

黄健中

2009年4月5日

写于北京“飞腾”影视基地

我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里，看到同乡好友，作家杨金远继《官司》(电影《集结号》)和长篇小说《突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又创作出这样一部反映老一辈下南洋的华人华侨艰苦创业史的作品，感到非常的亲切和高兴。

——著名导演 黄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