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影响了当代文学史建构并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作家，该书用评传的形式，全方位地阐述这位作家的人生道路与创作历程，达到对作家的人生经历、行为方式和精神品格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获得对作家每一部有代表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的提升性认识和深刻体悟。该书图文并茂，让我们感同身受地领略到一个作家从窘迫的童年、困顿的青年，到渐入佳境的中年，其间的精神成长。该书既是和作家的人生、灵魂的对话，又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论著。

余秋雨认为历史文化资源对于造就一种恢弘深厚的文化人格至关重要。他所探寻的历史文化资源，只有在造就他心目中的文化人格时才会引起他的注目，引起他的沉思与遐想。

本书用评传的形式，全方位地阐述这位作家的人生道路与创作历程，达到对作家的人生经历、行为方式和精神品格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获得对作家每一部有代表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的提升性认识和深刻体悟。

缘起 秋风秋雨愁煞人

第一章 沧桑人间

第二章 精神放逐

第三章 渐行渐远

第四章 雪泥鸿爪

第五章 群起杯葛

第六章 学海孤舟

第七章 余音袅袅

第八章 余秋雨对当代散文文体的拓展及其局限

余绪 相见时难别亦难

附录一 余秋雨著作及主要研究资料汇编

附录二 有关论争资料

附录三 余秋雨大事年表

后记

从余秋雨1946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至今，他已经在人间度过了六十二个寒暑，而我们这个社会也历经了少有的沧桑巨变。

余秋雨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具体名称叫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是一个山明水秀的所在。村前是一垄垄的水稻田，村后是清澈的上林湖，而在湖四周的山坡上则遍植着郁郁葱葱的杨梅树。

在十余年前，浙江省因行政管辖的需要，将桥头乡划归了邻近的慈溪县，从此，使余秋雨先生在填报自己的籍贯时颇费踌躇，是填原先出生时的名称余姚？还是现在称呼的慈溪？不过。令余秋雨一直感到满脸荣光的是，在他出生的那块古称余姚县的土地上。曾经出现了一批诸如王阳明、黄宗羲、严子陆、朱舜水等诸多大师。他以余姚县自豪，并一直自称是余姚人。

他的童年是在极其穷困的境况下度过的。由于八年的抗日战争以及连年的内战，使得一直以富庶傲视全国的江浙一带也破败凋零，民不聊生。偶尔吃到的一餐白米饭，顿时会成为全村人议论与注目的中心，而如果在白米饭上再能够放上一撮乌黑发亮的梅干菜的话，那定会使幼小的余秋雨兴奋许久，认为是天底下最诱人的美食。而倘若在吃饭时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粗瓷碗时，那父母疯狂的追打也定会劈头盖脸而来。当时生活之贫乏，是可想而知。

然而，童年毕竟是有趣的。

在暮春时节，当上林湖畔山坡上的杨梅成熟的时候，余秋雨便迎来了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与小伙伴一起一头钻进杨梅树丛中，尽情享受着那些红得发黑、清甜微酸的果实。因为只有在这时，他才有可能整天与小朋友们在山上逗留，才有可能脱离家长的管束；而在家长，则是可以省去几碗饭菜。

到傍晚时分，当这些小伙伴一个个穿着果汁斑斑的布衫，腆着胀胀的小肚子，打着饱嗝，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便会不知不觉朝上林湖走去。一来可以用湖水漱漱口，清新一下已经失去感觉的嘴唇，二来也可以偷偷地背着父母，尽一下久违的游兴。

尽管才是暮春季节，湖水还明显透着凉意，但小朋友们已来不及等到夏天，欢叫了两声，便跳下去了。假如有哪位缩头缩脑不敢下水，便有可能被其他小朋友喊上半个月的胆小鬼。偶尔地，他们会在湖底碰到一些滑滑的硬片，捞起来一看，尽是些厚薄匀整、釉面锃亮的瓷片和陶片。他们颇为失望，顺手向湖面中心掷去，在水面上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然而，这些小伙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瓷片和陶片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竟然是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姆渡文化的遗物！

童年，就是如此的诗意盎然、耐人寻味。

至于读书方面，由于余秋雨只是一个普通山村农民的孩子。并不是出生于达官显贵或者书香门第，因而也谈不上浓郁文化氛围的熏陶与传染。既不可能如大诗人郭沫若儿时那样，在母亲怀中已咿咿呀呀背诵了几百首古诗，也不可能如文豪鲁迅先生儿时那样，已经在祖传的书橱中偷看了几箱子小说与闲书。

不过，余秋雨仍然有着读书的天分。他这样回忆道：

自从四岁时走进山村学校后，学校就成了我的基地，记得我们一开始学的是“开学了，我们上学，学校里同学很多”三段文字。对我来说，这是个具有仪式感的终身性文化行为。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学校。如果问，余秋雨的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那就是上学。可以说，我是一个永恒的读书人。(转引自陈竹《永远的读书人》，载《人到中年》1994年第1期)

喜欢读书，爱好读书，是余秋雨日后成为一个文化人的逻辑起点。他以读书为乐，以待在学校中为满足，构筑了他事业发展的基石。  不过，他在家乡余姚的读书生活只是到十一岁。其后，他便到上海去了。

发现了最虔诚崇拜的人

余秋雨这次去上海是为了读书。

原本，余秋雨的父亲一人在上海工作，母亲和家人都在余姚。这是上海开发初期江浙一带相当普遍的家庭生活模式。而现在，余秋雨已小学毕业了，要读中学，自然是选择上海。

1957年的夏天，余秋雨在山上吃过了杨梅，拜别了上林湖畔的祖坟，一个人怯生生地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在他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杨梅，一包黑乎乎的梅干菜，一副地地道道的山村少年模样。

上海毕竟是上海，与偏僻山村的余姚县车头村不可同日而语。余秋雨进的那所中学，芳草萋萋，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这在看惯了上林湖畔杨梅树的余秋雨眼中，简直就像是海市蜃楼、异域天堂。

P1-3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在三年前出版过四本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再接着往下出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我作为主编，并未积极响应，我知道，不少名作家对于过早出版自己的评传还心存疑虑，而要找到可以信任的评传作者，更非易事，约稿计划就被我耽误了下来。感谢策划编辑杨莉女士的坚持，她的敬业精神，使我确信做这样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几个月来，当我陆续读完这几本评传的校稿时，更是坚定了这一看法。我自思对莫言、韩少功、余秋雨、张炜这几位作家并不陌生，他们的作品我大多读过，和他们见面交谈的次数也不算少，但没想到，这几部评传还是改变了我对他们的固有认识。以前读他们的作品，多少是有一点抽象的，现在结合他们的人生，重读他们的一些作品，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越发相信，以评传的形式来谈论一个作家，或许是当下最值得探索的话语方式之一。

我一直不太欣赏那种脱离作家主体单一评论作品的文字。我当然知道，文学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中国文学的核心精神是讲作品背后要有人的性情和胸襟。中国的文学和中国人的人生是互相参证的，所以林语堂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而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确实，中国人的人生，在许多时候是追求诗化、艺术化的，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这种人生的参照，多半就是文学了。

从终极意义上说，文学是描写人生、理解灵魂的；作家笔下的人生，必然和他自己的人生大有关联。知人才能论世，知人才能论文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平时在阅读作家作品之余，一直很留意作家的书信、札记或采访——这些只言片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往往会成为我了解作家内心世界的重要通孔。如果读作家的自传或回忆录，这样的了解就更全面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不知是出于谦逊还是出于避讳，很少写自传性文字，难道他们的人生素材都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尽了？我看未必，只是他们没有这种写作自觉而已。

……

这次被评的这几位作家，在当代文学界可谓尽人皆知了，有关他们的作品评论，少说也以百万字计，很多我也读过，但坦率地说，雷同之处甚多，个性文字日少，为什么？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都过分拘泥于作家的文学世界了。他们以为文学是独立的、封闭的，有着自足的审美空间，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幻觉。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它还得长于存在的剖析、精神的追问，更重要的是，它之所以显得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和非文学世界(人生世界)有着隐秘的联系。假如一个研究者不能察觉到这种复杂的关系，他抵达的就必定是作品的表层。因此，文学研究既是一种艺术分析，也是探讨一种精神关系学，二者缺一不可。

评传写作所综合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内容。它向我们重申了那个简朴的真理：作家的人生和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塑造、彼此影响的。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也是一部简易的文学史。大凡深度参与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一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只是，理解这些景象的隐秘路径，往往藏在作家这个独立而复杂的灵魂标本里，它需要有人去发现。

在我看来，孔见、栾梅健、叶开、周立民这四位出色的评传作者，扮演的正是这个发现者的角色。近两年来，他们为深入一个作家的灵魂世界所付出的辛劳，我作为丛书的主编，最是清楚，也至为感激。

同时也要感谢几位传主作家和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编辑，没有他们的配合、辛劳和督促，这套丛书的出版，很可能至今还流于空谈。

2008年3月12日，广州

给当代作家写评传，应该是一种冒险。由于评者与被评者处于同一时代，可能因缺乏距离而把握不当。因此，当我于2000年在台湾完成拙作《余秋雨评传》并出版以后便打算就此打住，不愿意再修改与出版了。不过这种想法最近却改变了。一是由于拙著在台湾读册文化公司出版时幸获十余位教授的首肯，并大力推荐，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二是这七八年来，余秋雨先生又有了《行者无疆》、《借我一生》、《笛声何处》等新作，我觉得似乎也应该在自己的拙著中加入新的内容：三是谢有顺兄的大力邀请。有顺兄是位讲情义的好友，似乎是在2004年我与他一起在台湾参加研讨会时，他在书店发现了拙著并记住了它。他反复来电盛邀，我也不便再推。因此，当这本增补本出版时，首先感谢的就是有顺仁兄。

在这次增补本中，增加了第七章《余音袅袅》和第八章《余秋雨对中国当代散文文体的拓展及其局限》。此外，再在“附录”中加了一份较为详细的余秋雨作品研究资料索引。至于在这几年中有关余秋雨的几场著名论战与官司，本想以专章加以讨论，不过由于担心讨论的公正与客观，因而最后也是以“附录”的形式将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收入书中，是非曲直就交由读者自己去辨析，去判断了。在我个人看来，这部拙著主要着力于文学方面，不想在其他方面牵扯过多的精力与篇幅。

河南文艺出版社的杨莉编辑，对工作锲而不舍的精神令我感动：我的研究生史元明、吴兴宇、万文娴或为拙著收集研究资料，或为拙著打印文稿，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栾梅健

200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