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将我们所熟悉的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丝丝入扣的心理分析，步步紧逼的逻辑推理，华丽、诡异、幽默集于一身，再结合史料，对李世民的描述突破了原有的传统观点和主流看法的束缚，也使我们能看到司马非马非主流的独立见解和反世俗的个性，这也是对传统史学和主流观点的一种颠覆。

前度刘郎今又来。司马非马第三部历史小说《农历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又问世了。这次，他将披露什么历史真相？又将给读者一个什么传奇故事？

谈到玄武门之变，自然会想到李世民，谈到李世民，自然也会想到“贞观之治”；而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李世民就成为了一个明君，因为一个明君不能有任何过失，于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之中也就成为了一个无辜者和受害者，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也是一般中国人的世俗观。

这种传统的史学观，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明君做的事一定都是好事，暴君做的事一定都是坏事，这就是“好人坏人”论。明君因为做的所有事都是好事，于是一生就积攒了如此多的好事，你会觉得一个人一辈子都做好事其实并不难；而暴君做的所有事都是坏事，于是一生就集中做了所有的坏事，你会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做件好事其实也挺难。问题是：一件坏事偏偏是明君所为，这就让史学家伤透脑筋不好解释了，心中不禁暗暗抱怨古人做事太不严谨。

玄武门之变，就事论事本身并不复杂，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常见的争夺皇位的政变，只不过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李世民，做事过于残忍，手段不够光明正大，为了争夺哥哥的太子地位，杀死亲兄弟，逼迫父皇退位，事后还杀害了哥哥和弟弟的全家并纳弟媳为妃，这些所作所为都不符合中国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的做人做事准则。如果以后李世民如商纣王、隋炀帝之流成为暴君，那史学家就容易多了，可以很轻松搞出什么十大罪状，八大恶行，五毒四狠三不仁之类，上天人地，洋洋洒洒，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观李世民其夺位之行可知其日后之所为。

但李世民偏偏说不。李世民聪明过人，又极好名，皇位夺到手了，但担心因玄武门之变落下的恶名，决定用政绩挽回名声，做一个敬业的皇帝，此外还和魏徵来个“楼台会”，君臣默契配合，李世民从此有了“纳谏如流”的好名声，这就是“贞观之治”的由来。

前度刘郎今又来。司马非马第三部历史小说《农历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又问世了。这次，他将披露什么历史真相？又将给读者一个什么传奇故事？

谈到玄武门之变，自然会想到李世民，谈到李世民，自然也会想到“贞观之治”；而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李世民就成为了一个明君，因为一个明君不能有任何过失，于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之中也就成为了一个无辜者和受害者，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也是一般中国人的世俗观。

这种传统的史学观，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明君做的事一定都是好事，暴君做的事一定都是坏事，这就是“好人坏人”论。明君因为做的所有事都是好事，于是一生就积攒了如此多的好事，你会觉得一个人一辈子都做好事其实并不难；而暴君做的所有事都是坏事，于是一生就集中做了所有的坏事，你会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做件好事其实也挺难。问题是：一件坏事偏偏是明君所为，这就让史学家伤透脑筋不好解释了，心中不禁暗暗抱怨古人做事太不严谨。

玄武门之变，就事论事本身并不复杂，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常见的争夺皇位的政变，只不过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李世民，做事过于残忍，手段不够光明正大，为了争夺哥哥的太子地位，杀死亲兄弟，逼迫父皇退位，事后还杀害了哥哥和弟弟的全家并纳弟媳为妃，这些所作所为都不符合中国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的做人做事准则。如果以后李世民如商纣王、隋炀帝之流成为暴君，那史学家就容易多了，可以很轻松搞出什么十大罪状，八大恶行，五毒四狠三不仁之类，上天入地，洋洋洒洒，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观李世民其夺位之行可知其日后之所为。

但李世民偏偏说不。李世民聪明过人，又极好名，皇位夺到手了，但担心因玄武门之变落下的恶名，决定用政绩挽回名声，做一个敬业的皇帝，此外还和魏徵来个“楼台会”，君臣默契配合，李世民从此有了“纳谏如流”的好名声，这就是“贞观之治”的由来。

史学家的难题在于，按照“好人坏人”的理论，必须给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阴谋和手段找出一个可以为世人谅解的理由。于是，就有人编造出李建成欲毒死李世民、李建成夺取李世民兵权、李建成要在玄武门之变前置李世民于死地等等的说法，史学家也就知错而上，纷纷解释说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是为了自保迫不得已而不得不如此的正当防卫。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或稍有智商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皇位继承人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在继位之前发生变故，因为任何变故，即使是最好的结果，也不会比变故前更好，也不会让他的地位有任何提升，而变故的结果略有异数，继承人的地位就会平白无故地多出变数。有风险而无利益，李建成会这么弱智吗？非要在继承人地位没有变化时没事找事地和李世民过不去？假如李建成真是弱智，那他不会防备李世民更没有能力谋害李世民；假如李建成不是弱智，以他的地位和手握的兵权，他有什么必要非在继位之前做这种有风险无利益的事情？

任何事情的发生必定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任何违背逻辑的解释必定不是事情的真相，玄武门之变尽管有多种说法，史学家也做了多种解释，仿佛玄武门之变的背后有多少疑问。其实，真正的疑问并不是玄武门之变，真正的疑问反而是疑问本身，因为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存在疑问，史学家凭什么要提出疑问？

由此可见，很多中国人有时比较情绪化，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扬之可上天，抑之则入地，喜欢全盘感动或全盘愤恨，全凭身体荷尔蒙的释放。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和“文革”时的狂热，为什么我们总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了。本来茫茫人海，为名为利，这也是人之常情，帝王也是人。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这是为利；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则是为名。为了避免玄武门之变所导致的恶名而产生了“贞观之治”，这也是件好事，爱名的皇帝总比不要脸的皇帝好吧！所以，后人大可不必因为探索其动机而贬低“贞观之治”的价值，但是，后人更不能为了掩饰其动机而美化玄武门之变。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本来很简单，人才是复杂的。

现在，电视上播放帝王剧，百家讲坛竟讲帝王学，书店里遍是帝王书，帝王们个个神武，人人英明，所有帝王每天所做的事情是为百姓担忧，仿佛皇帝受了多大委屈，忍受了多大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一种封建意识的泛滥。司马非马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本书中，对中国帝王中的“最佳帝王先生”——李世民，做了别具一格的描述，他用我们所熟悉的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丝丝入扣的心理分析，步步紧逼的逻辑推理，华丽、诡异、幽默集于一身，再结合史料，对李世民的描述突破了原有的传统观点和主流看法的束缚，也使我们能看到司马非马非主流的独立见解和反世俗的个性，这也是对传统史学和主流观点的一种颠覆。这，就是我欣赏这本书的原因。

立马吴山第一峰，一个人就应该有这种卓尔不凡的气概和独立于世的风范，滚滚红尘，人何以堪？所以，人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和独到的见解，才能不被世俗所同化，否则，我们何以面对江湖？

本书的作者将我们所熟悉的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丝丝入扣的心理分析，步步紧逼的逻辑推理，华丽、诡异、幽默集于一身，再结合史料，对李世民的描述突破了原有的传统观点和主流看法的束缚，也使我们能看到司马非马非主流的独立见解和反世俗的个性，这也是对传统史学和主流观点的一种颠覆。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三，天色已经大亮，金星却仍然清晰可见。一阵晨风吹来，立在观象台上的太史令傅奕打了个冷战。是风冷，还是心冷？傅奕没心思琢磨，他疾步走进观象阁，翻开书案上的“天文日志”。傅奕不是顺手翻开日志的，他翻开的那一页上夹着个书签。傅奕把书签拨到一边，书页上显出一行小楷。那是他前日写上去的，写的是：“六月丁巳太白经天”。

古人用干支纪日，那一年的“六月丁巳”，就是六月初一，也就是前日。“太白”，指太白星，也就是金星；“经天”，是古天文学术语，换成一般的说法，就是“昼见”。再说直白些，就是“天亮了还看得见”的意思。

傅奕取笔蘸墨，在这一页的第二行上写下“六月己未太白复经天”这九个字。“六月己未”指“六月初三”，也就是当日，折算成阳历，正是公元626年6月30日。“复”，是“又一次”的意思。

写下这九个字以后，傅奕搁笔捻须，双眉紧锁，陷入沉思。天上的星宿，除去太阳之外，只有月亮昼见不足为奇。太白昼见，不仅是非同寻常，而且是非同小可，更何况是一现而再现！身为史官，傅奕非得向皇上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不可。可这报告应当怎么写呢？根据《汉书·天文志》的记载：太白昼见是有人造反并且成功的预兆。如果隐瞒这一点，能免欺君之罪么？傅奕拿不准。如果点明这一点呢？会被指为妖言惑众么？傅奕也拿不准。欺君，是死罪；妖言惑众，也是死罪。横竖是个死，傅奕能不忧心忡忡么？

“裴寂裴大人来了。”傅奕正犯愁之时，听见司阍在阁外喊了这么一声。

“谁来了？”傅奕失口反问。其实，他并非没听清，只是不敢相信运气居然这么好。

裴寂是什么人？嘿嘿！这人来头可不小。不小到什么程度？简直可以说：没有裴寂就没有大唐。

裴寂出生之时，正值南北朝之末。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门第的时代，门第显赫的家族，称之为望族。南朝门第，王谢并称；北朝望族，崔氏第一。裴氏虽不及崔姓之鼎盛，仍居望族中之上流。裴寂的祖父裴融，出仕北周，位至司木大夫；父亲裴瑜，也在北周任职，死在绛州刺史任上。裴瑜死时裴寂尚少，家道骤然中落，徒剩望族之名，不免穷困之实。三代赤贫，穷得心灰意冷，难得野心勃勃。三代巨富，富得骄奢淫逸，也难得野心勃勃。如裴寂之家境，则恰好是激励野心的温床。据说裴寂自幼就不甘寂寞沉沦，想必正因为此。

裴寂十一岁那年，北周外戚杨坚篡夺皇位，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拥护隋文帝的少不得加官进爵，反对隋文帝的自不免贬窜刑戮。不过，这些事儿本来只限于达官显贵，年少如裴寂，应当是够不着。然而隋文帝登基不久即广为笼络望族，以巩固其新建的政权，年方十四的裴寂居然也以荫授蒲州主簿。所谓“以荫”，就是“凭借仕宦出身”的意思。

主簿在秦汉本是掌握机要之职，至隋朝却已成闲差。裴寂在这闲差上混了六七年，眼见没什么前途可言，遂请托人情，打通关节，终于谋到左亲卫这个职位。左亲卫是京师禁卫军的军职，得赴京师长安上任。裴寂辞别故里，取道西岳华山。华山其实并不当道，裴寂绕道华山，也并非有登高览胜的闲情逸致，只因当时盛传华山脚下的玄武观抽签测字格外灵验。多年偃蹇的裴寂，也想去那道观抽签测字，看看天意究竟如何。

裴寂踏进玄武观之时，正殿之内男女摩肩接踵，拥挤非常。裴寂不想凑这热闹，独自转入后进，穿过一扇月亮门，来到一个清静院落。入门一望，有北屋三间，石阶三级。阶下一株侧柏，双手不能合抱，显然是有年头了。裴寂拾级而上，进到屋里，见正面供着一个老先生的泥塑，塑像前有块木牌，彩漆剥落，满覆尘网。裴寂张口吹去灰尘，看清牌子上写着“河上公”三个小楷，字迹已经相当模糊，显然也是有年头了。河上公是西汉文帝时人，隐居黄河之滨，时人因而称之为河上公。河上公是第一个为《老子》作注解的人，堪称老子学派的首位功臣。玄武观的正殿既然供的是老子，偏殿供河上公，顺理成章之至。不过，河上公并不为不学无术者所知，所以，正殿香火鼎盛，人声喧哗；而这偏殿却冷落凋零，乏人问津。裴寂不是一般人，知道河上公的来历，也读过河上公的《老子注》，不禁发一声叹息。叹息过后，正襟肃立，面对河上公的塑像行三鞠躬之礼。礼毕，缓步退出侧院，又到后园走了一走，歇了一歇，再转回前院，看看游客渐渐少了，这才重新踏进正殿，走到神龛之下，静神屏气，毕恭毕敬地从竹筒里抽出个签来，捏在手上一看，签上写的是个“渊”字。

裴寂略一思量，把竹签交给主持测字的老道。

“敢问这‘渊’字，与在下的前程有何关系？”

老道双目微闭，作思索之状，然后摇头晃脑道：“‘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不知这话，客官可曾听说过否？”  “这话出自《庄子·列御寇》，怎么会没听说过？”裴寂一笑。

“哈哈！客官定是饱学之士。这‘渊’字的奥秘嘛，自己当然琢磨得出，何必还要问老朽？至于足下的前程嘛，不必忧虑，眼前虽然偃蹇，日后必定位极人臣。”

“位极人臣？”裴寂不敢置信，失口反问。

“不错。”

“当真不错？”

“我哄你干什么？”

“那么，日后究竟是什么时候？”

“四十有七，遇渊而起。”遇渊而起？听见老翁吐出这“渊”字，裴寂不免一惊，又急忙追问道：“敢问‘遇渊’两字何所指？”

“遇渊么，就是遇贵人。”

“贵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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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度刘郎今又来。司马非马第三部历史小说《农历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又问世了。这次，他将披露什么历史真相？又将给读者一个什么传奇故事？

谈到玄武门之变，自然会想到李世民，谈到李世民，自然也会想到“贞观之治”；而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李世民就成为了一个明君，因为一个明君不能有任何过失，于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之中也就成为了一个无辜者和受害者，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也是一般中国人的世俗观。

这种传统的史学观，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明君做的事一定都是好事，暴君做的事一定都是坏事，这就是“好人坏人”论。明君因为做的所有事都是好事，于是一生就积攒了如此多的好事，你会觉得一个人一辈子都做好事其实并不难；而暴君做的所有事都是坏事，于是一生就集中做了所有的坏事，你会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做件好事其实也挺难。问题是：一件坏事偏偏是明君所为，这就让史学家伤透脑筋不好解释了，心中不禁暗暗抱怨古人做事太不严谨。

玄武门之变，就事论事本身并不复杂，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常见的争夺皇位的政变，只不过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李世民，做事过于残忍，手段不够光明正大，为了争夺哥哥的太子地位，杀死亲兄弟，逼迫父皇退位，事后还杀害了哥哥和弟弟的全家并纳弟媳为妃，这些所作所为都不符合中国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的做人做事准则。如果以后李世民如商纣王、隋炀帝之流成为暴君，那史学家就容易多了，可以很轻松搞出什么十大罪状，八大恶行，五毒四狠三不仁之类，上天入地，洋洋洒洒，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观李世民其夺位之行可知其日后之所为。

但李世民偏偏说不。李世民聪明过人，又极好名，皇位夺到手了，但担心因玄武门之变落下的恶名，决定用政绩挽回名声，做一个敬业的皇帝，此外还和魏徵来个“楼台会”，君臣默契配合，李世民从此有了“纳谏如流”的好名声，这就是“贞观之治”的由来。

史学家的难题在于，按照“好人坏人”的理论，必须给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阴谋和手段找出一个可以为世人谅解的理由。于是，就有人编造出李建成欲毒死李世民、李建成夺取李世民兵权、李建成要在玄武门之变前置李世民于死地等等的说法，史学家也就知错而上，纷纷解释说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是为了自保迫不得已而不得不如此的正当防卫。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或稍有智商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皇位继承人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在继位之前发生变故，因为任何变故，即使是最好的结果，也不会比变故前更好，也不会让他的地位有任何提升，而变故的结果略有异数，继承人的地位就会平白无故地多出变数。有风险而无利益，李建成会这么弱智吗？非要在继承人地位没有变化时没事找事地和李世民过不去？假如李建成真是弱智，那他不会防备李世民更没有能力谋害李世民；假如李建成不是弱智，以他的地位和手握的兵权，他有什么必要非在继位之前做这种有风险无利益的事情？

任何事情的发生必定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任何违背逻辑的解释必定不是事情的真相，玄武门之变尽管有多种说法，史学家也做了多种解释，仿佛玄武门之变的背后有多少疑问。其实，真正的疑问并不是玄武门之变，真正的疑问反而是疑问本身，因为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存在疑问，史学家凭什么要提出疑问？

由此可见，很多中国人有时比较情绪化，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扬之可上天，抑之则入地，喜欢全盘感动或全盘愤恨，全凭身体荷尔蒙的释放。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和“文革”时的狂热，为什么我们总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了。本来茫茫人海，为名为利，这也是人之常情，帝王也是人。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这是为利；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则是为名。为了避免玄武门之变所导致的恶名而产生了“贞观之治”，这也是件好事，爱名的皇帝总比不要脸的皇帝好吧！所以，后人大可不必因为探索其动机而贬低“贞观之治”的价值，但是，后人更不能为了掩饰其动机而美化玄武门之变。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本来很简单，人才是复杂的。

现在，电视上播放帝王剧，百家讲坛竟讲帝王学，书店里遍是帝王书，帝王们个个神武，人人英明，所有帝王每天所做的事情是为百姓担忧，仿佛皇帝受了多大委屈，忍受了多大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一种封建意识的泛滥。司马非马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本书中，对中国帝王中的“最佳帝王先生”——李世民，做了别具一格的描述，他用我们所熟悉的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丝丝入扣的心理分析，步步紧逼的逻辑推理，华丽、诡异、幽默集于一身，再结合史料，对李世民的描述突破了原有的传统观点和主流看法的束缚，也使我们能看到司马非马非主流的独立见解和反世俗的个性，这也是对传统史学和主流观点的一种颠覆。这，就是我欣赏这本书的原因。

立马吴山第一峰，一个人就应该有这种卓尔不凡的气概和独立于世的风范，滚滚红尘，人何以堪？所以，人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和独到的见解，才能不被世俗所同化，否则，我们何以面对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