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纯真年代》讲述的是具有非凡艺术欣赏力、善于思考的贵族纽兰·阿彻与聪慧、独立不羁的其未婚妻的表姐爱伦相爱，两人的感情终因上流社会道德的规范所不容而流于幻灭。小说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华丽、生动的上流社会全景图，其诙谐幽默的文笔更是对束缚人性的陈旧习俗进行了深刻的嘲讽和谴责。

本书于1921年获普利策小说奖，并被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赛斯搬上银幕。该片1994年荣获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五项提名和最佳服装设计奖以及第51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奖等。

《纯真年代》的主要情节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那是伊迪丝度过童年与青春的地方，她在那儿长大成人，进入社交界，订婚又解除婚约，最后嫁给波士顿的爱德华·华顿，并度过了婚后的最初几年。时隔40年后，作为小说家的她回顾养育过她也束缚过她的那个社会，她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亲切的眷恋，又有清醒的针砭。

作家把那个时代的纽约上流社会比作一个小小的金字塔，它又尖又滑，很难在上面取得立足之地。处在塔顶，真正有贵族血统的只有二三户人家：华盛顿广场的达戈内特祖上是正宗的郡中世家；范德卢顿先生是第一任荷兰总督的嫡孙，他家曾与法国和英国的几家贵族联姻；还有与德格拉斯伯爵联姻的拉宁一家。他们是上流社会的最高阶层，但显然已处于日薄西山的衰败阶段。上流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以明戈特家族、纽兰家族、奇弗斯家族为代表的名门望族，他们的祖辈都是来自英国或荷兰的富商，早年在殖民地发迹，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比如纽兰·阿切尔的一位曾外祖父曾参与过独立宣言的签署，还有一位曾在华盛顿部下任将军。正如阿切尔太太所说的，“纽约从来就是个商业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这些殷实的富商。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是富有却不显贵的人们，他们多数是内战之后崛起的新富，凭借雄厚的财力，通过联姻而跻身上流社会。

作者从亲身经历与熟悉的环境中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将作品题材根置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中。尤其通过博福特命运浮沉这一线索与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主线相互映衬，使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具备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在这个短暂的插曲当中，纽兰·阿彻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尴尬境地。

可恼的是，如此吸引纽约男性世界全部注意力的包厢竟是他的未婚妻就座的那一个，她坐在母亲和舅妈之间。他一时没能认出那位穿着法兰西帝国时代服装的女士，也想象不出她的出现为什么会在俱乐部会员当中引起如此的骚动。接着，他渐渐明白了，心中随即产生了一阵短暂的愤慨之情。的确，谁都没有想到明戈特家的人竟然会来这么一手！

然而他们却这样做了，他们无疑这样做了；因为阿彻身后的窃窃私语使他心中再没有丝毫怀疑：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梅·韦兰的表姐，也就是那位一直被全家称为“可怜的爱伦·奥兰斯卡”的表姐。阿彻知道她一两天前突然从欧洲回来了，甚至还听韦兰小姐(并非不满地)说过，她已经去看过可怜的爱伦了，她就住在老明戈特太太那里。阿彻完全拥护家族的团结；在血统纯洁无瑕的明戈特家族中，他最尊崇的品质之一就是这一家人对几个不肖子弟的坚决支持。这个年轻人并不自私，也并不胸襟狭窄，他很高兴自己未来的妻子没有受到虚伪礼节的限制，能(私下)善待她不幸的表姐；但是，在家族圈子内接待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是一回事，而把她带到公众场所，尤其是歌剧院这样的地方，而且还偏偏是那位年轻姑娘——她与他纽兰·阿彻订婚的消息在几周之内就要宣布——的包厢，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是的，他的感觉与老西勒顿·杰克逊一样：真没想到明戈特家的人竟然会来这么一手！

他当然知道，男人敢做的任何事(在第五大街的范围之内)，老曼森·明戈特太太这位女族长都敢做。他向来崇敬这位身份高贵、势力强大的老夫人。她原先只不过是斯塔腾岛的凯瑟琳·斯派塞，有一位神秘地名誉扫地的父亲——无论是金钱还是地位都难以让人们忘记那件事；然而，她却与富有的明戈特家族的领袖联了姻，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外国人”(一位意大利侯爵和一位英国银行家)，并在中央公园附近无法插足的荒地里建造了一幢用乳白色石头(当时人们都用棕色沙石盖房子，就像午后都穿长礼服一样)砌成的大房子，从而使她的大无畏举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老明戈特太太的两个外籍女儿已经成了一则传奇。她们从不回来看望母亲。这位母亲和许多思想活跃、意志专横的人一样，惯于久坐，身体肥胖，一直泰然自若地留守家中。但那幢乳白色的房子(据说是仿照巴黎贵族的私人旅馆建造的)却作为她在道德方面的勇气的见证矗立在那里；她在里面荣登宝座，坐在独立战争前的家具与路易·拿破仑的杜伊勒里宫(她中年时曾在那里大出风头)的纪念品中间，仿佛住在三十四街以北或是用像门一样敞开的法式窗户代替推拉式窗框不足为奇似的。

大家(包括西勒顿·杰克逊先生)一致认为，老凯瑟琳从未拥有过美貌——在纽约人的眼中，美貌这种天赋乃是所有成功的理由，也可作为某些失败的借口。不友善的人们议论说，与大英帝国的那个与她同名的人一样，她之所以取得成功，靠的是意志力量和冷酷心肠，外加一种傲慢和狂妄的态度，但她在私生活方面的绝对正派多少使这种态度免遭非议。曼森·明戈特先生去世时她只有二十八岁；出于对斯派塞家族的不信任，他生前用一条附加条款“冻结”了自己的财产。但他那位年轻、果敢的遗孀却无所畏惧地走着自己的路，无拘无束地混迹于外国社交界，把两个女儿嫁到天知道何等腐化时髦的圈子里，与公爵、大使举杯共饮，与天主教徒亲密交往，款待歌剧演员，还成了塔格里奥尼夫人的密友。与此同时(正如西勒顿·杰克逊首先宣布的)，关于她的名声却从来没有一句风言风语。杰克逊总是添上一句：这是她与以前那位凯瑟琳的唯一不同之处。

曼森·明戈特太太早已解冻了丈夫的财产，并殷殷实实地活了半个世纪。然而对自己早年困境的记忆使她格外节俭；她虽然在购买服装或添置家具时总是关照要最好的，但却舍不得为餐桌上的瞬间享乐而过多破费。因此，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她的饭菜和阿彻太太家的一样糟糕，她的酒也不能为之增色。亲戚们认为，她在餐桌上的吝啬损害了明戈特家的名誉——它一向是与讲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人们还是不顾那些“拼盘”和无味的香槟，继续到她家来拜访。对于儿子洛弗尔的规劝(他企图雇佣纽约最好的厨师以恢复家族的名誉)，她常常笑着回答说：“既然我已经把姑娘们都嫁出去了，我又不能吃带酱油的东西，那么一家子雇两个好厨师有什么用？”

纽兰·阿彻一边沉思着这些事情，一边再次把目光转向了明戈特包厢。他看到韦兰太太和她的嫂子正在以老凯瑟琳向族人反复灌输的那种明戈特式泰然自若的神情面对那半圈批评者，只有梅·韦兰面色绯红(也许由于知道他在看她)，流露出事态严峻的意味。至于引起骚动的那一位，她优雅地坐在包厢角落里，两眼凝视着舞台：由于身体前倾，她露出的肩膀和胸部比纽约人惯常看到的稍稍多了一点儿——至少他们不习惯于在那些有理由希望自己不引人注目的女士身上看到这样的情况。

在纽兰·阿彻看来，很少有什么事情比与“品味”相悖更可怕了。“品味”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神韵，“礼节”只是它的可见代表物和代理者。奥兰斯卡夫人那苍白而严肃的面孔，按照他的想象是适合于这种场合以及她的不幸处境的，但她的衣服(没有衣领)从瘦削的肩头一直倾斜下去的样式却令他震惊和不安。他不愿想象梅·韦兰会受到一位如此不顾及品味要求的年轻女性的影响。

“究竟——”他听到身后一个年轻人开口说(在梅菲斯特和玛莎的几场戏演出期间，每个人都在谈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噢——她离开了他；谁都不想否认这一点。”

“他是个可怕的畜生，不是吗？”年轻的询问者接着说。他是索利家族中的一个直率的人，显然准备加入那位女士的护花使者之列。

“是个糟糕透顶的家伙。我在尼斯见过他，”劳伦斯·莱弗茨以权威的口气说，“那个家伙老是喝得烂醉，脸色苍白，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他的脑袋倒是很漂亮，就是眼睫毛太多。噢，我来告诉你他那德性：他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就是去收集瓷器。据我所知，他在这两方面都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这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那位年轻的护花使者说：“唔，后来呢——？”

“唔，后来，她突然跟他的秘书一起跑掉了。”

“噢，是这样，”护花使者的脸沉了下来。

“不过这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听说几个月以后她独自住在威尼斯。我相信洛弗尔·明戈特出国去找她了。他曾说她非常不快活。那倒没什么——可是在歌剧院里这般炫耀她，就是另一回事了。”

“也许，”那位小索利冒险地说，“她太不快活了，不愿意独守空房。”

这句话引起了一阵无礼的笑声，年轻人满脸通红，竭力装出自己想巧妙地使用聪明人所谓的“双关语”的样子。

“唔——不管怎么说，把韦兰小姐带来总是令人费解的。”有人小声说，一面斜视了阿彻一眼。

“噢，这可是战役的一部分呀，肯定是老祖宗的命令，”莱弗茨大笑着说，“老夫人做事总要做得十分彻底。”P13-17